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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建馆一百一十周年。回望百余年来，公私藏书作为学术公器，对中国图书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泯。新时代以来，多种形式的图书馆层出不穷，对我国倡导全民阅读、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助力匪浅，书香中国建设将更加芬芳馥郁。
中国是举世公认的文明古国，以文化典籍丰赡浩瀚驰誉世界。早在公元前十三世纪的殷商时代，王室已设专职史官负责整理和保存甲骨卜辞，这是图书馆的雏形。周、秦时代是古代图书事业的创始阶段，周朝承夏、殷二代，设置国家图书机构和职官，是为官府藏书之始。藏书处有天府、盟府、策府、周府、藏室等称呼，按《周礼》规定，由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女史分工负责收藏图书。此外，设柱下史，据《史记》记载，学问渊博的老子就作过周朝的守藏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博览天下典籍，写下千古不朽的《道德经》。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孔子根据群书删定“六经”，是中国图书馆史上第一次对图书进行整理，对文化传播居功至伟。秦代藏书处有明堂、石室、金匮、周室四处。吕不韦利用藏书，召集门客撰成《吕氏春秋》。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焚书坑儒，大量图籍毁于秦火，成为中国图书史上的一次大灾难。两汉是中国古代图书第一次大集合时期，是古代图书事业的兴起阶段。西汉时，先后三次搜集图书，建立典藏制度。国家图书馆有六处，即“外则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内、秘之府”，宫廷有石渠、天禄、麒麟三阁。东汉时，有辟雅、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六处国家藏书处，桓帝时设秘书监专司管理。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负责整理国家图书，分别撰成我国最早的两部综合性群书目录——《别录》和《七略》，奠定了中国目录学的基础，对后世学术影响至深且巨。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阶段，是中国古代图书第二次大集合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隋朝统一全国以后，在东都洛阳观文殿、西京长安嘉则殿设立藏书处。时牛弘为秘书监，他上书朝廷《请开献书之路表》，请求明诏征集天下遗书，搜访异本，多有赏赉，于是民间藏书络绎纷出，史称“隋家藏书富于古今”。唐代图书馆得到迅速发展，秘书省“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人选为德、学双粹之士。另有崇文馆、弘文馆作为藏书处。开元年间，把丽正殿改成丽正修书院，集贤院改成集贤修书院，成为国家收书、藏书、抄书的常设机构。唐初修《隋书·经籍志》，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成为后世沿袭的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宋代承五代乱离，图籍文献荡析坠散，宋室推行右文崇儒的国策，裒集散佚之书，校勘整理，群书渐备。北宋初沿五代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的三馆建置，又别建秘阁，称之为四馆，掌管秘阁图籍的整理、校勘，并负责内府藏书的典藏整理，又总于崇文院，设秘书省，主持国家图书事业。此外，还有太清楼、玉宸殿、四门殿和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六阁作为藏书处所。欧阳修等奉敕纂修的国家目录为《崇文总目》，今佚。宋初遭逢图书由写本向印本全面转化的时代，图书编纂、印制空前发展，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的编纂，成为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的盛举，嘉惠后世。元代建立秘书监掌管图书，下设兴文署专司雕印文书。又有奎章阁，负责编撰、翻译、校勘、出版图书。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图书第三次大集合时期，是图书事业的全盛阶段。国家藏书贮于文渊阁。裁撤秘书监，文渊阁藏书改由翰林院典藏管理，取消独立的国家藏书机构，形成明、清时期有内府藏书而无国家藏书的局面。永乐年间修纂的《永乐大典》是中国最大的类书，被世界公认为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正统年间编修的《文渊阁书目》在明代官书书目中最为著名。清代国家藏书分贮翰林院与国子监等处，绝大部分图书藏于宫廷之内，因称内府藏书。内府藏书分藏多处，如武英殿、懋勤殿、养心殿、紫光阁、南书房、皇史宬、内阁等处，各有侧重。乾隆年间广征民间藏书，寓禁于征，编纂《四库全书》，手抄七部，分别庋藏南、北七阁。官修书目中，以《四库全书总目》和《天禄琳琅书目》正、续编享有盛名。数千年历史的官府藏书大略如是。
私人藏书几乎与官府藏书相辅而行，从春秋战国时期发轫，代有名家。从汉代至唐五代，书籍是以手抄传写的写本时期，私人藏书缓慢兴起。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术的应用与推广加速了图书的出版与传播。特别是宋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迎来了中国古代图书出版的黄金时代，私人藏书因之大兴。明、清两代，私人藏书进入鼎盛时期。藏书大家先后崛起，著名藏书楼享誉南北。明代范氏天一阁、祁氏澹生堂、毛氏汲古阁为后世所称，名重当时。清代私人藏书家更是纷然竞出，指不胜屈，如钱谦益绛云楼、朱彝尊曝书亭、吴骞拜经楼、鲍廷博知不足斋、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书舍、袁芳瑛卧雪庐、孙衣言玉海堂……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与设置，私人藏书与官府藏书相辅相成，承担了公共图书馆的部分职能，共同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发展，功不可没。官府藏书深藏秘阁，仅供极少数权贵独享阅览，不对社会开放，因而大大削弱了藏书致用的功能。而私人藏书也因其私产的保守型、封闭性、聚散无常，难以世代守护。清末四大藏书楼陆氏皕宋楼、丁氏八千卷楼、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相继沦散，预示了旧式藏书楼历劫难逃的宿命。在近代私人藏书楼中，也有受欧风东渐影响，开公共图书馆先河者。光绪二十六年（1900），徐树兰在浙江绍兴创办的古越藏书楼往往被推为先驱。实际上，光绪七年（1881），满族人国英在北京家塾内建立的藏书楼“共读楼”为时更早，藏书以实用为主，编有《共读楼书目》和《共读楼条约》，供贫寒人士读书，成为最早一家向公众开放的私人图书馆。清末，奉命出国考察的官员，在欧美参观访问了多国图书馆以后深受浸染，认识到图书馆是社会的公器，对推动全民文化教育作用深远，因而积极呼吁，倡建图书馆。建设公共图书馆成为时代跫音，一个全新的时代行将到来。
清末，內忧外患交迫，清政府被迫实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缓和社会矛盾，康有为在《上清帝大开便殿，广陈图书书》中，奏请搜罗图书，培育人才。梁启超在《时务报》撰文介绍西方培养人才时说：“泰西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兴学校，曰新文馆，曰书籍馆。”罗振玉在《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中提议：“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划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这些有识之士的呼吁，得到封疆大吏张之洞、刘坤一的赞同，二人三次联名上疏，史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兴建图书馆成为朝野共识。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批准兴建京师图书馆，任命缪荃孙为监督，徐坊为副监督。最初设馆于京城什刹海东南隅的广化寺，是为北京图书馆前身。经多方罗致，京师图书馆初建时入藏图书仍不到十万册。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教育部接管京师图书馆。1912年8月27日，中国第一所国立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开馆并正式接待读者，实现了从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公共图书馆的重大转变。为充实馆藏，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兼教育部佥事的鲁迅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与演艺等事项，他为图书馆的建设发展不遗余力，以教育部名义咨调各省官书局所刻之书入藏馆内，征集各省区最新刊印的志书，征求各种碣石刻拓本。1913年，一部铜活字版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被调拨给京师图书馆。1916年，经内务部批准，国内凡立案出版的出版物均需分送一份入藏京师图书馆，标志着京师图书馆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重要职能。 1914年，因广化寺地近什刹海，湫隘潮湿，不利于储书，京师图书馆暂移安定门内国子监。1915年，改以国子监南学旧址为京师图书馆。1917年重新开馆，初具近代图书馆规模。北洋政府统治期间战乱频发，民生凋敝，京师图书馆经费短绌。1925年，利用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之机，成立中华图书协会，梁启超被推举为主席。6月2日，决定拨款发展永久性的图书馆事业。10月23日，与教育部签约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首次被冠以“国立”二字。梁启超、李四光被聘任为正、副馆长。
1928年，北伐告成，全国统一。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另设中央图书馆于南京。国立京师图书馆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址迁往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西岸修建国立北平图书馆，于7月1日正式开馆。新馆由美国人莫律兰设计并担任建筑师，占地七十六亩，建筑华美庄重，环境幽静，设施先进，是当时远东最现代化的图书馆。因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被迁入新馆庋藏，馆前街因此得名文津街。至此，国家图书馆终于结束了二十余年的迁徙无常，有了固定馆址。此后，日本侵华，国立北平图书馆饱经磨难，惨淡经营，勉强维持，藏书仅存一百四十万册。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立北平图书馆迎来新生，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58年，馆藏已达五百六十余万册。人们对社会公众文化需求日增，文津街北京图书馆虽几经扩建仍不敷使用。197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建立国家图书馆新馆。1983年，在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开始动工兴修;1987年10月6日建成并开馆。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藏书达二千七百万册（件）。2004年，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动工兴建;2008年9月9日，国家图书馆二期暨国家数字图书馆开馆。至此，国家图书馆馆舍面积增至二十五万平方米，位列世界第三。多种高新科技被广泛应用，服务于读者。“苟日新，日日新”，经历百余年沧桑巨变，国家图书馆在全民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图书馆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书香中国、全民阅读等活动的倡导下，书香社会正在形成，阅读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最近十余年来，为适应高新科技的日益进步，数字化阅读方式发展迅速，如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等，“纸电一起读”已成为阅读新趋势。为适应时代需要，以新理念、新思维创办的公私图书馆、书店风生水起，纷纷亮相，令人目不胜瞬。大致而言，有公营与民办、公益与付费阅读等不同形式。
如2018年，北京京西最大的旧货市场关闭后，改建成良阅书房。书房秉承“开放”和“共享”的设计和运营理念，配送六千册图书免费借阅，还可以通过“云借阅”免费下载电子书刊资源。这里现代化的长条书桌、阶梯座椅为读者提供了舒适的阅读空间，作为城市书房，吸引了大量读者前来享受便捷优质的文化服务和精致丰富的阅读体验。民国时期著名报人林白水的故居在骡马市大街，两进三百六十五平方米的四合院被改造升级，焕然一新，变身为社区图书馆，藏书一万五千册，全新采购的五千余册新书同步上架;院内划分为活动区、阅读区、儿童区等不同区域，可同时满足百人阅读，实现了阅读空间、文物古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种功能的有机结合，每年还可以举办一百六十场讲座、读诗会、书画笔会、吟唱会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2015年，中国书店成功打造服务全民阅读的雁翅楼二十四小时古籍书店;2017年，在西皇城根南街再添公益阅读书店，作为社区文化服务体验店，体现了中国书店从“为读者服务”到“为读书人服务”的经营理念的转变。这种销售与阅读有机融合的特色公益阅读空间，能为读者提供集阅读、休闲、活动、线上体验于一身的一站式服务。在雷锋的故乡湖南望城，如今有一座金炼书舍，是由焦广个人创办的，藏书四万册，周边乡亲可随时到此借阅。其中有湘籍名家钟叔河、朱正两位先生的专著收藏和《书屋》杂志专题收藏，流溢出翰香墨馥的“湖湘味道”，可谓独具特色。在焦广的带领和影响下，望城已有三四家民办公益图书馆，“书香望城读书会”已吸纳百余名会员，书香飘逸满望城。这类事例尚多，恕难备举。
城市如此，乡村也形势喜人。近年来，不少乡村开办了图书馆或村民书屋，把文化的种子播撒到最基层。如河北省赞皇县曲江村的“赵良弼图书馆”、山东省沂南县湖头镇曹家小河村的“小河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史店乡巷湾村的“成林文体大院”、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城郊新堡镇盖湾村的“红枸杞图书室”、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东兰镇委荣村那尧屯的“健将图书馆”、湖南省冷水江市渣渡镇利民村的“农民图书馆”、山西省晋中地区左权县麻田镇上麻田村的“心连心家庭图书馆”，这些乡村图书馆是改革开放以后自发办起来的，它们不仅能够传播知识与信息，还承担了重建乡村文化的功能。
将名人藏书入藏其故居向社会开放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2017年，钱锺书的堂侄女钱静汝把钱锺书、杨绛夫妇收藏的英文版《水边吉普赛人》、法文版《诺迪埃短篇奇幻故事》捐献给江苏省无锡市钱锺书故居，充实了钱氏故居的馆藏，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风采。
以一己之力开办的私人图书馆凭其珍稀性的收藏受到有特殊需求的读者青睐。馆中庋藏的地方志、档案资料、家谱等图籍成为公共图书馆的补充。因馆舍租金、管理费用等因素，这些私人图书馆多采用购卡借阅的方式接待读者。
2014年4月23日，京城首家与正阳书局合作建设的特色阅读空间——“砖读空间”在砖塔胡同万松老人塔下诞生，它是发挥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播价值，引入社会力量运营的一次有益探索。“砖读空间”以收集北京历史文化典籍为主，购藏并举，突出北京地方文献特色，内设微型展室、京味书房，藏书近四万册，结合藏书特点，还组织胡同文化展览和京味文化讲座等，成为老北京文化传播交流的基地。此后，西城区不断总结“互联网 新型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可复制模式，陆续建成以园艺绿植为主题的白云驿站阅读空间，其坐落于护城河畔，绿水环绕、碧波荡漾、景色宜人，自2015年4月开业以来，开展特色活动书香换花香，赢得读者喜爱;以戏剧文化为主题的繁星戏剧村play书吧设在繁星戏剧村内，营造了戏剧沙龙的文化氛围;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专题的皮影酒店阅读空间，作为酒店特色为客户带来不同的文化感受……这些各具特色的阅读空间不仅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有力补充，更成为城市文化建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北京红楼电影院是一座具有七十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影院。2012年，因为建筑破损老旧停止运营。2014年，为盘活闲置的文化资产，延展城市的文化记忆，西城区开始谋划对红楼影院进行改造提升，由政府提供公共空间，委托社会机构运营，让沉睡于民间的个人藏书重新进入社会流通，激活藏书背后隐藏的人文价值，重新焕发文化活力。
2018年4月23日，全国首创特色阅读空间——红楼公共藏书楼亮相北京西四，集私人藏书楼、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之所长，开启了以“众藏、共阅、分享”为核心理念的阅读推广新模式。“众藏”是指藏书来源于社会公众，包括知名专家学者的藏书，作者本人的著述及藏书，机构精品藏书，个人有价值藏书等，集众家之长;“共阅”是指无门槛阅读，藏书楼面向社会开放，大众可以无偿阅读;“分享”是指图书的藏家、作者通过读者阅读来共同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思想感悟，探寻名家的思想足迹，与学者名家进行跨越历史的对话，为藏家、读者及社会公众提供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藏书楼通过政府提供免费的空间资源，调动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各方专业力量，引进社会化的机构运营，吸引社会组织和公众以托管、捐赠、合作的方式来入藏，从而为入藏者和读者提供全新的阅读服务体验。红楼公共藏书楼设有主体藏书区、休闲阅读区、学术研究区，除收藏知名专家、学者的精选藏书和手稿供读者借阅之外，还可开展读书会、讲座、研讨、报告、新书发布、阅读沙龙等阅读推广活动，并为学术研究提供创作出版等个性化服务。同时，还设计了口述史采制工作室，可面向入藏者和社会公众提供个人口述录制和定制化服务。藏书楼为读者提供多元化服务，读者可以从众多藏品中一窥名家读书门径，与热心公益的书香世家对话交流，甚至可以一览诸多专业领域的顶级收藏，开展个性化研究。自2018年7月试运营以来，红楼公共藏书楼已入藏文物专家单士元、建筑考古學家杨鸿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小伟等名家学者的藏书、手稿、书札、图录及相关资料;北京出版集团、民族宫图书馆、正阳书局等机构提供藏书共计八万余册，接待读者四点二万人次，组织“红楼讲堂”公益讲座、“红楼研学社”活动、新书发布会、作者分享会等阅读推广活动一百零二场，成为私人藏书资源进入公共文化领域，实现私藏公用的成功典范，也成为新型文化发展的地标。
一
中国是举世公认的文明古国，以文化典籍丰赡浩瀚驰誉世界。早在公元前十三世纪的殷商时代，王室已设专职史官负责整理和保存甲骨卜辞，这是图书馆的雏形。周、秦时代是古代图书事业的创始阶段，周朝承夏、殷二代，设置国家图书机构和职官，是为官府藏书之始。藏书处有天府、盟府、策府、周府、藏室等称呼，按《周礼》规定，由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女史分工负责收藏图书。此外，设柱下史，据《史记》记载，学问渊博的老子就作过周朝的守藏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博览天下典籍，写下千古不朽的《道德经》。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孔子根据群书删定“六经”，是中国图书馆史上第一次对图书进行整理，对文化传播居功至伟。秦代藏书处有明堂、石室、金匮、周室四处。吕不韦利用藏书，召集门客撰成《吕氏春秋》。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焚书坑儒，大量图籍毁于秦火，成为中国图书史上的一次大灾难。两汉是中国古代图书第一次大集合时期，是古代图书事业的兴起阶段。西汉时，先后三次搜集图书，建立典藏制度。国家图书馆有六处，即“外则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内、秘之府”，宫廷有石渠、天禄、麒麟三阁。东汉时，有辟雅、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六处国家藏书处，桓帝时设秘书监专司管理。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负责整理国家图书，分别撰成我国最早的两部综合性群书目录——《别录》和《七略》，奠定了中国目录学的基础，对后世学术影响至深且巨。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阶段，是中国古代图书第二次大集合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隋朝统一全国以后，在东都洛阳观文殿、西京长安嘉则殿设立藏书处。时牛弘为秘书监，他上书朝廷《请开献书之路表》，请求明诏征集天下遗书，搜访异本，多有赏赉，于是民间藏书络绎纷出，史称“隋家藏书富于古今”。唐代图书馆得到迅速发展，秘书省“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人选为德、学双粹之士。另有崇文馆、弘文馆作为藏书处。开元年间，把丽正殿改成丽正修书院，集贤院改成集贤修书院，成为国家收书、藏书、抄书的常设机构。唐初修《隋书·经籍志》，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成为后世沿袭的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宋代承五代乱离，图籍文献荡析坠散，宋室推行右文崇儒的国策，裒集散佚之书，校勘整理，群书渐备。北宋初沿五代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的三馆建置，又别建秘阁，称之为四馆，掌管秘阁图籍的整理、校勘，并负责内府藏书的典藏整理，又总于崇文院，设秘书省，主持国家图书事业。此外，还有太清楼、玉宸殿、四门殿和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六阁作为藏书处所。欧阳修等奉敕纂修的国家目录为《崇文总目》，今佚。宋初遭逢图书由写本向印本全面转化的时代，图书编纂、印制空前发展，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的编纂，成为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的盛举，嘉惠后世。元代建立秘书监掌管图书，下设兴文署专司雕印文书。又有奎章阁，负责编撰、翻译、校勘、出版图书。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图书第三次大集合时期，是图书事业的全盛阶段。国家藏书贮于文渊阁。裁撤秘书监，文渊阁藏书改由翰林院典藏管理，取消独立的国家藏书机构，形成明、清时期有内府藏书而无国家藏书的局面。永乐年间修纂的《永乐大典》是中国最大的类书，被世界公认为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正统年间编修的《文渊阁书目》在明代官书书目中最为著名。清代国家藏书分贮翰林院与国子监等处，绝大部分图书藏于宫廷之内，因称内府藏书。内府藏书分藏多处，如武英殿、懋勤殿、养心殿、紫光阁、南书房、皇史宬、内阁等处，各有侧重。乾隆年间广征民间藏书，寓禁于征，编纂《四库全书》，手抄七部，分别庋藏南、北七阁。官修书目中，以《四库全书总目》和《天禄琳琅书目》正、续编享有盛名。数千年历史的官府藏书大略如是。
私人藏书几乎与官府藏书相辅而行，从春秋战国时期发轫，代有名家。从汉代至唐五代，书籍是以手抄传写的写本时期，私人藏书缓慢兴起。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术的应用与推广加速了图书的出版与传播。特别是宋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迎来了中国古代图书出版的黄金时代，私人藏书因之大兴。明、清两代，私人藏书进入鼎盛时期。藏书大家先后崛起，著名藏书楼享誉南北。明代范氏天一阁、祁氏澹生堂、毛氏汲古阁为后世所称，名重当时。清代私人藏书家更是纷然竞出，指不胜屈，如钱谦益绛云楼、朱彝尊曝书亭、吴骞拜经楼、鲍廷博知不足斋、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书舍、袁芳瑛卧雪庐、孙衣言玉海堂……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与设置，私人藏书与官府藏书相辅相成，承担了公共图书馆的部分职能，共同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发展，功不可没。官府藏书深藏秘阁，仅供极少数权贵独享阅览，不对社会开放，因而大大削弱了藏书致用的功能。而私人藏书也因其私产的保守型、封闭性、聚散无常，难以世代守护。清末四大藏书楼陆氏皕宋楼、丁氏八千卷楼、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相继沦散，预示了旧式藏书楼历劫难逃的宿命。在近代私人藏书楼中，也有受欧风东渐影响，开公共图书馆先河者。光绪二十六年（1900），徐树兰在浙江绍兴创办的古越藏书楼往往被推为先驱。实际上，光绪七年（1881），满族人国英在北京家塾内建立的藏书楼“共读楼”为时更早，藏书以实用为主，编有《共读楼书目》和《共读楼条约》，供贫寒人士读书，成为最早一家向公众开放的私人图书馆。清末，奉命出国考察的官员，在欧美参观访问了多国图书馆以后深受浸染，认识到图书馆是社会的公器，对推动全民文化教育作用深远，因而积极呼吁，倡建图书馆。建设公共图书馆成为时代跫音，一个全新的时代行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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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內忧外患交迫，清政府被迫实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缓和社会矛盾，康有为在《上清帝大开便殿，广陈图书书》中，奏请搜罗图书，培育人才。梁启超在《时务报》撰文介绍西方培养人才时说：“泰西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兴学校，曰新文馆，曰书籍馆。”罗振玉在《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中提议：“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划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这些有识之士的呼吁，得到封疆大吏张之洞、刘坤一的赞同，二人三次联名上疏，史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兴建图书馆成为朝野共识。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批准兴建京师图书馆，任命缪荃孙为监督，徐坊为副监督。最初设馆于京城什刹海东南隅的广化寺，是为北京图书馆前身。经多方罗致，京师图书馆初建时入藏图书仍不到十万册。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教育部接管京师图书馆。1912年8月27日，中国第一所国立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开馆并正式接待读者，实现了从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公共图书馆的重大转变。为充实馆藏，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兼教育部佥事的鲁迅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与演艺等事项，他为图书馆的建设发展不遗余力，以教育部名义咨调各省官书局所刻之书入藏馆内，征集各省区最新刊印的志书，征求各种碣石刻拓本。1913年，一部铜活字版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被调拨给京师图书馆。1916年，经内务部批准，国内凡立案出版的出版物均需分送一份入藏京师图书馆，标志着京师图书馆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重要职能。 1914年，因广化寺地近什刹海，湫隘潮湿，不利于储书，京师图书馆暂移安定门内国子监。1915年，改以国子监南学旧址为京师图书馆。1917年重新开馆，初具近代图书馆规模。北洋政府统治期间战乱频发，民生凋敝，京师图书馆经费短绌。1925年，利用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之机，成立中华图书协会，梁启超被推举为主席。6月2日，决定拨款发展永久性的图书馆事业。10月23日，与教育部签约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首次被冠以“国立”二字。梁启超、李四光被聘任为正、副馆长。
1928年，北伐告成，全国统一。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另设中央图书馆于南京。国立京师图书馆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址迁往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西岸修建国立北平图书馆，于7月1日正式开馆。新馆由美国人莫律兰设计并担任建筑师，占地七十六亩，建筑华美庄重，环境幽静，设施先进，是当时远东最现代化的图书馆。因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被迁入新馆庋藏，馆前街因此得名文津街。至此，国家图书馆终于结束了二十余年的迁徙无常，有了固定馆址。此后，日本侵华，国立北平图书馆饱经磨难，惨淡经营，勉强维持，藏书仅存一百四十万册。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立北平图书馆迎来新生，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58年，馆藏已达五百六十余万册。人们对社会公众文化需求日增，文津街北京图书馆虽几经扩建仍不敷使用。197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建立国家图书馆新馆。1983年，在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开始动工兴修;1987年10月6日建成并开馆。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藏书达二千七百万册（件）。2004年，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动工兴建;2008年9月9日，国家图书馆二期暨国家数字图书馆开馆。至此，国家图书馆馆舍面积增至二十五万平方米，位列世界第三。多种高新科技被广泛应用，服务于读者。“苟日新，日日新”，经历百余年沧桑巨变，国家图书馆在全民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三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图书馆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书香中国、全民阅读等活动的倡导下，书香社会正在形成，阅读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最近十余年来，为适应高新科技的日益进步，数字化阅读方式发展迅速，如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等，“纸电一起读”已成为阅读新趋势。为适应时代需要，以新理念、新思维创办的公私图书馆、书店风生水起，纷纷亮相，令人目不胜瞬。大致而言，有公营与民办、公益与付费阅读等不同形式。
如2018年，北京京西最大的旧货市场关闭后，改建成良阅书房。书房秉承“开放”和“共享”的设计和运营理念，配送六千册图书免费借阅，还可以通过“云借阅”免费下载电子书刊资源。这里现代化的长条书桌、阶梯座椅为读者提供了舒适的阅读空间，作为城市书房，吸引了大量读者前来享受便捷优质的文化服务和精致丰富的阅读体验。民国时期著名报人林白水的故居在骡马市大街，两进三百六十五平方米的四合院被改造升级，焕然一新，变身为社区图书馆，藏书一万五千册，全新采购的五千余册新书同步上架;院内划分为活动区、阅读区、儿童区等不同区域，可同时满足百人阅读，实现了阅读空间、文物古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种功能的有机结合，每年还可以举办一百六十场讲座、读诗会、书画笔会、吟唱会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2015年，中国书店成功打造服务全民阅读的雁翅楼二十四小时古籍书店;2017年，在西皇城根南街再添公益阅读书店，作为社区文化服务体验店，体现了中国书店从“为读者服务”到“为读书人服务”的经营理念的转变。这种销售与阅读有机融合的特色公益阅读空间，能为读者提供集阅读、休闲、活动、线上体验于一身的一站式服务。在雷锋的故乡湖南望城，如今有一座金炼书舍，是由焦广个人创办的，藏书四万册，周边乡亲可随时到此借阅。其中有湘籍名家钟叔河、朱正两位先生的专著收藏和《书屋》杂志专题收藏，流溢出翰香墨馥的“湖湘味道”，可谓独具特色。在焦广的带领和影响下，望城已有三四家民办公益图书馆，“书香望城读书会”已吸纳百余名会员，书香飘逸满望城。这类事例尚多，恕难备举。
城市如此，乡村也形势喜人。近年来，不少乡村开办了图书馆或村民书屋，把文化的种子播撒到最基层。如河北省赞皇县曲江村的“赵良弼图书馆”、山东省沂南县湖头镇曹家小河村的“小河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史店乡巷湾村的“成林文体大院”、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城郊新堡镇盖湾村的“红枸杞图书室”、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东兰镇委荣村那尧屯的“健将图书馆”、湖南省冷水江市渣渡镇利民村的“农民图书馆”、山西省晋中地区左权县麻田镇上麻田村的“心连心家庭图书馆”，这些乡村图书馆是改革开放以后自发办起来的，它们不仅能够传播知识与信息，还承担了重建乡村文化的功能。
将名人藏书入藏其故居向社会开放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2017年，钱锺书的堂侄女钱静汝把钱锺书、杨绛夫妇收藏的英文版《水边吉普赛人》、法文版《诺迪埃短篇奇幻故事》捐献给江苏省无锡市钱锺书故居，充实了钱氏故居的馆藏，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风采。
以一己之力开办的私人图书馆凭其珍稀性的收藏受到有特殊需求的读者青睐。馆中庋藏的地方志、档案资料、家谱等图籍成为公共图书馆的补充。因馆舍租金、管理费用等因素，这些私人图书馆多采用购卡借阅的方式接待读者。
2014年4月23日，京城首家与正阳书局合作建设的特色阅读空间——“砖读空间”在砖塔胡同万松老人塔下诞生，它是发挥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播价值，引入社会力量运营的一次有益探索。“砖读空间”以收集北京历史文化典籍为主，购藏并举，突出北京地方文献特色，内设微型展室、京味书房，藏书近四万册，结合藏书特点，还组织胡同文化展览和京味文化讲座等，成为老北京文化传播交流的基地。此后，西城区不断总结“互联网 新型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可复制模式，陆续建成以园艺绿植为主题的白云驿站阅读空间，其坐落于护城河畔，绿水环绕、碧波荡漾、景色宜人，自2015年4月开业以来，开展特色活动书香换花香，赢得读者喜爱;以戏剧文化为主题的繁星戏剧村play书吧设在繁星戏剧村内，营造了戏剧沙龙的文化氛围;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专题的皮影酒店阅读空间，作为酒店特色为客户带来不同的文化感受……这些各具特色的阅读空间不仅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有力补充，更成为城市文化建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北京红楼电影院是一座具有七十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影院。2012年，因为建筑破损老旧停止运营。2014年，为盘活闲置的文化资产，延展城市的文化记忆，西城区开始谋划对红楼影院进行改造提升，由政府提供公共空间，委托社会机构运营，让沉睡于民间的个人藏书重新进入社会流通，激活藏书背后隐藏的人文价值，重新焕发文化活力。
2018年4月23日，全国首创特色阅读空间——红楼公共藏书楼亮相北京西四，集私人藏书楼、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之所长，开启了以“众藏、共阅、分享”为核心理念的阅读推广新模式。“众藏”是指藏书来源于社会公众，包括知名专家学者的藏书，作者本人的著述及藏书，机构精品藏书，个人有价值藏书等，集众家之长;“共阅”是指无门槛阅读，藏书楼面向社会开放，大众可以无偿阅读;“分享”是指图书的藏家、作者通过读者阅读来共同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思想感悟，探寻名家的思想足迹，与学者名家进行跨越历史的对话，为藏家、读者及社会公众提供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藏书楼通过政府提供免费的空间资源，调动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各方专业力量，引进社会化的机构运营，吸引社会组织和公众以托管、捐赠、合作的方式来入藏，从而为入藏者和读者提供全新的阅读服务体验。红楼公共藏书楼设有主体藏书区、休闲阅读区、学术研究区，除收藏知名专家、学者的精选藏书和手稿供读者借阅之外，还可开展读书会、讲座、研讨、报告、新书发布、阅读沙龙等阅读推广活动，并为学术研究提供创作出版等个性化服务。同时，还设计了口述史采制工作室，可面向入藏者和社会公众提供个人口述录制和定制化服务。藏书楼为读者提供多元化服务，读者可以从众多藏品中一窥名家读书门径，与热心公益的书香世家对话交流，甚至可以一览诸多专业领域的顶级收藏，开展个性化研究。自2018年7月试运营以来，红楼公共藏书楼已入藏文物专家单士元、建筑考古學家杨鸿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小伟等名家学者的藏书、手稿、书札、图录及相关资料;北京出版集团、民族宫图书馆、正阳书局等机构提供藏书共计八万余册，接待读者四点二万人次，组织“红楼讲堂”公益讲座、“红楼研学社”活动、新书发布会、作者分享会等阅读推广活动一百零二场，成为私人藏书资源进入公共文化领域，实现私藏公用的成功典范，也成为新型文化发展的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