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湖南沅江的张舜徽先生（1911-1992），是湖南人的骄傲，也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的骄傲。
　　作为正在历史文献研究所求学的我，不太想用“国学大师”称谓先生。因为，当“国学大师”的头衔业已泛滥成灾时，这似乎已显得毫无意义，反而让人觉得有自吹自擂之嫌。我想，作为学人，还是要有能藏之名山的著述吧。我看到书架上先生的煌煌著述：《中国文献学》、《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郑学丛著》、《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周秦道论发微》、《史学三书评议》、《清代扬州学记》、《顾亭林学记》、《清儒学记》、《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爱晚庐随笔》、《说文解字约注》、《中华人民通史》。至于历史学家、文献学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创始人、中国首位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这些先生履历上的文字，似乎已成多余。
　　无言的著述，是先生学术思想永恒的载体，更是先生最好的墓志铭。
　　先生的学术成就，专门的论述已不少，而我要说的是与先生有关的小小故物——借书卡。
　　进入信息时代，到图书馆借书是很方便了，只需将借阅证扫描，读者的借阅信息就会自动存储。在公共图书馆借阅书籍，这样方便快捷，也是近几年的事情。上个世纪，读书人要到图书馆借书，用的是还借书卡。
　　在我学习的历史文献研究所以及历史文化学院资料室，淘汰这样的借书卡，虽然来得晚些，终究还是实现了电脑化操作，再也不用借阅者签名借书。在废弃的一张张借书卡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张舜徽先生的借书卡。
　　摩挲署有先生签名的这些借书卡，思绪万千。时间仿佛回到了从前，一位老人，一位智者，正徜徉于满是书香气的藏书室，那不正是张舜徽先生一生勤奋、永不松懈的身影么？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先生借阅了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刘文典的《说苑斠补》、杨东莼的《中国学术史讲话》、杨荣国的《孔墨的思想》。前两本著述，先生还先后三次借阅，由此可见先生对先秦诸子研究专著的关注。这让我想起先生的《周秦道论发微》。关于此书的学术创新之处，先生在给中华书局编辑的信笺说：“此稿主旨，意欲论定周秦故书中所谓‘道’，多为‘君道’而发。此乃汉人推明道家为“人君南面之术”的旧义，兹特引申其旨，加以发挥。书于论定“人心道心”所语本义，与君道之弘调，则前人所未道，而由我大胆提出的，这样的说法，自然和今天一般谈周秦哲学思想的见解，完全不同。”先生在此书中提出新论，看来对当时此方面的专著作了反复的研读。
　　上世纪六十年代先生出版《清人文集别录》，八十年代又出版《清儒学记》、《清人笔记条辨》，这些著述是先生清代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借书卡看，先生就曾借过清人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谢国桢的《黄梨洲学谱》、胡适的《戴东原的哲学》、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溯源》，这些书籍想必对先生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如由云龙辑的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下两册，先生借阅的具体时间是1963年4月22日。而对于李慈铭的学行，先生在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的《清人文集别录》第二十卷有详论。先生说：“余尝反复究览，知慈铭于经史小学，皆无专长。一生又好雌黄，不轻许可，终不免文士陋习。”
　　借书卡上的信息，让访间流传的先生不观今人著述之说不攻自破。在湖南省图书馆有张舜徽先生捐赠书籍的藏书专室，可以看到先生生前的私人藏书，以古籍为主，非常丰富，但先生还是一直保持着到图书馆借书的习惯。
　　先生借阅书籍的时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我所见先生最早借书时间，是在1956年2月4日，而最晚是1990年10月4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先生还是一位中青年学者，虽名气并不大，但已出版《广校雠略》、《积石丛稿》、《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史论文集》、《顾林亭学记》等著述，而进入九十年代，先生著作等身，已是名声大振，可年逾八十的先生，还是亲自到图书室借书。先生的日历上，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就是在“文革”期间的1972年、1973年、1974年，先生也没有放弃读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先生著述出版的高峰期，先生这一时期的借阅也最频繁。
　　旧物有情，缘为故人；睹物思人，方显故物。这些借书卡，都是先生的旧物。哲人已逝，旧物方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