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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其新史学思想的内容包括对旧史学的批判和改造，对治史目的的阐述，对历史发展因果关系的分析，对史学方法论的探讨，等等。他的思想对其后史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 近代文学史 梁启超 新史学思想
在近代史学史上，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奠基人。他在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等方面建树颇多，并开拓了一系列崭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对当时及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就其新史学思想的内容作简要概述。
一、关于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和改造
梁氏运用近代资产阶级史学观，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他将二十四史怒斥为“二十四姓之家谱”，着重抨击封建史学的正统观，揭露封建正统的反动本质，并再三强调：“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之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1］3
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体系，梁氏呼吁必须改造旧史学，进行“史界革命”。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7为此，他提出改造旧史学的建议。
第一，要反对旧史的贵族性，反对“帝王中心论”和“正统观”，把旧史学从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中解脱出来，让它为国民服务，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的发展，［2］28使中华民族对世界有所贡献。
第二，要重新厘定史学范围。梁氏指出，中国历代史家试图把人类知识的全部记录纳于史著，以致史籍繁琐庞杂，而其所记载又不够详尽。他认为，当代科学日益发达，各种学问之间应该有较严密的分工，史学应从包容万象中分离出来，不必“越俎代庖”。但对于历史领域内的学问，则要“当仁不让”，这样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学的进步。
第三，对历史应该进行“纯客观的研究”。要特别注重“求真”的观念，摒除主观偏见。他严厉批判旧史家“强史就我”的主观主义研究态度，并猛烈谴责他们不“忠实”于客观历史。他强调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2］31—32这样才能有良史和信史的出现。他对“求真”的强调，对于克服传统史学过于依附于政治、缺乏独立意识的弊端，是一种必要的针砭和“矫枉”，对于历史学作为一门严格的、独立的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关于治史的目的
梁氏认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性。因此，他从资产阶级史学功用观出发，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资鉴”。他指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史学研究的是历史，但其出发点应该是现实，绝不能离开现实去研究历史。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谁也无法将它们割断，人们正是为了认识现实或满足现实的某种需要而去研究历史。他特别强调进行历史研究要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历史为当前的社会服务。
梁氏指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资鉴”，是与其构设和确立民族国家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试图通过强调史学研究的目的来关心中国应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形成一种怎样的社会。在他看来，由于旧史学的研究目的过于狭隘，因而日常的史迹和民众智慧得不到记载和传承，这不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每一社会个体都有高度发达的道德和智慧，才能组成社会和求得发展，而这正是新史学的职志和特征。他认为，近代史学的进步除了客观的资料整理就是主观的观念革新，就是要使历史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从而使每个个体都成为国民之一分子、世界之一分子，这就是他所追求的民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三、关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
在历史学研究的早期，梁氏以进化论为史学的理论基础，认为新旧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新旧史家所持的理论基础不同。旧史家信奉的是“一治一乱”、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论，而新史家则信奉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历史进化论。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都处于一种普遍的进化状态，所以史家要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来研究历史，“达到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的目的。历史就是“叙述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1］11—12这种历史进化的规律，他称之为因果律，并认为明乎此，则可知历史之真相。
晚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思想的变化，梁氏对历史进化和因果支配的问题提出了新看法，虽仍强调历史学要“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2］1但他同时表示：“说明事实的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学之人，多能言之”，然而“兹事未易言也”，因为“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易的，故得其真也甚难”。同时，寻求这种因果律，历史研究比自然科学更难，并且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也不一定绝对适用于历史，因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在此，他把历史进化的制约力分为两类：心力和物力。前者指支配人类活动的心理意识，包括个人心理、民族心理等；后者则指与前者相对的各种自然和社会环境，包括地理作用、文化传统力量等。他说：“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2］110—112在认识到因果律的复杂性后，他将其适用范围作出了明确限定，但仍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绝对对立起来，并片面强调“心力”和“自由意志”的作用，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境地。
四、关于史学方法论
梁氏十分重视史学方法论的探讨，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论著中详细阐述新史学方法论原则，提出许多新主张，对新史学建立在方法论上给予指导。他认为，要让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就必须对“客观的资料之整理”，以充分的重视，这是“近今史学”之进步的特征之一。［2］19概括地看，梁氏关于史学方法论的主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料的搜集方面。他主张不仅要注意一般人公认的文献和实物资料，还要开阔视野，“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在“常人向来不认为史料”的东西中“寻觅出可贵之史料”；不仅要留心普通史料、抽象史料、正面史料和积极史料，还应留心特别史料、具体史料、反面史料和消极史料；不仅要利用现成史料，还应从各类散见的材料的比照中，搜剔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以及为旧史家故意湮灭和错乱的史料。为此，他要求治史者“将脑筋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提高发现和利用史料的能力。在具体方法上，他特别强调按研究专题广泛搜集和积累“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之法，认为：“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同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吾侪欲得史料，必须多用此等方法。”［2］63—69
第二，史料的鉴别方面。他作了明确的界定：“正误辨伪，是为鉴别。”他反复阐明对史料的正误辨伪，是极其复杂的工作，必须有严谨的态度，精密的方法。从本国来说，要继承“前清乾嘉诸老严格的考证法”。从外国来说，要吸收“近代科学家之归纳研究法”，二者是相通的。在正误方面，要做到正确的鉴别，除了正面的考察外，还可以运用反证的方法。反证的材料不足时，又可以运用假说的方法，“以待后来之再审定”。［2］71—73同一历史事件，若史料相互矛盾时，则要坚持“以最先近者为最可信”的原则。但原则只是大略的标准，“实际上亦未必尽然”。在具体运用原则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考察，特别是要考察作者的史德、史识及其所处的地位，以决定取舍，方不至于陷于谬误。在辨伪方面，他提出了鉴别伪书的12条方法和证明真书的6条方法。但他认为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也有伪事。而“伪”与“误”又有所不同，他把伪事分为7类，并提出了辨别伪事应采取的7种态度。他强调：“求真”就是要“实事求是”。［2］99只有正确的史料，才能作为思想批判的基础。梁氏的这些方法至今仍极具参考价值。
第三，史料的整理方面。他極力提倡归纳研究法，是从乾嘉学派和西方近代学者那里受到的启迪。他的史料整理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2］80首先，他强调史料整理要归纳比较，将同类或有关系的史料网罗起来贯串比较，善于在史料中同中观异，异中观同，这样往往能取得新的理解。其次，他主张史料整理要会同联络，反对显微镜式的好一。他强调：“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于变为碎件。”“纵的方面最注意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2］34这种把史实置于整体关系和动态过程中加以综合分析的方法，已不是形式逻辑的方法，而是带有了某些辩证法的因素，从而增强了史料整理的科学性。最后，他还提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所谓“历史统计学”，就是运用统计学的原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这种注重对资料进行数字处理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定量分析的归纳法。更为值得重视的是，他主张在史料整理中应以进化论为指导，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
总之，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虽有其局限，但总的说来是一种进步的史学观，对其后史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史学［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关键词： 近代文学史 梁启超 新史学思想
在近代史学史上，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奠基人。他在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等方面建树颇多，并开拓了一系列崭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对当时及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就其新史学思想的内容作简要概述。
一、关于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和改造
梁氏运用近代资产阶级史学观，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他将二十四史怒斥为“二十四姓之家谱”，着重抨击封建史学的正统观，揭露封建正统的反动本质，并再三强调：“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之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1］3
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体系，梁氏呼吁必须改造旧史学，进行“史界革命”。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7为此，他提出改造旧史学的建议。
第一，要反对旧史的贵族性，反对“帝王中心论”和“正统观”，把旧史学从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中解脱出来，让它为国民服务，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的发展，［2］28使中华民族对世界有所贡献。
第二，要重新厘定史学范围。梁氏指出，中国历代史家试图把人类知识的全部记录纳于史著，以致史籍繁琐庞杂，而其所记载又不够详尽。他认为，当代科学日益发达，各种学问之间应该有较严密的分工，史学应从包容万象中分离出来，不必“越俎代庖”。但对于历史领域内的学问，则要“当仁不让”，这样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学的进步。
第三，对历史应该进行“纯客观的研究”。要特别注重“求真”的观念，摒除主观偏见。他严厉批判旧史家“强史就我”的主观主义研究态度，并猛烈谴责他们不“忠实”于客观历史。他强调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2］31—32这样才能有良史和信史的出现。他对“求真”的强调，对于克服传统史学过于依附于政治、缺乏独立意识的弊端，是一种必要的针砭和“矫枉”，对于历史学作为一门严格的、独立的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关于治史的目的
梁氏认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性。因此，他从资产阶级史学功用观出发，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资鉴”。他指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史学研究的是历史，但其出发点应该是现实，绝不能离开现实去研究历史。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谁也无法将它们割断，人们正是为了认识现实或满足现实的某种需要而去研究历史。他特别强调进行历史研究要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历史为当前的社会服务。
梁氏指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资鉴”，是与其构设和确立民族国家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试图通过强调史学研究的目的来关心中国应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形成一种怎样的社会。在他看来，由于旧史学的研究目的过于狭隘，因而日常的史迹和民众智慧得不到记载和传承，这不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每一社会个体都有高度发达的道德和智慧，才能组成社会和求得发展，而这正是新史学的职志和特征。他认为，近代史学的进步除了客观的资料整理就是主观的观念革新，就是要使历史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从而使每个个体都成为国民之一分子、世界之一分子，这就是他所追求的民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三、关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
在历史学研究的早期，梁氏以进化论为史学的理论基础，认为新旧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新旧史家所持的理论基础不同。旧史家信奉的是“一治一乱”、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论，而新史家则信奉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历史进化论。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都处于一种普遍的进化状态，所以史家要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来研究历史，“达到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的目的。历史就是“叙述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1］11—12这种历史进化的规律，他称之为因果律，并认为明乎此，则可知历史之真相。
晚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思想的变化，梁氏对历史进化和因果支配的问题提出了新看法，虽仍强调历史学要“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2］1但他同时表示：“说明事实的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学之人，多能言之”，然而“兹事未易言也”，因为“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易的，故得其真也甚难”。同时，寻求这种因果律，历史研究比自然科学更难，并且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也不一定绝对适用于历史，因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在此，他把历史进化的制约力分为两类：心力和物力。前者指支配人类活动的心理意识，包括个人心理、民族心理等；后者则指与前者相对的各种自然和社会环境，包括地理作用、文化传统力量等。他说：“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2］110—112在认识到因果律的复杂性后，他将其适用范围作出了明确限定，但仍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绝对对立起来，并片面强调“心力”和“自由意志”的作用，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境地。
四、关于史学方法论
梁氏十分重视史学方法论的探讨，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论著中详细阐述新史学方法论原则，提出许多新主张，对新史学建立在方法论上给予指导。他认为，要让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就必须对“客观的资料之整理”，以充分的重视，这是“近今史学”之进步的特征之一。［2］19概括地看，梁氏关于史学方法论的主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料的搜集方面。他主张不仅要注意一般人公认的文献和实物资料，还要开阔视野，“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在“常人向来不认为史料”的东西中“寻觅出可贵之史料”；不仅要留心普通史料、抽象史料、正面史料和积极史料，还应留心特别史料、具体史料、反面史料和消极史料；不仅要利用现成史料，还应从各类散见的材料的比照中，搜剔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以及为旧史家故意湮灭和错乱的史料。为此，他要求治史者“将脑筋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提高发现和利用史料的能力。在具体方法上，他特别强调按研究专题广泛搜集和积累“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之法，认为：“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同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吾侪欲得史料，必须多用此等方法。”［2］63—69
第二，史料的鉴别方面。他作了明确的界定：“正误辨伪，是为鉴别。”他反复阐明对史料的正误辨伪，是极其复杂的工作，必须有严谨的态度，精密的方法。从本国来说，要继承“前清乾嘉诸老严格的考证法”。从外国来说，要吸收“近代科学家之归纳研究法”，二者是相通的。在正误方面，要做到正确的鉴别，除了正面的考察外，还可以运用反证的方法。反证的材料不足时，又可以运用假说的方法，“以待后来之再审定”。［2］71—73同一历史事件，若史料相互矛盾时，则要坚持“以最先近者为最可信”的原则。但原则只是大略的标准，“实际上亦未必尽然”。在具体运用原则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考察，特别是要考察作者的史德、史识及其所处的地位，以决定取舍，方不至于陷于谬误。在辨伪方面，他提出了鉴别伪书的12条方法和证明真书的6条方法。但他认为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也有伪事。而“伪”与“误”又有所不同，他把伪事分为7类，并提出了辨别伪事应采取的7种态度。他强调：“求真”就是要“实事求是”。［2］99只有正确的史料，才能作为思想批判的基础。梁氏的这些方法至今仍极具参考价值。
第三，史料的整理方面。他極力提倡归纳研究法，是从乾嘉学派和西方近代学者那里受到的启迪。他的史料整理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2］80首先，他强调史料整理要归纳比较，将同类或有关系的史料网罗起来贯串比较，善于在史料中同中观异，异中观同，这样往往能取得新的理解。其次，他主张史料整理要会同联络，反对显微镜式的好一。他强调：“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于变为碎件。”“纵的方面最注意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2］34这种把史实置于整体关系和动态过程中加以综合分析的方法，已不是形式逻辑的方法，而是带有了某些辩证法的因素，从而增强了史料整理的科学性。最后，他还提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所谓“历史统计学”，就是运用统计学的原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这种注重对资料进行数字处理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定量分析的归纳法。更为值得重视的是，他主张在史料整理中应以进化论为指导，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
总之，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虽有其局限，但总的说来是一种进步的史学观，对其后史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史学［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