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于军事同政治、经济和外交紧密相关,海外对中国军队的曲解和质疑往往会影响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为此,利用对外大众传播媒体来塑造和提升中国军队形象的任务变得格外重要,它既对军事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广阔的业务探索和实践空间。
军事新闻对外传播是中国新闻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又有别于一般新闻的报道,这是由军事活动的特殊性决定的。对外报道的一般性原则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条就是要淡化宣传味,注重客观报道,面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首先要“敢说”然后是“会说”,这既是为了消除境外读者对中国传媒是“宣传机器”的偏见,也是为了通过坦率真诚的报道来塑造中国传媒的公信力,拓展海外影响力。然而,具体到军事新闻对外报道而言,“会说”比“敢说”显得更为迫切,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在军事信息发布上做到完全公开透明,军事新闻的传播总是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必须首先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军事戰略利益,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影响国内外舆论来获取支持,遏制不利言论并防止不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这个意义来说,军事新闻对外传播打响的就是一场“国际传媒战”。这里从实践的角度提出几点思考。
针锋相对需要找准要害
去年底以来,海外对中国军力的扩张颇有微辞,主要集中围绕在军费开支、建造航空母舰、亚丁湾护航、海上阅兵、提交大陆架划界方案宣示南海诸岛主权和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等话题上。虽然我们的对外传播现在还无法完全扭转西方人的看法和误解,但至少可以在具有争议的重大军事新闻事件中更响亮地表明中国的立场,这与全军日益重视军事新闻的对外传播是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对外军事报道领域一直存在某些思想障碍,包括认为外宣“无关紧要”、外宣“容易惹是生非”、外宣“成绩看不到”和外宣“容易泄密”等错误认识。2008年,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正式设立,通过主动发布新闻的方式来遏制流言传布和恶意炒作,把握军人形象塑造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今年3月,根据总政治部的安排,首期全军对外宣传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在南京政治学院举行。这一举措吸引了境外媒体的注意,外媒报道说,“这是中国军队正在训练自己的首支宣传队伍”。
尽管中国军事新闻对外宣传的力量在加强,但是综合近期海内外主要媒体对于“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分析报道来看,大陆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总体来说还是主要扮演了“事后回应者”的角色。真正充满火药味的交锋反而在包括香港媒体在内的一些境外传媒机构之间进行,它们纷纷通过发布评论员文章和国际政治研究机构知名分析师的报告来渲染或批判“中国军事威胁论”。比如,美国国防部3月25日向国会发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力报告》的非机密版本,大肆批驳中国军队的军事不透明和军力扩张的不确定性后,香港《亚洲时报》在线发表了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戴维·伊森伯格题为《美国高喊中国狼来了》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这份报告的信息含金量相当高,但在对有关中国军事力量威胁的警告方面却是“彻底的失败”。首先,自苏联解体以来,为了给美国每年庞大的军事安全开支寻找借口,美国政治军事工业部门的众多成员一直在寻找另一个国家来代替苏联。鉴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因此它就被当作了新的威胁标准,实际上,现在五角大楼的预算至少有四分之一是针对中国这个理由的。其次,文章援引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批驳“中国现在的军费开支比该地区的任何国家都要多”的言论,指出中国军费开支占 GDP的比例仅比台湾高0.1个百分点,比印度的军费开支低0.6个百分点。此外,作者还在同美国自己的年度军事战略文件相比较的基础上指出,除“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地位”这一条外,美国国防部归纳的中国军队长期战略同美国军队的战略目标很相似,都包括要“继续发展经济、确保国内稳定、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争取获得大国地位”的内容。类似的批驳还有很多,比如,英国《生存》杂志认为中国崛起并不意味着东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则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崛起催生“蓝水海军”虽有风险但应受到欢迎;俄罗斯《独立报》的文章也认为美国人夸大了中国的国防预算。
这一现象提示我们,言论性文章对国际舆论交锋至关重要。虽然当前军事报道的体裁多样,从消息、特写、分析、综述、述评,到其他言论文章,不一而足,但是对外报道的资源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特别是要借鉴西方传播学中“意见领袖”的做法,将报道视野从军营机关拓展到研究机构,并设法使民间舆论能够同官方声音形成良好的互动与配合。出于对军事外交关系的考虑,中国政府和军方很少像西方国家那样在官方文件中对其他国家的事务进行批评。那么,在一些政府和军方不方便发出声音或者还不习惯于发出声音的时候,不妨考虑让更多研究机构作为“意见领袖”发表一家之言。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对外军事评论人才队伍的建设,要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军事政治舆论环境中善于围绕新闻热点发出于我有利的声音,这其中的关键还是要培养思想深刻、观点独到的专家型和研究型的军事新闻人才,构建开放式的海外舆情跟踪研究机构,追踪海内外舆论动态热点,在研究和分析问题中体现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
在全球化语境中
审视中国军事宣传
美国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提升其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就必须转变“中央之国”的思维方式,从在国际舆论中主要强调“我要说什么,我要做什么”变成关注“自身行为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变化”。就对外传播而言,就是要学会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来观察和报道中国军事新闻,以服务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为根本目的,坚持以我为主和别中求同的原则,寻找能够弥合中西方报道差距的角度和方法。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应在尊重彼此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强调合作与国际责任。中国发布计划建造航空母舰的消息后,尽管军方高层多次重申中国未来决不会称霸,很多国家依然对此表现出了强烈担忧。其实,要消除海外对中国军队未来战略的担忧很难,而且没有多大必要,我们不妨将报道的重点放在如何确保中国履行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国际责任上,强调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维护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关切。2002年以来,中国与外国军队交往的频率和范围都明显增长,特别是在联合演习、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方面。美国国防部已公开表示“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并将鼓励中国在促进国际体系的稳定、可持续与发展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但同时,她和其他很多国家都在担心和猜测中国不断扩充的军力未来将会被怎样部署。如果和其他国家实施角色互换,中国很可能也会产生同样的担忧,这是一国出于保障自身安全需要的正常反应。所以,关键还是要充分利用好当下的契机,为中国军队的对外交往营造良好的环境,用发展的眼光来分析中国对国际社会已经或可能产生的贡献,充分报道好中国军人的对外交往,特别是维和行动、反恐合作、国际军演、国际核查和人道主义救援及救灾。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尽量多关注来中国进行军事交流的外国军人,从不同角度展示中外军事交流与合作,用事实说话,提升中国军队“和平之师”的形象。
第二,以历史的眼光报道中国军队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如果仔细审视海外媒体关于中国军力的报道就会发现这样一种矛盾:他们一方面渲染中国军费增长对其构成了“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国军队“作战实力差”,“技术自主研制能力不足”和“装备落后”。这种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国际军事报道的舆论战,即不管怎么说都要保证对自身有利。在涉及中国军队军事现代化进程的报道中,我们也应采取相似的战术,适度地披露困难,适度地报道进步。比如,针对军费造成的“安全威胁”,我们就曾引用基层部队的大量实例,说明中国国防费的增长仍属于国防基础薄弱的补偿性增长,是与国际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适度增长。部队战备训练强度的不断加大对士兵体能提出新的要求,如何保障士兵能够吃饱、吃好、吃得有营养,同时抵消物价变动对士兵伙食带来的影响仍然是中国军队面临的一大挑战,用官兵的话讲,“用每人每天11元的标准组织好伙食,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在军事预算方面,外界当前急于了解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财政税收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给予军事预算的相对优先权究竟有多大。在难以给出系统原则性解答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选取军费紧张的某个方面,说明当前面临的困难以及如何提高相关国防开支的利率效率。在军事装备和后勤保障现代化方面,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报道中国军队在新军事革命形势下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履行自卫防御的新进展,既对外展示军队作为“威武之师”的形象,又不作渲染,不授人以柄。
第三,从差别的角度讲述中国军队的管理和文化。海外研究中国军队的重点并非武器装备而是中国军队独特的治军理念和管理方法。战略分析人士认为,高效作战需要的不仅仅是武器系统。当代中国军人对《孙子兵法》的认同和理解,中国军队通过开放来增进了解、消除偏见的意愿以及改革开放给中国军队带来的种种变化都是海外读者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仅就“人民子弟兵”这一特点而言,可以报道的视角就有很多。比如说,在内地,人民群众遇到危难,挺身而出是子弟兵应尽的职责,但是在香港,未经请示擅自行动就是非法。在国外,军队在国内执行任务更是需要议会的批准。再比如,中国军队特有的政治指导员制度和士兵委员会与军内民主决策息息相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承载着解放军的“人民本色”,军队领导干部的审计和监督体现了财务透明的实践等。从这些见微知著的细节入手,结合中国军人在参与国际交流过程中遭遇的“文化振荡”将能够挖掘出很多可读性强,既感染人又鼓舞人的军营故事,使中国军队“文明之师”的形象更加丰满。
与一般新闻的对外报道相比,军事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很强,但它同时又不仅仅局限在部队军营,而是与外交、政治、社会和经济密切相关,这就需要军事新闻记者具有很强的全局意识和开阔的视野。同时,由于人类对战争、安全、威胁和冲突的天然兴趣,军事报道的海外读者群相对更加广泛,这既是军事对外报道的机遇也是挑战。如果说在对外传播中,抑制“中国威胁论”首先要抑制“军事威胁论”的话,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改善中国军队的形象,而这中间,最重要的还是要掌握中国军队形象塑造的话语权,要解决好何时说,怎么说的问题。这是一个富有挑战、值得不懈探索的课题。
(作者系新华社军分站主任记者)
军事新闻对外传播是中国新闻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又有别于一般新闻的报道,这是由军事活动的特殊性决定的。对外报道的一般性原则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条就是要淡化宣传味,注重客观报道,面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首先要“敢说”然后是“会说”,这既是为了消除境外读者对中国传媒是“宣传机器”的偏见,也是为了通过坦率真诚的报道来塑造中国传媒的公信力,拓展海外影响力。然而,具体到军事新闻对外报道而言,“会说”比“敢说”显得更为迫切,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在军事信息发布上做到完全公开透明,军事新闻的传播总是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必须首先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军事戰略利益,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影响国内外舆论来获取支持,遏制不利言论并防止不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这个意义来说,军事新闻对外传播打响的就是一场“国际传媒战”。这里从实践的角度提出几点思考。
针锋相对需要找准要害
去年底以来,海外对中国军力的扩张颇有微辞,主要集中围绕在军费开支、建造航空母舰、亚丁湾护航、海上阅兵、提交大陆架划界方案宣示南海诸岛主权和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等话题上。虽然我们的对外传播现在还无法完全扭转西方人的看法和误解,但至少可以在具有争议的重大军事新闻事件中更响亮地表明中国的立场,这与全军日益重视军事新闻的对外传播是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对外军事报道领域一直存在某些思想障碍,包括认为外宣“无关紧要”、外宣“容易惹是生非”、外宣“成绩看不到”和外宣“容易泄密”等错误认识。2008年,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正式设立,通过主动发布新闻的方式来遏制流言传布和恶意炒作,把握军人形象塑造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今年3月,根据总政治部的安排,首期全军对外宣传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在南京政治学院举行。这一举措吸引了境外媒体的注意,外媒报道说,“这是中国军队正在训练自己的首支宣传队伍”。
尽管中国军事新闻对外宣传的力量在加强,但是综合近期海内外主要媒体对于“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分析报道来看,大陆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总体来说还是主要扮演了“事后回应者”的角色。真正充满火药味的交锋反而在包括香港媒体在内的一些境外传媒机构之间进行,它们纷纷通过发布评论员文章和国际政治研究机构知名分析师的报告来渲染或批判“中国军事威胁论”。比如,美国国防部3月25日向国会发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力报告》的非机密版本,大肆批驳中国军队的军事不透明和军力扩张的不确定性后,香港《亚洲时报》在线发表了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戴维·伊森伯格题为《美国高喊中国狼来了》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这份报告的信息含金量相当高,但在对有关中国军事力量威胁的警告方面却是“彻底的失败”。首先,自苏联解体以来,为了给美国每年庞大的军事安全开支寻找借口,美国政治军事工业部门的众多成员一直在寻找另一个国家来代替苏联。鉴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因此它就被当作了新的威胁标准,实际上,现在五角大楼的预算至少有四分之一是针对中国这个理由的。其次,文章援引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批驳“中国现在的军费开支比该地区的任何国家都要多”的言论,指出中国军费开支占 GDP的比例仅比台湾高0.1个百分点,比印度的军费开支低0.6个百分点。此外,作者还在同美国自己的年度军事战略文件相比较的基础上指出,除“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地位”这一条外,美国国防部归纳的中国军队长期战略同美国军队的战略目标很相似,都包括要“继续发展经济、确保国内稳定、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争取获得大国地位”的内容。类似的批驳还有很多,比如,英国《生存》杂志认为中国崛起并不意味着东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则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崛起催生“蓝水海军”虽有风险但应受到欢迎;俄罗斯《独立报》的文章也认为美国人夸大了中国的国防预算。
这一现象提示我们,言论性文章对国际舆论交锋至关重要。虽然当前军事报道的体裁多样,从消息、特写、分析、综述、述评,到其他言论文章,不一而足,但是对外报道的资源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特别是要借鉴西方传播学中“意见领袖”的做法,将报道视野从军营机关拓展到研究机构,并设法使民间舆论能够同官方声音形成良好的互动与配合。出于对军事外交关系的考虑,中国政府和军方很少像西方国家那样在官方文件中对其他国家的事务进行批评。那么,在一些政府和军方不方便发出声音或者还不习惯于发出声音的时候,不妨考虑让更多研究机构作为“意见领袖”发表一家之言。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对外军事评论人才队伍的建设,要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军事政治舆论环境中善于围绕新闻热点发出于我有利的声音,这其中的关键还是要培养思想深刻、观点独到的专家型和研究型的军事新闻人才,构建开放式的海外舆情跟踪研究机构,追踪海内外舆论动态热点,在研究和分析问题中体现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
在全球化语境中
审视中国军事宣传
美国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提升其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就必须转变“中央之国”的思维方式,从在国际舆论中主要强调“我要说什么,我要做什么”变成关注“自身行为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变化”。就对外传播而言,就是要学会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来观察和报道中国军事新闻,以服务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为根本目的,坚持以我为主和别中求同的原则,寻找能够弥合中西方报道差距的角度和方法。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应在尊重彼此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强调合作与国际责任。中国发布计划建造航空母舰的消息后,尽管军方高层多次重申中国未来决不会称霸,很多国家依然对此表现出了强烈担忧。其实,要消除海外对中国军队未来战略的担忧很难,而且没有多大必要,我们不妨将报道的重点放在如何确保中国履行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国际责任上,强调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维护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关切。2002年以来,中国与外国军队交往的频率和范围都明显增长,特别是在联合演习、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方面。美国国防部已公开表示“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并将鼓励中国在促进国际体系的稳定、可持续与发展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但同时,她和其他很多国家都在担心和猜测中国不断扩充的军力未来将会被怎样部署。如果和其他国家实施角色互换,中国很可能也会产生同样的担忧,这是一国出于保障自身安全需要的正常反应。所以,关键还是要充分利用好当下的契机,为中国军队的对外交往营造良好的环境,用发展的眼光来分析中国对国际社会已经或可能产生的贡献,充分报道好中国军人的对外交往,特别是维和行动、反恐合作、国际军演、国际核查和人道主义救援及救灾。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尽量多关注来中国进行军事交流的外国军人,从不同角度展示中外军事交流与合作,用事实说话,提升中国军队“和平之师”的形象。
第二,以历史的眼光报道中国军队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如果仔细审视海外媒体关于中国军力的报道就会发现这样一种矛盾:他们一方面渲染中国军费增长对其构成了“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国军队“作战实力差”,“技术自主研制能力不足”和“装备落后”。这种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国际军事报道的舆论战,即不管怎么说都要保证对自身有利。在涉及中国军队军事现代化进程的报道中,我们也应采取相似的战术,适度地披露困难,适度地报道进步。比如,针对军费造成的“安全威胁”,我们就曾引用基层部队的大量实例,说明中国国防费的增长仍属于国防基础薄弱的补偿性增长,是与国际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适度增长。部队战备训练强度的不断加大对士兵体能提出新的要求,如何保障士兵能够吃饱、吃好、吃得有营养,同时抵消物价变动对士兵伙食带来的影响仍然是中国军队面临的一大挑战,用官兵的话讲,“用每人每天11元的标准组织好伙食,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在军事预算方面,外界当前急于了解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财政税收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给予军事预算的相对优先权究竟有多大。在难以给出系统原则性解答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选取军费紧张的某个方面,说明当前面临的困难以及如何提高相关国防开支的利率效率。在军事装备和后勤保障现代化方面,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报道中国军队在新军事革命形势下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履行自卫防御的新进展,既对外展示军队作为“威武之师”的形象,又不作渲染,不授人以柄。
第三,从差别的角度讲述中国军队的管理和文化。海外研究中国军队的重点并非武器装备而是中国军队独特的治军理念和管理方法。战略分析人士认为,高效作战需要的不仅仅是武器系统。当代中国军人对《孙子兵法》的认同和理解,中国军队通过开放来增进了解、消除偏见的意愿以及改革开放给中国军队带来的种种变化都是海外读者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仅就“人民子弟兵”这一特点而言,可以报道的视角就有很多。比如说,在内地,人民群众遇到危难,挺身而出是子弟兵应尽的职责,但是在香港,未经请示擅自行动就是非法。在国外,军队在国内执行任务更是需要议会的批准。再比如,中国军队特有的政治指导员制度和士兵委员会与军内民主决策息息相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承载着解放军的“人民本色”,军队领导干部的审计和监督体现了财务透明的实践等。从这些见微知著的细节入手,结合中国军人在参与国际交流过程中遭遇的“文化振荡”将能够挖掘出很多可读性强,既感染人又鼓舞人的军营故事,使中国军队“文明之师”的形象更加丰满。
与一般新闻的对外报道相比,军事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很强,但它同时又不仅仅局限在部队军营,而是与外交、政治、社会和经济密切相关,这就需要军事新闻记者具有很强的全局意识和开阔的视野。同时,由于人类对战争、安全、威胁和冲突的天然兴趣,军事报道的海外读者群相对更加广泛,这既是军事对外报道的机遇也是挑战。如果说在对外传播中,抑制“中国威胁论”首先要抑制“军事威胁论”的话,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改善中国军队的形象,而这中间,最重要的还是要掌握中国军队形象塑造的话语权,要解决好何时说,怎么说的问题。这是一个富有挑战、值得不懈探索的课题。
(作者系新华社军分站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