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兵临南京城下，国民政府宣布以重庆为战时陪都，准备长期抗战，时在1937年11月20日。战争打到1943年9月25日，胜利已日渐临近，很多人已开始憧憬战后的生活，思考战后的国家命运。这一天，当时重庆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发表一篇社评，题为《战后国都定在北方》：
　　“中国是大陆国家，同时也是海洋国家，应该海陆兼顾。……我们的外患，可能由海上来，更可能由大陆上来。怀想战后的国际关系，我们的主要外交对手是美英苏日四国。……我们战后的外交，是从海上接受英美的资本与技术，在大陆上与苏联合作，以防日本的再起。由关系国家安危的国防观点上看，我们战后军事外交的重心是在北方大陆上，所以我们的首都应该建在北方，才能够策应周全。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事实，建都北方的享国较久，建都南方的享国就较短，其中实在有一个大道理。因为南方较富，政府设在财富之区，其施政标准就较奢丽，派粮课税比较繁重，国家艰难，民生疾苦，皆不甚感觉真切，就会出乱子。反之，政府若设在北方较贫之区，其施政标准就较朴实，就比较知道艰难辛苦，而政简民洽，就自然国祚绵长。”
　　文章提出，假如抗战的胜利是完整无缺的，收复了东北，恢复了朝鲜的主权，那就应该建都北平。假如胜利打了折扣，东北还没有收复，我们可以建都西安。
　　
　　对于战后建都北方的主张，在此后《大公报》上陆续有呼应，比如1944年1月2日，翁文灏在发表的“星期论文”《建都济南议》，翁为有名的地质学家，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1月23日，又有地理学家洪绂的“星期论文”《从地略论建都》，“从地略观点，北平最适于做战后统一中国的永久首都。”
　　此时，主持《大公报》笔政长达15年的张季鸾先生已经病故，接替他的是王芸生，王的故乡在天津郊区，他对北方怀有更深的感情，但他提出迁都之策显然不是从私人感情出发，而是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利益。早在1935年9月16日，华北危急之际，他在天津就写过一篇 《到北方来！》，这是他读王船山明末清初写的《宋论》，引起的一番感想，认为首都的位置要靠近边防，最好就是把首都放在边防线上，明成祖迁都到北京，修长城，以首都当要塞，以天子守边疆，所以明代二百多年蒙古没有成为大患。清朝继续以北京为都，北收蒙古，西掌天山，疆域的辽阔，超过了以往列朝。他感叹“这都是首都置在边防线上的成绩”。民国以来，东北一向都是半独立的状态，但直到张作霖离世，东北都没有大变故，虽冒亲日之名，却未损失大权利。等到北伐之后，首都南迁，1929年东北发生中俄冲突，1930年“九一八”张学良通电入关，一年后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这是个重大的教训，他因此大胆地假设，如果没有迁都到南京，便不会有“九一八”事变，更不会有4年来国不成国的劫运。“中国的边疆半部临海，大陆上就是东北与西北，首都在北平，适当边疆的要领。从外交上看，日俄是主要的邻国，头脑摆在北平，耳目自然聪明些。”他认为，在这个理由上，国民党定都南京真是极大的遗憾。所以，他呼吁：“我们应该把首都迁回北平，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华北撒手。这样使全世界知道国民政府还要华北的决心。没有了华北，也就没有了国民政府，这是我们最后的边疆，无论如何，绝不撒手！”
　　从1935年到1943年，他几次发出建都北方的声音，国民党当政者都没有理会。盼望已久的胜利终于来临后，他们作出了还都南京的决定。1946年5月5日成为国民政府还都的日子，也许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这里，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不足三年的时光。如果预先知道这个结果，决策者会不会考虑移都北方的主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