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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社会转型升级的历史语境下，职业人的生存需要、发展方式和自我意义需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如何塑造职业人，使其形成适应社会要求和自身成长需要的职业精神，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分析职业精神内涵和社会本质的基础上，阐述了职业精神的形成特征和弱处之义，并从个体自我抉择和社会塑造等维度探讨了职业精神的培育路径。
[关键词]职业精神 社会本质 弱处之义 实践教育 自我抉择
[中图分类号] G40-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6）11-0032-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11007
职业精神既是职业生活稳定正常进行的前提保证，也是职业人谋求自身生存、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精神要求。职业精神塑造的目的在于将特定社会的职业规范和原则内化于职业人的内心，形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品质，进而形成延续职业生命的上层建筑。这既是当代职业人实现自我价值意义的呼唤，也是释放劳动者的创造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题中之意。
从国内现有的关于职业精神培养问题的研究来看，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高职学生教育领域，侧重于对学生职业精神培养路径的分析。对于职业精神内涵范畴的界定，学者的研究视角主要是以职业特征和职业活动为理论逻辑基点进行探索。有学者认为，职业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提炼而成的，并为职业界共同认可的一种职业情操，包括个人对职业的价值观、态度以及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道德等方面的精神品质” [1]。也有学者认为职业精神与人的职业活动紧密相连，是个人在工作中的职业道德、理想、态度、责任、技能作风的综合表现。它是在特定的职业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个人职业生活的能动表现，与其所从事的职业紧密相连，具有自身的职业特征，并反映其职业素质；它总是鲜明地表达职业根本利益、职业责任、职业行为上的精神要求[2]。还有学者认为，“职业精神是与职业活动相关的、具有职业特征的精神，是一种稳定、持续、成熟的充满职业尊严感、使命感和高度责任感的职业价值观和工作态度，是人们在职业生活中能动地表现自身的专业技能和创新潜能的精神动力”[3]。上述学者对于职业精神的内涵界定虽视角不同，但都共同表露了这样的一个逻辑思想，即职业精神的形成根源于人对于职业的价值需要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是职业人对于自身职业价值的判断和物质关系的思考。职业精神本身由职业人的职业态度、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等元素构成，具有多元化特征，指引着不同时期的职业人认识职业对于自身的生存意义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意义，具体表现为职业人的职业利益观念、职业生活质量观念、职业功能观念、职业价值创造观念和人生发展观。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职业精神是职业主体通过对自身职业需要和社会规则的认知，自觉地从思想意识上既将自身视作职业主体，又将自身视作职业客体，并在持续的职业实践中改造这种职业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从而建构新的精神品质，使之升华为自身对职业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归属感。
一、职业精神的社会本质及其弱处之义
（一）职业精神的社会本质
马克思认为：“需要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4]马克思既赋予了人的需要的生存前提性，还赋予了人的需要的永恒普遍性和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无非是要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职业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最本质的内在规定性，是思维着的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最终内在精神动力源泉。职业精神在其本质上表征为不确定的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改变的形态，是“个人进入社会的物质生产或非物质生产过程后获得的一种社会位置，个人通过这一社会位置加人社会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体系，并形成相应的社会关系” [5] 。实践证明，每个历史阶段的职业人都不是以时钟和日晷等东西指导自身的职业行为，相反，他们都喜好以自己的职业价值理性和社会关系作为自身的职业生涯指导依据。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6]。也就是说，职业精神在潜意识层面不断地指挥着人自觉、主动地从事一切职业活动，并通过自我的职业价值和物质需要的确证而重塑自身的从业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总体表征着职业人对于职业所取得的成功的需要和主观情感的满足动态，是人通过职业活动结果衡量自我对社会价值与物质利益需要的满足程度的内在价值判断依据，其所外化展现出来的职业行为特征是认知人们职业价值判断的通道。这个通道是对职业人的一种跨时空特性的形而上的描述和界说，集中展现为人是在追寻优越的社会生存并在职业生活中与特定的社会价值属性、社会道德属性交互融合的有机体，暗示了作为动物类本质的职业人与生俱有的价值规定资质，呈现为职业人的职业动态和状态的总体倾向。这种总体倾向是人对职业生命的一种内在体验，它不仅是自我的主体性职业生活，也是真实的宇宙生活经验，即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7] ，是人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内在的精神世界被唤醒与激发的意志与活力，也是职业人的思维、意识与心理的一种综合外化形态，具有明晰的社会价值理性特征。人在特定职业规定的范畴内依托职业活动载体创造自身的职业思维、道德与理想，引导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的关系所进行的探索和超越，它是“现实中的个人”的人生职业价值追求与自我确证和唤醒，是人对“职场”的“真、善、美”的理解、把握和追求，在人的职业活动中起着鉴别“客体价值”与“主体判断客体价值”的标尺功能。人可依据自我在精神世界中的经验去认知蕴含在他人头脑中的“精神外化体”，而更好地理解人自身的职业价值和社会关系，从而持续地指导自我的职业实践和精神风范。 （二）职业精神的弱处之义
伯纳·J·斯柯瑞尼克和瓦尔·金杰斯基认为，职业精神的形成主要源于人的职业实践过程，其比例高过“与生俱来”“受某个特定事件的刺激”等特殊源头[8]；受人所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和主观意识的作用，人的精神生成、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单一的向善或向恶、卑劣或崇高。人在其先天本性上是“魔鬼”与“天使”交融而成的有机体，因而，在职业精神塑造过程中“使人过多看到他和禽兽是怎样等同而不向他指出他的伟大，那是危险的；使他过多地看到他的伟大而看不到他的卑鄙，那也是危险的。让他对这两者都加以忽视，则更为危险。然而把这两者都指明给他，那就非常有益了” [9]。因而，如果任由人类的职业精神以混沌的“原生态”样式完全地自主塑造与发展，那么由人的职业精神所外化出来的行为特征经常会是卑劣与沮丧的，这也是职业精神的“弱处之义”，具体表现为三点：一是浓郁的功利主义思想与淡薄的职业责任意识交互并存；二是职业价值观迷失与个体社会理想薄弱；三是冷漠的职业心理与道德良心缺乏混合交融。
职业精神的“弱处之义”所诠释的是人在职业实践当中精神状态的消极沮丧甚至卑劣等层面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现实中的人”的职业行为与自我职业生涯规划发展具有否定性的一面，其表现形式有四种：一是人的职业蓝图不成熟，二是缺乏创造性思维的职业行为与目标，三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职业能力和实践勇气，四是商业道德认知与商业行为的脱节甚至是基本商业诚信的泯灭。从“人与自我”的关系进行探究，人内在的“自我”矛盾应是职业精神弱化的根源所在。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符号的动物”“理性的动物”“社会的动物”，还是“学习化的存在”，现实的人是一个规定性的矛盾物。人的职业精神不仅蕴含着人的职业实践独特性本质，还孕育着人类无法回避的“兽性”。也就是说，人的任何一种规定性的肯定都同时伴随着否定的存在。人们昨日熟知的东西并非一直是真知的东西，人们过往在认知“自我”中所生成的那些关于人自身的、美好的、单一的和纯粹的规定，尤其是在“精神产品”“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盛行的历史中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人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最有道德的动物，同时也是“最不道德”的动物；人既创造了历史文明，但精神空虚堕落的个体却时常选择做出许多毁坏历史文明的不理智行为，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如何培养人的职业精神进行反思。总结职业精神现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培育职业精神的关键土壤应在于社会，而对于如何克服现代人职业精神弱点的探索，归根结底还是要建构合理的培养环境、规范和制度。
二、个体职业精神培育的三重途径
（一）社会层面：社会塑造对职业精神的引导和提升
“人是社会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0]。人的职业精神的培育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引导。诚如英国道德学家塞繆尔所言：“即使把一个心灵最为高尚的哲学家放在一个日常生活极不方便，道德沦丧的恶劣环境中，他也会变得麻木不仁，凶残无耻。……在一个野蛮、贫困和肮脏的环境中想培养一个心地善良、品德高尚的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11]职业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表现为人的一种为超越自身现实生存发展状态而在坚持基本职业规范的基础上持续外化为人的创造性、创新性职业活动的社会实践方式。社会引导作为培育职业精神的一种形态，既是一种理念教育，也是整个职业行为规范的引导过程。它既要求职业主体自觉地形成将现实社会的变革视为一种正常的、有益的精神创新和技能创新，也要求职业主体适应社会变革、寻找社会变革点，并通过自身的职业实践将这种社会变革视为社会资源赋予劳动者新的社会价值的机遇。
社会引导是职业精神培育的关键环节之一，主要体现在社会实践是使人成为人并自觉自主地占有人的“类”本质的根基。从人的本质来看，决定“人之为人”的本源性规定是人在后天所接受的社会教育引导与塑造的，而不是人的先天性自然规定。人的“精神”的存在形式和内涵结构是开放的、未完成的，概而言之，每个时代的职业人的“精神”都是烙上了时代印记的社会产物，人的精神又是时时刻刻地支配着人去为追求卓越而不断地通过实践反思、探索和重塑自我的动物性存在，“因为有精神，人的活动有了目的；因为有了精神指点，人不会满足现状，总是要寻求更高更好的生活，从而使人具有了超越性本质，这种生存论的支持，是人超越动物性存在状态达到人性存在状态的恒久动力。” [12]人的精神属性是人区别于动物性存在的重要依据，其价值表征为人能够自觉地从社会职业规范中去寻找符合自身并完善自我的价值标尺。作为反映社会价值标尺的社会意识形态环境能够以其批判性理论实现职业精神弱处的规范和匡正，对职业精神的生产、形成和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指引作用，将扬善祛恶的职业舆论氛围、职业舆论导向和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内化到职业主体的思想当中，从根本上抑制偏离社会规定的职业行为的产生，为职业精神净化提供支持。一方面，根源于社会实践的社会思潮对职业人具有内向的“化人”功能——“教化功能”，即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成果的社会道德、规范、价值观、礼仪、技能知识等元素感召、影响人的思维和社会活动，并引导塑造现实的个体。社会思潮于职业人的“化人”，具体表现为职业社会环境、思想氛围和政府政策对职业主体的自觉占有并激发职业人的类本质与潜能的一种引导过程，对唤醒职业主体的职业意识并自觉地升华职业精神具有重要的导向性意义。职业主体只有在“主体意识”的统摄中，才能确证“自我”在职业行为中的作用和潜在力量，明确自身应该自觉承当的社会责任，在思想意识上自觉地内化为职业行为，才可能与他人和社会维持和谐的职业关系，从而获得职业生活幸福感和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引导职业主体在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树立追求“真、善、美”的职业价值理性境界。社会需将对职业人的教育引导与转化教育交互融合，才能依据社会的需要而有效地对个体的职业精神进行调控与塑造，引领职业人自觉树立社会共同理想，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人的职业价值“是职业对于主体的意义，它体现了职业的属性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13]，职业价值的生成和发展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是基于职业人对所从事的行业或具体岗位工作的一种价值理性认识，主要表现为善恶、美丑、利害和是非等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这种认知对职业个体能否遵循职业社会规定、自我职业生涯和职业价值目标的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社会、家庭和学校，特别是学校教育的目标和责任应是将符合社会规范且为社会所接受的价值观在职业人的价值观念社会化进程中传授给他，并为其认同内化，使其成为具有社会资格的人。每个职业人尽管在价值观上对自我职业的选择与认同不一致，对职业的社会价值、人身价值的领悟不同，但大多数的职业人在职业精神的社会化过程中都选择了与社会规范相符合的价值观。因此，不能完全依赖职业主体去自发地塑造职业精神，社会应以优秀的市场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环境和法制环境引导他们塑造道德的、善良的和敬业的心灵，指引职业主体自觉地感悟劳动价值，体验人文环境，接受职业伦理规范，最终确立并升华自我职业精神品质。
（二）学校层面：学校实践教育对个体职业精神的养成
职业精神在其本质上具有人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以何种途径获取人的意识形态则是学术化探究的关键。就意识形态整体性意义而言，职业精神统摄着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信仰和职业价值观等人类智慧，通过人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实践与追求而孕育着多元整体性的职业精神，具体表征为以下三个层面：一是职业人在追求自我、超越自我、创新自我、发展自我以及改造职业环境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人性需要和归属感；二是人设定的社会性职业目标和人生理想的职业价值观；三是人坚守自我人性底线的职业道德与信念。这种实践与追求是职业人在既定的社会规范内的职业事实，也是人追求自我改变与环境改变的创新变革，蕴含了职业人精神形态上的个体价值和社会意义。职业“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4]，归根到底是职业人自身的整体性需要与职业环境和社会规范的一致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审视职业精神的学校实践教育途径，它应凸显这样的一种功能：在新的教育关系中将学生被“压抑、束缚和泯灭的本性力量”及其延伸出来的自我整体性回归于个体，以稳定的职业理想信念引领学生摆脱精神世界的虚无状态；释放大学生的“心灵空间”，以稳定的职业价值观引领学生走出职业价值选择矛盾；促使学生在实践教育中改善活动方式和思想意识，并以自身的新思想去参与环境的改造，从本质上养成自我与环境一致的职业精神生活状态。职业精神生活“本质上就是一系列的人与人之间和人与团体之间的交流，并在交流中得到满足，同时也改善社会。所以，精神生活也不是纯粹的个人生活，人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既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升华，也使社会沿着自由和公正的向度发展”[15]。可见，学校实践教育的逻辑基点既不应在教育中无视学生个体与其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的关系，也不能将学生单纯地禁锢于“书本世界”或单向度地追求“学科本位”“能力本位”。
当前我国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主潮流方向是建构科学合理的实践教育体系。而对于如何建构的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为高校实践教育指明了培养目标和工作要求：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要充分认识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重要性，统筹推进实践育人各项工作，切实加强对实践育人工作的组织领导。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从内涵建设上为建成“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现代化高校实践教育体系提供了方向，也从实践模式上推进了学校转变传统的“为实践而实践”的方法设计，为将既定的责任感、使命感、理想、道德和行为规范等职业精神教育要点寄寓学生的实践教育当中提供了“精神”引领和资源空间。学校实践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职业精神的实践教育定位应是以优化的、接地气的实践教育方法去引导学生理解现实的职业生活、职业世界，树立科学的、理想的职业理念，培养学生在现代化和现代性所带来的职业困境与挑战的矛盾中寻找健康的、有价值的职业“活法”。而以何种实践教育方式养成学生的这种职业“活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与单向度的专业知识教育或单纯的技能能力培养不同，职业精神实践教育应具有对学生“专业”和“精神”成长教育上的独特本质，即“通过实践教育过程，让学生在获取或巩固理论知识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运用观察和实践的手段处理问题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敢于质疑和探究的品质，养成严谨、求实的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追求卓越的求知精神，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社会意识和合作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科学价值观”[16]，逐步走向“专业”与“精神”共同“成人”的实践教育目标。因此，大学生职业精神实践教育路径设计应有其自身的阶段性系统化的教育资源和方式整合的具体过程，一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实践教育情境进行合理设计，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主体间互动对话，引导学生理解且内化职业精神要义。学校实践教育的本质决定了职业精神培养不仅仅是纯理性的精神思辨活动，更应是一种基于情境依赖的感性理解与认知过程。只有实践教育情境的客观条件和主题环境设计与大学生职业精神培养目标相适应，才能使学生准确把握实践教育情境所要传达的现实“生活世界”，才有可能引导学生在特定情境中做出符合职业精神教育目标的实践行为，进而较好地对实践活动所呈现出来的思想内涵进行识别、分析和比较，提升自身对自我职业总体倾向、职业规范、幸福职业生活所需的精神品质的整体性认识，并形成精神意义上的职业认知。二是充分运用特定教育情境中的工具、方法和手段，引导学生在与客观对象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体验、领悟职业精神，并使之“成为其所是的魂”。主体性过程体验是实践教育呈现其“价值理性”的核心环节所在，是实践主客体之间关系建构并实现由情境理解走向深度参与的基本方式和精神趋向过程。过程实践教育对大學生的职业精神养成教育价值表征为精神体验的合理性、完整性和深刻性，而非一种简单的活动经历或单纯的手工劳作。主要途径有三条：（1）学校可通过规范的程序体验，引导学生在具体的实践环境中学会解决规定情境实践环节所产生的具体问题并开展自我辩证性总结，提炼出具体职业情境实践教学中所领悟的职业规范。（2）学校可通过职业精神实践培养情境中可以利用的各种工具和手段，引导学生在具体的操作中体验不同的工作态度对于使用同样的工具和手段后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启发学生思考个人的责任感、良心、态度和协作能力对工作效果的影响。（3）以职业实践情境中的解决问题经历和方法体验提升学生的职业行为能力，确证树立职业精神以延续职业生命的必要性和自觉性。三是以反思实践、延伸情境实践教育的视阈引导学生用理性思维感悟升华个体的职业精神。反思实践的意义在于学生经过前期实践教育，对自身的言行、行动策略及思维从自我对比层面进行追溯性的思考、总结、内省和提炼，从而发现自我、明辨职业伦理，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总体而言，职业精神的实践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各种实践载体引导学生从自身的参与体验中实现精神“觉悟”，并从反思中“回应”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价值要求与自我精神状态的差距，启迪学生重新认知职业理想、改善职业行为、重塑职业价值观和责任感，形成能够经受得住经济社会变革考验的职业精神。 （三）个人层面：职业个体的自我觉悟与抉择
个体职业价值的实现前提是自身的职业精神修炼。职业精神具有外向的“化物”功能，即职业人以自身的价值需要去认识自身的“生存意义”“发展意义”和“自我意义”，并在职业实践中改造职业心理、责任感、使命感等观念，使职业关系“成为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了职业精神的获取形式和内容应是人根据自身需要而进行自觉自主抉择的实践过程。人的从业需要、事业发展以及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都是人的意识层面本质的、内在的规定性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促使人职业意识觉解的必要前提与动力，鲜明地表达为人的职业思维、职业意识和职业心理的总体状态，展现了职业人的自我价值意义和社会生存发展需要。
人是有意识的、思维着的精神存在，“人异于禽兽者在觉解”。社会和学校的引导与塑造虽然为职业精神的生产、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开放性的能力基础、心理依据和人文环境支撑等外在载体，但所有可能性的发生与完成程度都取决于人类“自我”的努力与认知，诚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人生的真谛，在于认识自己，而且是正确的认识自己。自我教育正是从这里开始的。”[17]职业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觉解程度是识别职业主体各种职业行为差别的判断尺度，如人的诚信与否与主体人格修养程度息息相关。職业精神的价值取向是他人无法取代且需要职业主体主动独立选择完成的，尤其是依据社会的现实规定而规范自我的教育。职业精神的主体完成过程需要人自觉地通过自主学习，从“自我概念”层面确证“自我”的理想目标与职业价值的主体性诉求，其本质意义在于人将社会精神引导内化的过程，而人在精神上对社会引导的认同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则体现为人的实践观念的生成和实现过程，即职业精神教育的觉悟过程。自我抉择与教育的路径具体表现为建构自我职业认知与评价意识。老子认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只有在了解掌握自我各方面特性的基础上才能较为准确地判断自己，进而以一定的职业标准去开展自我教育、塑造自我。
职业精神应是一个社会塑造与个体自我教育选择的统一过程，它的形成既是一个意识活动内化的历程，也是“主体”有意识地将社会规定内化为自身素质要求的过程，即社会化过程。社会对个体职业精神的影响是直接或间接的不断交替性渗透渲染的，个体对各种社会规定的认识和把握也是不一致的：或是不自觉地消极被动接受，或是自觉地积极主动接受。而要实现人“从生物学意义”的生命个体转化为自觉主动的“主体角色”，那么个体自身主动、自觉地去认识和理解社会要求，则是唤醒自我去塑造成“现代国人”的关键环节。随着知识和社会阅历的积累，个人会逐渐意识到遵守社会职业规范、职业道德，主动汲取社会营养以获得自由全面发展，并开始将这种与其自身的主体性心理能力因素存在较大差距的规范逐步转化为自身的主体性职业发展和超越的需求。这一需求可以推动“现实中的个人”自觉地接受社会的渲染和渗透，在其认知层面、情感层面、价值层面和信仰层面实现自我觉悟、自我超越。
个体职业精神的社会化培养，关键在于推动职业人准确解读社会规范和职业道德、责任感、作风要求等内涵，并不断领会、觉悟与修炼。觉悟是“觉即觉人之为人之道，悟即悟人之为人之尊严”。在推进职业精神教育，使职业教育内涵具有与时代共鸣的丰富性和科学性的道路上，应以激发职业个体自觉地进行自我塑造的意识觉醒为先。职业教育学科意义上的“精神教育”层次离不开职业人自我对社会引导的觉悟。个体职业精神既是职业人个体精神存在的完整性体现，也是具有“创造性意识的”主体处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自我与自然的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具有批判性、创造性和独立意识的稳定的职业能力和职业观念。职业个体具有能动性的自觉觉悟对于职业精神教育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职业人是具有觉悟可能性的“自我意识”主体，他们能够厘清自我与他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依据现时代的客观实际进行反复的确证、思考和定位，在确证自我价值的基础上优化自我的生存状态和追求目标。其次，当代职业人是思想活跃、感情丰富、行为积极的一个群体，他们具有自觉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力量和需求。这种力量和需求既体现在作为人的“类”本质上，又体现为职业个体超前的认识世界的自觉创造性上。最后，生成外化与意识性层面互动的职业精神。个体自我教育作为职业精神教育的重要构成，在职业主体的自我意识当中会自觉地把在现实社会的实践与经验进行主动性的吸收，并通过行为去塑造一个符合主体自我设计的最优外化“模型”。在个体自觉地依据已有的“模型”开展自我教育时，他必然会把自我意识中的理想“模型”真正地外化为一种可以完善的社会存在。这是职业精神自我教育层面的“意识性”与“外化性”互动的结果，它能孕育出有思想意识、有品格风范、有实践动力的精神形态，推动现代职业精神培养体系的实现。
在职业意识崛起、自我价值澄清诉求强烈的时代背景中，职业主体是否能学会“觉悟”，能否时常感知觉悟，是其职业意识觉醒程度的一个标尺。职业精神教育效果的实现应是具有“自我创造性意识”的职业主体通过自觉自主的生命活动，在社会生活、学习和发展中正确地认识自我的社会价值、人生价值和目标及其与当下的差距，进而在精神上形成自觉的奋斗期望以实现优越生存的自我超越。这种自我超越的“主体性需求”意识对于人形成超越时代性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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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11007
职业精神既是职业生活稳定正常进行的前提保证，也是职业人谋求自身生存、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精神要求。职业精神塑造的目的在于将特定社会的职业规范和原则内化于职业人的内心，形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品质，进而形成延续职业生命的上层建筑。这既是当代职业人实现自我价值意义的呼唤，也是释放劳动者的创造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题中之意。
从国内现有的关于职业精神培养问题的研究来看，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高职学生教育领域，侧重于对学生职业精神培养路径的分析。对于职业精神内涵范畴的界定，学者的研究视角主要是以职业特征和职业活动为理论逻辑基点进行探索。有学者认为，职业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提炼而成的，并为职业界共同认可的一种职业情操，包括个人对职业的价值观、态度以及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道德等方面的精神品质” [1]。也有学者认为职业精神与人的职业活动紧密相连，是个人在工作中的职业道德、理想、态度、责任、技能作风的综合表现。它是在特定的职业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个人职业生活的能动表现，与其所从事的职业紧密相连，具有自身的职业特征，并反映其职业素质；它总是鲜明地表达职业根本利益、职业责任、职业行为上的精神要求[2]。还有学者认为，“职业精神是与职业活动相关的、具有职业特征的精神，是一种稳定、持续、成熟的充满职业尊严感、使命感和高度责任感的职业价值观和工作态度，是人们在职业生活中能动地表现自身的专业技能和创新潜能的精神动力”[3]。上述学者对于职业精神的内涵界定虽视角不同，但都共同表露了这样的一个逻辑思想，即职业精神的形成根源于人对于职业的价值需要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是职业人对于自身职业价值的判断和物质关系的思考。职业精神本身由职业人的职业态度、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等元素构成，具有多元化特征，指引着不同时期的职业人认识职业对于自身的生存意义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意义，具体表现为职业人的职业利益观念、职业生活质量观念、职业功能观念、职业价值创造观念和人生发展观。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职业精神是职业主体通过对自身职业需要和社会规则的认知，自觉地从思想意识上既将自身视作职业主体，又将自身视作职业客体，并在持续的职业实践中改造这种职业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从而建构新的精神品质，使之升华为自身对职业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归属感。
一、职业精神的社会本质及其弱处之义
（一）职业精神的社会本质
马克思认为：“需要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4]马克思既赋予了人的需要的生存前提性，还赋予了人的需要的永恒普遍性和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无非是要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职业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最本质的内在规定性，是思维着的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最终内在精神动力源泉。职业精神在其本质上表征为不确定的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改变的形态，是“个人进入社会的物质生产或非物质生产过程后获得的一种社会位置，个人通过这一社会位置加人社会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体系，并形成相应的社会关系” [5] 。实践证明，每个历史阶段的职业人都不是以时钟和日晷等东西指导自身的职业行为，相反，他们都喜好以自己的职业价值理性和社会关系作为自身的职业生涯指导依据。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6]。也就是说，职业精神在潜意识层面不断地指挥着人自觉、主动地从事一切职业活动，并通过自我的职业价值和物质需要的确证而重塑自身的从业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总体表征着职业人对于职业所取得的成功的需要和主观情感的满足动态，是人通过职业活动结果衡量自我对社会价值与物质利益需要的满足程度的内在价值判断依据，其所外化展现出来的职业行为特征是认知人们职业价值判断的通道。这个通道是对职业人的一种跨时空特性的形而上的描述和界说，集中展现为人是在追寻优越的社会生存并在职业生活中与特定的社会价值属性、社会道德属性交互融合的有机体，暗示了作为动物类本质的职业人与生俱有的价值规定资质，呈现为职业人的职业动态和状态的总体倾向。这种总体倾向是人对职业生命的一种内在体验，它不仅是自我的主体性职业生活，也是真实的宇宙生活经验，即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7] ，是人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内在的精神世界被唤醒与激发的意志与活力，也是职业人的思维、意识与心理的一种综合外化形态，具有明晰的社会价值理性特征。人在特定职业规定的范畴内依托职业活动载体创造自身的职业思维、道德与理想，引导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的关系所进行的探索和超越，它是“现实中的个人”的人生职业价值追求与自我确证和唤醒，是人对“职场”的“真、善、美”的理解、把握和追求，在人的职业活动中起着鉴别“客体价值”与“主体判断客体价值”的标尺功能。人可依据自我在精神世界中的经验去认知蕴含在他人头脑中的“精神外化体”，而更好地理解人自身的职业价值和社会关系，从而持续地指导自我的职业实践和精神风范。 （二）职业精神的弱处之义
伯纳·J·斯柯瑞尼克和瓦尔·金杰斯基认为，职业精神的形成主要源于人的职业实践过程，其比例高过“与生俱来”“受某个特定事件的刺激”等特殊源头[8]；受人所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和主观意识的作用，人的精神生成、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单一的向善或向恶、卑劣或崇高。人在其先天本性上是“魔鬼”与“天使”交融而成的有机体，因而，在职业精神塑造过程中“使人过多看到他和禽兽是怎样等同而不向他指出他的伟大，那是危险的；使他过多地看到他的伟大而看不到他的卑鄙，那也是危险的。让他对这两者都加以忽视，则更为危险。然而把这两者都指明给他，那就非常有益了” [9]。因而，如果任由人类的职业精神以混沌的“原生态”样式完全地自主塑造与发展，那么由人的职业精神所外化出来的行为特征经常会是卑劣与沮丧的，这也是职业精神的“弱处之义”，具体表现为三点：一是浓郁的功利主义思想与淡薄的职业责任意识交互并存；二是职业价值观迷失与个体社会理想薄弱；三是冷漠的职业心理与道德良心缺乏混合交融。
职业精神的“弱处之义”所诠释的是人在职业实践当中精神状态的消极沮丧甚至卑劣等层面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现实中的人”的职业行为与自我职业生涯规划发展具有否定性的一面，其表现形式有四种：一是人的职业蓝图不成熟，二是缺乏创造性思维的职业行为与目标，三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职业能力和实践勇气，四是商业道德认知与商业行为的脱节甚至是基本商业诚信的泯灭。从“人与自我”的关系进行探究，人内在的“自我”矛盾应是职业精神弱化的根源所在。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符号的动物”“理性的动物”“社会的动物”，还是“学习化的存在”，现实的人是一个规定性的矛盾物。人的职业精神不仅蕴含着人的职业实践独特性本质，还孕育着人类无法回避的“兽性”。也就是说，人的任何一种规定性的肯定都同时伴随着否定的存在。人们昨日熟知的东西并非一直是真知的东西，人们过往在认知“自我”中所生成的那些关于人自身的、美好的、单一的和纯粹的规定，尤其是在“精神产品”“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盛行的历史中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人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最有道德的动物，同时也是“最不道德”的动物；人既创造了历史文明，但精神空虚堕落的个体却时常选择做出许多毁坏历史文明的不理智行为，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如何培养人的职业精神进行反思。总结职业精神现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培育职业精神的关键土壤应在于社会，而对于如何克服现代人职业精神弱点的探索，归根结底还是要建构合理的培养环境、规范和制度。
二、个体职业精神培育的三重途径
（一）社会层面：社会塑造对职业精神的引导和提升
“人是社会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0]。人的职业精神的培育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引导。诚如英国道德学家塞繆尔所言：“即使把一个心灵最为高尚的哲学家放在一个日常生活极不方便，道德沦丧的恶劣环境中，他也会变得麻木不仁，凶残无耻。……在一个野蛮、贫困和肮脏的环境中想培养一个心地善良、品德高尚的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11]职业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表现为人的一种为超越自身现实生存发展状态而在坚持基本职业规范的基础上持续外化为人的创造性、创新性职业活动的社会实践方式。社会引导作为培育职业精神的一种形态，既是一种理念教育，也是整个职业行为规范的引导过程。它既要求职业主体自觉地形成将现实社会的变革视为一种正常的、有益的精神创新和技能创新，也要求职业主体适应社会变革、寻找社会变革点，并通过自身的职业实践将这种社会变革视为社会资源赋予劳动者新的社会价值的机遇。
社会引导是职业精神培育的关键环节之一，主要体现在社会实践是使人成为人并自觉自主地占有人的“类”本质的根基。从人的本质来看，决定“人之为人”的本源性规定是人在后天所接受的社会教育引导与塑造的，而不是人的先天性自然规定。人的“精神”的存在形式和内涵结构是开放的、未完成的，概而言之，每个时代的职业人的“精神”都是烙上了时代印记的社会产物，人的精神又是时时刻刻地支配着人去为追求卓越而不断地通过实践反思、探索和重塑自我的动物性存在，“因为有精神，人的活动有了目的；因为有了精神指点，人不会满足现状，总是要寻求更高更好的生活，从而使人具有了超越性本质，这种生存论的支持，是人超越动物性存在状态达到人性存在状态的恒久动力。” [12]人的精神属性是人区别于动物性存在的重要依据，其价值表征为人能够自觉地从社会职业规范中去寻找符合自身并完善自我的价值标尺。作为反映社会价值标尺的社会意识形态环境能够以其批判性理论实现职业精神弱处的规范和匡正，对职业精神的生产、形成和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指引作用，将扬善祛恶的职业舆论氛围、职业舆论导向和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内化到职业主体的思想当中，从根本上抑制偏离社会规定的职业行为的产生，为职业精神净化提供支持。一方面，根源于社会实践的社会思潮对职业人具有内向的“化人”功能——“教化功能”，即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成果的社会道德、规范、价值观、礼仪、技能知识等元素感召、影响人的思维和社会活动，并引导塑造现实的个体。社会思潮于职业人的“化人”，具体表现为职业社会环境、思想氛围和政府政策对职业主体的自觉占有并激发职业人的类本质与潜能的一种引导过程，对唤醒职业主体的职业意识并自觉地升华职业精神具有重要的导向性意义。职业主体只有在“主体意识”的统摄中，才能确证“自我”在职业行为中的作用和潜在力量，明确自身应该自觉承当的社会责任，在思想意识上自觉地内化为职业行为，才可能与他人和社会维持和谐的职业关系，从而获得职业生活幸福感和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引导职业主体在从事职业活动的过程中树立追求“真、善、美”的职业价值理性境界。社会需将对职业人的教育引导与转化教育交互融合，才能依据社会的需要而有效地对个体的职业精神进行调控与塑造，引领职业人自觉树立社会共同理想，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人的职业价值“是职业对于主体的意义，它体现了职业的属性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13]，职业价值的生成和发展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是基于职业人对所从事的行业或具体岗位工作的一种价值理性认识，主要表现为善恶、美丑、利害和是非等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这种认知对职业个体能否遵循职业社会规定、自我职业生涯和职业价值目标的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社会、家庭和学校，特别是学校教育的目标和责任应是将符合社会规范且为社会所接受的价值观在职业人的价值观念社会化进程中传授给他，并为其认同内化，使其成为具有社会资格的人。每个职业人尽管在价值观上对自我职业的选择与认同不一致，对职业的社会价值、人身价值的领悟不同，但大多数的职业人在职业精神的社会化过程中都选择了与社会规范相符合的价值观。因此，不能完全依赖职业主体去自发地塑造职业精神，社会应以优秀的市场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环境和法制环境引导他们塑造道德的、善良的和敬业的心灵，指引职业主体自觉地感悟劳动价值，体验人文环境，接受职业伦理规范，最终确立并升华自我职业精神品质。
（二）学校层面：学校实践教育对个体职业精神的养成
职业精神在其本质上具有人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以何种途径获取人的意识形态则是学术化探究的关键。就意识形态整体性意义而言，职业精神统摄着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信仰和职业价值观等人类智慧，通过人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实践与追求而孕育着多元整体性的职业精神，具体表征为以下三个层面：一是职业人在追求自我、超越自我、创新自我、发展自我以及改造职业环境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人性需要和归属感；二是人设定的社会性职业目标和人生理想的职业价值观；三是人坚守自我人性底线的职业道德与信念。这种实践与追求是职业人在既定的社会规范内的职业事实，也是人追求自我改变与环境改变的创新变革，蕴含了职业人精神形态上的个体价值和社会意义。职业“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4]，归根到底是职业人自身的整体性需要与职业环境和社会规范的一致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审视职业精神的学校实践教育途径，它应凸显这样的一种功能：在新的教育关系中将学生被“压抑、束缚和泯灭的本性力量”及其延伸出来的自我整体性回归于个体，以稳定的职业理想信念引领学生摆脱精神世界的虚无状态；释放大学生的“心灵空间”，以稳定的职业价值观引领学生走出职业价值选择矛盾；促使学生在实践教育中改善活动方式和思想意识，并以自身的新思想去参与环境的改造，从本质上养成自我与环境一致的职业精神生活状态。职业精神生活“本质上就是一系列的人与人之间和人与团体之间的交流，并在交流中得到满足，同时也改善社会。所以，精神生活也不是纯粹的个人生活，人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既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升华，也使社会沿着自由和公正的向度发展”[15]。可见，学校实践教育的逻辑基点既不应在教育中无视学生个体与其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的关系，也不能将学生单纯地禁锢于“书本世界”或单向度地追求“学科本位”“能力本位”。
当前我国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主潮流方向是建构科学合理的实践教育体系。而对于如何建构的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为高校实践教育指明了培养目标和工作要求：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要充分认识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重要性，统筹推进实践育人各项工作，切实加强对实践育人工作的组织领导。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从内涵建设上为建成“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现代化高校实践教育体系提供了方向，也从实践模式上推进了学校转变传统的“为实践而实践”的方法设计，为将既定的责任感、使命感、理想、道德和行为规范等职业精神教育要点寄寓学生的实践教育当中提供了“精神”引领和资源空间。学校实践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职业精神的实践教育定位应是以优化的、接地气的实践教育方法去引导学生理解现实的职业生活、职业世界，树立科学的、理想的职业理念，培养学生在现代化和现代性所带来的职业困境与挑战的矛盾中寻找健康的、有价值的职业“活法”。而以何种实践教育方式养成学生的这种职业“活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与单向度的专业知识教育或单纯的技能能力培养不同，职业精神实践教育应具有对学生“专业”和“精神”成长教育上的独特本质，即“通过实践教育过程，让学生在获取或巩固理论知识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运用观察和实践的手段处理问题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敢于质疑和探究的品质，养成严谨、求实的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追求卓越的求知精神，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社会意识和合作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科学价值观”[16]，逐步走向“专业”与“精神”共同“成人”的实践教育目标。因此，大学生职业精神实践教育路径设计应有其自身的阶段性系统化的教育资源和方式整合的具体过程，一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实践教育情境进行合理设计，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主体间互动对话，引导学生理解且内化职业精神要义。学校实践教育的本质决定了职业精神培养不仅仅是纯理性的精神思辨活动，更应是一种基于情境依赖的感性理解与认知过程。只有实践教育情境的客观条件和主题环境设计与大学生职业精神培养目标相适应，才能使学生准确把握实践教育情境所要传达的现实“生活世界”，才有可能引导学生在特定情境中做出符合职业精神教育目标的实践行为，进而较好地对实践活动所呈现出来的思想内涵进行识别、分析和比较，提升自身对自我职业总体倾向、职业规范、幸福职业生活所需的精神品质的整体性认识，并形成精神意义上的职业认知。二是充分运用特定教育情境中的工具、方法和手段，引导学生在与客观对象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体验、领悟职业精神，并使之“成为其所是的魂”。主体性过程体验是实践教育呈现其“价值理性”的核心环节所在，是实践主客体之间关系建构并实现由情境理解走向深度参与的基本方式和精神趋向过程。过程实践教育对大學生的职业精神养成教育价值表征为精神体验的合理性、完整性和深刻性，而非一种简单的活动经历或单纯的手工劳作。主要途径有三条：（1）学校可通过规范的程序体验，引导学生在具体的实践环境中学会解决规定情境实践环节所产生的具体问题并开展自我辩证性总结，提炼出具体职业情境实践教学中所领悟的职业规范。（2）学校可通过职业精神实践培养情境中可以利用的各种工具和手段，引导学生在具体的操作中体验不同的工作态度对于使用同样的工具和手段后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启发学生思考个人的责任感、良心、态度和协作能力对工作效果的影响。（3）以职业实践情境中的解决问题经历和方法体验提升学生的职业行为能力，确证树立职业精神以延续职业生命的必要性和自觉性。三是以反思实践、延伸情境实践教育的视阈引导学生用理性思维感悟升华个体的职业精神。反思实践的意义在于学生经过前期实践教育，对自身的言行、行动策略及思维从自我对比层面进行追溯性的思考、总结、内省和提炼，从而发现自我、明辨职业伦理，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总体而言，职业精神的实践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各种实践载体引导学生从自身的参与体验中实现精神“觉悟”，并从反思中“回应”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价值要求与自我精神状态的差距，启迪学生重新认知职业理想、改善职业行为、重塑职业价值观和责任感，形成能够经受得住经济社会变革考验的职业精神。 （三）个人层面：职业个体的自我觉悟与抉择
个体职业价值的实现前提是自身的职业精神修炼。职业精神具有外向的“化物”功能，即职业人以自身的价值需要去认识自身的“生存意义”“发展意义”和“自我意义”，并在职业实践中改造职业心理、责任感、使命感等观念，使职业关系“成为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了职业精神的获取形式和内容应是人根据自身需要而进行自觉自主抉择的实践过程。人的从业需要、事业发展以及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都是人的意识层面本质的、内在的规定性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促使人职业意识觉解的必要前提与动力，鲜明地表达为人的职业思维、职业意识和职业心理的总体状态，展现了职业人的自我价值意义和社会生存发展需要。
人是有意识的、思维着的精神存在，“人异于禽兽者在觉解”。社会和学校的引导与塑造虽然为职业精神的生产、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开放性的能力基础、心理依据和人文环境支撑等外在载体，但所有可能性的发生与完成程度都取决于人类“自我”的努力与认知，诚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人生的真谛，在于认识自己，而且是正确的认识自己。自我教育正是从这里开始的。”[17]职业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觉解程度是识别职业主体各种职业行为差别的判断尺度，如人的诚信与否与主体人格修养程度息息相关。職业精神的价值取向是他人无法取代且需要职业主体主动独立选择完成的，尤其是依据社会的现实规定而规范自我的教育。职业精神的主体完成过程需要人自觉地通过自主学习，从“自我概念”层面确证“自我”的理想目标与职业价值的主体性诉求，其本质意义在于人将社会精神引导内化的过程，而人在精神上对社会引导的认同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则体现为人的实践观念的生成和实现过程，即职业精神教育的觉悟过程。自我抉择与教育的路径具体表现为建构自我职业认知与评价意识。老子认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只有在了解掌握自我各方面特性的基础上才能较为准确地判断自己，进而以一定的职业标准去开展自我教育、塑造自我。
职业精神应是一个社会塑造与个体自我教育选择的统一过程，它的形成既是一个意识活动内化的历程，也是“主体”有意识地将社会规定内化为自身素质要求的过程，即社会化过程。社会对个体职业精神的影响是直接或间接的不断交替性渗透渲染的，个体对各种社会规定的认识和把握也是不一致的：或是不自觉地消极被动接受，或是自觉地积极主动接受。而要实现人“从生物学意义”的生命个体转化为自觉主动的“主体角色”，那么个体自身主动、自觉地去认识和理解社会要求，则是唤醒自我去塑造成“现代国人”的关键环节。随着知识和社会阅历的积累，个人会逐渐意识到遵守社会职业规范、职业道德，主动汲取社会营养以获得自由全面发展，并开始将这种与其自身的主体性心理能力因素存在较大差距的规范逐步转化为自身的主体性职业发展和超越的需求。这一需求可以推动“现实中的个人”自觉地接受社会的渲染和渗透，在其认知层面、情感层面、价值层面和信仰层面实现自我觉悟、自我超越。
个体职业精神的社会化培养，关键在于推动职业人准确解读社会规范和职业道德、责任感、作风要求等内涵，并不断领会、觉悟与修炼。觉悟是“觉即觉人之为人之道，悟即悟人之为人之尊严”。在推进职业精神教育，使职业教育内涵具有与时代共鸣的丰富性和科学性的道路上，应以激发职业个体自觉地进行自我塑造的意识觉醒为先。职业教育学科意义上的“精神教育”层次离不开职业人自我对社会引导的觉悟。个体职业精神既是职业人个体精神存在的完整性体现，也是具有“创造性意识的”主体处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自我与自然的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具有批判性、创造性和独立意识的稳定的职业能力和职业观念。职业个体具有能动性的自觉觉悟对于职业精神教育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职业人是具有觉悟可能性的“自我意识”主体，他们能够厘清自我与他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依据现时代的客观实际进行反复的确证、思考和定位，在确证自我价值的基础上优化自我的生存状态和追求目标。其次，当代职业人是思想活跃、感情丰富、行为积极的一个群体，他们具有自觉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力量和需求。这种力量和需求既体现在作为人的“类”本质上，又体现为职业个体超前的认识世界的自觉创造性上。最后，生成外化与意识性层面互动的职业精神。个体自我教育作为职业精神教育的重要构成，在职业主体的自我意识当中会自觉地把在现实社会的实践与经验进行主动性的吸收，并通过行为去塑造一个符合主体自我设计的最优外化“模型”。在个体自觉地依据已有的“模型”开展自我教育时，他必然会把自我意识中的理想“模型”真正地外化为一种可以完善的社会存在。这是职业精神自我教育层面的“意识性”与“外化性”互动的结果，它能孕育出有思想意识、有品格风范、有实践动力的精神形态，推动现代职业精神培养体系的实现。
在职业意识崛起、自我价值澄清诉求强烈的时代背景中，职业主体是否能学会“觉悟”，能否时常感知觉悟，是其职业意识觉醒程度的一个标尺。职业精神教育效果的实现应是具有“自我创造性意识”的职业主体通过自觉自主的生命活动，在社会生活、学习和发展中正确地认识自我的社会价值、人生价值和目标及其与当下的差距，进而在精神上形成自觉的奋斗期望以实现优越生存的自我超越。这种自我超越的“主体性需求”意识对于人形成超越时代性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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