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生前身后在中国的命运，是历史的吊诡，也是历史的教训
　　
　　11月17日，司徒雷登，这位著名的民国时代美国驻华大使的骨灰安放在了杭州，下葬在一个叫半山安贤园的公墓里。这里离他父母和早夭的弟弟在西湖边九里松的墓地不算远，但与他希望的最后归宿——燕园的未名湖畔，毕竟还有一段距离。燕园是司徒雷登妻子的安葬地，她是当年燕京大学第一个入葬校园墓地的逝者，坟墓已经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
　　骨灰安放仪式有美国驻华大使和杭州地方官员出席，并广为中美媒体报道。从报道中可以看到，美国媒体更注重此事对当下中美关系的意味。而中国媒体，则在“司徒雷登魂归故里”的宽慰祝福声中，喟叹一个与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的司徒雷登，宛如新生地再现在世人面前。
　　
　　既然司徒雷登是中国现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绕不过去的角色，这一迟到的葬仪如此引人注目，就不足为怪。当然，他的遗愿，拖延了近半个世纪才得以勉强实现，其中的曲折隐衷，令人感慨欷歔，也很自然。司徒雷登是出生在中国的第二代美国传教士、燕京大学的创办者和首任校长，同时他还是国共内战这一关键历史时期的美国驻华大使。他在中国大众中间具有的持久不衰的知名度，基本上得力于毛泽东在1948年8月18日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名为《别了，司徒雷登》的著名评论，并在此后长期存在于中学课本之上。这几乎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众多中国人对他的印象的唯一来源。司徒雷登从此成了“美国侵略政策失败的象征”，定格在“平素装作爱中国也爱美国”，现在落得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下场的负面形象上。
　　时过境迁，历史的迷雾逐渐廓清。终于可以明言，长期以来公众对司徒雷登的印象不但浅陋粗疏，而且充满偏见，且大都是对这篇檄文的误读和误解中产生的。现在，重温《别了，司徒雷登》，稍有理性的人，都会清晰地看到，无论多么重要，文中的主旨不在司徒雷登，所指涉的，也只是歷史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而文章本身，充其量也就是那一瞬间的一个断面。它无法涵盖司徒雷登的一生，甚至对司徒雷登在美国驻华大使任上短暂的生涯也无法定论。
　　而事实上，就在《别了，司徒雷登》发表前不久，中共中央曾同意司徒雷登来北京进行非正式的接触，因美国国务院的阻挠，未果。更早些时候，毛泽东曾在重庆宴请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培养出来的革命者不吝赞美之辞。而身为创办者和校长，司徒雷登有“燕园灵魂”、“燕京之父”的美誉。 1919年1月，他被聘请为首任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司徒雷登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绍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草拟的“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燕京校训脍炙人口，学校在他的努力下成了与清华北大并肩而立的名校。
　　而对中国人民，司徒雷登也怀有悲天悯人之心与友好的感情。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但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 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再早些时候，司徒雷登甚至是一位支持中国抗日的义士，曾被日寇关押4年之久……
　　其实，要遮蔽司徒雷登更为重要的身份——一个声誉卓著的教育家和成功的大学校长，仅仅一篇文章是难以做到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片障目之叶离双眼要足够近。冷战下铁幕的封锁、意识形态的扭曲，特别是盛极一时的阶级斗争观念，以及狭隘的民族观和爱国观，所造就的短视和偏见，就难辞其咎。而理智缺乏，勇气不足，理解力欠佳，洞察力低下，也是探究和了解真相的致命伤。再加上信息的稀缺、空间的逼仄、视线的短浅，林林总总，对一个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加以歪曲和改造，从而获得变形的刻板印象就在所难免。
　　司徒雷登生前身后在中国的命运，是历史的吊诡，也是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