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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是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21个年头，人们回首20多年历史风云，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现实，曾被诅咒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曾被赞颂的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水平却依然十分落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历史和现实都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强烈呼唤：重新确定正确道路，集中精力加快发展生产力，带领中国人民尽快结束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局面。
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的愿望，终于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完成了这一使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历史转折的条件趋于成熟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结束后，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尽快地结束徘徊局面，迈出新的前进步伐，使党和国家的历史来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实现中华民族的新的崛起和腾飞。而实现这一转折的关键，一是在于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一是在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及时看到了实现这一转折的必要和关键所在，并为这一转折的实现进行了一系列努力。
邓小平在回忆这一历史过程时曾谈到：“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工作务虚会上，李先念作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在总结建国28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不同寻常地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思想主张。关于改革，李先念提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无论中央各部门或是地方各级领导机关，都必须认真注意发挥工农业企业的积极性，一定要给予各个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
关于对外开放，李先念讲到，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如此明确、大胆的思想主张，说明新的方针政策已经在当时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开始酝酿。这篇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奠定了基础。
新时期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思想路线？
11月27日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时，胡乔木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已经不是一般理论问题。总结“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用什么标准来判定路线、理论、思想的是非？怎样引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来？是非不清，又怎么能落实党的政策？万里在发言时指出，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在讨论中大家进一步摆脱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束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普遍地感到了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根据大家讨论的情况，高度评价了开展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鉴于历史教训，不少同志在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时，都痛感到应当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状况，把经济建设作为今后的中心任务，以确保工作重点转移的实现。
有人发言指出：工作重点转移，这是一个非常英明和有远见的决策。这一决策是战略性的，是针对一个历史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而提出来的。今后我们要重点搞好现代化建设。
有人指出：除非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它的中心。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不可能在本世纪内完成。
上述意见实际上已经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被明确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
改革开放的呼声
为了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开阔大家的思路和眼界，会议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参考材料，与会同志认真研究了这些材料，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鼓舞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张。
有的同志提出，可以向外国借款，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合办工厂。我们赚外国资本家的钱，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不行？
有人提出，用行政的办法管理企业，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吃大锅饭，不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也提不高办事效率，严重阻碍我们经济的发展，必须下决心改革。
有人提出，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方面，要采取各种方式，能合资的就合资，能和外国合作生产的就合作生产，能买专利就买专利，能请专家就请专家。
有人建议：从福建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地区特点和有利条件，利用侨乡这一特殊条件，大量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放手大搞出口贸易，通过外贸和轻工业积累资金，然后搞基础工业，搞农业机械化，以轻养重，以重促农，从而为发展福建经济闯出一条路子来。 有人提出，要改进管理体制，减少层次，简化手续，扩大企业权力，以便调动各级企业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意见，三中全会作出了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改革，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决策。这些决策在三中全会后逐渐明确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酝酿调整方针
会议在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不少人清醒地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冷静地分析了比例失调的危害，初步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意见。这实际上也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在经济工作中的贯彻，是对长期以来主导经济战线的急于求成的“左”倾顽症纠正的开始。
讨论中不少人提出：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四个失调：（1）工业与农业失调，工业品普遍积压，农业落后，农民购买力低。（2）“骨头”与“肉”失调，多年来我们主张先生产后生活，这在计划安排上是不行的。（3）工业内部不平衡。主要是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工业与加工业的矛盾。（4）行业内部失调。石油、冶金、电力等工业部门都存在这方面问题。
三中全会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全会公报中指出：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在此基础上，会后不久，党中央就正式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
痛定思痛，加强党的建设
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破坏，为此，必须从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入手，加强党的建设。三中全会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和措施。主要有：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加强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少宣传个人，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等等。对于大家提出的其它建议，党中央也在三中全会以后陆续予以采纳。这表明，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风党纪，党规党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逐步得到恢复和加强。
呼唤法治，保障民主
如何加强法制呢？叶剑英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的作用。他说，人大常委会要立即着手研究、修改、制订民法、诉讼法、刑法、婚姻法和各种经济法，等等，尽快完善法制。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中全会根据大家的意见，专门做出了加强法制的决定。全会公报提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这一决定，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始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永远坚持毛泽东思想
三中全会所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和决策，都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体现了对毛泽东本人功过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三中全会作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提出的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的思想，体现了党的八大关于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方针。同时，也纠正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解决了我们党从1957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拔乱反正。
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一系列有关平反冤假错案，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决定，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纠正。纠正这些错误，正是遵循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表现。
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思想。这正是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风和思想路线。这也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中全会后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现实的国内外客观实际出发，制定了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这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全会还在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功过，并抑制了社会上正在出现的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
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中也特别强调了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
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大家的拥护，据此全会着重提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三中全会的重要特点之一。
12月13日，会议闭幕。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在会上讲话。
华国锋在讲话中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叶剑英着重讲了领导班子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问题。
邓小平主要讲了4个问题：（1）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民主是解决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3）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4）要及时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当前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要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革。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集中体现了会议讨论中的正确意见，提出并回答了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战略决策，即：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认为，这个战略决策，体现了历史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心愿，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在邓小平、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因势利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这次会议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转折点。
（1999年第8期）
历史和现实都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强烈呼唤：重新确定正确道路，集中精力加快发展生产力，带领中国人民尽快结束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局面。
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的愿望，终于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完成了这一使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历史转折的条件趋于成熟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结束后，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尽快地结束徘徊局面，迈出新的前进步伐，使党和国家的历史来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实现中华民族的新的崛起和腾飞。而实现这一转折的关键，一是在于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一是在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及时看到了实现这一转折的必要和关键所在，并为这一转折的实现进行了一系列努力。
邓小平在回忆这一历史过程时曾谈到：“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工作务虚会上，李先念作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在总结建国28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不同寻常地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思想主张。关于改革，李先念提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无论中央各部门或是地方各级领导机关，都必须认真注意发挥工农业企业的积极性，一定要给予各个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
关于对外开放，李先念讲到，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如此明确、大胆的思想主张，说明新的方针政策已经在当时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开始酝酿。这篇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奠定了基础。
新时期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思想路线？
11月27日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时，胡乔木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已经不是一般理论问题。总结“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用什么标准来判定路线、理论、思想的是非？怎样引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来？是非不清，又怎么能落实党的政策？万里在发言时指出，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在讨论中大家进一步摆脱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束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普遍地感到了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根据大家讨论的情况，高度评价了开展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鉴于历史教训，不少同志在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时，都痛感到应当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状况，把经济建设作为今后的中心任务，以确保工作重点转移的实现。
有人发言指出：工作重点转移，这是一个非常英明和有远见的决策。这一决策是战略性的，是针对一个历史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而提出来的。今后我们要重点搞好现代化建设。
有人指出：除非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它的中心。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不可能在本世纪内完成。
上述意见实际上已经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被明确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
改革开放的呼声
为了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开阔大家的思路和眼界，会议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参考材料，与会同志认真研究了这些材料，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鼓舞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张。
有的同志提出，可以向外国借款，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合办工厂。我们赚外国资本家的钱，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不行？
有人提出，用行政的办法管理企业，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吃大锅饭，不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也提不高办事效率，严重阻碍我们经济的发展，必须下决心改革。
有人提出，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方面，要采取各种方式，能合资的就合资，能和外国合作生产的就合作生产，能买专利就买专利，能请专家就请专家。
有人建议：从福建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地区特点和有利条件，利用侨乡这一特殊条件，大量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放手大搞出口贸易，通过外贸和轻工业积累资金，然后搞基础工业，搞农业机械化，以轻养重，以重促农，从而为发展福建经济闯出一条路子来。 有人提出，要改进管理体制，减少层次，简化手续，扩大企业权力，以便调动各级企业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意见，三中全会作出了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改革，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决策。这些决策在三中全会后逐渐明确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酝酿调整方针
会议在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不少人清醒地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冷静地分析了比例失调的危害，初步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意见。这实际上也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在经济工作中的贯彻，是对长期以来主导经济战线的急于求成的“左”倾顽症纠正的开始。
讨论中不少人提出：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四个失调：（1）工业与农业失调，工业品普遍积压，农业落后，农民购买力低。（2）“骨头”与“肉”失调，多年来我们主张先生产后生活，这在计划安排上是不行的。（3）工业内部不平衡。主要是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工业与加工业的矛盾。（4）行业内部失调。石油、冶金、电力等工业部门都存在这方面问题。
三中全会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全会公报中指出：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在此基础上，会后不久，党中央就正式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
痛定思痛，加强党的建设
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破坏，为此，必须从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入手，加强党的建设。三中全会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和措施。主要有：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加强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少宣传个人，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等等。对于大家提出的其它建议，党中央也在三中全会以后陆续予以采纳。这表明，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风党纪，党规党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逐步得到恢复和加强。
呼唤法治，保障民主
如何加强法制呢？叶剑英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的作用。他说，人大常委会要立即着手研究、修改、制订民法、诉讼法、刑法、婚姻法和各种经济法，等等，尽快完善法制。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中全会根据大家的意见，专门做出了加强法制的决定。全会公报提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这一决定，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始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永远坚持毛泽东思想
三中全会所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和决策，都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体现了对毛泽东本人功过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三中全会作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提出的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的思想，体现了党的八大关于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方针。同时，也纠正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解决了我们党从1957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拔乱反正。
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一系列有关平反冤假错案，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决定，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纠正。纠正这些错误，正是遵循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表现。
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思想。这正是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风和思想路线。这也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中全会后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现实的国内外客观实际出发，制定了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这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全会还在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功过，并抑制了社会上正在出现的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
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中也特别强调了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
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大家的拥护，据此全会着重提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三中全会的重要特点之一。
12月13日，会议闭幕。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在会上讲话。
华国锋在讲话中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叶剑英着重讲了领导班子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问题。
邓小平主要讲了4个问题：（1）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民主是解决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3）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4）要及时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当前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要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革。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集中体现了会议讨论中的正确意见，提出并回答了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战略决策，即：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认为，这个战略决策，体现了历史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心愿，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在邓小平、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因势利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这次会议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转折点。
（199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