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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个单身汉，他从没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却是个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身高1.56米，常年身体孱弱，却精通筑城工程学、火炮制造术和军事学；他家里仅有一幅卢梭的画像，只偶尔听一下军队进行曲，却比任何艺术家更懂绘画和音乐；他没谈过恋爱，却有不少女性找他咨询情感问题。他就是伊曼纽尔·康德。
康德是哲学史上的一座高山。如果将西方的哲学著作付诸一炬，只留下两个人的作品的话，那么一个是柏拉图，另一个就是康德。然而，尽管康德处于哲学的转型阶段，尽管连叔本华那样的天才都认为康德作品具有“辉煌的枯燥性”，事实却是，一个人要想入哲学的门，最好从康德开始，而非从古希腊哲学顺次学起。即便一个人不想系统地研究哲学，只是为了解决人生的困惑而读点什么，康德也是很好的选择：阅读是痛苦的，但回报将是丰厚的；所有接触过西方思想史的人都听过这样一句预言：“读了康德，你的整个世界将天翻地覆。”这句话一定会应验，只要下定决心去研究三大“批判”。
痛苦的求学
康德出生于1724年4月22日，父亲为他取名伊曼纽尔，在希伯来语意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再加上他的生日处在金牛座这一“哲学家星宫”中，丝毫不奇怪，他在日后会自豪地言道：“我受命运的指使，爱上了形而上学，尽管它很少对我有所帮助。”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总是穷究万物背后的本质；形而上学家只关心永恒，灵魂与上帝是他的主要话题，对于终将逝去的物质世界则充满蔑视：它归根结底源自人类对生命短暂的不甘。康德就这样与形而上学热恋，痛苦而缓慢地登上一座座孤独而圣洁的高峰。
康德的父亲老康德是个马鞍匠，属于手工业阶层，他和妻子安娜一共生有九个孩子，然而只有四个存活了下来，伊曼纽尔也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儿子。然而，伊曼纽尔的身体非常虚弱，父母一直担心他有早夭之虞，所以从小他就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成年之后还研究出一套十分有效的养生学，得以活到80岁高龄，而那个时代的人一般寿命只有50多岁。
康德上的是一所叫做“腓特烈中学”的教会学校，他在那儿度过了8—16岁的时光。学校给小孩子们设置的课程令人咂舌：六点钟以前学生就得集合进行早祷，七点开始上课，一直到下午四点。学生被要求学习宗教课、教会史、希伯来语（因为要读《圣经·旧约》）、古希腊语（因为要读《圣经 · 新约》）、拉丁语、哲学，还有数学、音乐、法语和波兰语等等。可以想象，康德的童年一点都不快乐。37岁时有一个同窗写信给他：“30年了……30年前我们一同在狂热分子们严厉而有益的管教下苟延残喘。”这种口气不像是发小在回忆童年，倒像两个退伍老兵一起回想当年在猫耳洞躲避枪林弹雨的情景。
痛苦归痛苦，小康德还是以自己的毅力和聪慧克服了这些不利因素，年年都得第一，只有在毕业会考的时候拿了第二。在幼时教育这方面，哲学家和文学家往往形成对立的两端：哲学家一般学习非常好，而文学家在学校期间往往熊傻呆萌；哲学家中不乏像边沁那种还不会走路就开始读英格兰史的神童，文学家中也存在像福克纳那种还不会说话就会喝酒的混子。总之，康德是个好孩子。他从小意识到，工作是使生活得到快乐的最好方法；一个勤奋的人可以摆脱对别人的依赖，也不必迎合别人：“人要是懒惰成性把自己变成了蛆，那他就不要抱怨人们用脚践踏他。”
康德16岁从腓特烈中学毕业，顺利升入哥尼斯堡大学。当时专业设置的“阶级性”是很强的：神学、法律和医学是三个高级学科，哲学则是“神学的婢女”。我们不知道康德当时选择了什么方向，但他兴趣十分广泛，尤其他的老师克努岑是个研究英国自然科学的专家，他激发了康德对牛顿的兴趣。很有可能康德是逐渐发现自己对哲学的兴趣的。
就“天才”这个词所暗示的年龄，康德可能不符合条件的规定：他那庞大的哲学系统是在40岁以后才开始建构的。然而正如物体的质量越大，就越不容易启动；康德的体系太重要、太宏大了，需要长时间的前期准备才能开工。
风雅的老师
从受老师喜欢的好学生，到一个独立思考的人，这需要惊险的一跃。完成这次跳跃的是他不成功的第一篇作品《论活力》。这篇论文试图解决笛卡尔和莱布尼兹在动能公式方面的分歧：按照笛卡尔的公式，动能同速度成正比，而按照莱布尼茨的公式，动能则与物体的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现在的初中生都知道了，后者是正确的。年轻的康德却认为两个都有道理，于是遭到了莱辛的嘲笑：“康德扛起了重担/打算教诲整个世界/他要测量活力/可他本人却力不从心。”那时的康德还是个学生，竟胆敢染指权威们的核心争论。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人要是不能时不时地做点傻事，他就永远不可能做聪明事。”《论活力》虽然对学术圈没有用，却是康德个人的独立宣言。
康德毕业之后，在大学母校争取到了一份教职。他在大学里讲授形而上学、逻辑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他的课程以风趣而闻名，经常穿插着幽默的趣闻轶事。而且康德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地理作为独立学科讲授的老师。他身体虚弱，从不出远门，但他喜欢读旅游手册，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力，使地理课变得非常有趣。有一个英国人在听了康德关于威斯敏斯特大桥的描述之后，惊问：“您一定在伦敦住过很多年！”并且认为他是个建筑学家。但想象力并不一定总靠得住，比如他认为“伏尔加河里的大白鳣鱼为了能够沉入河底，吞吃石块来加重自己的体重”，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的学术作品关心的主要是大宇宙。他谈到了火，谈到了银河系的生成，提出了著名的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而且得出“地球因自转发生变形”的正确结论。他对其他星球上是否有生命存在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同时也不忘狠狠地羞臊一下权贵：“那些生长在乞丐头上的虱子，长期以来一直把它们的住处当作一个无比广大的世界，而把自己看作是造化的杰作，后来其中一个意外地看到了一个贵族的头，它随即把所有的邻居叫在一起，狂喜地告诉它们：我们不是唯一的生物，你们看，这里有一个新大陆，这里住着更多的虱子！” 此时的他声名远播，并不是因为在哲学上有多少创见，而是由于作品里体现的博学和风趣。他最有名的作品当属《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分析了“优美”和“崇高”的区别，认为男性是崇高的，女性是优美的，“只要她那狡黠的一瞥就比最难的学术问题更会使得男人不知所措”，足见他是害怕女性的魅力的；他断定女性如果长时间研究数学和哲学会长出胡须，但他暗示自己并不反对女性蓄胡子；在小册子的最后，足不出户的他还考察了各民族的性格特点——“西班牙人，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傲慢和狂热”，那儿的农民一遇到外国人，“就丢下犁，穿上斗篷，佩着长剑，在耕地里走来走去，直到外国人从他的身旁走过”；他描述日本人 “除了极端的顽固、勇悍和不怕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品质”；对于中国人，他抱怨说“中国人的繁文缛节和过分讲究的问候中包含有太多愚昧的怪诞”。
年轻的康德生活快乐，社交广泛。塞缪尔·斯迈尔斯有言：“一个人品质如何，看他读什么书，交什么样的朋友即可了解。”这句话特别适合康德，彼时的康德拥有不少放荡的朋友，比如有着奇怪癖好的希佩尔，他喜欢让佣人拿湿毛巾抽打自己，后来他成为哥尼斯堡的市长；再比如丰克博士，除了家里的太太，在外面还有几名小妾。他们几个人晚上经常聚会，康德自述有一次醉得几乎找不到自己在硕士巷的家门。
但这并不意味着康德在私生活上是放荡的，他极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过性经历。不过康德确实动过两次结婚的念头：有个教养良好的寡妇到哥尼斯堡省亲，他盘算着向她求婚，但又“仔细计算自己的收入和开支，把最后的决定一天推迟一天”，不久之后那寡妇去别的地方拜访亲戚，在那儿嫁掉了；之后，一个西伐利亚来的贵妇来到哥尼斯堡，康德看上了她的随身女仆——一个年轻活泼的姑娘，康德“喜欢流连在她身边”，丝毫不掩饰对她的好感，但他一拖再拖，人家都到西伐利亚的边境了，他还在犹豫不决。后来康德总结自己的终身大事，“当我需要女人的时候，我却无力供养她，而当我能够供养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能使我感到对她的需要了。”在《道德形而上学》中，他把婚姻定义为“男女为了相互使用对方的性器官而达成的协议”，暗含讥讽。他越上了年纪，越觉得自己没有娶媳妇是“走了大运”，固执地认为单身可以延长寿命——尽管统计数据显示，结了婚的男性比单身汉更长寿。
小宇宙的爆发
没有读过康德传记的人可能听说康德是个极端无聊的人，他们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印象，与下面这段话有关——
描述伊曼纽尔·康德生平的历史是一个极端困难的差事，因为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他过着跟机械一样规律的单身生活。当地大教堂的巨钟也不比康德更兴味索然地重复日复一日的工作。起床、喝咖啡、写作、授课、吃饭、散步，一切都有固定的时刻。而邻居也都知道，穿着灰袍的康德手上拿着西班牙的拐杖走出家门时，时间准是下午三点半整……在这条菩提树道上他总是来回走八遍，不管季节如何，不管天色是否多云或多云预示了即将下雨，可以看到他的仆人老兰珀腋下掖着雨伞忧心忡忡地跟在他的后面。
这段话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消息的来源是亨利希·海涅。别忘了，浪漫派的海涅非常讨厌康德的理性主义，而且他是德国第一的修辞大师，满嘴跑火车是他的典型特点。其次，康德并不是从年轻时就如此刻板的，他那钟表似的生活开始于40多岁以后。
是什么成了康德性格的转折点呢？1764年，在他那放荡的朋友丰克死后，长居于此地的英国商人约瑟夫·格林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格林这个人性情孤僻古怪，守时、刻板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有一次他俩说好在第二天早晨8时乘马车外出，“差15分8点的时候，格林就已准备停当；差5分8点时，他戴上帽子提起手杖，从楼上下来；8点的钟声一响，他便乘上马车飞驶而去。他在普列高里河的一座桥上遇到气喘吁吁的康德，竟然不顾康德的大声呼喊扬长而去”。
康德本身就有自闭症的潜质，他喜欢诗人蒲柏的那句“秩序是天国的第一要律”，一张小纸片如果不在原来的位置就会让他焦躁不已。有一次，康德的课讲得非常糟糕，事后解释说，他的注意力受到前排正对他坐着的一个学生的干扰，因为这个学生的上衣掉了一颗扣子。由于格林也有自闭的倾向，无疑也就成了他的“钟子期”。康德非常推崇格林的生活方式，这种对“绝对刻板”的恪守激发了他对道德律和绝对命令的设想。
康德曾下定决心不在人前暴露出怪异的一面：“不让任何人因自己产生不快甚至意外的印象是做人的责任。”但他最令人意外的是，他的生活中从此根本没有意外：5点起床，喝一两杯淡茶，一边抽烟一边沉思；6点到7点备课、写作；7点到11点，讲课；11点到13点，写作；13点到15点，午饭并聊天；15点到19点，找格林玩；19点到22点，在家里远眺教堂的塔（当邻居花园中的白杨遮住教堂，他就失掉了平静，只有在邻居倾听了哲学家的恳求，定期修剪树梢之后，他才得以恢复平静）；22点进入梦乡。
正是这一严格的作息制度，保证了他那“批判哲学”体系的出台：
《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人为自然界立法”。当时的背景是，康德必须回答休谟的问题，为牛顿物理学找寻哲学上的依据。休谟——另一个金牛座的强迫症患者——坚称“经验重复一万次也成不了知识”。举例来说，太阳晒石头会变热，但太阳晒并不一定就是石头热的原因，因为你“看”不到这个原因，就不能妄下断语——因而一切因果律可能都是站不住脚的。康德同意休谟，但他认为既然不能从自然界为自然规律寻找根据，那我们可以从人的认识上找规律。比如说，一般人会惊叹于三棱镜的奇妙：“太阳光在这儿被分解成七种颜色。”而一个读过《纯粹理性批判》的人则更加智慧地说：“确切地说，是视网膜的功能被分解了。”
《实践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人为自己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句拗口的绝对命令：“你要仅仅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简单讲来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施于人”。为了塑造高尚的品格，一个人必须通过给自己制定一些非常严格的规则来自律。比如康德限制自己每天只抽一斗烟——他从来没违反过，尽管烟斗一年比一年大。 《判断力批判》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它论述了“反思性的判断力”，其中包括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涉及美学的问题。反思性的判断力把美视作道德的象征，它在本质上诉诸人的情感能力。由此，这三大批判得以按照知、意、情的架构完善起来。
终曲：“我的小鸟不再来了”
用于构建批判哲学的作品大多是康德47岁以后开始的，《纯粹理性批判》在57岁时完成，《判断力批判》出版时他已经66岁了。在这个过程中，他搬了几次家，都是为噪音所迫。他一开始租的房子面对大河，可以远眺风景，但他讨厌船舶的声音；后来他在书商康特尔那儿租了一间房，但邻居家公鸡的鸣叫会打断他的沉思，他要求把公鸡杀掉，邻居不同意，他愿意出高价买鸡，邻居依然拒绝，他不明白像康德这样一个境界高尚的人怎么会跟一只公鸡过不去。之前他曾在图书馆做过一段时间的副馆长（一共就两个人，而且为了防止市民偷书，居然把书籍都用铁链子拴在架子上），攒了一些钱，终于买了一所自己的房子，还带花园。街上的小朋友玩耍时往园子里扔石子，康德教授报了警，警察拒绝逮捕那些孩子，康德哀叹：“非得等到我受伤或者死了才能惩罚他们吗！” 房子最大的问题是靠近监狱，犯人们到点就高唱赞美诗，使康德愤恨不已。他借助朋友关系（之前提到的那个有奇怪癖好的希佩尔此时已是市长），让犯人们唱歌时把窗户关紧。毫不意外，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把音乐放在非常低的位置上。
批判哲学是非常晦涩的，康德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埃尔卡纳因为读《纯粹理性批判》疯掉了，朋友们认为康德应该负有相当的责任。此外，能否读懂批判哲学成了高雅和才智的衡量标准：人们去读康德的书，因为他们读不懂。
但这并不能阻挡读者的热情，不少人前来膜拜这位“哥尼斯堡之王”。最值得一提的读者是约翰·费希特（主观唯心主义者），他后来和谢林（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者）三个一起构成了康德之后的唯心主义传统。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他和康德那棘手关系的来龙去脉。康德曾经宣布：“我的课是讲给平庸的人听的，天才将找到自己的路。”不过，当天才真正出现时，却使他非常不快。同为金牛座的费希特出身比康德还要贫穷，海涅说：“贫困之神坐在费希特的摇篮旁，把他摇大成人，这骨瘦棱棱的保姆一直是费希特的终身伴侣。”为了谋生计他四处给富有人家当家教。28岁时，一个学生问他能不能讲授时髦的康德哲学。此前费希特因为批判哲学的晦涩望而却步，然而再次拾起却被深深地吸引了。费希特不远万里去谒见康德，见到的却是一个昏昏沉沉的老人，不禁大失所望。
康德性情恬淡，讨厌任何形式的激情，他挥舞着讽刺的利剑使自己的内心波澜不惊；费希特则是个精力旺盛、极端狂热的人，他只为真理献身，不愿意向任何权威低头，有了问题从来不与康德交流，宁愿闭门造车。很快，费希特就“超越”了老师，自称 “比康德更懂康德”。康德予以致命一击，声明费希特与批判哲学没有师承关系。事实上，康德已经没有精力和脑力去了解学生的作品了，他只能拜托朋友阅读，然后大体描述给自己听，因此得到了很坏的印象。
康德在变老，而且生活越来越机械。在格林死后，他就有了散步的习惯，即使刮风下雨也不间断。70岁以后他仍然坚持散步，但终于有一天摔倒了，一位女士把他扶起来，他把手里的一朵小花送给人家。从那以后他就不外出了。作息时间不得不进行调整：夜间更早地上床，却睁着眼度过；白天则昏昏沉沉地卧在椅子里。康德依然坚持写作和提出理论，但读来令人尴尬：“人，是外在的感性客体，是世界的一部分……星期三豌豆炒猪肉。星期四干果加布丁。尼柯洛维希送来的哥廷根香肠。神，世界和它们的所有者人。世界能够与神分开吗？先验哲学没有给关于上帝存在的假设提供任何指示。”这个大思想家已经不能再思考了，他曾经以自己的养生学为荣，现在却祈愿自己早些离世。
此时他唯一的乐趣是观察一只山雀，它每年春天都会到他的花园里唱歌。有一年，这只鸟来得比较晚，他猜测“亚平宁山应该还很冷”，并祝福它在归途有好的天气。1803年春天，山雀没有再来，康德十分沮丧地呢喃道：“我的小鸟不再来了。”真是窝心啊……
这一年的10月，康德由于没能吃到奶酪面包，情绪激动，突然中风（他越来越像小孩子了），身体状况转危，连照顾他的妹妹都认不出来了。1804年2月11日夜里，他恢复了意识，喝了点掺水的甜酒，说了句：“这就够了。”又转入昏迷。第二天上午11时，哲学家离开了人世。
康德不信上帝，但他也不满于人间，所以他要“悬置知识，为信仰留下余地”。康德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更高的存在，他老年时的作品里对全人类的挑衅之举引人深思：
最早的人就住在天堂。那里树木郁郁葱葱，果实累累，吃了这些果实之后，它们的残渣会不知不觉地从身体蒸发掉。只有一棵树例外，它那诱人的果实留下另一种分泌物。由于我们的祖先受到引诱，于是违反禁令，吃了这些果实。为了不弄脏上天，他们不得不采纳一个天使的劝告。这个天使指着地球说：“那就是整个宇宙的厕所。”他把他们带到那里去大小便，并且把他们扔在那里，然后自己上了天。这样，在地球这个大茅房里就出现了人类……
康德启示我们，要想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必须学会仰望灿烂的星空。
康德是哲学史上的一座高山。如果将西方的哲学著作付诸一炬，只留下两个人的作品的话，那么一个是柏拉图，另一个就是康德。然而，尽管康德处于哲学的转型阶段，尽管连叔本华那样的天才都认为康德作品具有“辉煌的枯燥性”，事实却是，一个人要想入哲学的门，最好从康德开始，而非从古希腊哲学顺次学起。即便一个人不想系统地研究哲学，只是为了解决人生的困惑而读点什么，康德也是很好的选择：阅读是痛苦的，但回报将是丰厚的；所有接触过西方思想史的人都听过这样一句预言：“读了康德，你的整个世界将天翻地覆。”这句话一定会应验，只要下定决心去研究三大“批判”。
痛苦的求学
康德出生于1724年4月22日，父亲为他取名伊曼纽尔，在希伯来语意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再加上他的生日处在金牛座这一“哲学家星宫”中，丝毫不奇怪，他在日后会自豪地言道：“我受命运的指使，爱上了形而上学，尽管它很少对我有所帮助。”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总是穷究万物背后的本质；形而上学家只关心永恒，灵魂与上帝是他的主要话题，对于终将逝去的物质世界则充满蔑视：它归根结底源自人类对生命短暂的不甘。康德就这样与形而上学热恋，痛苦而缓慢地登上一座座孤独而圣洁的高峰。
康德的父亲老康德是个马鞍匠，属于手工业阶层，他和妻子安娜一共生有九个孩子，然而只有四个存活了下来，伊曼纽尔也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儿子。然而，伊曼纽尔的身体非常虚弱，父母一直担心他有早夭之虞，所以从小他就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成年之后还研究出一套十分有效的养生学，得以活到80岁高龄，而那个时代的人一般寿命只有50多岁。
康德上的是一所叫做“腓特烈中学”的教会学校，他在那儿度过了8—16岁的时光。学校给小孩子们设置的课程令人咂舌：六点钟以前学生就得集合进行早祷，七点开始上课，一直到下午四点。学生被要求学习宗教课、教会史、希伯来语（因为要读《圣经·旧约》）、古希腊语（因为要读《圣经 · 新约》）、拉丁语、哲学，还有数学、音乐、法语和波兰语等等。可以想象，康德的童年一点都不快乐。37岁时有一个同窗写信给他：“30年了……30年前我们一同在狂热分子们严厉而有益的管教下苟延残喘。”这种口气不像是发小在回忆童年，倒像两个退伍老兵一起回想当年在猫耳洞躲避枪林弹雨的情景。
痛苦归痛苦，小康德还是以自己的毅力和聪慧克服了这些不利因素，年年都得第一，只有在毕业会考的时候拿了第二。在幼时教育这方面，哲学家和文学家往往形成对立的两端：哲学家一般学习非常好，而文学家在学校期间往往熊傻呆萌；哲学家中不乏像边沁那种还不会走路就开始读英格兰史的神童，文学家中也存在像福克纳那种还不会说话就会喝酒的混子。总之，康德是个好孩子。他从小意识到，工作是使生活得到快乐的最好方法；一个勤奋的人可以摆脱对别人的依赖，也不必迎合别人：“人要是懒惰成性把自己变成了蛆，那他就不要抱怨人们用脚践踏他。”
康德16岁从腓特烈中学毕业，顺利升入哥尼斯堡大学。当时专业设置的“阶级性”是很强的：神学、法律和医学是三个高级学科，哲学则是“神学的婢女”。我们不知道康德当时选择了什么方向，但他兴趣十分广泛，尤其他的老师克努岑是个研究英国自然科学的专家，他激发了康德对牛顿的兴趣。很有可能康德是逐渐发现自己对哲学的兴趣的。
就“天才”这个词所暗示的年龄，康德可能不符合条件的规定：他那庞大的哲学系统是在40岁以后才开始建构的。然而正如物体的质量越大，就越不容易启动；康德的体系太重要、太宏大了，需要长时间的前期准备才能开工。
风雅的老师
从受老师喜欢的好学生，到一个独立思考的人，这需要惊险的一跃。完成这次跳跃的是他不成功的第一篇作品《论活力》。这篇论文试图解决笛卡尔和莱布尼兹在动能公式方面的分歧：按照笛卡尔的公式，动能同速度成正比，而按照莱布尼茨的公式，动能则与物体的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现在的初中生都知道了，后者是正确的。年轻的康德却认为两个都有道理，于是遭到了莱辛的嘲笑：“康德扛起了重担/打算教诲整个世界/他要测量活力/可他本人却力不从心。”那时的康德还是个学生，竟胆敢染指权威们的核心争论。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人要是不能时不时地做点傻事，他就永远不可能做聪明事。”《论活力》虽然对学术圈没有用，却是康德个人的独立宣言。
康德毕业之后，在大学母校争取到了一份教职。他在大学里讲授形而上学、逻辑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他的课程以风趣而闻名，经常穿插着幽默的趣闻轶事。而且康德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地理作为独立学科讲授的老师。他身体虚弱，从不出远门，但他喜欢读旅游手册，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力，使地理课变得非常有趣。有一个英国人在听了康德关于威斯敏斯特大桥的描述之后，惊问：“您一定在伦敦住过很多年！”并且认为他是个建筑学家。但想象力并不一定总靠得住，比如他认为“伏尔加河里的大白鳣鱼为了能够沉入河底，吞吃石块来加重自己的体重”，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的学术作品关心的主要是大宇宙。他谈到了火，谈到了银河系的生成，提出了著名的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而且得出“地球因自转发生变形”的正确结论。他对其他星球上是否有生命存在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同时也不忘狠狠地羞臊一下权贵：“那些生长在乞丐头上的虱子，长期以来一直把它们的住处当作一个无比广大的世界，而把自己看作是造化的杰作，后来其中一个意外地看到了一个贵族的头，它随即把所有的邻居叫在一起，狂喜地告诉它们：我们不是唯一的生物，你们看，这里有一个新大陆，这里住着更多的虱子！” 此时的他声名远播，并不是因为在哲学上有多少创见，而是由于作品里体现的博学和风趣。他最有名的作品当属《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分析了“优美”和“崇高”的区别，认为男性是崇高的，女性是优美的，“只要她那狡黠的一瞥就比最难的学术问题更会使得男人不知所措”，足见他是害怕女性的魅力的；他断定女性如果长时间研究数学和哲学会长出胡须，但他暗示自己并不反对女性蓄胡子；在小册子的最后，足不出户的他还考察了各民族的性格特点——“西班牙人，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傲慢和狂热”，那儿的农民一遇到外国人，“就丢下犁，穿上斗篷，佩着长剑，在耕地里走来走去，直到外国人从他的身旁走过”；他描述日本人 “除了极端的顽固、勇悍和不怕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品质”；对于中国人，他抱怨说“中国人的繁文缛节和过分讲究的问候中包含有太多愚昧的怪诞”。
年轻的康德生活快乐，社交广泛。塞缪尔·斯迈尔斯有言：“一个人品质如何，看他读什么书，交什么样的朋友即可了解。”这句话特别适合康德，彼时的康德拥有不少放荡的朋友，比如有着奇怪癖好的希佩尔，他喜欢让佣人拿湿毛巾抽打自己，后来他成为哥尼斯堡的市长；再比如丰克博士，除了家里的太太，在外面还有几名小妾。他们几个人晚上经常聚会，康德自述有一次醉得几乎找不到自己在硕士巷的家门。
但这并不意味着康德在私生活上是放荡的，他极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过性经历。不过康德确实动过两次结婚的念头：有个教养良好的寡妇到哥尼斯堡省亲，他盘算着向她求婚，但又“仔细计算自己的收入和开支，把最后的决定一天推迟一天”，不久之后那寡妇去别的地方拜访亲戚，在那儿嫁掉了；之后，一个西伐利亚来的贵妇来到哥尼斯堡，康德看上了她的随身女仆——一个年轻活泼的姑娘，康德“喜欢流连在她身边”，丝毫不掩饰对她的好感，但他一拖再拖，人家都到西伐利亚的边境了，他还在犹豫不决。后来康德总结自己的终身大事，“当我需要女人的时候，我却无力供养她，而当我能够供养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能使我感到对她的需要了。”在《道德形而上学》中，他把婚姻定义为“男女为了相互使用对方的性器官而达成的协议”，暗含讥讽。他越上了年纪，越觉得自己没有娶媳妇是“走了大运”，固执地认为单身可以延长寿命——尽管统计数据显示，结了婚的男性比单身汉更长寿。
小宇宙的爆发
没有读过康德传记的人可能听说康德是个极端无聊的人，他们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印象，与下面这段话有关——
描述伊曼纽尔·康德生平的历史是一个极端困难的差事，因为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他过着跟机械一样规律的单身生活。当地大教堂的巨钟也不比康德更兴味索然地重复日复一日的工作。起床、喝咖啡、写作、授课、吃饭、散步，一切都有固定的时刻。而邻居也都知道，穿着灰袍的康德手上拿着西班牙的拐杖走出家门时，时间准是下午三点半整……在这条菩提树道上他总是来回走八遍，不管季节如何，不管天色是否多云或多云预示了即将下雨，可以看到他的仆人老兰珀腋下掖着雨伞忧心忡忡地跟在他的后面。
这段话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消息的来源是亨利希·海涅。别忘了，浪漫派的海涅非常讨厌康德的理性主义，而且他是德国第一的修辞大师，满嘴跑火车是他的典型特点。其次，康德并不是从年轻时就如此刻板的，他那钟表似的生活开始于40多岁以后。
是什么成了康德性格的转折点呢？1764年，在他那放荡的朋友丰克死后，长居于此地的英国商人约瑟夫·格林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格林这个人性情孤僻古怪，守时、刻板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有一次他俩说好在第二天早晨8时乘马车外出，“差15分8点的时候，格林就已准备停当；差5分8点时，他戴上帽子提起手杖，从楼上下来；8点的钟声一响，他便乘上马车飞驶而去。他在普列高里河的一座桥上遇到气喘吁吁的康德，竟然不顾康德的大声呼喊扬长而去”。
康德本身就有自闭症的潜质，他喜欢诗人蒲柏的那句“秩序是天国的第一要律”，一张小纸片如果不在原来的位置就会让他焦躁不已。有一次，康德的课讲得非常糟糕，事后解释说，他的注意力受到前排正对他坐着的一个学生的干扰，因为这个学生的上衣掉了一颗扣子。由于格林也有自闭的倾向，无疑也就成了他的“钟子期”。康德非常推崇格林的生活方式，这种对“绝对刻板”的恪守激发了他对道德律和绝对命令的设想。
康德曾下定决心不在人前暴露出怪异的一面：“不让任何人因自己产生不快甚至意外的印象是做人的责任。”但他最令人意外的是，他的生活中从此根本没有意外：5点起床，喝一两杯淡茶，一边抽烟一边沉思；6点到7点备课、写作；7点到11点，讲课；11点到13点，写作；13点到15点，午饭并聊天；15点到19点，找格林玩；19点到22点，在家里远眺教堂的塔（当邻居花园中的白杨遮住教堂，他就失掉了平静，只有在邻居倾听了哲学家的恳求，定期修剪树梢之后，他才得以恢复平静）；22点进入梦乡。
正是这一严格的作息制度，保证了他那“批判哲学”体系的出台：
《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人为自然界立法”。当时的背景是，康德必须回答休谟的问题，为牛顿物理学找寻哲学上的依据。休谟——另一个金牛座的强迫症患者——坚称“经验重复一万次也成不了知识”。举例来说，太阳晒石头会变热，但太阳晒并不一定就是石头热的原因，因为你“看”不到这个原因，就不能妄下断语——因而一切因果律可能都是站不住脚的。康德同意休谟，但他认为既然不能从自然界为自然规律寻找根据，那我们可以从人的认识上找规律。比如说，一般人会惊叹于三棱镜的奇妙：“太阳光在这儿被分解成七种颜色。”而一个读过《纯粹理性批判》的人则更加智慧地说：“确切地说，是视网膜的功能被分解了。”
《实践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人为自己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句拗口的绝对命令：“你要仅仅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简单讲来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施于人”。为了塑造高尚的品格，一个人必须通过给自己制定一些非常严格的规则来自律。比如康德限制自己每天只抽一斗烟——他从来没违反过，尽管烟斗一年比一年大。 《判断力批判》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它论述了“反思性的判断力”，其中包括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涉及美学的问题。反思性的判断力把美视作道德的象征，它在本质上诉诸人的情感能力。由此，这三大批判得以按照知、意、情的架构完善起来。
终曲：“我的小鸟不再来了”
用于构建批判哲学的作品大多是康德47岁以后开始的，《纯粹理性批判》在57岁时完成，《判断力批判》出版时他已经66岁了。在这个过程中，他搬了几次家，都是为噪音所迫。他一开始租的房子面对大河，可以远眺风景，但他讨厌船舶的声音；后来他在书商康特尔那儿租了一间房，但邻居家公鸡的鸣叫会打断他的沉思，他要求把公鸡杀掉，邻居不同意，他愿意出高价买鸡，邻居依然拒绝，他不明白像康德这样一个境界高尚的人怎么会跟一只公鸡过不去。之前他曾在图书馆做过一段时间的副馆长（一共就两个人，而且为了防止市民偷书，居然把书籍都用铁链子拴在架子上），攒了一些钱，终于买了一所自己的房子，还带花园。街上的小朋友玩耍时往园子里扔石子，康德教授报了警，警察拒绝逮捕那些孩子，康德哀叹：“非得等到我受伤或者死了才能惩罚他们吗！” 房子最大的问题是靠近监狱，犯人们到点就高唱赞美诗，使康德愤恨不已。他借助朋友关系（之前提到的那个有奇怪癖好的希佩尔此时已是市长），让犯人们唱歌时把窗户关紧。毫不意外，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把音乐放在非常低的位置上。
批判哲学是非常晦涩的，康德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埃尔卡纳因为读《纯粹理性批判》疯掉了，朋友们认为康德应该负有相当的责任。此外，能否读懂批判哲学成了高雅和才智的衡量标准：人们去读康德的书，因为他们读不懂。
但这并不能阻挡读者的热情，不少人前来膜拜这位“哥尼斯堡之王”。最值得一提的读者是约翰·费希特（主观唯心主义者），他后来和谢林（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者）三个一起构成了康德之后的唯心主义传统。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他和康德那棘手关系的来龙去脉。康德曾经宣布：“我的课是讲给平庸的人听的，天才将找到自己的路。”不过，当天才真正出现时，却使他非常不快。同为金牛座的费希特出身比康德还要贫穷，海涅说：“贫困之神坐在费希特的摇篮旁，把他摇大成人，这骨瘦棱棱的保姆一直是费希特的终身伴侣。”为了谋生计他四处给富有人家当家教。28岁时，一个学生问他能不能讲授时髦的康德哲学。此前费希特因为批判哲学的晦涩望而却步，然而再次拾起却被深深地吸引了。费希特不远万里去谒见康德，见到的却是一个昏昏沉沉的老人，不禁大失所望。
康德性情恬淡，讨厌任何形式的激情，他挥舞着讽刺的利剑使自己的内心波澜不惊；费希特则是个精力旺盛、极端狂热的人，他只为真理献身，不愿意向任何权威低头，有了问题从来不与康德交流，宁愿闭门造车。很快，费希特就“超越”了老师，自称 “比康德更懂康德”。康德予以致命一击，声明费希特与批判哲学没有师承关系。事实上，康德已经没有精力和脑力去了解学生的作品了，他只能拜托朋友阅读，然后大体描述给自己听，因此得到了很坏的印象。
康德在变老，而且生活越来越机械。在格林死后，他就有了散步的习惯，即使刮风下雨也不间断。70岁以后他仍然坚持散步，但终于有一天摔倒了，一位女士把他扶起来，他把手里的一朵小花送给人家。从那以后他就不外出了。作息时间不得不进行调整：夜间更早地上床，却睁着眼度过；白天则昏昏沉沉地卧在椅子里。康德依然坚持写作和提出理论，但读来令人尴尬：“人，是外在的感性客体，是世界的一部分……星期三豌豆炒猪肉。星期四干果加布丁。尼柯洛维希送来的哥廷根香肠。神，世界和它们的所有者人。世界能够与神分开吗？先验哲学没有给关于上帝存在的假设提供任何指示。”这个大思想家已经不能再思考了，他曾经以自己的养生学为荣，现在却祈愿自己早些离世。
此时他唯一的乐趣是观察一只山雀，它每年春天都会到他的花园里唱歌。有一年，这只鸟来得比较晚，他猜测“亚平宁山应该还很冷”，并祝福它在归途有好的天气。1803年春天，山雀没有再来，康德十分沮丧地呢喃道：“我的小鸟不再来了。”真是窝心啊……
这一年的10月，康德由于没能吃到奶酪面包，情绪激动，突然中风（他越来越像小孩子了），身体状况转危，连照顾他的妹妹都认不出来了。1804年2月11日夜里，他恢复了意识，喝了点掺水的甜酒，说了句：“这就够了。”又转入昏迷。第二天上午11时，哲学家离开了人世。
康德不信上帝，但他也不满于人间，所以他要“悬置知识，为信仰留下余地”。康德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更高的存在，他老年时的作品里对全人类的挑衅之举引人深思：
最早的人就住在天堂。那里树木郁郁葱葱，果实累累，吃了这些果实之后，它们的残渣会不知不觉地从身体蒸发掉。只有一棵树例外，它那诱人的果实留下另一种分泌物。由于我们的祖先受到引诱，于是违反禁令，吃了这些果实。为了不弄脏上天，他们不得不采纳一个天使的劝告。这个天使指着地球说：“那就是整个宇宙的厕所。”他把他们带到那里去大小便，并且把他们扔在那里，然后自己上了天。这样，在地球这个大茅房里就出现了人类……
康德启示我们，要想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必须学会仰望灿烂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