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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业链的打通与盈利点的增加，LiveHouse行业将迎来更加立体、联动的新式经营形态
没有大型舞台绚丽的舞美，独立女歌手张浅潜坐在高脚凳上，抱着吉他浅吟低唱，背后是高大的书架，一束暖色的灯光打在她身上。对面，几十个乐迷填满了不大的室内场地，而第一排的观众距她几乎只有1米，能看到她演唱时表情的细微变化。2016年12月4日，张浅潜在北京“蜗牛的家”LiveHouse（音乐展演空间），为乐迷献上了一场走心的民谣弹唱会。
2016年4月，Mr.Miss乐队在蜗牛的家咖啡馆演出
LiveHouse进入中国已有将近十余年，是许多年轻人喜爱的一种现场音乐形式。作为音乐人成长链的最底端，LiveHouse也是孵化音乐人才的良性土壤。
但近几年来，由于租金压力和盈利能力的不足，不时传来LiveHouse关张或迁址的消息。如2014年“疆进酒”北京鼓楼老店的歇业曾引发业界人士惋惜的声音——这里曾经聚集了赵照、李健、李志、钟立风等大量民谣大咖。
辗转两年，通过一个线上众筹项目，“疆进酒”获得超过90万元的启动资金，后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签约，找到了新家：场地由之前的不足100平方米扩展到了现在的近600平方米，能够容纳1000名观众，音响设备、舞台及整体环境也变得标准化。新的“疆进酒”不仅是演出空间，也是绘画、诗歌等多元艺术活动的举办场地和创意装置的展示空间。
2016年12月3日，重新开张的“疆进酒”在新场地举办了开幕派对，多位老牌歌手轮番上场，十分热闹。有业内人士感叹，现场音乐的消费者并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但他们更多转移到了大型音乐节现场和剧场里，寻求一种“更体面”的观赏方式。
宁请没票房的好歌手，也不找一本万利的网红
作为一种现场表演形式，LiveHouse演出最早起源于日本。和普通的酒吧驻唱不同，LiveHouse演出的专业门槛很高。不仅艺人要提供高水平的原创音乐，LiveHouse场地的音响配置等硬件设施，也必须达到相当水准。
对于大多数音乐消费者来说，LiveHouse不过是一个夜晚才热闹起来的表演场地。其实，作为当下音乐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LiveHouse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在LiveHouse的经营者们看来，LiveHouse不仅是演出空间，背后还有一整套艺人养成机制。它的价值在于其自身输出原创音乐产品与新血液的能力。
“School酒吧”的老板刘非曾提到他“培养乐队”的方法。在“School”，新乐队要先在周三、周四场次的演出中不断锻炼，火候成熟才能得到周末的演出机会。不断获得演出机会是音乐人积累舞台经验、提高专业能力的重要途径。
而在LiveHouse现场感极强的演出中培养出忠实的乐迷，是保障艺人的音乐事业能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宁肯请一个没票房的好歌手，也不会请一本万利的网红。这是我场地的光荣，为原创音乐群体提供‘客源’——我这里得有一帮人去捧他的场。”“蜗牛的家”的老板小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培育好音乐”是LiveHouse场地不变的功能定位。
与传统演出“你演我看”的业态不同，LiveHouse演出形式符合当代都市年轻人张扬个性、释放自我的诉求。不论对乐迷还是音乐人来说，近距离、互动频繁的感官体验都更具吸引力。
民谣音乐人赵照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成名后自己仍经常回LiveHouse演出，因为这种演出形式“不是高高在上地征服听众，而是与听众说心里话”。
事实上，LiveHouse进入中国公众视野已有十余年时间。“疆进酒”的老板左野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从上世纪90年代末较为简陋的“音乐酒吧”，到2005年前后“愚公移山”“疆进酒”“MAO”“麻雀瓦舍”等一批专业场地的陆续出现，再到2010年以来一众“新型音乐空间”的登场，中国LiveHouse产业的成长过程可谓漫长而曲折。
整体而言，随着音乐行业的回暖，LiveHouse不论是演出场次还是票房数量，趋势向好。据当前最活跃的LiveHouse票务平台秀动网统计，全国LiveHouse演出的年均场次已达1万场以上。
然而，太合音乐集团演出管理事业部总经理杨浩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与日本、德国等国家相比，中国LiveHouse的发展规模远远不够。
“LiveHouse、剧院剧场、大型体育馆本应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三角式产业模式，LiveHouse理应数量最多。”他说。
究其原因，“租金魔咒”是困扰LiveHouse 老板们的头号难题。2015年年底，引发业界热议的北京老牌LiveHouse麻雀瓦舍“猝死”事件，直接原因就是租金上涨了30%。同年北京“MAO”拟搬家一事，也是由于租金涨至6倍，实在难以为继所致。
不仅是表演场所
当前LiveHouse的发展困境，其症结在于经营模式的单一。
传统LiveHouse的收入以演出门票与酒水两部分为主。通常100元左右的票价不过只能带来每晚几万元的收入。而早在2009年，位于北京雍和宫的一家LiveHouse“星光现场”的场租已经达到单日4万元，高场租让门票的盈利空间极小。
一周常安排4～5场演出，剩余时间便成为空档，间接压缩了LiveHouse的盈利时间。另外，由于LiveHouse演出结束时间较晚，部分人选择开车前往，这就降低了酒水消费的份额。
由此，很多经营者开始尝试走多样化经营之路。 首先是音乐的多样化。北京最有名气的LiveHouse之一“愚公移山”的经营者吕志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会拓宽演出种类，除了已有的摇滚、民谣、朋克等较年轻化的音乐类型外，还会邀请一些京剧团来演出，吸引一些中老年票友。
左野说：“只要音乐足够好，我们都愿意邀请过来，不局限风格。我们更关心给音乐人、观众和市场带来了什么。”
如杨浩宇所言，“一些LiveHouse地下范儿太重，民众的认可度还不够”，这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些LiveHouse，被打造成了多元化的“文艺空间”。
以目前中国最大规模的独立唱片公司摩登天空为例，其打造的“摩登式LiveHouse”不仅是演出空间，也举办各类主题派对和艺术文化交流沙龙。
与此类似的还有2016年9月开幕的“乐空间”。与传统LiveHouse晚上演出、白天休息的模式不同，“乐空间”晚上演出，白天时则提供多元的音乐文化服务：定期举办展览，长期开放音乐相关书籍杂志、唱片播放并组织沙龙讲座。
“乐空间”创立人、乐童音乐CEO马客表示：“拓展线下音乐市场的关键在于为消费者提供复合型音乐体验。”
而被网友称赞为“北京民谣发源地”的“蜗牛的家”，虽是一家占地只有100多平方米的袖珍小店，却希望做“一切与文艺相关的事”。老板小伟对《瞭望东方周刊》笑称：“其实最早没想办成一个LiveHouse，原定位是一家文艺咖啡馆，主题有关阅读、旅行、音乐、电影。”
店内朴素的桌椅被图书、明信片和复古摆件们占满，气氛温馨。小伟表示，“我们场地太小，乐队待不下，只能唱民谣。但其实我也会办一些古筝、笛子等民乐演奏活动，让这里的音乐更多样化一些。”
2016年6月25日，小伟在糖果LiveHouse举办了蜗牛的家五周年纪念音乐节。从下午2点到深夜11点，沙子乐队、莫西子诗、赵照等9位民谣歌手先后登场——他们也是“蜗牛的家”的老朋友。
回忆起当时温馨的音乐氛围，小伟表示，这样的活动以后还会办，“演出不应该总局限在固定的LiveHouse场地里。”
平日里，“蜗牛的家”每周末都会举办电影放映活动，以丰富咖啡馆的“文艺”生活。另外，“蜗牛的家”旗下还有“旅行日记餐厅”和“蜗牛食堂”，作为LiveHouse的衍生品。
提及未来的发展，小伟表示他们希望能和其他音乐公司联合推出音乐人，出品相关的周边产品。
“对我来说，‘蜗牛的家’绝不仅是个民谣歌手的表演场所，它也代表一种像蜗牛一样的缓慢舒适的生活方式。”小伟说。
打通音乐产业链
2015年以来，一系列新型音乐空间的陆续出现，似乎为LiveHouse的转型升级开辟了新思路。在原有演出的基础上，连接产业上下游，成为未来拓展LiveHouse盈利点的新方式。
2016年9月，太合音乐集团联手“乐空间”打造了一个音乐IP孵化的众创平台“THouse”。
太合音乐集团演出管理事业部总经理杨浩宇对本刊记者介绍，这是一个包含音乐众创办公空间、音乐咖啡厅、明星工作室、全景排练室、录音棚、LiveHouse、摄影棚、直播间在内的多类型音乐功能区。
“连接P（专业用户professional）、B（行业用户business）、C（个人用户consumer）是‘THouse’产业的特色，我们为音乐IP的孵化提供一站式服务。”杨浩宇说，传统LiveHouse的单一经营思路由此被打破。
线上线下的互动也将更为频繁。
由乐视音乐与城市理想共同打造的“东区故事D·Live生活馆”，已于2015年底揭幕。生活馆采用O2O的模式，用线下资源配合线上需求，设计以用户需求为主导的定制Live演出。
而2016年4月在北京“Mao”举行的《跟你没完》告别系列演出，则选择了在线上平台“野马现场”同步直播，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收视率。不仅如此，付费直播还可以成为演出门票之外的延伸收入。
不论是用线上数据主导线下演出，还是让线下演出走入线上直播平台，这一系列合作将LiveHouse纳入了打通音乐产业上下游的联动体系。
随着产业链的打通与盈利点的增加，LiveHouse行业将迎来更加立体、联动的新式经营形态。
作为多元共生的城市文化中的一分子，LiveHouse独特的演出方式将被更多人所接受，并将深度参与音乐行业的发展，这也是多数从业者对其前景持乐观态度的根由。
没有大型舞台绚丽的舞美，独立女歌手张浅潜坐在高脚凳上，抱着吉他浅吟低唱，背后是高大的书架，一束暖色的灯光打在她身上。对面，几十个乐迷填满了不大的室内场地，而第一排的观众距她几乎只有1米，能看到她演唱时表情的细微变化。2016年12月4日，张浅潜在北京“蜗牛的家”LiveHouse（音乐展演空间），为乐迷献上了一场走心的民谣弹唱会。
LiveHouse进入中国已有将近十余年，是许多年轻人喜爱的一种现场音乐形式。作为音乐人成长链的最底端，LiveHouse也是孵化音乐人才的良性土壤。
但近几年来，由于租金压力和盈利能力的不足，不时传来LiveHouse关张或迁址的消息。如2014年“疆进酒”北京鼓楼老店的歇业曾引发业界人士惋惜的声音——这里曾经聚集了赵照、李健、李志、钟立风等大量民谣大咖。
辗转两年，通过一个线上众筹项目，“疆进酒”获得超过90万元的启动资金，后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签约，找到了新家：场地由之前的不足100平方米扩展到了现在的近600平方米，能够容纳1000名观众，音响设备、舞台及整体环境也变得标准化。新的“疆进酒”不仅是演出空间，也是绘画、诗歌等多元艺术活动的举办场地和创意装置的展示空间。
2016年12月3日，重新开张的“疆进酒”在新场地举办了开幕派对，多位老牌歌手轮番上场，十分热闹。有业内人士感叹，现场音乐的消费者并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但他们更多转移到了大型音乐节现场和剧场里，寻求一种“更体面”的观赏方式。
宁请没票房的好歌手，也不找一本万利的网红
作为一种现场表演形式，LiveHouse演出最早起源于日本。和普通的酒吧驻唱不同，LiveHouse演出的专业门槛很高。不仅艺人要提供高水平的原创音乐，LiveHouse场地的音响配置等硬件设施，也必须达到相当水准。
对于大多数音乐消费者来说，LiveHouse不过是一个夜晚才热闹起来的表演场地。其实，作为当下音乐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LiveHouse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在LiveHouse的经营者们看来，LiveHouse不仅是演出空间，背后还有一整套艺人养成机制。它的价值在于其自身输出原创音乐产品与新血液的能力。
“School酒吧”的老板刘非曾提到他“培养乐队”的方法。在“School”，新乐队要先在周三、周四场次的演出中不断锻炼，火候成熟才能得到周末的演出机会。不断获得演出机会是音乐人积累舞台经验、提高专业能力的重要途径。
而在LiveHouse现场感极强的演出中培养出忠实的乐迷，是保障艺人的音乐事业能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宁肯请一个没票房的好歌手，也不会请一本万利的网红。这是我场地的光荣，为原创音乐群体提供‘客源’——我这里得有一帮人去捧他的场。”“蜗牛的家”的老板小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培育好音乐”是LiveHouse场地不变的功能定位。
与传统演出“你演我看”的业态不同，LiveHouse演出形式符合当代都市年轻人张扬个性、释放自我的诉求。不论对乐迷还是音乐人来说，近距离、互动频繁的感官体验都更具吸引力。
民谣音乐人赵照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成名后自己仍经常回LiveHouse演出，因为这种演出形式“不是高高在上地征服听众，而是与听众说心里话”。
事实上，LiveHouse进入中国公众视野已有十余年时间。“疆进酒”的老板左野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从上世纪90年代末较为简陋的“音乐酒吧”，到2005年前后“愚公移山”“疆进酒”“MAO”“麻雀瓦舍”等一批专业场地的陆续出现，再到2010年以来一众“新型音乐空间”的登场，中国LiveHouse产业的成长过程可谓漫长而曲折。
整体而言，随着音乐行业的回暖，LiveHouse不论是演出场次还是票房数量，趋势向好。据当前最活跃的LiveHouse票务平台秀动网统计，全国LiveHouse演出的年均场次已达1万场以上。
然而，太合音乐集团演出管理事业部总经理杨浩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与日本、德国等国家相比，中国LiveHouse的发展规模远远不够。
“LiveHouse、剧院剧场、大型体育馆本应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三角式产业模式，LiveHouse理应数量最多。”他说。
究其原因，“租金魔咒”是困扰LiveHouse 老板们的头号难题。2015年年底，引发业界热议的北京老牌LiveHouse麻雀瓦舍“猝死”事件，直接原因就是租金上涨了30%。同年北京“MAO”拟搬家一事，也是由于租金涨至6倍，实在难以为继所致。
不仅是表演场所
当前LiveHouse的发展困境，其症结在于经营模式的单一。
传统LiveHouse的收入以演出门票与酒水两部分为主。通常100元左右的票价不过只能带来每晚几万元的收入。而早在2009年，位于北京雍和宫的一家LiveHouse“星光现场”的场租已经达到单日4万元，高场租让门票的盈利空间极小。
一周常安排4～5场演出，剩余时间便成为空档，间接压缩了LiveHouse的盈利时间。另外，由于LiveHouse演出结束时间较晚，部分人选择开车前往，这就降低了酒水消费的份额。
由此，很多经营者开始尝试走多样化经营之路。 首先是音乐的多样化。北京最有名气的LiveHouse之一“愚公移山”的经营者吕志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会拓宽演出种类，除了已有的摇滚、民谣、朋克等较年轻化的音乐类型外，还会邀请一些京剧团来演出，吸引一些中老年票友。
左野说：“只要音乐足够好，我们都愿意邀请过来，不局限风格。我们更关心给音乐人、观众和市场带来了什么。”
如杨浩宇所言，“一些LiveHouse地下范儿太重，民众的认可度还不够”，这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些LiveHouse，被打造成了多元化的“文艺空间”。
以目前中国最大规模的独立唱片公司摩登天空为例，其打造的“摩登式LiveHouse”不仅是演出空间，也举办各类主题派对和艺术文化交流沙龙。
与此类似的还有2016年9月开幕的“乐空间”。与传统LiveHouse晚上演出、白天休息的模式不同，“乐空间”晚上演出，白天时则提供多元的音乐文化服务：定期举办展览，长期开放音乐相关书籍杂志、唱片播放并组织沙龙讲座。
“乐空间”创立人、乐童音乐CEO马客表示：“拓展线下音乐市场的关键在于为消费者提供复合型音乐体验。”
而被网友称赞为“北京民谣发源地”的“蜗牛的家”，虽是一家占地只有100多平方米的袖珍小店，却希望做“一切与文艺相关的事”。老板小伟对《瞭望东方周刊》笑称：“其实最早没想办成一个LiveHouse，原定位是一家文艺咖啡馆，主题有关阅读、旅行、音乐、电影。”
店内朴素的桌椅被图书、明信片和复古摆件们占满，气氛温馨。小伟表示，“我们场地太小，乐队待不下，只能唱民谣。但其实我也会办一些古筝、笛子等民乐演奏活动，让这里的音乐更多样化一些。”
2016年6月25日，小伟在糖果LiveHouse举办了蜗牛的家五周年纪念音乐节。从下午2点到深夜11点，沙子乐队、莫西子诗、赵照等9位民谣歌手先后登场——他们也是“蜗牛的家”的老朋友。
回忆起当时温馨的音乐氛围，小伟表示，这样的活动以后还会办，“演出不应该总局限在固定的LiveHouse场地里。”
平日里，“蜗牛的家”每周末都会举办电影放映活动，以丰富咖啡馆的“文艺”生活。另外，“蜗牛的家”旗下还有“旅行日记餐厅”和“蜗牛食堂”，作为LiveHouse的衍生品。
提及未来的发展，小伟表示他们希望能和其他音乐公司联合推出音乐人，出品相关的周边产品。
“对我来说，‘蜗牛的家’绝不仅是个民谣歌手的表演场所，它也代表一种像蜗牛一样的缓慢舒适的生活方式。”小伟说。
打通音乐产业链
2015年以来，一系列新型音乐空间的陆续出现，似乎为LiveHouse的转型升级开辟了新思路。在原有演出的基础上，连接产业上下游，成为未来拓展LiveHouse盈利点的新方式。
2016年9月，太合音乐集团联手“乐空间”打造了一个音乐IP孵化的众创平台“THouse”。
太合音乐集团演出管理事业部总经理杨浩宇对本刊记者介绍，这是一个包含音乐众创办公空间、音乐咖啡厅、明星工作室、全景排练室、录音棚、LiveHouse、摄影棚、直播间在内的多类型音乐功能区。
“连接P（专业用户professional）、B（行业用户business）、C（个人用户consumer）是‘THouse’产业的特色，我们为音乐IP的孵化提供一站式服务。”杨浩宇说，传统LiveHouse的单一经营思路由此被打破。
线上线下的互动也将更为频繁。
由乐视音乐与城市理想共同打造的“东区故事D·Live生活馆”，已于2015年底揭幕。生活馆采用O2O的模式，用线下资源配合线上需求，设计以用户需求为主导的定制Live演出。
而2016年4月在北京“Mao”举行的《跟你没完》告别系列演出，则选择了在线上平台“野马现场”同步直播，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收视率。不仅如此，付费直播还可以成为演出门票之外的延伸收入。
不论是用线上数据主导线下演出，还是让线下演出走入线上直播平台，这一系列合作将LiveHouse纳入了打通音乐产业上下游的联动体系。
随着产业链的打通与盈利点的增加，LiveHouse行业将迎来更加立体、联动的新式经营形态。
作为多元共生的城市文化中的一分子，LiveHouse独特的演出方式将被更多人所接受，并将深度参与音乐行业的发展，这也是多数从业者对其前景持乐观态度的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