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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审计的目标在于提高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对财务报表的信赖程度。文章从投资者反应视角入手，基于2009—2013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中市场价值与盈余指标相关系数替代投资者对财务报表的依赖，进而检验了事务所转制对投资者信赖的影响。研究发现产权变革增大了事务所面临的法律风险，通过提高审计质量，显著提升了投资者对于财务报表的信赖程度，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完成审计目标。
【关键词】 会计师事务所； 产权变革； 投资者信赖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6-0096-05
一、引言
为了贯彻落实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即国办56号文件），实现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更加科学这一发展目标，推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大，2010年财政部、工商总局联合制定并发布了《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规定要求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应当于年底前完成向特殊普通合伙制的转变；并鼓励中型事务所于2011年年底前完成转制。2012年1月财政部、证监会下发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对于2013年底尚未转制为合伙制或特殊的普通合伙制的事务所将撤回其证券许可证。响应政策的指引，先后有四批事务所完成了这场产权形式的重大变革。
产权形式的转变将增大事务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特殊普通合伙制下，一个或数个合伙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企业债务的，应当承当无限或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企业中的份额为限承担责任。相比于责任人仅以一定限额的财产作为清偿债务担保的有限责任制而言，特殊普通合伙制强调了合伙人在发生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对其他合伙人的保护，提升了故意或重大过失人的法律风险。已有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一制度转变使合伙人在执业过程中更加小心谨慎，实施更为严格的审计程序，对审计客户的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聂顺江等，2014），提高了审计质量（孟庆丽，2014）。
那么，更高的审计质量是否提高了投资者对于财务报表的信赖呢？事务所产权变革带来了怎样的市场反应呢？本文使用上市公司市场价值与盈利指标的相关系数来替代投资者对于财务报表的信赖，进而检验事务所转制对投资者信赖的影响。从投资者反应的视角反观这场产权变革对审计行业建设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事务所不同组织形式的比较
对于事务所不同组织形式的利弊，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广泛研究。DEREK K. CHAN（1998）分析了法律环境变化导致的经济后果，发现当无限连带责任被有限责任取代后，审计师的审计努力、公司的市价以及审计收费都有明显降低。Dopuch（1992）发现法律责任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加大审计师面临的法律风险及法律惩罚力度，可以显著提高审计师的执业谨慎性。黄洁莉（2010）对英、美、中三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归纳与总结。美、英等国的事务所产权形式经历了由普通合伙制到有限责任合伙制的转变。中国的事务所产权结构则经历了由有限责任制向特殊普通合伙制的过渡。有限责任合伙制与特殊普通合伙制皆落脚到合伙制，原因在于人是事务所的最大资产，合伙制最能体现事务所人合的特性。而特殊普通合伙制相比于有限责任合伙制，强调了只有在合伙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免责无过错合伙人，而在一般轻微过失面前，不改变合伙的连带责任机制。无疑特殊普通合伙制对执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能更好地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率先完成转制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转制实践进行了总结。张连起（2011）总结出有限责任制对股东人数的限制制约了事务所做强做大，其有限责任的特性更抑制了事务所提升其质量水平。郑杨（2013）基于信永中和转制前后的基本信息分析，提出转制后合伙人持股比例变得分散，有利于内部决策的科学民主。但转制所带来的所有权结构、内部体系、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变，如果没有相配套的措施紧随其后，也会对日后的经营发展造成阻碍。
2.事务所转制的经济后果
关于事务所转制带来的经济后果，国内学者已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显示组织形式的转变提高了审计质量及审计收费，并对被审单位的企业价值有正向的作用。如刘行健等（2014）通过对2011、2012年率先完成转制的两批事务所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转制政策出台的2010年前后，被审计公司正向的盈余管理水平有显著的系统性下降。聂曼曼等（2014）通过对2012年综合排名位列前十的事务所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特殊普通合伙制的事务所较有限责任制更容易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的质量也更高，但这种效应要在转制的下一年才显现出来。孟庆丽（2014）运用Simunic模型分析了事务所产权对于审计收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相同规模的事务所中，特殊普通合伙制比有限责任制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更高，且审计收费随事务所规模的扩大而增高。曾亚敏等（2010）基于对四大本土化转制的事件研究，发现资本市场不会因为转制对四大降低信任，反而会提升四大客户的企业价值，有力地破除了西方媒体对于四大本土化的质疑。
但也有研究结合我国市场的特殊性提出相反的意见。张俊生（2014）的研究考虑到我国法律执行效率低的现状，得出结论：事务所的转制未对审计意见的类型、被审单位的会计稳健性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是说，产权变革并没有使审计师更加稳健。李江涛等（2012）运用双重差分的研究方法，发现尽管审计定价随着转制的完成有所提高，但并非直接与转制相关，而可能与审计行业的特点有关，审计定价对事务所法律责任的变化反应不明显。
综上所述，特殊普通合伙制的组织形式比之于有限责任制，加大了执业人员的法律风险，更大程度地规避了执业人员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然而对于审计收费、审计师稳健性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以往研究的样本受时间限制只选取了早批完成转制的事务所的审计信息，研究多集中于对审计质量的影响。针对这一情况，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为2009—2013年的数据，且从投资者的视角入手，分析事务所产权变革是否会提升投资者在制定投资决策时对于财务报表的信赖。
【关键词】 会计师事务所； 产权变革； 投资者信赖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6-0096-05
一、引言
为了贯彻落实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即国办56号文件），实现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更加科学这一发展目标，推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大，2010年财政部、工商总局联合制定并发布了《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规定要求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应当于年底前完成向特殊普通合伙制的转变；并鼓励中型事务所于2011年年底前完成转制。2012年1月财政部、证监会下发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对于2013年底尚未转制为合伙制或特殊的普通合伙制的事务所将撤回其证券许可证。响应政策的指引，先后有四批事务所完成了这场产权形式的重大变革。
产权形式的转变将增大事务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特殊普通合伙制下，一个或数个合伙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企业债务的，应当承当无限或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企业中的份额为限承担责任。相比于责任人仅以一定限额的财产作为清偿债务担保的有限责任制而言，特殊普通合伙制强调了合伙人在发生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对其他合伙人的保护，提升了故意或重大过失人的法律风险。已有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一制度转变使合伙人在执业过程中更加小心谨慎，实施更为严格的审计程序，对审计客户的盈余管理起到抑制作用（聂顺江等，2014），提高了审计质量（孟庆丽，2014）。
那么，更高的审计质量是否提高了投资者对于财务报表的信赖呢？事务所产权变革带来了怎样的市场反应呢？本文使用上市公司市场价值与盈利指标的相关系数来替代投资者对于财务报表的信赖，进而检验事务所转制对投资者信赖的影响。从投资者反应的视角反观这场产权变革对审计行业建设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事务所不同组织形式的比较
对于事务所不同组织形式的利弊，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广泛研究。DEREK K. CHAN（1998）分析了法律环境变化导致的经济后果，发现当无限连带责任被有限责任取代后，审计师的审计努力、公司的市价以及审计收费都有明显降低。Dopuch（1992）发现法律责任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加大审计师面临的法律风险及法律惩罚力度，可以显著提高审计师的执业谨慎性。黄洁莉（2010）对英、美、中三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归纳与总结。美、英等国的事务所产权形式经历了由普通合伙制到有限责任合伙制的转变。中国的事务所产权结构则经历了由有限责任制向特殊普通合伙制的过渡。有限责任合伙制与特殊普通合伙制皆落脚到合伙制，原因在于人是事务所的最大资产，合伙制最能体现事务所人合的特性。而特殊普通合伙制相比于有限责任合伙制，强调了只有在合伙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免责无过错合伙人，而在一般轻微过失面前，不改变合伙的连带责任机制。无疑特殊普通合伙制对执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能更好地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率先完成转制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转制实践进行了总结。张连起（2011）总结出有限责任制对股东人数的限制制约了事务所做强做大，其有限责任的特性更抑制了事务所提升其质量水平。郑杨（2013）基于信永中和转制前后的基本信息分析，提出转制后合伙人持股比例变得分散，有利于内部决策的科学民主。但转制所带来的所有权结构、内部体系、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变，如果没有相配套的措施紧随其后，也会对日后的经营发展造成阻碍。
2.事务所转制的经济后果
关于事务所转制带来的经济后果，国内学者已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显示组织形式的转变提高了审计质量及审计收费，并对被审单位的企业价值有正向的作用。如刘行健等（2014）通过对2011、2012年率先完成转制的两批事务所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转制政策出台的2010年前后，被审计公司正向的盈余管理水平有显著的系统性下降。聂曼曼等（2014）通过对2012年综合排名位列前十的事务所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特殊普通合伙制的事务所较有限责任制更容易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的质量也更高，但这种效应要在转制的下一年才显现出来。孟庆丽（2014）运用Simunic模型分析了事务所产权对于审计收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相同规模的事务所中，特殊普通合伙制比有限责任制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更高，且审计收费随事务所规模的扩大而增高。曾亚敏等（2010）基于对四大本土化转制的事件研究，发现资本市场不会因为转制对四大降低信任，反而会提升四大客户的企业价值，有力地破除了西方媒体对于四大本土化的质疑。
但也有研究结合我国市场的特殊性提出相反的意见。张俊生（2014）的研究考虑到我国法律执行效率低的现状，得出结论：事务所的转制未对审计意见的类型、被审单位的会计稳健性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是说，产权变革并没有使审计师更加稳健。李江涛等（2012）运用双重差分的研究方法，发现尽管审计定价随着转制的完成有所提高，但并非直接与转制相关，而可能与审计行业的特点有关，审计定价对事务所法律责任的变化反应不明显。
综上所述，特殊普通合伙制的组织形式比之于有限责任制，加大了执业人员的法律风险，更大程度地规避了执业人员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然而对于审计收费、审计师稳健性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以往研究的样本受时间限制只选取了早批完成转制的事务所的审计信息，研究多集中于对审计质量的影响。针对这一情况，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为2009—2013年的数据，且从投资者的视角入手，分析事务所产权变革是否会提升投资者在制定投资决策时对于财务报表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