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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共运和联共（布）早期的历史档案陆续解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先后编选出版了相关的文献档案。面对以往不为人知的大量史料，一批国际共运史专家和科研人员对苏联早期的有关史实作了新的梳理，对苏联历史的某些传统观点和结论作了新的探索和思考，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下文更多地侧重于史料的披露、整理，至于从中可以引申出什么样的结论，就需要进一步的讨论研究了。——编者
十月革命过去了90年，现在俄罗斯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用）100年画了一个圆，从圆点出发又走向了圆点。”现在苏联大量的档案公布，使我们看到了更加复杂的俄国历史。人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现在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有太大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和十月革命有很大关系。
仅在1957年到1958年，苏联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就出版了7000部左右的著述，但连苏联研究十月革命的大专家明茨院士都说，这么多部著作中，很多都是重复的套话，到现在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性的著作。
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十月革命？大家耳熟能详的解释，就是俄国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这场革命是打倒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必然要发生的革命。其实俄国当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与其说俄国是受资本主义之苦，不如说是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
马克思认为，革命的前提是整个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生产力的时候，就要被新的社会形态取代。列宁把这个前提颠倒过来，说马克思说的是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先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然后再发展经济。他是逆向操作。
当时俄国的整个工业状况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差别，后来列宁也承认这一点。十月革命结束后，他说“我们当时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入口”——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入口，为什么又要走向社会主义呢？列宁常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作为解释，“先投入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实际上，十月革命中最积极的是厌战的士兵，而不是工人。正因为俄国没有“工人革命”的基础，才寄望于世界革命，认为只要俄国这块多米诺骨牌先倒，整个世界革命的方阵就会跟上，欧洲就会起来。“世界革命”是当时响彻俄罗斯的口号。布哈林当时提出了“红色干涉”口号；除了干涉欧洲，托洛茨基甚至曾设想过出兵印度的方案（这些档案材料保存了下来），以至1919年成立共产国际时，有这样的宣言：“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全世界的苏维埃联邦，我们无产阶级就不会刀枪入鞘。”以后经过“修正主义”及根据现实的调整，逐渐取消了这些口号。
俄国历史上的沙皇是专制暴君吗
回到俄国。既然它当时不具备“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怎么可能发生1917的事情呢？其实，一个重要原因是俄国的改革。
俄国的历史就像改革与革命的连环套。1917年的革命是1907年斯托雷平的改革带来的，而斯托雷平改革又是1905年革命的结果（1905年爆发的“流血星期日”，成为革命导火索）。1905年革命的最大影响，就是沙皇的形象坍塌了——我们一直认为沙皇是专制的暴君，其实沙皇一直以来扮演的是慈父角色。俄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反沙皇的，总是叫“沙皇父亲”。1905年，这个“父亲”的形象被打破了。一直到现在，俄罗斯对“沙皇”这个词都充满了褒义，甚至普京的父亲都说，“我的儿子就是沙皇再世”。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差异。
1905年革命促使沙皇变革。俄历10月17日，沙皇颁布《十月宣言》，同意建立国家杜马，同意立法，同意多党存在，允诺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宣言之后，100多个政党出现在俄国政坛上，这意味着俄国已从原来的沙皇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此后直到1917年，一共存在四届国家杜马，杜马中各个党派议员是竞选产生的（只是那时的选举并不公平）。
1906年杜马的产生是历史上的大事。沙皇也像慈禧搞新政一样，镇压了戊戌变法，但做了戊戌变法要做的事——这样的做法打开了沙皇专制的一个缺口。如果没有1906年国家杜马的出现，就不会有1917年的革命。杜马给反对派提供了一个演练场，提供了体制内和国家进行博弈的空间。如托克维尔所说，其实革命不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发生的，而往往是在一个制度开始自我修正时——就是铁幕打开时——这往往是最脆弱的时候。
两位大改革家
1905年革命在政治上带来的是许多政党，而经济上带来的是又一场改革。当20世纪初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俄国出现了两位首相（或者说是总理大臣），也就是现在俄罗斯人谈论最多的两位大改革家——维特与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力主走市场经济道路，俄国有人称他为“沙俄的邓小平”。维特主张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他是一个有荷兰血统的人，比较开明。他提的一套主张，沙皇贵族阶层不接受，他们认为维特过于自由化、过于西化，加上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维特忙于日俄朴茨茅斯条约谈判，所以没能控制住局势。
强硬人物斯托雷平很快取代了维特。斯托雷平认为走市场经济道路是早晚的事，俄国已经落后了，现在要走向市场经济，必须打破村社。
斯托雷平改革给俄国带来的结果，是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有了俄国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俄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了高峰。此后一直到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这个粮食产量都没有被突破。列宁说斯托雷平很坚决地瓦解了中世纪，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因为改革的极端不公正，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一部分人承担改革的代价，另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这样的结果招致了农民“向后看”的心理——农民感觉以前的村社好……
当时维特曾说，如果这样的“警察式改革”再进行下去，就可能引发革命——维特是1915年去世的，仅仅两年后，他的预言就成了现实。
布尔什维克看准了反沙皇的最好时机
斯托雷平改革使社会的紧张关系大大加剧——经济繁荣了，但社会不公平感日益突出。整个农村兴起了一场向后看的反斯托雷平的革命——二月革命废除的第一个法令就是斯托雷平土地法。政治上的反专制革命引起了经济上宗法的复归，各个政治派别面临尴尬状况，怎么办？曾经有人说：农民的行为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要求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在这种尴尬面前我们怎么办？不去反对它就是了。列宁说，不，我们要跳出这一点，我们不要站在后面，我们要站在潮头，控制这场革命，否定之否定，可以负负得正。我们不管农民是要回到以前还是怎样……先拿到了政权再说，拿到了政权，以整个欧洲作为后盾，将来在一张白纸上可以画最好的图画。所以在这场革命中，原来和工人有很大差距的农民很快和工人站在了一起，反对当局。
大家都说十月革命的口号是要土地、要和平，布尔什维克赢得支持是因为分得了土地，其实不是这样——土地是农民自己分的。一战末期，斯托雷平最终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后，农民村社已开始自行重新分配土地（开斯托雷平改革的倒车）。十月革命之前，可以说接近90%的土地已被分配完毕。布尔什维克能够成功，直接的原因是当时俄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在一战中的部队有1100万，青壮劳动力都在前线，但是村社分土地是以在村人口分地，人不在，土地是分不到的。当时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不要君士坦丁堡，我们要土地”，这是瓦解军民最主要的口号。后方在分地，前方的人怎么有心打仗？布尔什维克拿到政权之后，对这次分地没有表示异议。那时的俄国，“反改革”（反斯托雷平的改革）成了共识。
现在有俄罗斯学者说，如果一战俄国能撑到1918年打赢，绝对不会有十月革命。此话也有一定道理，但历史没有“如果”。俄国的这一场战争可以说是一场自杀，因为它和革命联系了起来。布尔什维克看准了这是反对沙皇当局的最好时机，“谁控制了士兵，谁就卡住了沙皇的咽喉”。当时列宁对一战提出的口号，已经不是一般的反战、要求和平、中立地谴责参战各方，而是“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战败”。这在二月革命前影响还不大，二月革命后民主了，允许布尔什维克在军中放手宣传。那时士兵都想赶紧回家参与分土地，布尔什维克如此反战，所以在士兵中迅速走红，人气急升。他们在前线组织与“敌人”联欢，鼓励开小差，鼓励士兵“民主”枪毙军官。很多士兵并没有参加布尔什维克，但是都自称布尔什维克。这种情况下，部队丢弃前线，大量士兵跑回国内，结果法不责众。
谁用大量钱、物支持革命
俄国革命为什么能够爆发？宗教反对派的存在是重要原因。但现在谈论俄国革命的文章，完全把宗教反对派抹去了，其实这一教派是存在很久的（17世纪就已经存在了）。沙皇当时要进行宗教改革，以使教会官方化、教权服从皇权，民间不少传统宗教力量不同意——这些人就开始跟沙皇决裂了，人数占到多少呢？10%；而且这些人后来都从事工商业（65%的工商业者都是这些所谓“分裂教派”）。他们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可是他们把大量的钱和物拿来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派别。职业革命家何以为生？革命的资金从哪儿来？很少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搞革命最关键的条件，没有钱怎么搞革命呢，钱就是来自这些分裂教派。布尔什维克影响最集中的几个大工厂，普梯洛夫厂、索尔莫沃厂等，厂主都是分裂教派，他们允许组织工人赤卫队，所以才能将力量慢慢扩大。
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叫莫罗佐夫，是普梯洛夫的厂主。1907年他既痛恨沙皇专制，又感到革命可能会以暴易暴，陷入焦虑不能自拔，竟然自杀了。遗嘱中他把所有的家产捐给反对派，而遗嘱的执行人是高尔基的夫人。于是各个反对派争相笼络高尔基。列宁更是极力和高尔基搞好关系，高尔基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金主”。所以，后来高尔基对十月革命抨击得那么严厉，说了那么多激烈的“不合时宜的话”，但列宁始终给他“留面子”。
另外还有知识分子的作用。俄国的知识分子从一产生就是思想反对派，他们和沙皇一直有隔膜。他们说：“我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反对这个体制”。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天然的公共知识分子。俄国知识分子的普罗大众性、坚定性与中国士大夫有很大的不同。
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本义
现在，我们对于“孟什维克”的理解多是“机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政党”，其实不是这样的。孟什维克在俄语中就是少数派的意思。民主集中制来自民粹派，这一套建党模式那时就有了。当时马尔托夫主张按照第二国际的建党原则，列宁主张以民意党的原则为建党原则（列宁的哥哥是民意党的，因刺杀沙皇而被杀害）。发生争论后，一次会议上因为参加社会民主党的犹太工人组织退出，列宁这一派获得了24：20的优势，自此就自称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其实在其他场合，列宁一派经常是党内的少数。
当时卢森堡、托洛茨基都曾跟列宁发生争执，说党员成了齿轮、螺丝钉，按照领袖的意志来运作，这种“手工业方式”导致的最后状况就是个性的丧失。任何事情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导人，这样的状况，跟马克思提出的现代政党原则有很大的区别。
这场党内斗争后来不了了之，因为当时双方没有其他的政治歧见——而且，在党员人数很少的情况下，这种争论几乎是一个“学术问题”。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
十月革命过去了90年，现在俄罗斯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用）100年画了一个圆，从圆点出发又走向了圆点。”现在苏联大量的档案公布，使我们看到了更加复杂的俄国历史。人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现在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有太大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和十月革命有很大关系。
仅在1957年到1958年，苏联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就出版了7000部左右的著述，但连苏联研究十月革命的大专家明茨院士都说，这么多部著作中，很多都是重复的套话，到现在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性的著作。
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十月革命？大家耳熟能详的解释，就是俄国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这场革命是打倒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必然要发生的革命。其实俄国当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与其说俄国是受资本主义之苦，不如说是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
马克思认为，革命的前提是整个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生产力的时候，就要被新的社会形态取代。列宁把这个前提颠倒过来，说马克思说的是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先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然后再发展经济。他是逆向操作。
当时俄国的整个工业状况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差别，后来列宁也承认这一点。十月革命结束后，他说“我们当时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入口”——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入口，为什么又要走向社会主义呢？列宁常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作为解释，“先投入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实际上，十月革命中最积极的是厌战的士兵，而不是工人。正因为俄国没有“工人革命”的基础，才寄望于世界革命，认为只要俄国这块多米诺骨牌先倒，整个世界革命的方阵就会跟上，欧洲就会起来。“世界革命”是当时响彻俄罗斯的口号。布哈林当时提出了“红色干涉”口号；除了干涉欧洲，托洛茨基甚至曾设想过出兵印度的方案（这些档案材料保存了下来），以至1919年成立共产国际时，有这样的宣言：“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全世界的苏维埃联邦，我们无产阶级就不会刀枪入鞘。”以后经过“修正主义”及根据现实的调整，逐渐取消了这些口号。
俄国历史上的沙皇是专制暴君吗
回到俄国。既然它当时不具备“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怎么可能发生1917的事情呢？其实，一个重要原因是俄国的改革。
俄国的历史就像改革与革命的连环套。1917年的革命是1907年斯托雷平的改革带来的，而斯托雷平改革又是1905年革命的结果（1905年爆发的“流血星期日”，成为革命导火索）。1905年革命的最大影响，就是沙皇的形象坍塌了——我们一直认为沙皇是专制的暴君，其实沙皇一直以来扮演的是慈父角色。俄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反沙皇的，总是叫“沙皇父亲”。1905年，这个“父亲”的形象被打破了。一直到现在，俄罗斯对“沙皇”这个词都充满了褒义，甚至普京的父亲都说，“我的儿子就是沙皇再世”。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差异。
1905年革命促使沙皇变革。俄历10月17日，沙皇颁布《十月宣言》，同意建立国家杜马，同意立法，同意多党存在，允诺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宣言之后，100多个政党出现在俄国政坛上，这意味着俄国已从原来的沙皇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此后直到1917年，一共存在四届国家杜马，杜马中各个党派议员是竞选产生的（只是那时的选举并不公平）。
1906年杜马的产生是历史上的大事。沙皇也像慈禧搞新政一样，镇压了戊戌变法，但做了戊戌变法要做的事——这样的做法打开了沙皇专制的一个缺口。如果没有1906年国家杜马的出现，就不会有1917年的革命。杜马给反对派提供了一个演练场，提供了体制内和国家进行博弈的空间。如托克维尔所说，其实革命不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发生的，而往往是在一个制度开始自我修正时——就是铁幕打开时——这往往是最脆弱的时候。
两位大改革家
1905年革命在政治上带来的是许多政党，而经济上带来的是又一场改革。当20世纪初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俄国出现了两位首相（或者说是总理大臣），也就是现在俄罗斯人谈论最多的两位大改革家——维特与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力主走市场经济道路，俄国有人称他为“沙俄的邓小平”。维特主张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他是一个有荷兰血统的人，比较开明。他提的一套主张，沙皇贵族阶层不接受，他们认为维特过于自由化、过于西化，加上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维特忙于日俄朴茨茅斯条约谈判，所以没能控制住局势。
强硬人物斯托雷平很快取代了维特。斯托雷平认为走市场经济道路是早晚的事，俄国已经落后了，现在要走向市场经济，必须打破村社。
斯托雷平改革给俄国带来的结果，是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有了俄国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俄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了高峰。此后一直到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这个粮食产量都没有被突破。列宁说斯托雷平很坚决地瓦解了中世纪，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因为改革的极端不公正，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一部分人承担改革的代价，另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这样的结果招致了农民“向后看”的心理——农民感觉以前的村社好……
当时维特曾说，如果这样的“警察式改革”再进行下去，就可能引发革命——维特是1915年去世的，仅仅两年后，他的预言就成了现实。
布尔什维克看准了反沙皇的最好时机
斯托雷平改革使社会的紧张关系大大加剧——经济繁荣了，但社会不公平感日益突出。整个农村兴起了一场向后看的反斯托雷平的革命——二月革命废除的第一个法令就是斯托雷平土地法。政治上的反专制革命引起了经济上宗法的复归，各个政治派别面临尴尬状况，怎么办？曾经有人说：农民的行为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要求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在这种尴尬面前我们怎么办？不去反对它就是了。列宁说，不，我们要跳出这一点，我们不要站在后面，我们要站在潮头，控制这场革命，否定之否定，可以负负得正。我们不管农民是要回到以前还是怎样……先拿到了政权再说，拿到了政权，以整个欧洲作为后盾，将来在一张白纸上可以画最好的图画。所以在这场革命中，原来和工人有很大差距的农民很快和工人站在了一起，反对当局。
大家都说十月革命的口号是要土地、要和平，布尔什维克赢得支持是因为分得了土地，其实不是这样——土地是农民自己分的。一战末期，斯托雷平最终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后，农民村社已开始自行重新分配土地（开斯托雷平改革的倒车）。十月革命之前，可以说接近90%的土地已被分配完毕。布尔什维克能够成功，直接的原因是当时俄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在一战中的部队有1100万，青壮劳动力都在前线，但是村社分土地是以在村人口分地，人不在，土地是分不到的。当时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不要君士坦丁堡，我们要土地”，这是瓦解军民最主要的口号。后方在分地，前方的人怎么有心打仗？布尔什维克拿到政权之后，对这次分地没有表示异议。那时的俄国，“反改革”（反斯托雷平的改革）成了共识。
现在有俄罗斯学者说，如果一战俄国能撑到1918年打赢，绝对不会有十月革命。此话也有一定道理，但历史没有“如果”。俄国的这一场战争可以说是一场自杀，因为它和革命联系了起来。布尔什维克看准了这是反对沙皇当局的最好时机，“谁控制了士兵，谁就卡住了沙皇的咽喉”。当时列宁对一战提出的口号，已经不是一般的反战、要求和平、中立地谴责参战各方，而是“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战败”。这在二月革命前影响还不大，二月革命后民主了，允许布尔什维克在军中放手宣传。那时士兵都想赶紧回家参与分土地，布尔什维克如此反战，所以在士兵中迅速走红，人气急升。他们在前线组织与“敌人”联欢，鼓励开小差，鼓励士兵“民主”枪毙军官。很多士兵并没有参加布尔什维克，但是都自称布尔什维克。这种情况下，部队丢弃前线，大量士兵跑回国内，结果法不责众。
谁用大量钱、物支持革命
俄国革命为什么能够爆发？宗教反对派的存在是重要原因。但现在谈论俄国革命的文章，完全把宗教反对派抹去了，其实这一教派是存在很久的（17世纪就已经存在了）。沙皇当时要进行宗教改革，以使教会官方化、教权服从皇权，民间不少传统宗教力量不同意——这些人就开始跟沙皇决裂了，人数占到多少呢？10%；而且这些人后来都从事工商业（65%的工商业者都是这些所谓“分裂教派”）。他们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可是他们把大量的钱和物拿来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派别。职业革命家何以为生？革命的资金从哪儿来？很少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搞革命最关键的条件，没有钱怎么搞革命呢，钱就是来自这些分裂教派。布尔什维克影响最集中的几个大工厂，普梯洛夫厂、索尔莫沃厂等，厂主都是分裂教派，他们允许组织工人赤卫队，所以才能将力量慢慢扩大。
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叫莫罗佐夫，是普梯洛夫的厂主。1907年他既痛恨沙皇专制，又感到革命可能会以暴易暴，陷入焦虑不能自拔，竟然自杀了。遗嘱中他把所有的家产捐给反对派，而遗嘱的执行人是高尔基的夫人。于是各个反对派争相笼络高尔基。列宁更是极力和高尔基搞好关系，高尔基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金主”。所以，后来高尔基对十月革命抨击得那么严厉，说了那么多激烈的“不合时宜的话”，但列宁始终给他“留面子”。
另外还有知识分子的作用。俄国的知识分子从一产生就是思想反对派，他们和沙皇一直有隔膜。他们说：“我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反对这个体制”。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天然的公共知识分子。俄国知识分子的普罗大众性、坚定性与中国士大夫有很大的不同。
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本义
现在，我们对于“孟什维克”的理解多是“机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政党”，其实不是这样的。孟什维克在俄语中就是少数派的意思。民主集中制来自民粹派，这一套建党模式那时就有了。当时马尔托夫主张按照第二国际的建党原则，列宁主张以民意党的原则为建党原则（列宁的哥哥是民意党的，因刺杀沙皇而被杀害）。发生争论后，一次会议上因为参加社会民主党的犹太工人组织退出，列宁这一派获得了24：20的优势，自此就自称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其实在其他场合，列宁一派经常是党内的少数。
当时卢森堡、托洛茨基都曾跟列宁发生争执，说党员成了齿轮、螺丝钉，按照领袖的意志来运作，这种“手工业方式”导致的最后状况就是个性的丧失。任何事情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导人，这样的状况，跟马克思提出的现代政党原则有很大的区别。
这场党内斗争后来不了了之，因为当时双方没有其他的政治歧见——而且，在党员人数很少的情况下，这种争论几乎是一个“学术问题”。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