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32年前，人类第一次发现了艾滋病，之后这种病一直被视为不治之症；不过17年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首次问世，让这一绝症变得可以治疗。然而这其中存在一个障碍：患者需承担平均每年高达1万美元的药费，这让很多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觉得这种病依然是一个不治之症。不过，最近有个好消息传来：一名出生即携带艾滋病毒的小女孩在两岁半时被功能性治愈。这样一个消息无疑振奋人心。
被功能性治愈的女婴
2010年7月，一名早产儿在美国密西西比州出生，然而她的降生并非伴随着希望和喜悦：她的母亲在分娩时才被查出携带艾滋病毒。由于婴儿出生在农村，无法得到较为良好的治疗和护理，很快她便被送往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由儿科中心专家汉娜·盖伊诊治。
由于接手时小孩儿已经感染艾滋病毒，盖伊便给她开出了猛药，在孩子出生30小时内，就用3种混合药物对孩子进行阻断病毒的治疗，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风险极大的举措。对于大部分在子宫内或是分娩时接触艾滋病毒的婴儿，医生会在确诊之前用1-2种药物对他们进行治疗，以降低他们的感染几率，一上来就用猛药治疗，药物的毒性很可能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伤害。
但盖伊却另有想法。由于婴儿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没有接受任何病毒阻断治疗，女婴极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因此蓋伊认为用药上要更快更狠。事实证明，盖伊的这次冒险是值得的。出生29天后，婴儿的血液中已经检测不到艾滋病毒。随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儿科专家黛博拉·佩尔绍德根据这一结果发表声明：“我们认为，及早进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能阻止病毒库的形成。”
这里提到一个关键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它的原理在于抑制艾滋病毒的复制，通过连续药物的输入，为艾滋病毒的扩散和扶植竖起一道“铜墙铁壁”，使病毒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医学界一致认为，艾滋病毒十分擅长“捉迷藏”，爱变身，或是耐着性子玩潜伏。一旦停止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铜墙铁壁一消失，病毒很有可能会卷土重来。因此，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终生服用此类药物。然而，2012年1月，也就是这名艾滋女婴18个月大的时候，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婴儿的父母决定不再为孩子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那么，艾滋病毒还会重新来过吗？
5个月后，女婴再次回到医院进行血液检查，结果令医生们大吃一惊。主治医生盖伊说：“我非常惊讶，停止用药5个月后，我们竟然检测不到孩子体内的艾滋病毒载量。”又过了5个月，女婴再次来到医院进行检测，血液中依然检测不到病毒，盖伊此时惊喜万分：“也许是无心插柳，但我们确实治愈了这名女婴。”
治愈，这是一个对于艾滋病研究学界来说几乎难以说出的词语。不过，即便医生宣布目前治愈了这名婴儿，然而这并不能确保擅长“躲猫猫”的艾滋病毒永不现身。因此，佩尔绍德将这一结果定性为“功能性治愈”。
功能性治愈是指艾滋病毒检测为阴性，即使不再吃药，机体免疫功能也处于正常状态，但体内仍有病毒存在。那么，现在又有一个新的疑问：从功能性治愈到完全治愈是否存在这一可能？
布朗的“美妙基因”
现年48岁的美国人蒂莫西·布朗给了这一问题肯定性答案。1995年，布朗在德国被确认感染艾滋病毒；1年后，他开始服用抗病毒药物，之后被功能性治愈。但在2006年，布朗又被确诊患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为了治疗白血病，2007年2月开始，布朗在德国先后两次接受了骨髓移植。幸运的布朗在进行了骨髓移植后白血病痊愈；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经过医学检测，布朗体内的艾滋病毒竟也完全消失。他也因此成为世界首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在接受骨髓移植前，布朗和医生都没预料到，向他捐献骨髓的人体内存在一种罕见的变异基因：CCR5。这一基因被称为“美妙的基因”，拥有它的人对艾滋病毒具有免疫力。CCR5是一种细胞膜蛋白，艾滋病毒如果要攻击细胞，就必须先与这种细胞膜蛋白结合。而变异后的CCR5基因的特点就是可以抵御所有病毒性基因的传染。布朗在接受骨髓移植的同时，体内也就拥有了这一“美妙基因”，艾滋病毒因此就无法再侵入细胞进行复制，病毒载量自然下降，布朗的艾滋病得以完全治愈。
但是布朗的幸运很难被复制。在更多医学专家看来，被功能性治愈的女婴或许能对艾滋病治疗研究带来更大的借鉴意义。密西西比的这一案例提出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感染艾滋病毒的不同人群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治愈。“柏林病人”布朗的痊愈源于一系列复杂、昂贵、高风险的医学步骤，而这一新案例却是花销相对较小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的结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密西西比女婴的案例也凸显出早期治疗的重要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艾滋病毒母婴传播的概率为15%—45%，但及时的产前检查和实施药物阻断治疗，能使母婴间传播几率下降到2%以下。然而如今在全球范围内，每年仍有30万到40万艾滋婴儿出生，其中90%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虽然这一系列的进展和突破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不过我们仍然得在“终结艾滋病”的后面画上个问号。在世界上所有艾滋病患者当中，前NBA著名球星、“魔术师”约翰逊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这位前洛杉矶湖人队控球后卫在1991年因感染艾滋病毒而宣告退役，经过科学的治疗，他已经平安地度过了20多年，而且有了孙女。然而，治疗艾滋病的昂贵费用可能只有约翰逊这样的有钱人能承担下来，对于更多的平民甚至是亚非拉美地区的穷人来说，这无疑是个不可能完成的治疗任务。因此，在柏林病人布朗和密西西比女婴案例带来喜悦的同时，这一条抗艾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当然，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人类社会确实还没有找到能够根治艾滋病的方法。不过如前文所说，从被完全治愈的柏林病人，到被功能治愈的密西西比女婴，我们还是欣喜地看到这些昔日的艾滋病患者可以正常地学习、工作、生活。在和疾病的战斗当中，我们绝不放弃，就会埋下希望的种子。最后，借用波斯诗人萨迪的一句话：你虽在困苦中，也不要惴惴不安，往往总是从暗处流出生命之泉。
被功能性治愈的女婴
2010年7月，一名早产儿在美国密西西比州出生，然而她的降生并非伴随着希望和喜悦：她的母亲在分娩时才被查出携带艾滋病毒。由于婴儿出生在农村，无法得到较为良好的治疗和护理，很快她便被送往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由儿科中心专家汉娜·盖伊诊治。
由于接手时小孩儿已经感染艾滋病毒，盖伊便给她开出了猛药，在孩子出生30小时内，就用3种混合药物对孩子进行阻断病毒的治疗，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风险极大的举措。对于大部分在子宫内或是分娩时接触艾滋病毒的婴儿，医生会在确诊之前用1-2种药物对他们进行治疗，以降低他们的感染几率，一上来就用猛药治疗，药物的毒性很可能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伤害。
但盖伊却另有想法。由于婴儿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没有接受任何病毒阻断治疗，女婴极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因此蓋伊认为用药上要更快更狠。事实证明，盖伊的这次冒险是值得的。出生29天后，婴儿的血液中已经检测不到艾滋病毒。随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儿科专家黛博拉·佩尔绍德根据这一结果发表声明：“我们认为，及早进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能阻止病毒库的形成。”
这里提到一个关键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它的原理在于抑制艾滋病毒的复制，通过连续药物的输入，为艾滋病毒的扩散和扶植竖起一道“铜墙铁壁”，使病毒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医学界一致认为，艾滋病毒十分擅长“捉迷藏”，爱变身，或是耐着性子玩潜伏。一旦停止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铜墙铁壁一消失，病毒很有可能会卷土重来。因此，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终生服用此类药物。然而，2012年1月，也就是这名艾滋女婴18个月大的时候，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婴儿的父母决定不再为孩子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那么，艾滋病毒还会重新来过吗？
5个月后，女婴再次回到医院进行血液检查，结果令医生们大吃一惊。主治医生盖伊说：“我非常惊讶，停止用药5个月后，我们竟然检测不到孩子体内的艾滋病毒载量。”又过了5个月，女婴再次来到医院进行检测，血液中依然检测不到病毒，盖伊此时惊喜万分：“也许是无心插柳，但我们确实治愈了这名女婴。”
治愈，这是一个对于艾滋病研究学界来说几乎难以说出的词语。不过，即便医生宣布目前治愈了这名婴儿，然而这并不能确保擅长“躲猫猫”的艾滋病毒永不现身。因此，佩尔绍德将这一结果定性为“功能性治愈”。
功能性治愈是指艾滋病毒检测为阴性，即使不再吃药，机体免疫功能也处于正常状态，但体内仍有病毒存在。那么，现在又有一个新的疑问：从功能性治愈到完全治愈是否存在这一可能？
布朗的“美妙基因”
现年48岁的美国人蒂莫西·布朗给了这一问题肯定性答案。1995年，布朗在德国被确认感染艾滋病毒；1年后，他开始服用抗病毒药物，之后被功能性治愈。但在2006年，布朗又被确诊患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为了治疗白血病，2007年2月开始，布朗在德国先后两次接受了骨髓移植。幸运的布朗在进行了骨髓移植后白血病痊愈；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经过医学检测，布朗体内的艾滋病毒竟也完全消失。他也因此成为世界首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在接受骨髓移植前，布朗和医生都没预料到，向他捐献骨髓的人体内存在一种罕见的变异基因：CCR5。这一基因被称为“美妙的基因”，拥有它的人对艾滋病毒具有免疫力。CCR5是一种细胞膜蛋白，艾滋病毒如果要攻击细胞，就必须先与这种细胞膜蛋白结合。而变异后的CCR5基因的特点就是可以抵御所有病毒性基因的传染。布朗在接受骨髓移植的同时，体内也就拥有了这一“美妙基因”，艾滋病毒因此就无法再侵入细胞进行复制，病毒载量自然下降，布朗的艾滋病得以完全治愈。
但是布朗的幸运很难被复制。在更多医学专家看来，被功能性治愈的女婴或许能对艾滋病治疗研究带来更大的借鉴意义。密西西比的这一案例提出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感染艾滋病毒的不同人群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治愈。“柏林病人”布朗的痊愈源于一系列复杂、昂贵、高风险的医学步骤，而这一新案例却是花销相对较小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的结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密西西比女婴的案例也凸显出早期治疗的重要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艾滋病毒母婴传播的概率为15%—45%，但及时的产前检查和实施药物阻断治疗，能使母婴间传播几率下降到2%以下。然而如今在全球范围内，每年仍有30万到40万艾滋婴儿出生，其中90%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虽然这一系列的进展和突破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不过我们仍然得在“终结艾滋病”的后面画上个问号。在世界上所有艾滋病患者当中，前NBA著名球星、“魔术师”约翰逊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这位前洛杉矶湖人队控球后卫在1991年因感染艾滋病毒而宣告退役，经过科学的治疗，他已经平安地度过了20多年，而且有了孙女。然而，治疗艾滋病的昂贵费用可能只有约翰逊这样的有钱人能承担下来，对于更多的平民甚至是亚非拉美地区的穷人来说，这无疑是个不可能完成的治疗任务。因此，在柏林病人布朗和密西西比女婴案例带来喜悦的同时，这一条抗艾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当然，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人类社会确实还没有找到能够根治艾滋病的方法。不过如前文所说，从被完全治愈的柏林病人，到被功能治愈的密西西比女婴，我们还是欣喜地看到这些昔日的艾滋病患者可以正常地学习、工作、生活。在和疾病的战斗当中，我们绝不放弃，就会埋下希望的种子。最后，借用波斯诗人萨迪的一句话：你虽在困苦中，也不要惴惴不安，往往总是从暗处流出生命之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