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杯，又称金莲杯、双凫杯，是因缠足时代女子的绣鞋也称金莲、双凫之谓也。将一杯酒置于缠足妇女之绣鞋内，载以行酒，即为鞋杯。中国古代社会的缠足风俗大致产生于公元11世纪。自缠足成为一种风俗始，女子之金莲逐渐产生了越来越强的性的意味，用金莲载酒杯行酒也成了部分文人的雅事，在宋代即有王深辅写《双凫诗》行于歌咏。
　　关于鞋杯，韵事最多者为元代诗坛领袖杨维桢。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由于喜欢铁笛，故又号铁笛道人，在诗、文和戏曲方面皆有造诣。《清閇阁遗稿》有文曰：“杨廉夫耽好声色。一日与倪元镇会饮友人家，廉夫脱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坐客传饮，名日鞋杯。元镇素有洁疾，见之大怒，翻案而起，连呼龌龊而去。”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风流倜傥的杨廉夫遇到了有洁癖的倪元镇(即元代画家倪瓒)，遂使宴会不欢而散；且据都穆《都公谈纂》记载“后二公竟不复面”，可见因私人爱好引起的小隙竟然成为不可弥合的巨创。杨维桢并不以一次的受挫而改变自己的癖好，而是如上文所引每每于筵宴间脱缠足纤小女子的绣鞋载以行酒，明代冯梦龙《古今谭概》、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直至清代许多笔记均有传载。
　　杨维桢之后，爱好鞋杯行酒而声名较著者，有何元朗和王世贞。《敝帚斋余谈》载明隆庆年间何元朗用南院王赛玉的绣鞋行酒事，文坛领袖王世贞专门撰诗赞赏。作鞋杯诗词者也代不乏人，明王九思《碧山乐府》有鞋杯词四首、徐渭《徐文长逸稿》记有《鞋杯嘉则令作》、王同轨《耳谈类增》载许少华鞋杯词、冯梦龙辑《太霞新奏》载王伯良《青楼八咏》等；清代更出现了一些长篇歌行以咏鞋杯者，如林云风《鞋杯行》、沈季友《鞋杯歌》等。
　　区区小脚女子亵物，何以引起如此多文人雅士的兴趣并见诸诗文记载呢?他们饮鞋杯和歌咏鞋杯诗词时的心态又是如何呢?让我们在他们的诗词里面寻找答案吧。双手擎鞋杯时想到的是“潋滟”的女子春色、柔情和令人不胜的娇态，这已见之于王深辅的《双凫诗》。“笑吟吟取下莲花瓣，偷将心事传，争把相思咽。”此句摘自王九思的小令，可以看出，文人墨客在饮鞋杯、咏鞋杯时想到的是传“心事”、咽的是“相思”，想象的是正在和美妙女子肌肤相亲。“神女罢行巫峡雨，西施自脱若耶莲。应知双凤留裙底，恨不双双入锦筵”(《徐文长佚稿》)一诗更是毫无掩饰，想到神女的巫峡云雨，想到和女子双双入筵。使得鞋杯的色情气息极为浓厚。
　　与如许文人乐此不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文士道出了另一种声音。在元代即有人对杨铁崖鞋杯事不以为然，上有倪云镇大呼“龌龊”的引文为证，稍后有“可笑狂生杨铁崖，风流何用饮鞋杯”(《元诗选》)之句来对杨维桢的行为加以批评，把杨维桢自诩的雅事视为大俗。
　　鞋杯盛行后，有人专制饮酒用的鞋杯以飨同道，故有金鞋杯、玉鞋杯、瓷鞋杯、景泰蓝鞋杯和石鞋杯之制。除鞋杯之外，古代也不乏雅致的酒杯，如碧筒杯、解语杯等，前者见于《酉阳杂俎》，后者见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记载。它们以荷叶、荷花为酒杯，选材既雅，又加之文人的助兴，与穿着于女子小脚上气味令人掩鼻的金莲作酒器相比，其雅致自然过鞋杯远甚。
　　鞋杯一事在古典小说中也有记载。明代著名世情小说《金瓶梅》第六回有西门庆脱下潘金莲“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耍子”之语。明神魔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中述郑和在女儿国和女王饮宴：“女王又举起一对大金杯来，形如女鞋儿的式样，满斟了两杯酒奉到老爷。老爷道：‘饮不得了。’女王道：‘这是个同谐酒，我陪你一杯。’老爷不解其意，老老实实的又饮了他一鞋杯。”在此的鞋杯，是用纯金制作，专供饮酒用，鞋、谐二字谐音，取男女二人同心谐协之意。
　　缠足是社会审美风气畸变的结果，是对女子肢体的极大摧残。由缠足而引起的对女子小脚的审美怪癖，也因小脚带有的色情意味而更加变态，在那个时代形成恶性循环。随着小脚风气在世人和普通百姓中的消失，鞋杯之事也成为历史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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