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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1935年8月3日因红军即将进入草地而停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这份报纸的非新闻业务是怎样的呢?
一再策划和发起活动
与现在的许多报刊一样，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红星》也曾策划和发起一些活动，例如，捡子弹壳的运动。1934年5月30日第45期第四版刊登王宗槐的《我们检弹壳的成绩》，其中写道：
“《红星》报提出检子弹壳的运动后，得到红色战士很热烈的回答与拥护。关于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第二师曾普遍在党团小组中讨论了，立即发动进行，并决定以每个党团小组为单位去收集，检阅党团员。这一工作的进行，成为经常应有的工作。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同志，更积极去收集，每次战争后检阅一次；就是负伤的同志都能很积极的搜检。最近两月中单青年，共捡到了子弹壳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发，子弹八千三百九十发。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现我们还在继续努力进行着，希望其他各部队的同志，也要注意这件事呵!”
此外，《红星》还一再对读者发起号召。例如，1933年8月13日新第2期第2版刊登了《热烈购买经济建设公债》；1933年8月19日新第3期第2版刊登了《本报号召红军在白区每月扩大一千个红军》；1933年10月1日新第3期第4版刊登了《两个号召》，这两个号召分别为“红军部队快速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每个红军战士每个月写两封家信”，《红星》还为后者特设专栏登载“红军家信”；1935年1月15日第68期第2版刊登了《本报号召
本月廿一日前每三人扩大一个红军》。
1934年11月7日出版的《红星号外》，实际上也是一次号召——《本报号召
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
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3年11月30日，《红星》曾发起六次号召，这些号召“在红军部队中引起了一些反响，特别是在白区每月扩大一千个红军的号召，得到各部尤其是东方军的响亮回答”。
重视与兄弟媒体的协作
与兄弟媒体进行报道或活动方面的协作，有利于形成舆论合力。对此，《红星》比较重视，甚至曾专门刊文推动相关协作。
1933年12月3日的第18期第四版刊登了《关于红星报的号召——给各红军报纸的编辑者》一文，文章指出：“各红军的报纸，对《红星》的号召是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许多报纸上很少看到对《红星》号召的响应与回答，甚至有些问题《红星》已提出了号召而自己又再来一次。这主要是由于不了解《红星》的号召是代表总政治部的意见，是带有领导性质的。各红军报纸对这些号召的任务，应该是伴着它的周围，把一切报纸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一号召之下，组织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来响应和回答《红星》的号召，亦即是总政治部的号召。”
而在1933年11月26日的第17期第二版，刊登了《本报响应青年实话的号召以战争的胜利来回答群众慰劳我们的热忱》一文。
印务情况
《红星》的刻印方式以铅字印刷开始，以铅字印刷为主，但有不少是手刻蜡纸油印，最后以油印结束：
第一，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第31期(1933年3月3日)至第35期(1933年5月12日)和第68期(1935年1月15日)是手写油印的32开报纸。
1933年8月6日，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新第l期，恢复铅字印刷4开报纸。
第二，未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新第l期(1934年10月20日)至新第26期(1935年8月3日)是手写油印的4开报纸。
据负责刻蜡版的《红星》报工作人员赵发生回忆，“《红星》报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时期和长征途中。前一时期是铅印，纸张是自己造纸厂造的毛边纸……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是油印的……纸张是从根据地带出来的。过草地以后。入了藏民区，担子挑的纸用完了，就买一些印过藏经的纸，用背面印报。”
《红星》的印张也不固定。一般为“本期一张”，但也有“一张半”或“两张”的情形，如1934年9月10日第46期“本期一张半”。1935年1月15日第68期“本期两张”。
1934年6月5日，第46期，一版刊登了《印刷所声明》：“本期报，第二、三版位置装反，油印工友上版时弄错，望读报者同志注意为盼。”落款为“军委印刷所”，表明这时是由军委印刷所负责印刷《红星》报。
发行情况
一度定价大洋三厘。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3年8月6日新第1期。没有标明售价。第3l期(1933年3月3日)至第35期(1933年5月12日)《红星》报，系手抄油印，没有标明售价。
1933年8月13日第2期至1934年9月25日第66期。《红星》报一般都在报头区刊登“定价大洋三厘零售铜元一枚”字样，标明售价，此前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附加副刊，售价也一样不变。
1935年1月15日第68期起(第67期散失，情况不详)，《红星》报均系手抄油印，不再标明售价。
1932年3月11日，23日的第11、12期《本报特别启事》：“近来连接各地方来信，购阅本报，要求多多印发，以便广为推销，兹特规定凡地方订阅本报者，每份铜元一枚，作辅助印刷费，由各地方机关直接写信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社订购，预订若干期若干份，均先将订报的钱寄来，写明通讯处，即按期照付，至于红军学校，后方医院兵工厂，拥护红军委员会、各军区所属地方武装等机关部队，仍不收报费，特此启事。”
发行量在中央苏区名列第四。《红星》报的发行量，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就达17300份。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1月22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曾提到：“仅在江西苏区，《红星》报的发行量就达一万七千三百份。”
而据《中央苏区美术的蓬勃发展》的介绍，“1934年1月26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向‘二苏大’作报告，总结了中央苏区群众文化宣传活动的发展情况：已出版发行大小报纸34种，其中《红色中华》已发行4万份，《青年实话》已发行2万8千份，《斗争》已发行2万7千1百份，《红星报》已发行1万7千3百份。”
由此可见，《红星》报的发行量，在中央苏区数十种报刊中名列第四，仅次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和《斗争》。
另据1932年12月19日的《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作者为原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介绍，《红星》也发行至湘鄂西苏区。由此可以推测，《红星》报的发行范围不局限于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其发行量超过了17300份。
当然，非常时期(例如，战斗非常激烈时，长途行军途中)的《红星》报。发行量达不到17300份，例如，“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每期印700至800份”。
发行机构及主要读者。“当时《红星》报的发行是由总政治部发行科负责，它的主要读者是红军指战员及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长征途中的《红星报》……发到连队。”
《红星》报的内容十分符合目标读者定位——红军指战员：“卫生讲话”、“卫生常识”都与红军指战员(特别是行军时)的健康维护有关；“小玩意”、“猜谜”都是娱乐性栏目，但这两个栏目的具体内容都是与军事有关的；“红军歌曲”、“红军诗歌”、“红军歌谣”等栏目的开设，也显示出《红星》的军报特色。
广告只刊登于中缝
《红星》报的广告只刊登于中缝，内容除书报刊出版发行的广告外，还涉及招生广告、遗失启事、寻人启事、领取股票及红利的启事等。
1933年11月12日第15期，第六版和第七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这样的广告：“《中国地理常识》出版印刷了仅三千份。购者从速，定价每本大洋壹角，红色战士减半。发行处——红军总政治部发行科。”
1934年3月25日第34期，第一版和第四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3条广告：一是《我们红色战士所渴望盼步兵战斗条令第二部出版了》；二是《卫生学校函授启事》；三是通知领取红军合作社股票及红利的启事。
1934年1月21日第25期，第二版和第三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遗失党证声明作废》和4则《访问启事》。其中3则《访问启事》的内容分别为：
钟涵兴，兴国上社区秀水乡长岭下村人，一九二九年到×红四军，三年未写信回家。
妻曾祥瑞
温春发仔，于都×区黄凹×乡孟口村人，当红军三年没有写信回家。
弟温柔
龙××，公略中鹄区第十一乡兆省村人，一九三零年九月到X红五军，无音信。
兄龙文
从内容上看，上述《访问启事》实际上是寻找红军战士的寻人启事。(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4年度资助项目《江西苏区新闻事业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编校：张红玲
一再策划和发起活动
与现在的许多报刊一样，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红星》也曾策划和发起一些活动，例如，捡子弹壳的运动。1934年5月30日第45期第四版刊登王宗槐的《我们检弹壳的成绩》，其中写道：
“《红星》报提出检子弹壳的运动后，得到红色战士很热烈的回答与拥护。关于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第二师曾普遍在党团小组中讨论了，立即发动进行，并决定以每个党团小组为单位去收集，检阅党团员。这一工作的进行，成为经常应有的工作。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同志，更积极去收集，每次战争后检阅一次；就是负伤的同志都能很积极的搜检。最近两月中单青年，共捡到了子弹壳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发，子弹八千三百九十发。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现我们还在继续努力进行着，希望其他各部队的同志，也要注意这件事呵!”
此外，《红星》还一再对读者发起号召。例如，1933年8月13日新第2期第2版刊登了《热烈购买经济建设公债》；1933年8月19日新第3期第2版刊登了《本报号召红军在白区每月扩大一千个红军》；1933年10月1日新第3期第4版刊登了《两个号召》，这两个号召分别为“红军部队快速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每个红军战士每个月写两封家信”，《红星》还为后者特设专栏登载“红军家信”；1935年1月15日第68期第2版刊登了《本报号召
本月廿一日前每三人扩大一个红军》。
1934年11月7日出版的《红星号外》，实际上也是一次号召——《本报号召
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
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3年11月30日，《红星》曾发起六次号召，这些号召“在红军部队中引起了一些反响，特别是在白区每月扩大一千个红军的号召，得到各部尤其是东方军的响亮回答”。
重视与兄弟媒体的协作
与兄弟媒体进行报道或活动方面的协作，有利于形成舆论合力。对此，《红星》比较重视，甚至曾专门刊文推动相关协作。
1933年12月3日的第18期第四版刊登了《关于红星报的号召——给各红军报纸的编辑者》一文，文章指出：“各红军的报纸，对《红星》的号召是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许多报纸上很少看到对《红星》号召的响应与回答，甚至有些问题《红星》已提出了号召而自己又再来一次。这主要是由于不了解《红星》的号召是代表总政治部的意见，是带有领导性质的。各红军报纸对这些号召的任务，应该是伴着它的周围，把一切报纸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一号召之下，组织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来响应和回答《红星》的号召，亦即是总政治部的号召。”
而在1933年11月26日的第17期第二版，刊登了《本报响应青年实话的号召以战争的胜利来回答群众慰劳我们的热忱》一文。
印务情况
《红星》的刻印方式以铅字印刷开始，以铅字印刷为主，但有不少是手刻蜡纸油印，最后以油印结束：
第一，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第31期(1933年3月3日)至第35期(1933年5月12日)和第68期(1935年1月15日)是手写油印的32开报纸。
1933年8月6日，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新第l期，恢复铅字印刷4开报纸。
第二，未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新第l期(1934年10月20日)至新第26期(1935年8月3日)是手写油印的4开报纸。
据负责刻蜡版的《红星》报工作人员赵发生回忆，“《红星》报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时期和长征途中。前一时期是铅印，纸张是自己造纸厂造的毛边纸……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是油印的……纸张是从根据地带出来的。过草地以后。入了藏民区，担子挑的纸用完了，就买一些印过藏经的纸，用背面印报。”
《红星》的印张也不固定。一般为“本期一张”，但也有“一张半”或“两张”的情形，如1934年9月10日第46期“本期一张半”。1935年1月15日第68期“本期两张”。
1934年6月5日，第46期，一版刊登了《印刷所声明》：“本期报，第二、三版位置装反，油印工友上版时弄错，望读报者同志注意为盼。”落款为“军委印刷所”，表明这时是由军委印刷所负责印刷《红星》报。
发行情况
一度定价大洋三厘。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3年8月6日新第1期。没有标明售价。第3l期(1933年3月3日)至第35期(1933年5月12日)《红星》报，系手抄油印，没有标明售价。
1933年8月13日第2期至1934年9月25日第66期。《红星》报一般都在报头区刊登“定价大洋三厘零售铜元一枚”字样，标明售价，此前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附加副刊，售价也一样不变。
1935年1月15日第68期起(第67期散失，情况不详)，《红星》报均系手抄油印，不再标明售价。
1932年3月11日，23日的第11、12期《本报特别启事》：“近来连接各地方来信，购阅本报，要求多多印发，以便广为推销，兹特规定凡地方订阅本报者，每份铜元一枚，作辅助印刷费，由各地方机关直接写信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社订购，预订若干期若干份，均先将订报的钱寄来，写明通讯处，即按期照付，至于红军学校，后方医院兵工厂，拥护红军委员会、各军区所属地方武装等机关部队，仍不收报费，特此启事。”
发行量在中央苏区名列第四。《红星》报的发行量，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就达17300份。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1月22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曾提到：“仅在江西苏区，《红星》报的发行量就达一万七千三百份。”
而据《中央苏区美术的蓬勃发展》的介绍，“1934年1月26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向‘二苏大’作报告，总结了中央苏区群众文化宣传活动的发展情况：已出版发行大小报纸34种，其中《红色中华》已发行4万份，《青年实话》已发行2万8千份，《斗争》已发行2万7千1百份，《红星报》已发行1万7千3百份。”
由此可见，《红星》报的发行量，在中央苏区数十种报刊中名列第四，仅次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和《斗争》。
另据1932年12月19日的《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作者为原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介绍，《红星》也发行至湘鄂西苏区。由此可以推测，《红星》报的发行范围不局限于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其发行量超过了17300份。
当然，非常时期(例如，战斗非常激烈时，长途行军途中)的《红星》报。发行量达不到17300份，例如，“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每期印700至800份”。
发行机构及主要读者。“当时《红星》报的发行是由总政治部发行科负责，它的主要读者是红军指战员及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长征途中的《红星报》……发到连队。”
《红星》报的内容十分符合目标读者定位——红军指战员：“卫生讲话”、“卫生常识”都与红军指战员(特别是行军时)的健康维护有关；“小玩意”、“猜谜”都是娱乐性栏目，但这两个栏目的具体内容都是与军事有关的；“红军歌曲”、“红军诗歌”、“红军歌谣”等栏目的开设，也显示出《红星》的军报特色。
广告只刊登于中缝
《红星》报的广告只刊登于中缝，内容除书报刊出版发行的广告外，还涉及招生广告、遗失启事、寻人启事、领取股票及红利的启事等。
1933年11月12日第15期，第六版和第七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这样的广告：“《中国地理常识》出版印刷了仅三千份。购者从速，定价每本大洋壹角，红色战士减半。发行处——红军总政治部发行科。”
1934年3月25日第34期，第一版和第四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3条广告：一是《我们红色战士所渴望盼步兵战斗条令第二部出版了》；二是《卫生学校函授启事》；三是通知领取红军合作社股票及红利的启事。
1934年1月21日第25期，第二版和第三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遗失党证声明作废》和4则《访问启事》。其中3则《访问启事》的内容分别为：
钟涵兴，兴国上社区秀水乡长岭下村人，一九二九年到×红四军，三年未写信回家。
妻曾祥瑞
温春发仔，于都×区黄凹×乡孟口村人，当红军三年没有写信回家。
弟温柔
龙××，公略中鹄区第十一乡兆省村人，一九三零年九月到X红五军，无音信。
兄龙文
从内容上看，上述《访问启事》实际上是寻找红军战士的寻人启事。(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4年度资助项目《江西苏区新闻事业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