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高语罕，中共早期党员。人如其名，人称“高大炮”。他曾活跃于中共高层，与毛泽东共过事、与陈独秀相交甚笃、是吸收朱德入党的党支部成员、在黄埔时和南昌起义中与周恩来、叶剑英等多有交集……1929年11月，因追随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而被开除党籍，就此淡出中共高层视野。
毛泽东向斯诺提起高语罕的名字
高语罕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但它却牢牢印在毛泽东的记忆之中。
1936年，在延安的土炕上，毛泽东与来访的美国作家斯诺谈起建党时的一些事，就提到了高语罕。他说道：“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党的创始人有周恩来、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由此，也可看出早年的高语罕在建党时所起的作用。
毛泽东能牢记高语罕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很早就共过事。
1926年1月，高语罕作为国民党留德支部代表，同毛泽东等参加国民党二大。因在大会中对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进行坚决斗争，而与张国焘、毛泽东、于树德被称作“四金刚”，其后又加了恽代英，称为“五虎将”。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当选候补中央委员，高语罕当选中央监察委员、常委。
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9月11日结业。这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萧楚女任教务主任，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作为所长的毛泽东自然与担任主任的高语罕频有往来。
与陈独秀交往渐多，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
当然，与高语罕结识最早、交往最长的不是毛泽东，而是陈独秀。他们之间相像的地方太多了，不仅是安徽老乡，而且都是典型的文人从政。
高语罕原名高超，号一羽，笔名赤羽、素心，1887年8月1日出生于安徽寿县正阳关盐卡巷。高语罕的祖上曾经是大盐商。可是到了他祖父那一辈，家道已经败落。祖父依靠给航运公司做会计的收入养活家小。他的父亲虽然是个私塾先生，一生苦苦攻读，却时运不济，没有考中秀才。但在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高语罕亦具备了较深的文字功底。
1904年冬，清政府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16岁的高语罕随同老师前往寿州赶考。张榜时，高语罕榜上有名，而他的老师却名落孙山。次年，高语罕离别家乡，考入安庆陆军测绘学堂。不久，他就结识了柏文蔚、常恒芳等寿州老乡，并参加了由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熊成基等组织的维新会（反清组织岳王会的外围社团）。
在安徽地方当局的严密搜捕下，陈独秀在安徽无法藏身，被迫于1907年春第4次东渡日本。到达日本后，陈独秀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国家文化，学习那“能使国家富强的技艺能事”。
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经人介绍，高语罕还加入了同盟会，开始走上反对清朝统治的道路。年轻气盛的高语罕，也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打算将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期间，高语罕结识了陈独秀。
高语罕在日本见到的陈独秀，有着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讲起话来，总是旁征博引、海阔天空。他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对政治问题精辟的分析，都让高语罕深为叹服。而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对封建三纲五常旧礼教异常痛恨的高语罕，也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民主共和的向往与对封建制度的反叛，使得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就这样，一直到1907年底高语罕回国前，陈独秀都与其往来密切。两人常聚在一起切磋文学，交谈时事，发表对时局的看法。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时，高语罕是积极的撰稿人，连续在该杂志发表了《青年之敌》《青年与国家之前途》等多篇文章。后来，高语罕到芜湖省立五中任教，创办了安徽第一个学生自治会，培养了蒋光慈、钱杏邨（阿英）、李克农、尹宽、曹渊等许多优秀的青年学生。在此期间，高语罕同陈独秀多有接触，“并秘密参加早期的建党活动”，开办了多所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
他为学生编写的教材《白话书信》与胡适的《尝试集》、陈独秀的《独秀文存》是当时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3种畅销书。由于《白话书信》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国民党的审查机关专门针对其批了“严予禁毁，以绝流传”的禁令。这本书出版后虽屡经查禁却再版39次、印刷10万册之多，影响了无数青年志士，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高语罕还受陈独秀委托，最早响应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8月，高语罕就和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雁冰等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从事共产党发起组的工作。期间，高语罕还推荐自己在芜湖省立五中任教时的学生蒋光慈等进入外国语学社读书。
1920年10月4日，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为负责人。当时，高语罕正在北京。作为陈独秀的挚友、李大钊的早稻田大学同学，高语罕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秘密活动，并经李大钊、张申府介绍，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
虽不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对朱德有过很大帮助
1922年8月4日，高语罕与章伯钧等共赴德国留学，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两年后学成回国。在德国，他与张申府等人一起组建了中共旅欧支部。
有文章说朱德是由高语罕介绍入党的，依据多半来自高语罕的自述。他在《九死一生记》中回忆道：“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大家要聚餐一次，时常不离伴的，大概是叔隐、太朴、师亮、朱德夫妇（贺治华，朱德的第三任妻子）和我。”“他（叔隐）和孙炳文、朱德、章伯钧等之加入共产党及国民党，皆经我一手包办。”
实际上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与张申府。但朱德与高语罕确实当年都在德国，作为第一批中共党员，高语罕对朱德的入党肯定有所帮助。1923年5月4日，朱德移居到德国中部的哥廷根，住在文德路88号。每周三高语罕他们都要召开党小组会，朱德每次都来参加。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在高语罕的眼里：“朱德的为人，你若看他那个样儿，简直是一个乡下佬。他不轻于说话，文字也很平常，一般的学识，自然他也没有机会预备。但他有一个特性，也可以说军人的脑筋——单纯。他对于政治经济的理论知道得很少，但他只要明了其中片言只字的真理，便奋力在实行，并且生死不渝。” 后来，高语罕、朱德等陆续离开哥廷根，高语罕回到柏林，专门从事党务活动。柏林也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小组，章伯钧、高语罕、朱德、刘鼎等十几个人都是它的成员。国民党改组前后，党内的右派分子冯自由、邹鲁、张继等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之间，原来感情是比较融洽的，后来受国内斗争的影响也分成两派，展开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打起架来。高语罕喜欢激情的辩论，朱德则不太想，他想离开这搬弄是非的地方，到苏联去学习军事。他们一道印德文传单，改组留德学生会，组织追悼孙中山逝世的游行和集会，召集各种讲演会，还办了一个油印周刊《明星》，每次印二三百份，许多具体工作都由朱德来承担，高语罕则为它写了许多文章。
长期的相处让朱德对高语罕印象深刻。一直到抗战爆发前，朱德到南京时，留德同学开会欢迎他，他还深情地说：“大家都到了，只缺少老高。”
在黄埔时与南昌起义中，和周恩来、叶剑英同舟共进
1925年，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广招人才，高语罕受周恩来的聘请，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教授《政治学概论》。高语罕在军校里深受学员们的喜爱和尊敬，聂荣臻曾回忆，高语罕是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之一。高语罕还应邀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婚礼上，由于张治中、高语罕等人的过分热情，竟至周恩来也喝醉了。
1927年，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前夕，由陈独秀等组成起义的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下设由周恩来等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由高语罕等组成的宣传委员会，他们的交往更加密切。周恩来身先士卒，军事天才逐渐显露，高语罕的宣传本领得到充分发挥。随后，高语罕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
4月18日，武汉政府任命高语罕为第二十军党代表兼四川党务特派员。二十军党代表本为朱德，此时朱德应老同学朱培德邀请去南昌任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因时局变化，高语罕赴任途中折回武汉。5月下旬，周恩来也从上海秘密乘英国轮船来到武汉，并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人部（军事部）部长。6月中旬，国民革命第四军军长兼第十一军军长张发奎因讨伐段祺瑞奉军有功，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高语罕的关系比较近，特聘高语罕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
7月15日，汪精卫政府公开“分共”。周恩来将从事军事工作的中共党员集中到南昌、九江一带，准备随张发奎的军队回广东，高语罕也随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半秘密状态下赴九江。第四军军部设在庐山脚下甘棠湖心烟水亭中，这里相传是三国时东吴周瑜的水军都督府。烟水亭四面皆水，进出皆须坐木筏子。高语罕与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就认识，他俩每天傍晚在湖里划船，有时诗兴大发提笔作诗，有时把船荡在湖对岸的芦苇深处，泅入水中。
7月24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和黄琪翔邀请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副军长兼师长叶挺到庐山开会，准备夺他们的兵权。叶剑英闻讯后告知叶挺。叶挺同高语罕也熟识，高语罕在芜湖工读学校时的学生曹渊和孙一中，在北伐时就担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的营长。
7月25日，叶挺、叶剑英邀约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到甘棠湖一只小船上，以划船游湖为名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叶、贺不上庐山；部队乘车开到南昌；叶挺部队明天开，贺龙部队后天开，贺龙的车先让给叶挺。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一环，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叶剑英晚年多次谈到“小划子会议”，一次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个人，有叶剑英、叶挺、贺龙、高语罕，还有一位不肯定，后来又告诉萧克说：“是廖乾吾。我、叶挺、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一条小船上，进行了一些磋商。”
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赶到九江。27日晨，张国焘也到达九江，传达头一天中共中央常委研究的暂缓发动南昌起义的决议。周恩来和高语罕等一致反对这一主张，坚决表示：起义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激烈争论数小时，但因张国焘是中共中央代表，不能以多数决定。为保证武装起义按预定计划进行，周恩来最后愤然以辞职相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
7月30日，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等在庐山开会，严令贺龙、叶挺将部队撤回九江，并通缉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等人。叶剑英派人星夜下山，到烟水亭向高语罕报信。接得叶剑英密报，高语罕立即逃走，清晨即乘车赴南昌。到了南昌，高语罕立即给叶挺打电话，叶挺让他马上到司令部。高语罕到后一看，周恩来、朱德、谭平山等都在，这时已是7月31日深夜。周恩来主持中共前委紧急会议，继续讨论。经过数小时辩论，在得知张发奎参加庐山反共会议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终决定在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后，高语罕任革命委员会秘书，起草了《中央委员宣言》和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均刊登在《民国日报》上。起义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立即南下，准备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高语罕随军南下，他与谭平山、林伯渠、方维夏、徐特立、廖乾吾、姜济寰和彭泽民8人年岁较大，被称为军中“八仙”。高语罕一路上生病，因叶挺十一军军部伙食极差，转到贺龙二十军军部。到汕头后，周恩来派人找到高语罕，请他到香港跑一趟，争取张发奎、黄琪翔。因联络未果，高语罕隐居在澳门，写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11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对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等分别给予批评和处罚，并要陈独秀、谭平山、高语罕等人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遭到陈、谭、高的拒绝。
1928年初，高语罕和杨匏安等回到上海，到杨匏安一个亲戚家里暂住，重新接受中央安排工作。高语罕被编入由蒋光慈任组长，钱杏邨（阿英）、李克农、严启文、李泽纯、宋季仁等组成的春野书店支部，间或指导太阳社的文艺工作。 追随陈独秀，一起参加托派组织
1927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高语罕作为代表与陈独秀一起参加会议。不久，陈独秀被免去总书记职务。被免职的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不应与敌人蛮干，白白牺牲自己的同志，因此向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与建议，结果遭到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批评。在看到“左”倾中央继续视革命形势处于高潮、而不断进行诸如飞行集会，并指示红军进攻大城市的情况下，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并开始了托派活动。而此时，在上海春野支部的高语罕，与陈独秀的观点一样，和坚持“左”倾思想的人发生了激烈争论。后来，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1929年11月，在上海华德路余庆里一间客堂里，坐着两桌麻将客。洗牌的声音哗啦哗啦传得很远，“小伙计”宋季仁跑进跑出，又是买烟又是打开水，两只眼睛警惕地打量着门口走动的人。
这是春野支部一次党的重要会议，议题是开除高语罕出党。参加会议的除高语罕外，还有李克农、钱杏邨、严启文、章明卿、侯鲁史和他的爱人老梅等。支部书记侯鲁史宣布了党的决定。高语罕拿牌的手抖了一下，又疑惑地看了看主持人，推推眼镜问道：“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呢？”
“因为你参与了陈独秀的托洛茨基取消派，你们以中共反对派自居，公开组织托派小团体，这违背了党章。”主持人打出一张牌后说。
“我不承认我是托洛茨基分子。”高语罕争辩道。“你们知道。我与陈独秀不仅是老乡，而且是多年的知交，但我并没有参与他的治党方针，我不过一介书生而已。把他开除出党，又何必牵连我呢？”
“实际上你们都接受了托派的观点，参加并领导了中国托派组织。”
“我不同意。”
“那就表决吧！同意开除高语罕出党的举手。”主持人挨个看着与会者，拿下颏点着数。
全体都举了手。李克农问警卫宋季仁：“你呢？”
宋季仁放下水壶，也举起了手。
主持人宣布：“一致通过了。”
高语罕唉声叹气。其实，这次开除高语罕的党籍，是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责令下进行的。支部中那些过去由高语罕介绍入党的他的学生们心情是矛盾的。他们很有人情味，最后为老师送了行。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表示拥护托洛茨基的主张，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高语罕在上面签了字。15日，他和陈独秀、彭述之等在上海成立了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公开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从此，高语罕走上了另一条政治道路。不过，也许对“革命”已经没有了热情，高语罕参加托派后，并没有进行过太多的托派活动，见诸史料的，更多的是他在从事文字著述活动，或者说是在以文谋生而已。
1947年3月，高语罕胃癌复发，卧床不起，无钱治疗。他曾想回正阳关养病，可当时国共两党正在打内战，淮河两岸兵荒马乱，重病在身，出行不便，于是他就写信请妹妹来南京照顾自己。后来病情恶化，他被学生王持华等人送进医院抢救。4月23日，溘然而逝。时人评价高语罕：“毕生知己陈独秀，身后萧条一样寒。”
毛泽东向斯诺提起高语罕的名字
高语罕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但它却牢牢印在毛泽东的记忆之中。
1936年，在延安的土炕上，毛泽东与来访的美国作家斯诺谈起建党时的一些事，就提到了高语罕。他说道：“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党的创始人有周恩来、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由此，也可看出早年的高语罕在建党时所起的作用。
毛泽东能牢记高语罕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很早就共过事。
1926年1月，高语罕作为国民党留德支部代表，同毛泽东等参加国民党二大。因在大会中对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进行坚决斗争，而与张国焘、毛泽东、于树德被称作“四金刚”，其后又加了恽代英，称为“五虎将”。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当选候补中央委员，高语罕当选中央监察委员、常委。
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9月11日结业。这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萧楚女任教务主任，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作为所长的毛泽东自然与担任主任的高语罕频有往来。
与陈独秀交往渐多，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
当然，与高语罕结识最早、交往最长的不是毛泽东，而是陈独秀。他们之间相像的地方太多了，不仅是安徽老乡，而且都是典型的文人从政。
高语罕原名高超，号一羽，笔名赤羽、素心，1887年8月1日出生于安徽寿县正阳关盐卡巷。高语罕的祖上曾经是大盐商。可是到了他祖父那一辈，家道已经败落。祖父依靠给航运公司做会计的收入养活家小。他的父亲虽然是个私塾先生，一生苦苦攻读，却时运不济，没有考中秀才。但在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高语罕亦具备了较深的文字功底。
1904年冬，清政府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16岁的高语罕随同老师前往寿州赶考。张榜时，高语罕榜上有名，而他的老师却名落孙山。次年，高语罕离别家乡，考入安庆陆军测绘学堂。不久，他就结识了柏文蔚、常恒芳等寿州老乡，并参加了由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熊成基等组织的维新会（反清组织岳王会的外围社团）。
在安徽地方当局的严密搜捕下，陈独秀在安徽无法藏身，被迫于1907年春第4次东渡日本。到达日本后，陈独秀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国家文化，学习那“能使国家富强的技艺能事”。
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经人介绍，高语罕还加入了同盟会，开始走上反对清朝统治的道路。年轻气盛的高语罕，也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打算将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期间，高语罕结识了陈独秀。
高语罕在日本见到的陈独秀，有着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讲起话来，总是旁征博引、海阔天空。他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对政治问题精辟的分析，都让高语罕深为叹服。而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对封建三纲五常旧礼教异常痛恨的高语罕，也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民主共和的向往与对封建制度的反叛，使得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就这样，一直到1907年底高语罕回国前，陈独秀都与其往来密切。两人常聚在一起切磋文学，交谈时事，发表对时局的看法。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时，高语罕是积极的撰稿人，连续在该杂志发表了《青年之敌》《青年与国家之前途》等多篇文章。后来，高语罕到芜湖省立五中任教，创办了安徽第一个学生自治会，培养了蒋光慈、钱杏邨（阿英）、李克农、尹宽、曹渊等许多优秀的青年学生。在此期间，高语罕同陈独秀多有接触，“并秘密参加早期的建党活动”，开办了多所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
他为学生编写的教材《白话书信》与胡适的《尝试集》、陈独秀的《独秀文存》是当时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3种畅销书。由于《白话书信》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国民党的审查机关专门针对其批了“严予禁毁，以绝流传”的禁令。这本书出版后虽屡经查禁却再版39次、印刷10万册之多，影响了无数青年志士，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高语罕还受陈独秀委托，最早响应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8月，高语罕就和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雁冰等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从事共产党发起组的工作。期间，高语罕还推荐自己在芜湖省立五中任教时的学生蒋光慈等进入外国语学社读书。
1920年10月4日，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为负责人。当时，高语罕正在北京。作为陈独秀的挚友、李大钊的早稻田大学同学，高语罕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秘密活动，并经李大钊、张申府介绍，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
虽不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对朱德有过很大帮助
1922年8月4日，高语罕与章伯钧等共赴德国留学，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两年后学成回国。在德国，他与张申府等人一起组建了中共旅欧支部。
有文章说朱德是由高语罕介绍入党的，依据多半来自高语罕的自述。他在《九死一生记》中回忆道：“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大家要聚餐一次，时常不离伴的，大概是叔隐、太朴、师亮、朱德夫妇（贺治华，朱德的第三任妻子）和我。”“他（叔隐）和孙炳文、朱德、章伯钧等之加入共产党及国民党，皆经我一手包办。”
实际上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与张申府。但朱德与高语罕确实当年都在德国，作为第一批中共党员，高语罕对朱德的入党肯定有所帮助。1923年5月4日，朱德移居到德国中部的哥廷根，住在文德路88号。每周三高语罕他们都要召开党小组会，朱德每次都来参加。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在高语罕的眼里：“朱德的为人，你若看他那个样儿，简直是一个乡下佬。他不轻于说话，文字也很平常，一般的学识，自然他也没有机会预备。但他有一个特性，也可以说军人的脑筋——单纯。他对于政治经济的理论知道得很少，但他只要明了其中片言只字的真理，便奋力在实行，并且生死不渝。” 后来，高语罕、朱德等陆续离开哥廷根，高语罕回到柏林，专门从事党务活动。柏林也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小组，章伯钧、高语罕、朱德、刘鼎等十几个人都是它的成员。国民党改组前后，党内的右派分子冯自由、邹鲁、张继等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之间，原来感情是比较融洽的，后来受国内斗争的影响也分成两派，展开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打起架来。高语罕喜欢激情的辩论，朱德则不太想，他想离开这搬弄是非的地方，到苏联去学习军事。他们一道印德文传单，改组留德学生会，组织追悼孙中山逝世的游行和集会，召集各种讲演会，还办了一个油印周刊《明星》，每次印二三百份，许多具体工作都由朱德来承担，高语罕则为它写了许多文章。
长期的相处让朱德对高语罕印象深刻。一直到抗战爆发前，朱德到南京时，留德同学开会欢迎他，他还深情地说：“大家都到了，只缺少老高。”
在黄埔时与南昌起义中，和周恩来、叶剑英同舟共进
1925年，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广招人才，高语罕受周恩来的聘请，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教授《政治学概论》。高语罕在军校里深受学员们的喜爱和尊敬，聂荣臻曾回忆，高语罕是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之一。高语罕还应邀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婚礼上，由于张治中、高语罕等人的过分热情，竟至周恩来也喝醉了。
1927年，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前夕，由陈独秀等组成起义的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下设由周恩来等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由高语罕等组成的宣传委员会，他们的交往更加密切。周恩来身先士卒，军事天才逐渐显露，高语罕的宣传本领得到充分发挥。随后，高语罕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
4月18日，武汉政府任命高语罕为第二十军党代表兼四川党务特派员。二十军党代表本为朱德，此时朱德应老同学朱培德邀请去南昌任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因时局变化，高语罕赴任途中折回武汉。5月下旬，周恩来也从上海秘密乘英国轮船来到武汉，并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人部（军事部）部长。6月中旬，国民革命第四军军长兼第十一军军长张发奎因讨伐段祺瑞奉军有功，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高语罕的关系比较近，特聘高语罕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
7月15日，汪精卫政府公开“分共”。周恩来将从事军事工作的中共党员集中到南昌、九江一带，准备随张发奎的军队回广东，高语罕也随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半秘密状态下赴九江。第四军军部设在庐山脚下甘棠湖心烟水亭中，这里相传是三国时东吴周瑜的水军都督府。烟水亭四面皆水，进出皆须坐木筏子。高语罕与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就认识，他俩每天傍晚在湖里划船，有时诗兴大发提笔作诗，有时把船荡在湖对岸的芦苇深处，泅入水中。
7月24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和黄琪翔邀请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副军长兼师长叶挺到庐山开会，准备夺他们的兵权。叶剑英闻讯后告知叶挺。叶挺同高语罕也熟识，高语罕在芜湖工读学校时的学生曹渊和孙一中，在北伐时就担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的营长。
7月25日，叶挺、叶剑英邀约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到甘棠湖一只小船上，以划船游湖为名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叶、贺不上庐山；部队乘车开到南昌；叶挺部队明天开，贺龙部队后天开，贺龙的车先让给叶挺。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一环，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叶剑英晚年多次谈到“小划子会议”，一次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个人，有叶剑英、叶挺、贺龙、高语罕，还有一位不肯定，后来又告诉萧克说：“是廖乾吾。我、叶挺、贺龙、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一条小船上，进行了一些磋商。”
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赶到九江。27日晨，张国焘也到达九江，传达头一天中共中央常委研究的暂缓发动南昌起义的决议。周恩来和高语罕等一致反对这一主张，坚决表示：起义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激烈争论数小时，但因张国焘是中共中央代表，不能以多数决定。为保证武装起义按预定计划进行，周恩来最后愤然以辞职相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
7月30日，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等在庐山开会，严令贺龙、叶挺将部队撤回九江，并通缉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等人。叶剑英派人星夜下山，到烟水亭向高语罕报信。接得叶剑英密报，高语罕立即逃走，清晨即乘车赴南昌。到了南昌，高语罕立即给叶挺打电话，叶挺让他马上到司令部。高语罕到后一看，周恩来、朱德、谭平山等都在，这时已是7月31日深夜。周恩来主持中共前委紧急会议，继续讨论。经过数小时辩论，在得知张发奎参加庐山反共会议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终决定在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后，高语罕任革命委员会秘书，起草了《中央委员宣言》和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均刊登在《民国日报》上。起义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立即南下，准备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高语罕随军南下，他与谭平山、林伯渠、方维夏、徐特立、廖乾吾、姜济寰和彭泽民8人年岁较大，被称为军中“八仙”。高语罕一路上生病，因叶挺十一军军部伙食极差，转到贺龙二十军军部。到汕头后，周恩来派人找到高语罕，请他到香港跑一趟，争取张发奎、黄琪翔。因联络未果，高语罕隐居在澳门，写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11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对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等分别给予批评和处罚，并要陈独秀、谭平山、高语罕等人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遭到陈、谭、高的拒绝。
1928年初，高语罕和杨匏安等回到上海，到杨匏安一个亲戚家里暂住，重新接受中央安排工作。高语罕被编入由蒋光慈任组长，钱杏邨（阿英）、李克农、严启文、李泽纯、宋季仁等组成的春野书店支部，间或指导太阳社的文艺工作。 追随陈独秀，一起参加托派组织
1927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高语罕作为代表与陈独秀一起参加会议。不久，陈独秀被免去总书记职务。被免职的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不应与敌人蛮干，白白牺牲自己的同志，因此向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与建议，结果遭到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批评。在看到“左”倾中央继续视革命形势处于高潮、而不断进行诸如飞行集会，并指示红军进攻大城市的情况下，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并开始了托派活动。而此时，在上海春野支部的高语罕，与陈独秀的观点一样，和坚持“左”倾思想的人发生了激烈争论。后来，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1929年11月，在上海华德路余庆里一间客堂里，坐着两桌麻将客。洗牌的声音哗啦哗啦传得很远，“小伙计”宋季仁跑进跑出，又是买烟又是打开水，两只眼睛警惕地打量着门口走动的人。
这是春野支部一次党的重要会议，议题是开除高语罕出党。参加会议的除高语罕外，还有李克农、钱杏邨、严启文、章明卿、侯鲁史和他的爱人老梅等。支部书记侯鲁史宣布了党的决定。高语罕拿牌的手抖了一下，又疑惑地看了看主持人，推推眼镜问道：“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呢？”
“因为你参与了陈独秀的托洛茨基取消派，你们以中共反对派自居，公开组织托派小团体，这违背了党章。”主持人打出一张牌后说。
“我不承认我是托洛茨基分子。”高语罕争辩道。“你们知道。我与陈独秀不仅是老乡，而且是多年的知交，但我并没有参与他的治党方针，我不过一介书生而已。把他开除出党，又何必牵连我呢？”
“实际上你们都接受了托派的观点，参加并领导了中国托派组织。”
“我不同意。”
“那就表决吧！同意开除高语罕出党的举手。”主持人挨个看着与会者，拿下颏点着数。
全体都举了手。李克农问警卫宋季仁：“你呢？”
宋季仁放下水壶，也举起了手。
主持人宣布：“一致通过了。”
高语罕唉声叹气。其实，这次开除高语罕的党籍，是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责令下进行的。支部中那些过去由高语罕介绍入党的他的学生们心情是矛盾的。他们很有人情味，最后为老师送了行。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表示拥护托洛茨基的主张，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高语罕在上面签了字。15日，他和陈独秀、彭述之等在上海成立了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公开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从此，高语罕走上了另一条政治道路。不过，也许对“革命”已经没有了热情，高语罕参加托派后，并没有进行过太多的托派活动，见诸史料的，更多的是他在从事文字著述活动，或者说是在以文谋生而已。
1947年3月，高语罕胃癌复发，卧床不起，无钱治疗。他曾想回正阳关养病，可当时国共两党正在打内战，淮河两岸兵荒马乱，重病在身，出行不便，于是他就写信请妹妹来南京照顾自己。后来病情恶化，他被学生王持华等人送进医院抢救。4月23日，溘然而逝。时人评价高语罕：“毕生知己陈独秀，身后萧条一样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