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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饥又渴又累的宋时轮实在支撑不住了，
拔出几个红薯大口生吃。从树林里钻出一个手持猎枪的中年男子，
喊道：“谁在偷吃我的红薯？”
宋时轮（1907-1991），原名宋际尧，湖南醴陵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9兵团司令员和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1年病逝，享年84岁。
因为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1930年，宋时轮重新入党。后来，毛泽东见到宋时轮，对他说：“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嘛！”指的就是宋时轮在“千里走单骑”中寻找党组织而发展起来的游击队。
入党不久，被捕入狱
1926年4月13日，宋时轮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后经过复试，顺利被黄埔军校录取。为表达革命的决心，“赶上时代发展的车轮”，他把名字宋际尧改为宋时轮。
入校后，宋时轮的军事训练各项科目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就在他满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学员时，不幸染病，在广州东山医院住院半年多。其间，宋时轮经张一之（革命教育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后，因缺课太多，军校决定将宋时轮转入第六期，编在第1团第4营（营长陈明仁）第16连。
1927年1月，部队驻防广东东莞圩时，宋时轮由张庆孚（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反共“清党”。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与上海遥相呼应，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先后扣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分子100余人。宋时轮作为“共党嫌疑”，也于这一天被捕，被关进了广州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在监狱，国民党正式审讯了宋时轮3次，每一次的结果都令国民党当局大失所望，因为没有丝毫的证据证明宋时轮是中国共产党。即便如此，国民党当局还是以涉共嫌疑，将宋时轮投进监狱。
1929年4月，经中共党员廖益通找保人担保，宋时轮被释放。他很快离开广州，乘船去香港，并在香港接转组织关系，等候分配工作。到香港后，他在住地附近巧遇旧日同学李适生。李适生一定要拉宋时轮去广西张发奎的部队谋职，态度十分坚决，二人发生了争执，气氛非常紧张。宋时轮怕节外生枝，无法脱身，没等在香港办妥组织关系接转，即于当日晚搭船去了上海。
由于人生地疏，虽经多方努力、到处探询，宋时轮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尽管他省吃俭用，仍然沦落到无钱吃饭的境地。无奈之下，他只好捉笔为当时的上海街头小报写文章，换取微薄收入糊口。后来，他又辗转到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继续寻找党组织，均无结果，只好返回家乡醴陵。
“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嘛！”
宋时轮回到家，积极筹划组织游击队。因为没有活动资金，他想问家里要点儿钱，他告诉家里人：“我要继续干革命，与地主、军阀势不两立！”话刚出口，管家的兄长宋方桂气得要把宋时轮羁押到乡公所去。兄弟俩大吵起来，互不让步。
宋时轮气急了，沖出家门。宋时轮的父亲宋名德见状，紧跟在后追赶上宋时轮，塞给他几块钱，喃喃地说：“我知道留不住你，希望你自己保重，好好努力，干出点儿名堂来。”宋时轮听了父亲的这番话，十分感动。他坚定地对父亲说：“您放心，革命一定会成功，您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蒋介石的血腥镇压，还乡团到处追捕共产党人，党的工作十分被动。宋时轮只好白天躲在山上避开敌人的搜捕，晚上再下山做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饿了，他就在山上采野果子充饥。有一次，又饥又渴又累的宋时轮，摇摇晃晃地来到山脚下的一片红薯地，实在支撑不住了，拔出几个红薯大口生吃。就在他狼吞虎咽的时候，从树林里钻出一个手持猎枪的中年男子，大声喊道：“谁在偷吃我的红薯？”“我！宋时轮。”他不假思索地道出了自己的姓名。二人四目相对，那男子觉得宋时轮眼熟，名字却很陌生，愣在那里。宋时轮立即明白了，改口说：“不，不，宋际尧。”“你就是宋际尧？是友伢子？”中年人又惊又喜，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宋时轮沾满泥土的手，拉着他走向一间茅草棚，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红薯，眼含泪花说：“饿了吧，快多吃一些。”原来，这个中年男子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担任过农协委员，工作积极，斗争、打土豪、分田地，事事都走在前面，始终没有忘记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为躲避还乡团的搜捕，只身跑上山靠种地为生。他听说过乡里有个孩子叫宋际尧，颇有正义感，去广州参加革命军了。
宋时轮在草棚里坐下来，一边吃红薯一边与中年人交谈，两人像一对多年不见的兄弟。“际尧，这天还能翻过来吗？”听了这句深藏心底的话，宋时轮亲切而又坚定地回答说：“革命的低潮只是暂时的，农民协会还会兴起来，土豪劣绅一定要铲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长不了，工人、农民一定会有翻身解放的一天。”几句话说得中年人心里亮堂堂的。中年人恳切地对宋时轮说：“那你就领着我们和他们斗吧！”后来，他第一个参加宋时轮组织的游击队，成了宋时轮在家乡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1929年秋，在湖南醴陵、浏阳、攸县和江西萍乡一带，活跃着一支打白匪、杀土豪，令军阀颇感头痛的队伍——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宋时轮回忆创建游击队的经过时曾写道：“经过艰苦宣传，组织成了黑杀队（游击队），最多时37人，辗转活动于萍乡、浏阳、醴陵、攸县边界地区。”这支队伍在化名“张司令”的宋时轮的指挥下，不断组织发动穷苦群众惩戒恶势力，使贫穷的农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把许多穷苦的农民兄弟吸引到了党的周围。
秋末，宋时轮旧疾复发，双腿肿痛不能行走，游击队员用担架抬着他走，在各处打游击，往江西井冈山靠拢。终于在某一天遇到了党的队伍，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支游击队于1930年被编入黄公略领导的红6军。由于病重，宋时轮来到已成立苏维埃政权的江西省莲花县医治。因为他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1930年初，宋时轮在养病中，经莲花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并担任莲花县军事部部长。 后来，毛泽东见到宋时轮，对他说：“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嘛！”指的就是宋时轮在“千里走单骑”中寻找党组织而发展起来的游击队。
“毛泽东相信我，还是毛泽东相信我”
1934年初春，宋时轮进入红军大学学习，被编到上级参谋科。一个多月后，红军大学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组织学员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宋时轮负责挑，另一个学员负责上泥。负责上泥的学员，每担都装得很满，并且逐担增加。连泥带水挑了几担之后，宋时轮对上泥的学员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结果，下一担装得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他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苦工的，你为什么要这样搞？”
回到红大，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立即开斗争会。宋时轮在会上复述自己的原话，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将他的问题上交党支部。在党支部斗争会上，宋时轮仍然不接受非实事求是的批评。党支部只好将他的问题上交红军大学。最后，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等原因，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3个月”的处分。
宋时轮被开除党籍一个月之后，鉴于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大调他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胜利到达吴起镇。很快，毛泽东和彭德怀到红十五军团驻地看望军团领导。为了向中央红军学习，军团领导请求毛泽东，由中央红军派一些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不久，毛泽东找宋时轮谈话，要他出任红十五军团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主管部队作战。宋时轮带着委屈表态说：“红十五军团刚刚组建不久，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多，司令部作战科是部队的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至今没有予以恢复的非党干部去是否合適？”毛泽东问：“怎么回事？”宋时轮如实地陈述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接着说：“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请你服从组织安排，愉快地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毛泽东谈话之后，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一年之久的宋时轮，心情格外激动，回到住处止不住地喊出了心声：“毛泽东相信我，还是毛泽东相信我。”不久，由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宋时轮再次入党。
1945年7月，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恢复宋时轮党籍的决定》：“宋同志的党籍从一九二七年起计算。”
（责编/黄梦怡 责校/李希萌 来源/《宋时轮的三次入党经历》，穆俊杰/文，《共产党员》2007年第24期;《“一代儒将”宋时轮》，夏明星、陈华瑜/文，《党史纵横》2007年第12期;《宋时轮之女：毛主席曾笑称宋时轮也是一路诸侯》，刘倩/文，人民网2018年4月14日）
拔出几个红薯大口生吃。从树林里钻出一个手持猎枪的中年男子，
喊道：“谁在偷吃我的红薯？”
宋时轮（1907-1991），原名宋际尧，湖南醴陵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9兵团司令员和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1年病逝，享年84岁。
因为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1930年，宋时轮重新入党。后来，毛泽东见到宋时轮，对他说：“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嘛！”指的就是宋时轮在“千里走单骑”中寻找党组织而发展起来的游击队。
入党不久，被捕入狱
1926年4月13日，宋时轮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后经过复试，顺利被黄埔军校录取。为表达革命的决心，“赶上时代发展的车轮”，他把名字宋际尧改为宋时轮。
入校后，宋时轮的军事训练各项科目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就在他满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学员时，不幸染病，在广州东山医院住院半年多。其间，宋时轮经张一之（革命教育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后，因缺课太多，军校决定将宋时轮转入第六期，编在第1团第4营（营长陈明仁）第16连。
1927年1月，部队驻防广东东莞圩时，宋时轮由张庆孚（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反共“清党”。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与上海遥相呼应，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先后扣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分子100余人。宋时轮作为“共党嫌疑”，也于这一天被捕，被关进了广州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在监狱，国民党正式审讯了宋时轮3次，每一次的结果都令国民党当局大失所望，因为没有丝毫的证据证明宋时轮是中国共产党。即便如此，国民党当局还是以涉共嫌疑，将宋时轮投进监狱。
1929年4月，经中共党员廖益通找保人担保，宋时轮被释放。他很快离开广州，乘船去香港，并在香港接转组织关系，等候分配工作。到香港后，他在住地附近巧遇旧日同学李适生。李适生一定要拉宋时轮去广西张发奎的部队谋职，态度十分坚决，二人发生了争执，气氛非常紧张。宋时轮怕节外生枝，无法脱身，没等在香港办妥组织关系接转，即于当日晚搭船去了上海。
由于人生地疏，虽经多方努力、到处探询，宋时轮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尽管他省吃俭用，仍然沦落到无钱吃饭的境地。无奈之下，他只好捉笔为当时的上海街头小报写文章，换取微薄收入糊口。后来，他又辗转到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继续寻找党组织，均无结果，只好返回家乡醴陵。
“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嘛！”
宋时轮回到家，积极筹划组织游击队。因为没有活动资金，他想问家里要点儿钱，他告诉家里人：“我要继续干革命，与地主、军阀势不两立！”话刚出口，管家的兄长宋方桂气得要把宋时轮羁押到乡公所去。兄弟俩大吵起来，互不让步。
宋时轮气急了，沖出家门。宋时轮的父亲宋名德见状，紧跟在后追赶上宋时轮，塞给他几块钱，喃喃地说：“我知道留不住你，希望你自己保重，好好努力，干出点儿名堂来。”宋时轮听了父亲的这番话，十分感动。他坚定地对父亲说：“您放心，革命一定会成功，您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蒋介石的血腥镇压，还乡团到处追捕共产党人，党的工作十分被动。宋时轮只好白天躲在山上避开敌人的搜捕，晚上再下山做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饿了，他就在山上采野果子充饥。有一次，又饥又渴又累的宋时轮，摇摇晃晃地来到山脚下的一片红薯地，实在支撑不住了，拔出几个红薯大口生吃。就在他狼吞虎咽的时候，从树林里钻出一个手持猎枪的中年男子，大声喊道：“谁在偷吃我的红薯？”“我！宋时轮。”他不假思索地道出了自己的姓名。二人四目相对，那男子觉得宋时轮眼熟，名字却很陌生，愣在那里。宋时轮立即明白了，改口说：“不，不，宋际尧。”“你就是宋际尧？是友伢子？”中年人又惊又喜，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宋时轮沾满泥土的手，拉着他走向一间茅草棚，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红薯，眼含泪花说：“饿了吧，快多吃一些。”原来，这个中年男子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担任过农协委员，工作积极，斗争、打土豪、分田地，事事都走在前面，始终没有忘记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为躲避还乡团的搜捕，只身跑上山靠种地为生。他听说过乡里有个孩子叫宋际尧，颇有正义感，去广州参加革命军了。
宋时轮在草棚里坐下来，一边吃红薯一边与中年人交谈，两人像一对多年不见的兄弟。“际尧，这天还能翻过来吗？”听了这句深藏心底的话，宋时轮亲切而又坚定地回答说：“革命的低潮只是暂时的，农民协会还会兴起来，土豪劣绅一定要铲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长不了，工人、农民一定会有翻身解放的一天。”几句话说得中年人心里亮堂堂的。中年人恳切地对宋时轮说：“那你就领着我们和他们斗吧！”后来，他第一个参加宋时轮组织的游击队，成了宋时轮在家乡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1929年秋，在湖南醴陵、浏阳、攸县和江西萍乡一带，活跃着一支打白匪、杀土豪，令军阀颇感头痛的队伍——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宋时轮回忆创建游击队的经过时曾写道：“经过艰苦宣传，组织成了黑杀队（游击队），最多时37人，辗转活动于萍乡、浏阳、醴陵、攸县边界地区。”这支队伍在化名“张司令”的宋时轮的指挥下，不断组织发动穷苦群众惩戒恶势力，使贫穷的农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把许多穷苦的农民兄弟吸引到了党的周围。
秋末，宋时轮旧疾复发，双腿肿痛不能行走，游击队员用担架抬着他走，在各处打游击，往江西井冈山靠拢。终于在某一天遇到了党的队伍，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支游击队于1930年被编入黄公略领导的红6军。由于病重，宋时轮来到已成立苏维埃政权的江西省莲花县医治。因为他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1930年初，宋时轮在养病中，经莲花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并担任莲花县军事部部长。 后来，毛泽东见到宋时轮，对他说：“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嘛！”指的就是宋时轮在“千里走单骑”中寻找党组织而发展起来的游击队。
“毛泽东相信我，还是毛泽东相信我”
1934年初春，宋时轮进入红军大学学习，被编到上级参谋科。一个多月后，红军大学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组织学员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宋时轮负责挑，另一个学员负责上泥。负责上泥的学员，每担都装得很满，并且逐担增加。连泥带水挑了几担之后，宋时轮对上泥的学员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结果，下一担装得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他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苦工的，你为什么要这样搞？”
回到红大，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立即开斗争会。宋时轮在会上复述自己的原话，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将他的问题上交党支部。在党支部斗争会上，宋时轮仍然不接受非实事求是的批评。党支部只好将他的问题上交红军大学。最后，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等原因，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3个月”的处分。
宋时轮被开除党籍一个月之后，鉴于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大调他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胜利到达吴起镇。很快，毛泽东和彭德怀到红十五军团驻地看望军团领导。为了向中央红军学习，军团领导请求毛泽东，由中央红军派一些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不久，毛泽东找宋时轮谈话，要他出任红十五军团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主管部队作战。宋时轮带着委屈表态说：“红十五军团刚刚组建不久，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多，司令部作战科是部队的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至今没有予以恢复的非党干部去是否合適？”毛泽东问：“怎么回事？”宋时轮如实地陈述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接着说：“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请你服从组织安排，愉快地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毛泽东谈话之后，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一年之久的宋时轮，心情格外激动，回到住处止不住地喊出了心声：“毛泽东相信我，还是毛泽东相信我。”不久，由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宋时轮再次入党。
1945年7月，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恢复宋时轮党籍的决定》：“宋同志的党籍从一九二七年起计算。”
（责编/黄梦怡 责校/李希萌 来源/《宋时轮的三次入党经历》，穆俊杰/文，《共产党员》2007年第24期;《“一代儒将”宋时轮》，夏明星、陈华瑜/文，《党史纵横》2007年第12期;《宋时轮之女：毛主席曾笑称宋时轮也是一路诸侯》，刘倩/文，人民网2018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