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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上,纪录片《公司的力量》连续播放三轮;现实中,国美之争还在继续着下半场博弈。台上幕下,两堂生动的针对中国人的现代公司启蒙课,在短短数月中交错上演。
“我们找不到一个公司制度不发达,它的经济可以发达,找不到一个市场不发达,这个国家可以发达,没有的!所以,现代社会的财富创造、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的发展,它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公司的力量》中这段解说词,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去重新认识公司。
中国公司离伟大的公司差多少,中国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有多远?任学安带领他的团队在拍摄《大国崛起》时,一再看到公司的身影,他希望以公司为载体来观察市场经济,思索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路径。
9月20日下午,任学安在新浪微博上又开始了吆喝:“夜猫子时间到了。今晚开始,《公司的力量》第三轮播出。”
这部于8月23日晚首播的10集纪录片,想告诉人们公司是什么,与人们日益密切攸关的这样一个组织,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年频发的公司事件,让人爱恨交织,但无处不在的公司又让人发现,公司强则国家强。
任学安是这部片子的总导演。两年前那部《大国崛起》,也出自他的这个团队。
2005年七八月间,正值《大国崛起》的拍摄前期,整理9个国家崛起的主要资料时,任学安一再看到公司的身影,“公司在大国崛起中总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发现,人们很多行为方式都是公司来推动的,公司还影响着家庭幸福、个人实现,甚至国家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公司推动了工业革命,推动了现代化。”任学安说。
公司有什么样的力量、到底该怎样看待公司,成了他想进一步探讨的话题。2008年9月15日,雷曼公司倒闭,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公司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重新认识公司,对我们理解经济危机、走好自己的路都很有帮助。”任学安这样总结探讨这个话题的目的。他还有更深一层的主题:以公司为载体来观察市场经济,思索国家发展进步的路径。
当时,定下主题后,首先是确定构架,这部分的讨论持续了大约十个月。
“我们并不想深入到公司内部,而是更关注它和社会、个体的关系。这一年我感觉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一点,以前可能更关心怎么赚钱。”片子的总撰稿周艳说。
到了2010年,《公司的力量》即将完成的时候,一幕幕现实出现在摄制组眼前: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泄露了约490万桶原油、中国市场再次出现三聚氰胺问题牛奶、富士康发生多起员工跳楼事件……
“公司是什么?中国公司离一个伟大的公司还有多远,中国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有多远?”任学安想通过这部片子,唤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两家铺子的感慨
摄制组最终确定的方案是:遵照大的历史阶段,在每个阶段找出当时的历史主题。每集话题确定后,主要涉及的公司自然出现在眼前。
由于事先内容规划相当细致,甚至“哪个专家会说什么,事先都必须大概知道”,详细脚本出来后,剩下的任务只是将它变成生动的图像和语言。拍摄本是按图索骥,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细节,让摄制组对片子提出的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
海外拍摄执行总编导段骏带领的欧洲摄制组奔赴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拍摄了20多家公司,他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世界级大公司,而是一家裁缝铺和一家鞋铺。
那家叫亨利·普尔的裁缝铺,坐落在伦敦的萨维尔街。200多年来,这条街以出产精致的手工西装闻名于世。1820年开张的亨利·普尔一直是家族企业。如今的老板年逾七旬,两年前才放下针线。铺子不大,充当作坊的地下室里,五六个老师傅和四五名年轻人一起飞针走线。
这家铺子的客户包括许多社会名流:丘吉尔、戴高乐、狄更斯……甚至100多年前的维多利亚女王,以及今天的伊丽莎白二世。
摄制组很好奇:这些大人物,为什么对这间小铺子情有独钟?
“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这里做衣服很慢、很繁琐。每缝制一套衣服,至少要花费3到4个月,其间客人还得回店里试穿几次。”段骏说,他们问过老板可不可以例外,对方盘算了一阵后回答:“如果你终于找到了意中人,赶着下个月结婚,我们可以努力尝试一下。”
老板向他们保证,这里的西装可以穿一辈子,哪怕腰围渐长,只要拿回来,把当初预留的部分放一放,依然合身。他们的衣服平均每套卖价3000到4000英镑。“我们也许是最贵的,但是,我们保证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值。”老板说。
亨利·普尔100多年来从未赶过时髦,所以也并不担心式样过时,它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把最好的面料缝制成最合身的衣服。它也从没有扩张过规模,唯一投资的“新技术”是缝纫机。它没有过什么大规模营销,更没想过上市。
“这样的公司就不仅仅是为挣钱了。它变成了一种可以安身立命、传诸后世的‘生计’。”段骏由此想到片子策划之初就提出的问题:公司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许多人都把公司视为挣钱的工具,把利润最大化看做是公司存在的根本理由。这些当然不错,但是说到底,如果公司不能提供更好的满足人们需求的某种产品和服务,那么,我们还要它干什么?”段骏说。
另一家让摄制组难忘的铺子,是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皮鞋铺。一对老夫妻,带着一个年轻姑娘,老先生做鞋,老太太和小姑娘负责把它们卖出去。
在这间小作坊里,老先生做了50年鞋。铺子里有一个大玻璃柜,摆了从大到小七八双童鞋。老太太说,这都是当初老先生做给孙女的,孙女长大了,就把它们摆在店里。
段骏觉得,这也许是自己见过最“牛”的广告,因为这是在告诉人们:我们做的每一双鞋,都和为自己孙女做的一样。“如果所有的公司在制造产品时,都能有一种这是为家人做的心态,恐怕这世界上就不可能有‘假冒伪劣’一说了。”
大公司另一面
在拍摄的大公司里,也有一家公司让摄制组感触颇深。
拜访欧莱雅时,摄制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表现它国际化的一面。他们希望,第一个场景能在欧莱雅总部的咖啡厅,拍摄不同肤色、不同衣着的员工。
但没想到的是,这一要求给公司的公关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事后我们才知道,根据法国法律和欧莱雅的内部规定,镜头对准任何一名员工前,必须得到他们的书面同意。如果没有得到允许,一旦其形象在媒体上出现,哪怕只是一个侧脸,哪怕只出现了一秒,都属于违法。”
那天上午10点,摄制组架好了机器,等着来咖啡厅休息的员工。首先出现的是公关部人员,每人抱着厚厚一沓刚准备好的协议,当员工走进来时,他们马上面带歉意地迎过去递上协议,同时解释协议的内容。
当天,先后来到咖啡厅的超过200人,没有签字的占多半,他们被让到了大厅的一侧,不受干扰地享受自己的咖啡。
“就工作而言,那天我们的拍摄不能算成功。”段骏对比之前的拍摄经历,“在国内,我们去一家公司拍摄时,只要不是负面报道,总会受到礼遇。如果说公司的‘好话’,那更可以组织一些轰轰烈烈的场面。这个时候,公司的员工往往非常配合,级别越低的配合得越好。”
他回顾参与拍摄的那些公司,觉得很难总结出共性。“反倒是他们所在的那些国家有一些共同点。例如有成熟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这些体系和规则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等。”
在片子制作过程中,很多公司提供了自己保存的原始资料。从斑驳胶片记录的公司早期开拓的历史影像,到公司的第一份合同、第一张股票的发黄照片,这些本身就是一部部资料翔实、生动的纪录电影。其中,一些记录呈现的专业性,甚至让执行总编导黄骥感到“汗颜”。
壳牌的公司历史图册,有随书赠送的DVD,其中囊括了壳牌最早在澳洲和在东南亚进行业务拓展的历史影像。最让黄骥惊讶的是,这些古老的影像不仅翔实纪录了公司的业务,还有当地土著生活、地理地貌等。
在这些影像里,黄骥看到了这家公司“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对其他地域、种族强烈的关注”。想到人们常说的“公司要为每一个消费者生产不同的产品”,他感慨,“其实这些世界级的大公司早就走在了前面。”
不仅如此,一些公司还建有自己的博物馆,不论建筑外观还是内部收藏,绝不亚于一些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博物馆。
在福特公司博物馆,摄制组看到了最早的福特汽车,最早的流水线仍然在轰隆运作;丰田公司博物馆里,早期造的织布机到最新的丰田汽车全都擦拭得一尘不染;杜邦公司早年火药作坊时期的水磨仍然转动……
而且,那些博物馆并非可有可无的摆设,负责管理这些博物馆的员工,在公司里都有很高的地位。
“对于自己历史的尊重、敬畏继而悉心的保护、梳理,最终成为了这些公司血脉中的遗传基因。也许只有这样的公司才能被称为真正的大公司,也只有这样的公司有资格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公司。”黄骥说。
力量的背后
在国内的两个月拍摄时间里,黄骥印象最深的是阿里巴巴。“公司里设置了网上交易实时跟踪显示屏,据说屏幕的体积是中国最大的,每一笔实时交易、对商品的点击都可以显示出来。”这让他切身感觉到了“地球是平的”。
日、德摄制组导演裔欣也有相似的感受:到阿迪达斯总部去拍摄时,两千多人中没有一名生产工人,它甚至在整个德国都没有一家工厂。在展示厅里,他看到的产品都是中国或越南制造的。
历时两年的拍摄中,摄制组深刻感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在美国拍摄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时,正逢院长大卫·施密特雷恩在中国参加研讨活动,于是摄制组就在中国采访了他。
“很多人我们是在中国采访的。”执行总导演刘颖说,片中涉及的大部分专家、企业家,两年间都来过中国,“拍《大国崛起》时还没有这么深的感受。”
任学安回忆美国之行中得到的支持:2009年8月,他在布鲁金斯学会介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学者们刚开始没听懂,继而表示惊异:“中国媒体居然思考这样的问题!”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人也表示赞赏,因为这是没人做过的。“他们觉得我们填补了空白。中国人来拍这个片子,也表明中国国力到了这一步,开始用全球视野来思考问题了。”任学安说。
受访的外国企业家、专家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摄制组事先并未完全想到的。“我们老在批评自己,但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更多是表扬。他们觉得中国发展这么快,而且时间这么短,很多国家都没有经历过。”刘颖说。
一位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对刘颖说,“你们的华为是家不错的公司,我们看好它。”对于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海外人士一般持鼓励态度。
片子播出一个多月来,各方反馈不断涌来。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认为,中国国家的强大必须通过公司的强大来实现。这部片子有助于全社会共同思考:我们应该培育什么样的公司?中国公司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
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社群总监陈雪频看来,现在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的美国很相似。他希望和央视合作推广这部纪录片。
企业界的普遍反映是,这部片子一方面激起中国公司思考,同时也鼓励了企业家,有利于社会创业精神的培养。
柳传志与任学安一共有过三次会面。他觉得,这部片子的内容对中国企业家是个非常好的补充。作为企业家,对企业内部具体事务很熟悉,但对企业外部确实不太了解,需要借由这部片子来想一想:过去做得不好到底为什么,哪些是企业本身的问题,哪些是环境问题?
他还得到启发:没有很好的消费市场,整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是起不来的。同时,做企业的人都应该反思,如何以人为本、善待员工,让员工能够成为公司发展得更好的动力,同时也能够有更好的购买力。
前不久的一个企业家高峰论坛上,任志强也提到了这部片子。他进一步提出:“公司的确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力量背后是企业家,而市场化改革是产生企业家力量的条件。”
任学安希望通过这部片子,呼吁形成适合公司成长的环境。他更大的期望是,能帮助中国培养创新、创业的文化。公司作为一种组织在中国还并没有发挥该有的、足够的力量。“今天,人们对公务员的追求远比对公司高。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想去政府部门而不是去公司,这说明人们对公司的认识还不够,说明我们对创业文化的培育还不够。”
“我们找不到一个公司制度不发达,它的经济可以发达,找不到一个市场不发达,这个国家可以发达,没有的!所以,现代社会的财富创造、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的发展,它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公司的力量》中这段解说词,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去重新认识公司。
中国公司离伟大的公司差多少,中国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有多远?任学安带领他的团队在拍摄《大国崛起》时,一再看到公司的身影,他希望以公司为载体来观察市场经济,思索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路径。
9月20日下午,任学安在新浪微博上又开始了吆喝:“夜猫子时间到了。今晚开始,《公司的力量》第三轮播出。”
这部于8月23日晚首播的10集纪录片,想告诉人们公司是什么,与人们日益密切攸关的这样一个组织,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年频发的公司事件,让人爱恨交织,但无处不在的公司又让人发现,公司强则国家强。
任学安是这部片子的总导演。两年前那部《大国崛起》,也出自他的这个团队。
2005年七八月间,正值《大国崛起》的拍摄前期,整理9个国家崛起的主要资料时,任学安一再看到公司的身影,“公司在大国崛起中总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发现,人们很多行为方式都是公司来推动的,公司还影响着家庭幸福、个人实现,甚至国家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公司推动了工业革命,推动了现代化。”任学安说。
公司有什么样的力量、到底该怎样看待公司,成了他想进一步探讨的话题。2008年9月15日,雷曼公司倒闭,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公司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重新认识公司,对我们理解经济危机、走好自己的路都很有帮助。”任学安这样总结探讨这个话题的目的。他还有更深一层的主题:以公司为载体来观察市场经济,思索国家发展进步的路径。
当时,定下主题后,首先是确定构架,这部分的讨论持续了大约十个月。
“我们并不想深入到公司内部,而是更关注它和社会、个体的关系。这一年我感觉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一点,以前可能更关心怎么赚钱。”片子的总撰稿周艳说。
到了2010年,《公司的力量》即将完成的时候,一幕幕现实出现在摄制组眼前: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泄露了约490万桶原油、中国市场再次出现三聚氰胺问题牛奶、富士康发生多起员工跳楼事件……
“公司是什么?中国公司离一个伟大的公司还有多远,中国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有多远?”任学安想通过这部片子,唤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两家铺子的感慨
摄制组最终确定的方案是:遵照大的历史阶段,在每个阶段找出当时的历史主题。每集话题确定后,主要涉及的公司自然出现在眼前。
由于事先内容规划相当细致,甚至“哪个专家会说什么,事先都必须大概知道”,详细脚本出来后,剩下的任务只是将它变成生动的图像和语言。拍摄本是按图索骥,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细节,让摄制组对片子提出的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
海外拍摄执行总编导段骏带领的欧洲摄制组奔赴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拍摄了20多家公司,他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世界级大公司,而是一家裁缝铺和一家鞋铺。
那家叫亨利·普尔的裁缝铺,坐落在伦敦的萨维尔街。200多年来,这条街以出产精致的手工西装闻名于世。1820年开张的亨利·普尔一直是家族企业。如今的老板年逾七旬,两年前才放下针线。铺子不大,充当作坊的地下室里,五六个老师傅和四五名年轻人一起飞针走线。
这家铺子的客户包括许多社会名流:丘吉尔、戴高乐、狄更斯……甚至100多年前的维多利亚女王,以及今天的伊丽莎白二世。
摄制组很好奇:这些大人物,为什么对这间小铺子情有独钟?
“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这里做衣服很慢、很繁琐。每缝制一套衣服,至少要花费3到4个月,其间客人还得回店里试穿几次。”段骏说,他们问过老板可不可以例外,对方盘算了一阵后回答:“如果你终于找到了意中人,赶着下个月结婚,我们可以努力尝试一下。”
老板向他们保证,这里的西装可以穿一辈子,哪怕腰围渐长,只要拿回来,把当初预留的部分放一放,依然合身。他们的衣服平均每套卖价3000到4000英镑。“我们也许是最贵的,但是,我们保证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值。”老板说。
亨利·普尔100多年来从未赶过时髦,所以也并不担心式样过时,它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把最好的面料缝制成最合身的衣服。它也从没有扩张过规模,唯一投资的“新技术”是缝纫机。它没有过什么大规模营销,更没想过上市。
“这样的公司就不仅仅是为挣钱了。它变成了一种可以安身立命、传诸后世的‘生计’。”段骏由此想到片子策划之初就提出的问题:公司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许多人都把公司视为挣钱的工具,把利润最大化看做是公司存在的根本理由。这些当然不错,但是说到底,如果公司不能提供更好的满足人们需求的某种产品和服务,那么,我们还要它干什么?”段骏说。
另一家让摄制组难忘的铺子,是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皮鞋铺。一对老夫妻,带着一个年轻姑娘,老先生做鞋,老太太和小姑娘负责把它们卖出去。
在这间小作坊里,老先生做了50年鞋。铺子里有一个大玻璃柜,摆了从大到小七八双童鞋。老太太说,这都是当初老先生做给孙女的,孙女长大了,就把它们摆在店里。
段骏觉得,这也许是自己见过最“牛”的广告,因为这是在告诉人们:我们做的每一双鞋,都和为自己孙女做的一样。“如果所有的公司在制造产品时,都能有一种这是为家人做的心态,恐怕这世界上就不可能有‘假冒伪劣’一说了。”
大公司另一面
在拍摄的大公司里,也有一家公司让摄制组感触颇深。
拜访欧莱雅时,摄制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表现它国际化的一面。他们希望,第一个场景能在欧莱雅总部的咖啡厅,拍摄不同肤色、不同衣着的员工。
但没想到的是,这一要求给公司的公关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事后我们才知道,根据法国法律和欧莱雅的内部规定,镜头对准任何一名员工前,必须得到他们的书面同意。如果没有得到允许,一旦其形象在媒体上出现,哪怕只是一个侧脸,哪怕只出现了一秒,都属于违法。”
那天上午10点,摄制组架好了机器,等着来咖啡厅休息的员工。首先出现的是公关部人员,每人抱着厚厚一沓刚准备好的协议,当员工走进来时,他们马上面带歉意地迎过去递上协议,同时解释协议的内容。
当天,先后来到咖啡厅的超过200人,没有签字的占多半,他们被让到了大厅的一侧,不受干扰地享受自己的咖啡。
“就工作而言,那天我们的拍摄不能算成功。”段骏对比之前的拍摄经历,“在国内,我们去一家公司拍摄时,只要不是负面报道,总会受到礼遇。如果说公司的‘好话’,那更可以组织一些轰轰烈烈的场面。这个时候,公司的员工往往非常配合,级别越低的配合得越好。”
他回顾参与拍摄的那些公司,觉得很难总结出共性。“反倒是他们所在的那些国家有一些共同点。例如有成熟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这些体系和规则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等。”
在片子制作过程中,很多公司提供了自己保存的原始资料。从斑驳胶片记录的公司早期开拓的历史影像,到公司的第一份合同、第一张股票的发黄照片,这些本身就是一部部资料翔实、生动的纪录电影。其中,一些记录呈现的专业性,甚至让执行总编导黄骥感到“汗颜”。
壳牌的公司历史图册,有随书赠送的DVD,其中囊括了壳牌最早在澳洲和在东南亚进行业务拓展的历史影像。最让黄骥惊讶的是,这些古老的影像不仅翔实纪录了公司的业务,还有当地土著生活、地理地貌等。
在这些影像里,黄骥看到了这家公司“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对其他地域、种族强烈的关注”。想到人们常说的“公司要为每一个消费者生产不同的产品”,他感慨,“其实这些世界级的大公司早就走在了前面。”
不仅如此,一些公司还建有自己的博物馆,不论建筑外观还是内部收藏,绝不亚于一些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博物馆。
在福特公司博物馆,摄制组看到了最早的福特汽车,最早的流水线仍然在轰隆运作;丰田公司博物馆里,早期造的织布机到最新的丰田汽车全都擦拭得一尘不染;杜邦公司早年火药作坊时期的水磨仍然转动……
而且,那些博物馆并非可有可无的摆设,负责管理这些博物馆的员工,在公司里都有很高的地位。
“对于自己历史的尊重、敬畏继而悉心的保护、梳理,最终成为了这些公司血脉中的遗传基因。也许只有这样的公司才能被称为真正的大公司,也只有这样的公司有资格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公司。”黄骥说。
力量的背后
在国内的两个月拍摄时间里,黄骥印象最深的是阿里巴巴。“公司里设置了网上交易实时跟踪显示屏,据说屏幕的体积是中国最大的,每一笔实时交易、对商品的点击都可以显示出来。”这让他切身感觉到了“地球是平的”。
日、德摄制组导演裔欣也有相似的感受:到阿迪达斯总部去拍摄时,两千多人中没有一名生产工人,它甚至在整个德国都没有一家工厂。在展示厅里,他看到的产品都是中国或越南制造的。
历时两年的拍摄中,摄制组深刻感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在美国拍摄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时,正逢院长大卫·施密特雷恩在中国参加研讨活动,于是摄制组就在中国采访了他。
“很多人我们是在中国采访的。”执行总导演刘颖说,片中涉及的大部分专家、企业家,两年间都来过中国,“拍《大国崛起》时还没有这么深的感受。”
任学安回忆美国之行中得到的支持:2009年8月,他在布鲁金斯学会介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学者们刚开始没听懂,继而表示惊异:“中国媒体居然思考这样的问题!”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人也表示赞赏,因为这是没人做过的。“他们觉得我们填补了空白。中国人来拍这个片子,也表明中国国力到了这一步,开始用全球视野来思考问题了。”任学安说。
受访的外国企业家、专家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摄制组事先并未完全想到的。“我们老在批评自己,但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更多是表扬。他们觉得中国发展这么快,而且时间这么短,很多国家都没有经历过。”刘颖说。
一位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对刘颖说,“你们的华为是家不错的公司,我们看好它。”对于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海外人士一般持鼓励态度。
片子播出一个多月来,各方反馈不断涌来。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认为,中国国家的强大必须通过公司的强大来实现。这部片子有助于全社会共同思考:我们应该培育什么样的公司?中国公司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
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社群总监陈雪频看来,现在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的美国很相似。他希望和央视合作推广这部纪录片。
企业界的普遍反映是,这部片子一方面激起中国公司思考,同时也鼓励了企业家,有利于社会创业精神的培养。
柳传志与任学安一共有过三次会面。他觉得,这部片子的内容对中国企业家是个非常好的补充。作为企业家,对企业内部具体事务很熟悉,但对企业外部确实不太了解,需要借由这部片子来想一想:过去做得不好到底为什么,哪些是企业本身的问题,哪些是环境问题?
他还得到启发:没有很好的消费市场,整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是起不来的。同时,做企业的人都应该反思,如何以人为本、善待员工,让员工能够成为公司发展得更好的动力,同时也能够有更好的购买力。
前不久的一个企业家高峰论坛上,任志强也提到了这部片子。他进一步提出:“公司的确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力量背后是企业家,而市场化改革是产生企业家力量的条件。”
任学安希望通过这部片子,呼吁形成适合公司成长的环境。他更大的期望是,能帮助中国培养创新、创业的文化。公司作为一种组织在中国还并没有发挥该有的、足够的力量。“今天,人们对公务员的追求远比对公司高。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想去政府部门而不是去公司,这说明人们对公司的认识还不够,说明我们对创业文化的培育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