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开！让开！让开一点！”毛泽东还是没听见。他在狭窄、喧嚣的人行道上看书入了迷，被人拽到一边才反应过来。抬起头，这是1918年的北京，街道并不宽敞，却十足嘈杂：穿满清服饰的妇女慢悠悠走着，着新潮大衣的外国人谈笑拍照，手艺人在城墙下摆摊吆喝，黄包车在大街和胡同里奔驰，前门西单鼓楼前，首饰店、布店、饭庄、金店、古玩行、果品店、文房四宝堂、鼻烟铺、戏园子、当铺……各色店铺生意兴隆。有人形容，这是“一个有着地道中国风味的、别具一格、宏大无比和色彩斑斓的大都市”。

见识这座色彩斑斓的大都市

　　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目的是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他是向朋友借钱来的，衣食起居难免有些局促。现在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左巷8号院保留了原来的格局，站在院门外，《环球人物》记者伸开双臂比划一下，胡同两三米宽，汽车是开不进来的。院门刷了朱红的新漆，也窄得很，两个人很难并排走进去。这就是年轻的毛泽东在北京的若干暂住地之一。当时屋内陈设很简单，毛泽东与同学蔡和森等挤在一个大炕上睡觉，人多炕窄，毛泽东想要翻个身，先得同两旁的人打招呼。其他人亦然。
　　毛泽东的身高即使在北方青年中也很出挑，以他的高个子和急性子，从小院快步走20多分钟，穿过几个胡同，就到了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这是他工作的地方。他在图书馆一层的第二阅览室里，负责登记整理新到的报刊，记录阅览者姓名，每月能领8块大洋。与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120块大洋、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300块大洋的月薪相比，这不算高，但算算当时的物价，“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这个薪酬也算不错。
　　毛泽东对这份工作很满意的一点是，阅览室书报资源丰富，如北京的《国民公报》，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神州日报》……有时他读书入了迷，耽误了书报整理的本职工作，看书的人就有意见，找到毛泽东，指责说：“你干什么呀？乱七八糟地放！”毛泽东从容地答：“书在乎人看，整理好了你就不会看了。”
　　当时的北京是中国最大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心，北大又是新文化运动中心，人才济济，头面人物云集。毛泽东是带着斗志来北京的，那年4月，好友罗章龙筹到路费准备东赴日本，毛泽东写了首诗送他，“年少峥嵘屈贾才”“鲲鹏击浪从兹始”，豪情盛气扑面而来。在阅览室工作，毛泽东能沾一个便利，就是主动去结交北大的知名人士。他们也要来阅览室借书的，也得登记姓名。比如，北大文科学生傅斯年和罗家伦，两人都是学生运动领袖，组织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月刊，罗家伦参与翻译的《玩偶之家》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娜拉出走”是青年们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还有学成归国的胡适，27岁就已是北大文科知名教授，他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
　　毛泽东抱着极大兴趣走上前去跟傅斯年和罗家伦打招呼，结果却不太理想，他甚至颇感沮丧。“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我曾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而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还有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個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看到毛泽东只是一位没有注册的学生，便拒绝回答。

　　当然，能识别这个南方青年独特见识的也大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也在一层，毛泽东的这份工作就是他介绍的。在北大，李大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平日里，他总是笑呵呵的，风度优雅，戴金属框眼镜。工作之余的交流中，李大钊发现毛泽东思维异常敏捷，锐气毕露。毛泽东提出问题，李大钊作答，两人能就此畅谈许久。1918年11月15日，为庆祝新生的苏俄作为协约国在一战中取胜，李大钊昂首阔步登上在天安门前的讲台，慷慨演讲：“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毛泽东就站在学生工人涌动的、热烈的人潮中，望着台上的守常先生（李大钊字守常），思考良多。
　　毛泽东还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人称“乱世飘萍”的学会导师邵飘萍有了接触。邵飘萍曾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后来又创办了《京报》。在北京，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邵飘萍都靠得拢、谈得来。夜探总理府，虚访美使馆，他总能拿到独家新闻。他本人也风流倜傥，慷慨豪爽，重交情，讲排场，在酒楼饭馆宴请宾客，在谈话之中捕捉信息。毛泽东听邵飘萍讲课，也到邵飘萍家里拜访，与他深谈多次。因为邵飘萍，毛泽东对未来的职业有了新想法，他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
　　在北京，除了因职务之便和师生之便拜访名流学者，毛泽东也主动登门，拜访北大校长蔡元培、北大文科教务长陶孟和，也第一次拜会了陈独秀。次年，他到上海送新民学会同学出国留学又专门拜会了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毛泽东曾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谈“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健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那一年，北大发生了很多事：陈独秀又创办了一本新杂志《每周评论》;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鲁迅发表国内首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风起云涌，人杰汇聚，各方呼啸。青年毛泽东一头闯进了这个见识最广博、思想最激荡、交锋最活跃的场域里，在这些先生们身边走动，他站着、坐着、听着、问着、看着、想着，他在汲取知识，探索方向。也是在那一年，毛泽东恋爱了。

爱情的甜蜜与离别的哀愁

　　“你最近自学如何呀？《新青年》看了没有？”毛泽东先开了口。“每期都读了，里面好多文章好极了，我几乎能背下来。”杨开慧答。
　　“我写了好几封信给你，收到了吗？”毛泽东又问。“收到了。你的信写得真好，我当文章读呢。妈妈还要了你的信去看哩。”杨开慧面带笑意。
　　这是毛泽东到北京后与杨开慧第一次见面。17岁的杨开慧还保持着原来在长沙的打扮，粗衣布裙，梳着蝴蝶头，但毛泽东忽然发觉，小师妹出落成温婉淑慧的大姑娘了。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院门外挂着一块铜牌“板仓杨”，这是杨昌济在北京的住处，他于1918年6月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刚到北京就落脚老师家，住在南房靠院门的单间里。
　　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小院里特别热闹，杨昌济讲解哲学、伦理学，毛泽东、蔡和森等学生听完课就展开讨论，杨昌济的独生女杨开慧也在一旁聆听。那一年，小院里栽了一棵小枣树，杨开慧常为小树培土、施肥，毛泽东帮着浇水，两人之间交谈也越来越多了。
　　毛泽东和同学们不久就搬去了三眼井胡同。从杨宅到三眼井胡同有5里地，杨开慧走过去要半小时。她一到，同学们就开始起哄，蔡和森说：“霞仔（杨开慧号霞，毛泽东称她霞姑）是来看润之的吧！”杨开慧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是来看大家的，爸爸问你们在北京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不要客气。”蔡和森又逗她：“我们的困难，润之一概全知，让他出去告诉你吧。”毛泽东于是带着杨开慧出了门。

　　“在公园里，在故宫广场上，我看到了北国之春，看到了坚冰覆盖着北海时，洁白的梅花在怒放。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从而想起了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这一写景的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清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赏。”在毛泽东心中，那年的北京如此之美，“就是在这里，我遇上并爱上了杨开慧”。但两人都把爱藏在了心里，没有开口。杨开慧说：“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惟恐他看见我（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
　　很快，离别到来。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回湖南。分别后，两人以不同的方式追求进步。杨开慧不再满足于在家跟父亲学习国文和英文，积极去北大旁听，《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以及英文版《布尔什维克》《奥维克》都是她的必读刊物。杨昌济的好友夸奖她说：“开慧志向尤大，举止温婉，中文亦好，殊属难得。”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7月14日，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以及长短文章20余篇。在北京，杨开慧读到这些文章。“世间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她感受到新的力量。两人通信诸多，在信中，开始以“润”“霞”称呼对方。
　　1920年12月18日，毛泽东再赴北京，进行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他与杨开慧再见面了，但此时恩师杨昌济突然病重。毛泽东常常是匆匆赶来病房，又因驱张工作需要匆匆赶回。一天晚上，毛泽东又赶来病房，杨昌济示意他坐下，颤抖着从身上掏出一块怀表递给他，说：“润之，这块表跟我多年，在日本、英国一直戴着，送给你作个纪念吧。”毛泽东双手接过，热泪盈眶。杨昌济又说：“你和开慧的事我全知道，开慧年轻幼稚，你要多照顾她……”“老师，请放心！”毛泽东忍痛起身，向恩师和师母深深地鞠躬。
　　100多年过去了，记者伫立在豆腐池胡同9号院前，院门紧闭着，但门外一左一右两棵枣树发了新芽，星星点点的绿色与红的院门相互映衬。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想起毛泽东多年后怀念霞姑的那句诗：“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年衣。”

在“混乱”中走向马克思主义

　　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疑惑：毛泽东为何始终没有报考北大？在罗章龙的记忆里，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他根本不赞成进北京大学的，（他觉得）北京大学好像旧式大学的气氛很多，不是自由研究的，自由研究应该是好一些，所以他就不去考北京大学。”
　　年轻的毛泽东很有主见，不追求潮流，即使那潮流是新式的、前沿的。比如报考北大，比如出国勤工俭学。1919年3月，毛泽东到上海参加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送别湖南学生赴法。在这之前，不少同学期盼着他一同赴法。“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八载。异日回国……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罗学瓒在信中说得这般恳切，毛泽东还是没去。
　　中共党史专业博士、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后郑宁波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去与不去，毛泽东有过一番思考，在一封信中，他说明了为何要留在国内。”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还写了在国内研究的几种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我们不难体会到青年毛泽东的非凡见识。”郑宁波说。“面对纷纷出国的同学，毛泽东另辟蹊径地选择留在国内。他很善于逆向思维。他的学术研究不囿于书斋，具有很强实践意识和浓厚现实关怀。对于留学的利弊，他的分析上升到中西文化比较、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高度，极为通透。也许，这也是他以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因子之一。”
　　在北大，毛泽东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南方青年，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他从未中断思考。在跟随杨昌济学习《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曾在书上批注了这样一句话，“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會、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这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全部国家制度的一概否定，正是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
　　当时的北大图书馆里也陈列着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如《晦鸣录》《法律与强权》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状态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说，我还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的中国前景。”毛泽东口中的那位朱谦之同学，当时已是无政府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了。
　　回湖南后，毛泽东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民众的大联合（一）》中，人们还能读出他对无政府主义的青睐。他写道：“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正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最高精神领袖和理论家。
　　到《民众的大联合（三）》发表时，他的思想已转变，旗帜鲜明地肯定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革命运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革命在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针对旧的国家制度，他发出的不是“废弃国家”的呼声，而是“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的呐喊。他开始朝马克思主义方向走去。
　　当然，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如今，我们只能想象着他探索之路上的点滴：也许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的台灯旁，他与李大钊激烈畅谈，晚上回到三眼井胡同后，有了新想法;也许在天安门前听完李大钊的演说，他一个人走在街道上思索良久;也许是第二次回北京后，邓中夏、罗章龙谈论起那些搜寻到的宝贝书，那些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他感觉到很兴奋;也许是在某个夜晚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后，他彻夜无眠，坚信了马克思主义。在痛苦呻吟的中国土地上，一个青年终将找到他的路，并且准备好了，大踏步地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