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具有无穷的力量。粉碎“四人帮”以来，报刊书籍上发表了一大批先进人物的事迹，成为鼓舞人们前进、激扬“四化”斗志的重要源泉。张志新、遇罗克等烈士坚持真理、临危不惧，陈景润、李四光等科学工作者勇于探索、献身科学，陈爱武、曹振贤等同志挺身而出，抵制歪风邪气……这些都已成为传诵一时的好人好事，对于奋发斗志、催人上进起了重大作用。现在工人出版社出版了陈进玉编的《谱写共产主义凯歌的人们》，其中收集四十多篇近年来报刊发表的先进人物事迹，应当说又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四十多篇通讯文章，热心读报的，也许会觉得很多已经见过。然而把这些文章分类编在一起，作了仔细的加工修改，又有指导阅读的序言、后记和认真写作的按语，使人觉得仍然有一读的必要。这不仅因为其中有些文章的确写得情理并茂，令人难忘，而且因为这里集中了许多同类文章，读后可以促使思索一些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一代新人的道德风貌，这对提高思想、促进“四化”无疑是有帮助的。
　　近几年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尊重物质利益原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多年以来被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人们又敢于提物质利益、物质刺激，不再怕戴“修正主义”的帽子，这是令人鼓舞的。但是，要把这样一个大是非颠倒过来毕竟不是容易的事。有的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物质利益原则，或者按照自己的本能来“实践”这条原则。有人说，实行物质利益原则就会使人见利忘义，似乎还是搞那种平均主义、禁欲主义更好；有人则以物质利益原则为借口，到处伸手搞钱，仿佛中国已经倒退到了那个金钱万能的旧社会。总之问题在于：实行物质利益原则以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处在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国家还需不需要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样一些崇高的思想？
　　这本书里的绝大多数文章可以说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几位老干部，其中包括财政部长吴波，他们应该是很懂得物质利益原则的，然而自己却一贯艰苦朴素，不靠特权谋取个人的物质利益；一些科学工作者默默地为祖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从不希冀一己私利，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甚至一位普通的理发工人彭义祥，他不反对自己的单位给大家发奖金，然而自己却把应得的钱帮助困难的职工和兴办集体福利……
　　这不矛盾么？这不又在鼓励平均主义么？不然。马克思为工人阶级的八小时工作制而奋斗的时候，自己每天工作不是八小时，而是十二小时、十六小时。为群众的利益真诚奋斗、竭诚呐喊的人，本身恰恰需要放弃这些利益。因为他们懂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同群众利益、社会利益比较起来，一己的私利是次要的。这同宣传平均主义全异其趣；而同林彪、“四人帮”表面上宣扬禁欲主义、实际上过的是穷奢极欲生活的虚伪行径则更是相殊天壤。
　　救人性命的，往往自己舍生就义；为人谋衣食的，恰恰自己衣食不周。凡历史上先进的阶级，可能都多少有过这类事例。我们今天有了一个可以使群众享受物质利益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是无数革命前辈舍弃物质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但共产主义战士与历史上别的先进人士不同，他们不仅斗争更坚决，牺牲更大，而且任务在于解放全人类，因此，即使革命胜利，也不应当追逐私利。有一篇报道介绍了一位“瞎子”厂长潘训曾，他双目近乎失明，不仅领导生产，而且勇于革新。他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并不因而要求任何特权。报道末尾说：“对照一下这位‘瞎子’厂长，我们有些身居领导岗位，心想房子儿子，胸无四化的党员同志，扪心自问，自己究竟能否算一个合格的党员呢？”(127页)
　　这一问问得好！看了先进人物的事迹，再加上一番“扪心自问”，就更能催人上进。不仅是这里提到的身居领导岗位的同志，在其他岗位上的同志如果也用这方法一读本书，也是好的。
　　这本书里收集了不少篇科学工作者和有关领导干部献身“四化”的报道，十分耐看。编者把它们安排在全书显著地位，也是确当的。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在十年动乱乃至更长的时间里有十分坎坷的遭遇，有的因为家庭出身、社会经历甚至只因为是归国华侨，一直遭到歧视。然而他们并不埋怨党，并不气馁，始终默默无闻地搞科研。一旦沉冤昭雪，更如万木逢春，生机萌发。太原工学院副教授栾，骨癌在身，生命垂危，还向省委提出关于本省工业体制改革的建议书，起草《煤大办学思想》草案。他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终于被光荣地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另一位大连造船厂的爆炸加工专家、共产党员陈火金，十年动乱期间关进牛棚，被诬以“现行反革命、特务”，后来终算解放，承认搞错，但还是说要给警告处分。陈火金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的答复只有一句话：“只要允许我搞爆炸，怎么都行。”
　　古往今来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有献身精神的。我们在书刊上读到过不少这类事例，它们也的确鼓舞了青年们去攻克科学堡垒。但是，象不少当代中国科学家那样坎坷的遭遇，然后又能象栾、陈火金那样来对待自己的过去，不埋怨，不怠工，反而更加积极，更加热爱党，这是少见的。能否用“爱国”、“爱科学”来概括他们的精神状态？我看远远不够。我们现时代科学界的一代新人，其思想境界应当说超过了爱因斯坦、爱迪生等人。关于陈火金的那篇报道在叙述了陈火金的遭遇和他的成就以后说：“什么叫革命，陈火金干的才是真正的革命！”这话说得好，它回答了上面的问题。不少年来，人们对“革命”产生了极大误解(回想一下那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吧！)，对于真正、革命的行动往往斥为不革命乃至反革命。但是，难道能举得出还有别的国家的科学家那样热爱党和人民，那样在频频遭受打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党为人民工作吗？
　　关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谱写共产主义凯歌的一代新人的道德品质，伦理学家们已经有过许多概括，例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等等，这些都是确当无疑的。我们读完了这本书，在这些优秀品质方面增加了许多感性知识，但是除此以外，还深刻感受到这些先进人物的两个特点：真和实。所谓真，是指不尚虚饰，真实无华；所谓实，是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请看一位一九三一年入党、从事外交斗争三十年的高级外交官怎样教育他的孩子：
　　“‘枣木棍子自来色’，这是他教育孩子常说的话。他要求孩子们做一个正直的、实事求是的人。他对大女儿说：‘要求进步，要求入党是好的，但入不了党也没有关系。至少不能装蒜，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溜须拍马。当医生就应该扎扎实实做个好医生，不要治死人。’”(156页)
　　另一位老干部，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一机部副部长沈鸿同志，书中描述他在五十年代制造万吨水压机时是这样一个人：“沈鸿懂得，要完成党交给自己的这样一项事关重大的任务，决不能满足于强有力的政治鼓动和细致周密的计划安排，而是还必须踏踏实实地带头干。”他为了设计出地下室楼梯，亲自调查了五、六座大楼，看工人走哪种楼梯最省劲；他领导青年同志画了十几万张图纸，总重量一吨半。到了七十年代，这位老同志七十多岁，然而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作风依然如故。书上说：“他走到哪里，还随身带着塞满各种小工具的‘百宝囊’。在宾馆里，电灯坏了，他做电工；门锁不灵，他当钳工；抽水马桶的水箱漏水，他是水暖工……”(51页)
　　我们知道，历史上剥削阶级道德的特点是虚伪，明明是男盗女娼，偏偏要说成仁义道德。林彪、“四人帮”承其余绪，而在虚伪这一点上，实际上是“青出于蓝”。另一方面，我们革命阵营内部，过去运动不断，往往是大轰大嗡，实际办事、辛勤工作、敢说真话的在运动中可能遭殃，而夸夸其谈、指手划脚、华而不实的可能夤缘时会，受到重视。凡此种种原因，现在不少人都希望在书报中多看到“真”的人、“实”的事。沈鸿等同志说的话、做的事，看来平实，其实更能教育群众。那位外交家教育子女的话，一听便知是实话，而其思想高度比一般空洞说教高到不知到那里去。
　　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报刊宣传时一再告诫说，少来一点“政治喧嚷”，多接近生活，多宣传实际经验。在我国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当前“四化”热潮中，埋头苦干、朴实无华的老英雄、老模范和新英雄、新模范是大量的，应当多作宣传，多学习他们的榜样。
　　不知道现在伦理学家们是否把人道主义算作共产主义道德的规范之一。但是不论如何，我们在《谱写共产主义凯歌的人们》中看到许多关心人、尊重人的事迹，不由得令人感动。
　　北京南郊，一个女孩落水，好几个人见义勇为，下水抢救，其中两位工人光荣牺牲。云南锡业公司松树脚矿一个漏斗垮落，两位工人被矿石淹没，许多工人奋力抢救，经过五小时奋战，终于使阶级弟兄脱险。还有冰上救人、烈火中抢救国家财产等等惊心动魄的场面，无不说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彼此的共同道德标准。
　　书里还有一些看来并未着力描述，但是确实表明我们社会中关心人、尊重人的美德的事例，可能更加令人感动。
　　技术员陈星益，二十岁时被错划成右派，然而一直辛勤劳动，勇于革新。一九七二年，全国工资普调，许多人都同意给他加两级，不料一位领导却当着他和他的爱人面说：他是右派，不能加工资。(事实上他已在一九六○年摘帽)他对别人的设计提些建议，有人也居然威胁他：“你不要泼冷水，说话要掂掂分量，你是什么人？”陈星益受此打击，痛苦万状，他自忖：“为什么辛辛苦苦，老老实实想做一个人，那些人就偏偏不让我做人？难道还要一辈子、下辈子、子子孙孙受惩罚吗？”不过，尽管在我们的土地上暂时出现了乌云，刚正不阿、坚持原则的人还是存在的。正当陈星益痛不欲生、到处遭受打击和歧视的时候，副厂长杨星柏对陈星益热情关怀，告诉他“当今干社会主义也跟我们过去搞地下工作一样，善意的误会，恶毒的攻击，无耻的诽谤，总是免不了的。”同时为他安排了新的技术革新任务。杨星柏的热情关怀使陈星益感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同志间的温暖。
　　这样的事例书中不止一件。一位青年数学家郭友中，“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不白之冤，身陷囹圄，然而当他在一家玻璃厂劳改时，军管组马孝友冒着风险让他担任厂房设计，给予他单独出入监狱的方便，在工作中信任他。后来郭友中出狱，几乎丧失了一切生活条件，郭友中的老师李国乎教授夫妇又热情接待了这个“劳改释放犯”，而当时对李教授夫妇的责难又有多少呵！
　　陈星益、郭友中的事迹确实是感人的，但是，杨星柏、马孝友、李国平这些同志关心人的事迹，难道就不令人读着禁不住要掉下泪来？十年动乱期间，对有的人说来，党性不见了，人性泯灭了，出现的是你整我、我整你的一幅惨痛景象。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自有党性坚强、人性不泯的人存在。植根于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这种人尊重人、关心人的新型关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没有绝迹，在拨乱反正的今天，难道还会少吗？这是很值得研究道德、社会问题的同志注意的。
　　
　　(《谱写共产主义凯歌的人们》，陈进玉编，工人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八月第一版，0.9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