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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民初时期，美国来华女传教士亮乐月翻译了一大批西方妇女和儿童小说，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文化影响。亮乐月主要采用了西译中述、译文本土化、删译、改写等翻译策略使其小说译作适应中国读者的品味和中国社会的时代之需。亮乐月的小说翻译策略对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亮乐月;小说翻译;翻译策略;西方小说;文化外译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晚清传教士汉诗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译介研究”[基金编号：19YJA740026]与湖南省社科评审课题[编号：XSP20YBZ07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红绿，怀化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研究。龙玉勤，怀化学院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文化翻译研究。
Title： Laura M. White’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Novels and Its Values
Abstract： Laura M. White， a female American missionary who came to China in late Qing dynasty， translated many western women and children’s novels. Her translation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To make her translated novels follow the need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meet the taste of Chinese readers， Laura M. White mainly adopted fou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with her Chinese assistant， localization， deletion and rewriting. Generally her translations hav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urrent spreading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Laura M. White; nove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western novels; the sprea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uthors： Li Honglü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418000，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translation study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y. E-mail： lihonglu821@sina.com. Long Yuqin is graduate student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418000， China）， whose research interest is translation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9世纪末，“学生志愿海外传教活动”在美国方兴未艾，提出是“福音化就是文明开化”口号，美国教会鼓励学生志愿者去海外传播福音文化（王立新13-15）。当时流行“妇女为妇女工作”的传教战略，认为女性传教能够给自身带来极大的成就感（Russell 163-164）。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一批美国女性传教士在听说东方妇女社会地位低、处境不佳之后，被这些口号所吸引，怀着中华归主、提高“异教徒妇女”地位的目的来华传教。美国女传教士亮乐月（Laura M. White）就是其中一员。
关于亮乐月翻译活动的研究，国外有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如昆士兰大学黄天琦（Dr. Tin Kei Wong）（2019）对传教士亮乐月的生平及英译小说有过论述。韩国学者吴淳邦（Oh Soon-bang）（2010）在《清末基督教小说<五更鐘>研究》一文分析了亮乐月《五更钟》的基督教主题、叙述方式和表达技巧。哈佛大学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2000）教授在《中国19世纪的传教士小说》一书中对亮乐月的小说《狱中花》和《五更钟》进行了探讨。国内学者对亮乐月小说翻译的关注度较高，研究成果不少，如张平、赵占香认为亮乐月的作品体现了温和的女权观（张平、赵占香126-128）。宋莉华教授的《从<罗慕拉>到<乱世女豪>传教士译本的基督教化研究》分析了译者如何把原著改写成了基督教小说（宋莉华，《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210-216）。她把亮乐月的小说分为宗教小说、妇女小说、儿童小说三类，考察亮乐月汉文小说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贡献（宋莉华，美以美会传教士亮乐月的小说创作与翻译 94-101）。许晓艳（2012）的《文化翻译与改写—来华女传教士亮乐月文学翻译研究》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究了亮乐月在翻译文学作品时的文化改写。赵彦乔指出亮乐月的小说译作体现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赵彦乔149-150）等。
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亮乐月小说翻译的译本特征及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从宗教视角对亮乐月小说译本进行论述，疏于论述亮乐月小说译介的策略及其当代价值。本文拟对亮乐月的小说译介策略展开全面考察，分析其小说译介对中国当代中国文化外译的现实价值。 一、亮乐月的西方小说翻译成就
亮乐月女士（Laura M. White，1867-1937）为美国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传教士。她于1887年来华传教，随后在南京汇文女校任校长。1912年，受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之邀，担任广学会出版的女性报刊《女铎》的第一任主编，任职达八年之久。亮乐月翻译和创作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常首先在《女铎》上发表，受欢迎的作品随后以单行本发行。1931年亮乐月女士因身体原因返回美国，结束了在华长达44年的传教之旅。亮乐月在华传教四十余年，笔耕不辍。她的小说译作侧重宗教传播、妇女地位、儿童教育三个主题，在中国女性思想启蒙、中国儿童教育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亮乐月的小说译作主要有宗教、妇女、儿童小说三类。宗教小说包括《狱中花》（1901）、《贫子奇缘》（1903）、《五更钟》（1907）、《圣迹抉微》（1913）、《马赛勒斯》（1914）、《铁十字架》（1917）等。妇女小说包括《蒙养准绳》（1915）、《乱世女豪》（1917）、《韦师母在包菜园》（1924）等。儿童小说包括《小英雄》（1902）、《小公主》（1914）、《秘园》（1920）等（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180-184）。亮乐月主要通过这些小说传播基督教义和西方思想文化，如宣传男女平等、治理家务、儿童教育等。她的译作思想新颖，与传统中国男尊女卑的观念格格不入，当时往往能引起时人关注，发人深思。
二、亮乐月的西方小说翻译策略
亮乐月是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她的身份特征决定了她在华的一切活动均会受此身份的影响。正如李提摩太所言：“每一个与广学会有关的人士，他的最大目标就是推广基督教文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提供中国所需的新道德动力”（李剑26）。亮乐月的小说翻译也是如此。她翻译小说主要是为其传教服务。虽然她的小说译本在当时有助于增长妇女的见识、激发社会对儿童的关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这些都是只是她小说翻译的副产品，均为其传教服务。根据当时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国男性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较难接受基督教，而中国女性性格相对温和，更容易接受基督教。他们还认为中国男性对下一代的影响相对较小，相反中国家庭主妇对孩子的教育负主要责任，对孩子的影响最大。因此，向中国女性宣传西方文化，宣传基督教，能够取代更好的传教效果，直接对中国下一代产生影响。与当时来华的其它传教士一样，亮乐月翻译西方妇女和儿童小说也有学术传教的目的。在翻译西方小说时，为了缓和文化冲突，亮乐月隐藏了她的传教目的，采取了一系列文化适应策略，以便中国读者接受。具体而言，以下几种翻译策略在亮乐月的小说中使用得较为普遍。
1. 西译中述
西译中述是亮乐月翻译西方小说时使用得较为普遍的策略。所谓西译中述就是“将所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傅兰雅，1880），这是传教士经常采用的译书方法。在翻译西方小说时，亮乐月通常先通读原文，透彻理解，再逐句将原文口译成汉语，然后由中国助手笔录润色。例如，她的译作《狱中花》由陈春生笔述润色，《小公主》由周澈朗笔述润色。大部分传教士汉语水平有限，而当时中国人也不太懂西方语言和文化，所以传教士口译，中国助手笔受润色，两者合作能够解决当时翻译人才短缺的问题。在笔述、讨论、润色过等程中，中国人译者加深了对西方语言和文化的理解，为后来独立翻译打下了基础。这种中西合译的方式为晚清中国培养首批本土翻译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熊月之先生认为这种译书方式虽然在20世纪初为人们所嘲讽，但却是中国在经历长久封闭后被动开放走向世界的必然产物（熊月之17-18）。
2. 删译
亮乐月的小说译本内容往往大幅缩水，篇幅压缩不小。她主要删去原文自然环境、人物心理描写的语言。在西方小说中，这些语言对于塑造人物形象，增加故事的真实性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对构建情节的意义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中国读者更关注故事情节的建构和发展。因此，删掉这些语言不仅不会影响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反而因情节发展更为快捷顺畅更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品味，为中国读者所接受。《乱世女豪》的篇幅不及原文的四分之一。亮乐月的《小公主》译本只是“演大意警告学童”。原文中有关父亲去世前撒拉生活环境的描写在译本中并没有全部保留。但是，撒拉遭遇家庭变故后的绝大部分情节均得以保留，如有礼貌地对待厨子的发泄，理直气壮地回答校长密明清的问题，积极地思考，善良地施舍路边的小乞丐等等一概未予删除。显然，亮乐月把故事的重点放在撒拉如何应对贫困潦倒后的困境和情节上，力图给中国读者呈现一个坚强、乐观、善良、有气度和修养的现代女孩形象：
“有一天，走到楼下，显出她正大有威风的样子来，恰巧被密明清和仆人看见了，甚不欢喜，说她一个苦学生，不配有这样形象，那个时候，有人骂她，又有人讥笑她，她不但不发怒，并且慢慢地说：‘公主度量应当大些，不应当同人计较，还是要用礼待她们’”。（伯内特16）
尽管生活不易，撒拉仍然以礼待人，不卑不亢。亮乐月借用撒拉的形象激励中国儿童应自立自强，故她对这些情节的保留都较为完整。
除了删除不少环境和心理描写方面的语言，亮乐月还删译了不少中西文化兼容性较小的内容。在《乱世女豪》中，亮乐月删减了原著中大量的歷史叙事，仅保留了对道德和责任思考的关键情节（赵彦乔150）。亮乐月在《乱世女豪》序言中写道：“此书是英文文学中极有价值之作，但其中有很多事实，不合中国社会情形，故有几处删去，几处节短，还望阅者参考原本，有以教之”（乔治·艾略特，1932）。可见，亮乐月删译的基本原则是实现翻译目的，删去不符合中国社会情形的语言和文化，减少文化冲突，使译文迎合读者的审美心理和品味。 3. 译文本土化
在小说翻译中，亮乐月的译文本土化策略随处可见。她的本土化策略主要包括：赋予西语小说中国传统小说的文体形式，大量使用汉语习语、成语和谚语，将原语小说主人公名字译成中国人的姓名等等。《小公主》和《小英雄》译本均采用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形式，分成若干章，用“回”字表示，每一回的主要内容用对偶的回目概括。中国人熟知的成语、习语在译本中并不少见。例如，在《小公主》译本中出现的习语、成语等较多：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伯内特1）
“可怜这个时光，撒拉如同青天红日之下，忽然打一个大雷，嚇（同“吓”）的目瞪痴呆，脸色青白。”（8）
“你用这样坏像来看人，要把人五脏六腑看出来吗？”（12）
“张家长李家短”（12）
此外，亮乐月还把原语小说中的西式名字译成中式人名，
“顾撒拉”、“顾芮夫”、“高克美律师”、“柯锐先生”、“罗麦娜”等译名读起来颇像中文名字，还有“一千金元”、“一角钱”、“五块银钱”等这种对钱的本土化表达都体现了亮乐月迎合中国读者的良苦用心。
4. 改写
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品味，警示读者，亮乐月还对小说的结构、人物形象、语言等进行了改写。在原作中，小主人公撒拉的性格和形象是相对稳定的。在小说开场时，她出生富贵家庭，待人和善，平易近人，后来父亲过世，家境飞转直下，生活艰难，但她依然自强自立，积极乐观。父亲在世、家境富裕时，撒拉就是一位脾气好、不炫耀、关心同学、个性独立、深受喜爱的公主形象，并没有“自尊自大，目中无人”：
“If she had been a self-opinionated， domineering child， she might have become disagreeable enough to be unbearable through being so much indulged and flattered” （Burnett 32）. “It was quite true that Sara was never ‘grand’. She was a friendly little soul， and shared her privileges and belongings with a free hand.” （35）
但在《小公主》译本的第一回中，亮乐月就对这种形象进行了改写。她以这样的方式介绍撒拉：“这篇小说是说一个女孩子，起初家中极有钱财，她就自以为我是富家女子，自尊自大，目中无人了……”（伯内特1）。在亮乐月的笔下，撒拉由一个平易和善、个性独立的公主形象变成了一个“妄自尊大、骄傲自满”的顽童形象：
“撒拉起初虽然晓得校长恭维她的意思是因为她有钱，巴结她;到底她是一个小孩子，被人巴结久了，就忘了她是假恭维，骄傲起来了”（5）。
原文本中撒拉独立自强的形象也被译者亮乐月改写成一个依赖性强的弱者形象。例如，在译文中，撒拉在父亲回去后的表现得非常脆弱：
“撒拉从她父亲回去后，未隔几日，她就终日哭泣，不想吃饭，也不肯读书……”（4）
但在原作中，撒拉把自己锁在房里，并没有哭闹，她想做一回真正自我：
“‘I have locked it，’ said a queer， polite little voice from inside. ‘I want to be quite by myself， if you please’.”（Burnett 12）
亮乐月这样改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拉开撒拉家境变故前后的性格差距，为富有的孩子敲响了警钟，告诫他们切不可因为富有而自尊自大，对中国读者而言具有警示教育意义。另一方面，改写后使译文在人物和情节上更符合汉语小说的特点，更加适应中国读者的审美品位。
上述删译，改写，译文本土化策略的运用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亮乐月努力使译文的表达方式、小说结构和情节等向汉语小说靠拢，赢得中国读者的认可。当然，在小说译文中，她也始终不忘在译本中加入西方元素，宣传基督思想，这些都是传教所必需的。在《小公主》译本中，撒拉苦尽甘来的原因之一是“冥冥中有主救她”，撒拉认为阁楼环境的改善是因为“上帝必定常常看顾我们”。在《乱世女豪》序言中，亮乐月希望中国妇女能效仿罗麦娜的为人，这样就能对家庭、国家、社会，上帝做出贡献了。
三、亮乐月西方小说译介的当代价值
亮乐月毕生致力于在华的传教事业。她是晚清来华女传教士中的代表性人物。她以主编报刊、参与中国女性教育等为手段，把西方妇女与儿童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向中国读者传授基督教思想。作为《女铎》的第一任主编，亮乐月侧重于宗教、妇女、儿童主题的小说和文章的翻译。
亮乐月的西方小说译作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取得较大的反响与其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分不开的。她以译介妇女、儿童的文学作品为主，而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思想转型期，正需要妇女和儿童的启蒙读物。亮乐月的小说译作通过作品中传达的现代思想，增长近代中国妇女和儿童的见识，迎合了近代中国时代之需。其次，在小说译作中，亮乐月运用译文本土化、删译、改写等归化策略，使译文流畅通顺，大幅提升译文的可读性，使之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有利译文的接受和传播。这也是她小说翻译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亮乐月顺应中国社会訴求而译，适应中国读者品味而译的策略对于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需要综合考虑西方社会的时代之需、西方读者的阅读品味等多种因素（李红绿 106-112）。亮乐月的西方小说译介策略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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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ot， George. Romola. Trans. Laura M. White.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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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德香
关键词：亮乐月;小说翻译;翻译策略;西方小说;文化外译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晚清传教士汉诗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译介研究”[基金编号：19YJA740026]与湖南省社科评审课题[编号：XSP20YBZ07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红绿，怀化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研究。龙玉勤，怀化学院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文化翻译研究。
Title： Laura M. White’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Novels and Its Values
Abstract： Laura M. White， a female American missionary who came to China in late Qing dynasty， translated many western women and children’s novels. Her translation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To make her translated novels follow the need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meet the taste of Chinese readers， Laura M. White mainly adopted fou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with her Chinese assistant， localization， deletion and rewriting. Generally her translations hav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urrent spreading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Laura M. White; nove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western novels; the sprea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uthors： Li Honglü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418000，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translation study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y. E-mail： lihonglu821@sina.com. Long Yuqin is graduate student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418000， China）， whose research interest is translation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9世纪末，“学生志愿海外传教活动”在美国方兴未艾，提出是“福音化就是文明开化”口号，美国教会鼓励学生志愿者去海外传播福音文化（王立新13-15）。当时流行“妇女为妇女工作”的传教战略，认为女性传教能够给自身带来极大的成就感（Russell 163-164）。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一批美国女性传教士在听说东方妇女社会地位低、处境不佳之后，被这些口号所吸引，怀着中华归主、提高“异教徒妇女”地位的目的来华传教。美国女传教士亮乐月（Laura M. White）就是其中一员。
关于亮乐月翻译活动的研究，国外有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如昆士兰大学黄天琦（Dr. Tin Kei Wong）（2019）对传教士亮乐月的生平及英译小说有过论述。韩国学者吴淳邦（Oh Soon-bang）（2010）在《清末基督教小说<五更鐘>研究》一文分析了亮乐月《五更钟》的基督教主题、叙述方式和表达技巧。哈佛大学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2000）教授在《中国19世纪的传教士小说》一书中对亮乐月的小说《狱中花》和《五更钟》进行了探讨。国内学者对亮乐月小说翻译的关注度较高，研究成果不少，如张平、赵占香认为亮乐月的作品体现了温和的女权观（张平、赵占香126-128）。宋莉华教授的《从<罗慕拉>到<乱世女豪>传教士译本的基督教化研究》分析了译者如何把原著改写成了基督教小说（宋莉华，《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210-216）。她把亮乐月的小说分为宗教小说、妇女小说、儿童小说三类，考察亮乐月汉文小说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贡献（宋莉华，美以美会传教士亮乐月的小说创作与翻译 94-101）。许晓艳（2012）的《文化翻译与改写—来华女传教士亮乐月文学翻译研究》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究了亮乐月在翻译文学作品时的文化改写。赵彦乔指出亮乐月的小说译作体现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赵彦乔149-150）等。
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亮乐月小说翻译的译本特征及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从宗教视角对亮乐月小说译本进行论述，疏于论述亮乐月小说译介的策略及其当代价值。本文拟对亮乐月的小说译介策略展开全面考察，分析其小说译介对中国当代中国文化外译的现实价值。 一、亮乐月的西方小说翻译成就
亮乐月女士（Laura M. White，1867-1937）为美国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传教士。她于1887年来华传教，随后在南京汇文女校任校长。1912年，受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之邀，担任广学会出版的女性报刊《女铎》的第一任主编，任职达八年之久。亮乐月翻译和创作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常首先在《女铎》上发表，受欢迎的作品随后以单行本发行。1931年亮乐月女士因身体原因返回美国，结束了在华长达44年的传教之旅。亮乐月在华传教四十余年，笔耕不辍。她的小说译作侧重宗教传播、妇女地位、儿童教育三个主题，在中国女性思想启蒙、中国儿童教育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亮乐月的小说译作主要有宗教、妇女、儿童小说三类。宗教小说包括《狱中花》（1901）、《贫子奇缘》（1903）、《五更钟》（1907）、《圣迹抉微》（1913）、《马赛勒斯》（1914）、《铁十字架》（1917）等。妇女小说包括《蒙养准绳》（1915）、《乱世女豪》（1917）、《韦师母在包菜园》（1924）等。儿童小说包括《小英雄》（1902）、《小公主》（1914）、《秘园》（1920）等（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180-184）。亮乐月主要通过这些小说传播基督教义和西方思想文化，如宣传男女平等、治理家务、儿童教育等。她的译作思想新颖，与传统中国男尊女卑的观念格格不入，当时往往能引起时人关注，发人深思。
二、亮乐月的西方小说翻译策略
亮乐月是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她的身份特征决定了她在华的一切活动均会受此身份的影响。正如李提摩太所言：“每一个与广学会有关的人士，他的最大目标就是推广基督教文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提供中国所需的新道德动力”（李剑26）。亮乐月的小说翻译也是如此。她翻译小说主要是为其传教服务。虽然她的小说译本在当时有助于增长妇女的见识、激发社会对儿童的关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这些都是只是她小说翻译的副产品，均为其传教服务。根据当时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国男性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较难接受基督教，而中国女性性格相对温和，更容易接受基督教。他们还认为中国男性对下一代的影响相对较小，相反中国家庭主妇对孩子的教育负主要责任，对孩子的影响最大。因此，向中国女性宣传西方文化，宣传基督教，能够取代更好的传教效果，直接对中国下一代产生影响。与当时来华的其它传教士一样，亮乐月翻译西方妇女和儿童小说也有学术传教的目的。在翻译西方小说时，为了缓和文化冲突，亮乐月隐藏了她的传教目的，采取了一系列文化适应策略，以便中国读者接受。具体而言，以下几种翻译策略在亮乐月的小说中使用得较为普遍。
1. 西译中述
西译中述是亮乐月翻译西方小说时使用得较为普遍的策略。所谓西译中述就是“将所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傅兰雅，1880），这是传教士经常采用的译书方法。在翻译西方小说时，亮乐月通常先通读原文，透彻理解，再逐句将原文口译成汉语，然后由中国助手笔录润色。例如，她的译作《狱中花》由陈春生笔述润色，《小公主》由周澈朗笔述润色。大部分传教士汉语水平有限，而当时中国人也不太懂西方语言和文化，所以传教士口译，中国助手笔受润色，两者合作能够解决当时翻译人才短缺的问题。在笔述、讨论、润色过等程中，中国人译者加深了对西方语言和文化的理解，为后来独立翻译打下了基础。这种中西合译的方式为晚清中国培养首批本土翻译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熊月之先生认为这种译书方式虽然在20世纪初为人们所嘲讽，但却是中国在经历长久封闭后被动开放走向世界的必然产物（熊月之17-18）。
2. 删译
亮乐月的小说译本内容往往大幅缩水，篇幅压缩不小。她主要删去原文自然环境、人物心理描写的语言。在西方小说中，这些语言对于塑造人物形象，增加故事的真实性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对构建情节的意义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中国读者更关注故事情节的建构和发展。因此，删掉这些语言不仅不会影响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反而因情节发展更为快捷顺畅更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品味，为中国读者所接受。《乱世女豪》的篇幅不及原文的四分之一。亮乐月的《小公主》译本只是“演大意警告学童”。原文中有关父亲去世前撒拉生活环境的描写在译本中并没有全部保留。但是，撒拉遭遇家庭变故后的绝大部分情节均得以保留，如有礼貌地对待厨子的发泄，理直气壮地回答校长密明清的问题，积极地思考，善良地施舍路边的小乞丐等等一概未予删除。显然，亮乐月把故事的重点放在撒拉如何应对贫困潦倒后的困境和情节上，力图给中国读者呈现一个坚强、乐观、善良、有气度和修养的现代女孩形象：
“有一天，走到楼下，显出她正大有威风的样子来，恰巧被密明清和仆人看见了，甚不欢喜，说她一个苦学生，不配有这样形象，那个时候，有人骂她，又有人讥笑她，她不但不发怒，并且慢慢地说：‘公主度量应当大些，不应当同人计较，还是要用礼待她们’”。（伯内特16）
尽管生活不易，撒拉仍然以礼待人，不卑不亢。亮乐月借用撒拉的形象激励中国儿童应自立自强，故她对这些情节的保留都较为完整。
除了删除不少环境和心理描写方面的语言，亮乐月还删译了不少中西文化兼容性较小的内容。在《乱世女豪》中，亮乐月删减了原著中大量的歷史叙事，仅保留了对道德和责任思考的关键情节（赵彦乔150）。亮乐月在《乱世女豪》序言中写道：“此书是英文文学中极有价值之作，但其中有很多事实，不合中国社会情形，故有几处删去，几处节短，还望阅者参考原本，有以教之”（乔治·艾略特，1932）。可见，亮乐月删译的基本原则是实现翻译目的，删去不符合中国社会情形的语言和文化，减少文化冲突，使译文迎合读者的审美心理和品味。 3. 译文本土化
在小说翻译中，亮乐月的译文本土化策略随处可见。她的本土化策略主要包括：赋予西语小说中国传统小说的文体形式，大量使用汉语习语、成语和谚语，将原语小说主人公名字译成中国人的姓名等等。《小公主》和《小英雄》译本均采用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形式，分成若干章，用“回”字表示，每一回的主要内容用对偶的回目概括。中国人熟知的成语、习语在译本中并不少见。例如，在《小公主》译本中出现的习语、成语等较多：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伯内特1）
“可怜这个时光，撒拉如同青天红日之下，忽然打一个大雷，嚇（同“吓”）的目瞪痴呆，脸色青白。”（8）
“你用这样坏像来看人，要把人五脏六腑看出来吗？”（12）
“张家长李家短”（12）
此外，亮乐月还把原语小说中的西式名字译成中式人名，
“顾撒拉”、“顾芮夫”、“高克美律师”、“柯锐先生”、“罗麦娜”等译名读起来颇像中文名字，还有“一千金元”、“一角钱”、“五块银钱”等这种对钱的本土化表达都体现了亮乐月迎合中国读者的良苦用心。
4. 改写
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品味，警示读者，亮乐月还对小说的结构、人物形象、语言等进行了改写。在原作中，小主人公撒拉的性格和形象是相对稳定的。在小说开场时，她出生富贵家庭，待人和善，平易近人，后来父亲过世，家境飞转直下，生活艰难，但她依然自强自立，积极乐观。父亲在世、家境富裕时，撒拉就是一位脾气好、不炫耀、关心同学、个性独立、深受喜爱的公主形象，并没有“自尊自大，目中无人”：
“If she had been a self-opinionated， domineering child， she might have become disagreeable enough to be unbearable through being so much indulged and flattered” （Burnett 32）. “It was quite true that Sara was never ‘grand’. She was a friendly little soul， and shared her privileges and belongings with a free hand.” （35）
但在《小公主》译本的第一回中，亮乐月就对这种形象进行了改写。她以这样的方式介绍撒拉：“这篇小说是说一个女孩子，起初家中极有钱财，她就自以为我是富家女子，自尊自大，目中无人了……”（伯内特1）。在亮乐月的笔下，撒拉由一个平易和善、个性独立的公主形象变成了一个“妄自尊大、骄傲自满”的顽童形象：
“撒拉起初虽然晓得校长恭维她的意思是因为她有钱，巴结她;到底她是一个小孩子，被人巴结久了，就忘了她是假恭维，骄傲起来了”（5）。
原文本中撒拉独立自强的形象也被译者亮乐月改写成一个依赖性强的弱者形象。例如，在译文中，撒拉在父亲回去后的表现得非常脆弱：
“撒拉从她父亲回去后，未隔几日，她就终日哭泣，不想吃饭，也不肯读书……”（4）
但在原作中，撒拉把自己锁在房里，并没有哭闹，她想做一回真正自我：
“‘I have locked it，’ said a queer， polite little voice from inside. ‘I want to be quite by myself， if you please’.”（Burnett 12）
亮乐月这样改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拉开撒拉家境变故前后的性格差距，为富有的孩子敲响了警钟，告诫他们切不可因为富有而自尊自大，对中国读者而言具有警示教育意义。另一方面，改写后使译文在人物和情节上更符合汉语小说的特点，更加适应中国读者的审美品位。
上述删译，改写，译文本土化策略的运用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亮乐月努力使译文的表达方式、小说结构和情节等向汉语小说靠拢，赢得中国读者的认可。当然，在小说译文中，她也始终不忘在译本中加入西方元素，宣传基督思想，这些都是传教所必需的。在《小公主》译本中，撒拉苦尽甘来的原因之一是“冥冥中有主救她”，撒拉认为阁楼环境的改善是因为“上帝必定常常看顾我们”。在《乱世女豪》序言中，亮乐月希望中国妇女能效仿罗麦娜的为人，这样就能对家庭、国家、社会，上帝做出贡献了。
三、亮乐月西方小说译介的当代价值
亮乐月毕生致力于在华的传教事业。她是晚清来华女传教士中的代表性人物。她以主编报刊、参与中国女性教育等为手段，把西方妇女与儿童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向中国读者传授基督教思想。作为《女铎》的第一任主编，亮乐月侧重于宗教、妇女、儿童主题的小说和文章的翻译。
亮乐月的西方小说译作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取得较大的反响与其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分不开的。她以译介妇女、儿童的文学作品为主，而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思想转型期，正需要妇女和儿童的启蒙读物。亮乐月的小说译作通过作品中传达的现代思想，增长近代中国妇女和儿童的见识，迎合了近代中国时代之需。其次，在小说译作中，亮乐月运用译文本土化、删译、改写等归化策略，使译文流畅通顺，大幅提升译文的可读性，使之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有利译文的接受和传播。这也是她小说翻译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亮乐月顺应中国社会訴求而译，适应中国读者品味而译的策略对于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需要综合考虑西方社会的时代之需、西方读者的阅读品味等多种因素（李红绿 106-112）。亮乐月的西方小说译介策略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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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