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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坚、王年一、范硕、王力说
1966年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 中央名义批转下发的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 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紧急指示》（简称《紧急指示》），是“文 革”中的一份重要文件。《紧急指示》原意 仅针对军队院校，“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 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 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中央的批示却大大 扩展了其适用范围：“中央认为，这个文件 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 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 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客观地说，《紧急指示》存在两重性。 正如“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言：“《紧急 指示》是适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有正确的方面，为 运动初期被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反党分 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 人平反，这是正确的；但是总的说来，它有 着十分严重的错误。它实际上规定了更大范围内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它的要 害。”
至于《紧急指示》的由来，王年一在 《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称：“1966年10月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 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负 责人，向毛泽东、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 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 框，限制太多。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 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 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1966年间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 军文革小组组长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在其 《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一文中，有着与 王年一几乎完全相同的说法：“1966年10月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二医大‘红纵’一派 的头头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 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 框，对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军文 革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文化 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
刘志坚是《紧急指示》起草人之一。从 表面上看，《紧急指示》由来公开披露的时 间，王年一早于刘志坚，但只是王年一在 《大动乱的年代》中曾明言依据“刘志坚的回忆”。笔者推断，“刘志坚的回忆”即 《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应早有一内部流 传的版本，王年一依据的，也应是这一内部 版本。
1995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传》（由范硕 任组长的《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在刘志 坚、王年一的说法前面加了一句话，变成 “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 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 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 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 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 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 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以后，范硕在私人著述《决定国家命运 的大决战》中，将上述这段话修改为：“这 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的喽啰们唆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 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 告状……林彪看毛泽东没有反对表示，就说 军队这样搞不行，要采取措施。回来以后， 第二天下午，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作 了‘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 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所谓第二军医大学“红纵”“一派的头头”或“一个负责人”或“一个头头”，姓 甚名谁？刘志坚、王年一和范硕均未作交 代。
王力在回忆录中则直接点名道：“在天 安门城楼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 况。据我了解，反映情况的是陶斯亮，她是 陶铸的女儿，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
陶斯亮否认与其有关
2015年春节后，笔者有机会两度见到陶 斯亮。就笔者关心的有关她向毛泽东、林彪 告状的传闻，陶斯亮爽快地作了回应。她所 回忆的事情经过，与坊间说法相距甚远。
陶斯亮说：1966年9月13日晚，我们二医 大五名女生，在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赴沪 串联的学员鼓动下，离沪乘火车赴京。10月 1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碰见李讷，李讷热 情地叫我一起去见主席———她的父亲。她把 我带进了城楼上一间颇大的休息室，只见主 席一个人在里头抽烟。〔据陶斯亮《我和聂 力、李讷、林豆豆》一文：陶斯亮见到毛， “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 ‘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 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他 将铸念成巨）的女儿。’”〕我父亲（陶铸） 进来一会儿又出去了，他对主席说：“亮亮 是逃跑出来的。”主席问我怎么一回事，我 慌乱地、前言不搭后语地将学校不让我们串 联、我们“冲破阻力”到北京的事说了一 遍。主席听了说：“李讷，你就没有亮亮的 造反精神。”主席好似并不特别关注我的告 状（我的表达也是混乱的）。他谈笑风生， 还拿我的名字开玩笑说：“陶斯亮，陶元亮 （陶渊明字元亮），你就是如此这般的陶渊明。”
陶斯亮说：偌大的休息室里，只有主 席、李讷和我三个人。林彪自始至终不在 场。说我向毛泽东、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 群众，有什么人能证明？我一个军校小学员 （陶斯亮时为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应届毕业 生），敢当着林彪的面向主席控诉军队镇压 学生吗？借我个豹子胆也不敢啊！
陶斯亮又说：与主席谈话，本来是一个 机缘巧合的事儿。有人说什么“他们经过精 心策划”，又说成是“江青喽啰们唆使”，真 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针对坊间有邱会作 得知“陶斯亮等几个人”向毛泽东告状而 “请人帮忙凑过去听”这一奇谈怪论，陶斯 亮重申：那天见主席时，除李讷外，仅有我 一人在场。凡进过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的人都 明白，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之下，想搞什么偷 听，没门。
陶斯亮最后说：见过主席，我并没有到 处宣扬，连同学们我也没有对他们说。那 么，所谓“告状”消息，是怎么第二天就传到林彪那儿的，刘志坚又是从哪儿得知的， 我确实一头雾水，无从考究。 汪志杰的说明
带着未解的疑团，笔者请教了当年第二 军医大学“红纵”核心———勤务站的成员汪 志杰。汪志杰诉说了他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当然，汪所说的仅代表了他本人及“红纵” 一派的观点）：
第二军医大学学员“逃兵”问题
“1966年8月底，二医大学员中的少数派 （可以说是‘红纵’的前身）部分骨干成员 在海医系操场碰头，讨论了学校的‘文革’ 形势。参加者有军医系及海医系多个年级的 代表，包括我和×××在内，十人左右。大 家对于运动以来学校党委的许多做法表示了 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八一八’之后学校领 导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更令我们十分气愤 和担忧。当时我们只是觉得问题的症结在学 校党委，必须尽早向上级汇报，由总后党委 来解决和纠正学校领导的问题，否则学校的 文化革命有可能夭折和流产。”
“×××自告奋勇去北京，8月29日就带 了两位同学启程。×××走后的第二天，整 个学校就沸腾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字报指名 道姓地将×××三人称为‘逃兵’，声言要 抓‘逃兵’。大字报几乎完全变成了对少数 派的围剿，不同观点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开 始显现并愈加明显。”
“×××等走后，上述骨干曾数次碰头， 就学校运动的形势交换了看法，认为目前学 校运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加糟糕。由 于×××走后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觉得 必须设法把她离开学校后发生的这些情况带去北京。时间到了9月中旬，我们觉得不能 再等了，要尽早去北京，而且去的人要多一 点儿，才能形成声势。于是，我和军医六二 级一名学员、军医六一级的五名女学员和海 医六二级的五名男学员同时离开学校，于9 月15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一早，学校就掀起 了第二波抓‘逃兵’的热潮。”其实，总参、 总政于9月12日已发文同意军队院校学员有 组织地分批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 二医大校方有没有及时传达贯彻总参、总政 的通知精神，我们未得到详细资料。到了9 月下旬，二医大学员的大部队已有组织地抵 达北京。
“红纵”成立时间
“10月5日《紧急指示》公布当晚，在北 京后勤学院（二医大学员在京住地）召开了 各年级相同观点骨干会议。到会人员有十余 人。对于军委《紧急指示》，大家感到非常 激动和兴奋。对于《紧急指示》中央决定军 队院校文化革命与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 十六条的规定办理，表示完全赞同，决定也 成立一个群众组织。由于此前从未想过军校 也能成立群众组织，所以对于组织名称一时 拿不定主意。到会人员比较了当时地方各高 校群众组织的名称后认为：我们这个组织的 名称，与他们应该有所不同，不要简单地照 搬别人什么‘造反队’‘造反团’之类。经 过反复讨论，决定为我们这个组织取名为 ‘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换言之， 10月1日，“红纵”并未成立，所谓当日“红 纵”“一个负责人”或“一派头头”或“一 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的说法，都是 不准确的。
陶斯亮在“红纵”的地位和作用
“陶斯亮确实担任过‘红纵’勤务站勤 务员，时间从1966年10月5日《紧急指示》公 布、‘红纵’成立之日起，至1967年1月4日 她父亲被打倒时止，满打满算正好三个月。陶斯亮在‘红纵’勤务站里属‘温和派’， 从不张扬，从不盛气凌人，没有什么过火的 地方。我至今难以理解，当年陶斯亮怎么会 参加‘红纵’？1966年‘红纵’在北京批斗邱 会作时她在上海，1967年‘红纵’二上北京 批邱，并组织三座门静坐时她已退出‘红 纵’。”
“‘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陶斯 亮从未告诉过我，我也从未听说过她上天安 门当面向毛和林反映二医大的事。”
反映者另有其人
其实，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 后都有材料表明，向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 压群众”、促使林彪下决心并经毛泽东同意 发布《紧急指示》的，并非陶斯亮而另有其 人。
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称：“此时，又有 上海二医大‘红纵’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 着‘血衣’，来见林彪、叶群，要求给予支 持。林彪脑子一热，又要采取行动了。1966 年的国庆节一过，林彪告诉赵根生，立即把 全军文革的负责人找来。他指着二医大送来 的血衣对大家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学生造 反，就要犯大错误。’接着他指示，要对军 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 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 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 ‘大串联’。林彪指令全军文革据此拟一份军 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
王力也说：“还有一姓屠的，也是高干 子女，她到林彪家里反映军事院校镇压群 众。因此林彪决定要发一个紧急指示，说军事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这个文件是林彪听 取了情况反映后口授的。”
张云生、王力所指，其实都是×××。 但两人所说均不甚准确（王力甚至连姓名都 搞错了）。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来自当年 “红纵”自己办的报纸《红色造反报》。该报 1967年2月4日出版的第六期第一版的一篇报 道《叶群同志会见“红纵”等革命造反派代 表》称：“[本报北京二十五日讯]昨天深 夜至今日凌晨，叶群同志（全军文革小组成 员、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陈 伯达同志的委托，带着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 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亲笔信件，来到我校 ‘红色造反纵队’勤务站，会见了我‘红纵’ 代表和总后机关，四、七医大，兽医大，后 勤学院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听取了我们的 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代表们汇报由邱 会作一手策划的镇压革命学员的‘九二七’ 事件时，叶群同志告诉代表们，《紧急指 示》与此有关。有件衣服（指×××受围攻 时被撕坏的衣服）撕掉了扣子，还有一封血 书。林豆豆拿着衣服给他爸爸看，几位副主 席都在场，我在旁边看着哭了。林副主席看 了很生气，由他建议起草了《紧急指示》。”
上述材料表明，《紧急指示》的确与陶 斯亮无关，而与×××有些瓜葛。笔者认 为，更重要的是，无论×××抑或是其他什 么人的反映，在《紧急指示》形成的过程 中，不过是一剂催化剂而已。正如王年一在 20世纪90年代修订过的《大动乱的年代》一 书中所加的一个注释所言：“林彪下令，不 是因为‘红纵’一人（学生）反映了什么， 而是因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此需 要，一学生的反映不过适逢其会而已。在 《紧急指示》定稿的当天，中央就加以批转， 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当日就 转发了《紧急指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 这个文件的重视。”
1966年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 中央名义批转下发的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 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紧急指示》（简称《紧急指示》），是“文 革”中的一份重要文件。《紧急指示》原意 仅针对军队院校，“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 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 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中央的批示却大大 扩展了其适用范围：“中央认为，这个文件 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 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 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客观地说，《紧急指示》存在两重性。 正如“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言：“《紧急 指示》是适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有正确的方面，为 运动初期被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反党分 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 人平反，这是正确的；但是总的说来，它有 着十分严重的错误。它实际上规定了更大范围内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它的要 害。”
至于《紧急指示》的由来，王年一在 《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称：“1966年10月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 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负 责人，向毛泽东、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 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 框，限制太多。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 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 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1966年间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 军文革小组组长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在其 《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一文中，有着与 王年一几乎完全相同的说法：“1966年10月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二医大‘红纵’一派 的头头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 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 框，对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军文 革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文化 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
刘志坚是《紧急指示》起草人之一。从 表面上看，《紧急指示》由来公开披露的时 间，王年一早于刘志坚，但只是王年一在 《大动乱的年代》中曾明言依据“刘志坚的回忆”。笔者推断，“刘志坚的回忆”即 《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应早有一内部流 传的版本，王年一依据的，也应是这一内部 版本。
1995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传》（由范硕 任组长的《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在刘志 坚、王年一的说法前面加了一句话，变成 “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 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 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 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 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 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 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以后，范硕在私人著述《决定国家命运 的大决战》中，将上述这段话修改为：“这 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的喽啰们唆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 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 告状……林彪看毛泽东没有反对表示，就说 军队这样搞不行，要采取措施。回来以后， 第二天下午，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作 了‘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 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所谓第二军医大学“红纵”“一派的头头”或“一个负责人”或“一个头头”，姓 甚名谁？刘志坚、王年一和范硕均未作交 代。
王力在回忆录中则直接点名道：“在天 安门城楼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 况。据我了解，反映情况的是陶斯亮，她是 陶铸的女儿，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
陶斯亮否认与其有关
2015年春节后，笔者有机会两度见到陶 斯亮。就笔者关心的有关她向毛泽东、林彪 告状的传闻，陶斯亮爽快地作了回应。她所 回忆的事情经过，与坊间说法相距甚远。
陶斯亮说：1966年9月13日晚，我们二医 大五名女生，在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赴沪 串联的学员鼓动下，离沪乘火车赴京。10月 1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碰见李讷，李讷热 情地叫我一起去见主席———她的父亲。她把 我带进了城楼上一间颇大的休息室，只见主 席一个人在里头抽烟。〔据陶斯亮《我和聂 力、李讷、林豆豆》一文：陶斯亮见到毛， “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 ‘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 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他 将铸念成巨）的女儿。’”〕我父亲（陶铸） 进来一会儿又出去了，他对主席说：“亮亮 是逃跑出来的。”主席问我怎么一回事，我 慌乱地、前言不搭后语地将学校不让我们串 联、我们“冲破阻力”到北京的事说了一 遍。主席听了说：“李讷，你就没有亮亮的 造反精神。”主席好似并不特别关注我的告 状（我的表达也是混乱的）。他谈笑风生， 还拿我的名字开玩笑说：“陶斯亮，陶元亮 （陶渊明字元亮），你就是如此这般的陶渊明。”
陶斯亮说：偌大的休息室里，只有主 席、李讷和我三个人。林彪自始至终不在 场。说我向毛泽东、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 群众，有什么人能证明？我一个军校小学员 （陶斯亮时为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应届毕业 生），敢当着林彪的面向主席控诉军队镇压 学生吗？借我个豹子胆也不敢啊！
陶斯亮又说：与主席谈话，本来是一个 机缘巧合的事儿。有人说什么“他们经过精 心策划”，又说成是“江青喽啰们唆使”，真 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针对坊间有邱会作 得知“陶斯亮等几个人”向毛泽东告状而 “请人帮忙凑过去听”这一奇谈怪论，陶斯 亮重申：那天见主席时，除李讷外，仅有我 一人在场。凡进过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的人都 明白，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之下，想搞什么偷 听，没门。
陶斯亮最后说：见过主席，我并没有到 处宣扬，连同学们我也没有对他们说。那 么，所谓“告状”消息，是怎么第二天就传到林彪那儿的，刘志坚又是从哪儿得知的， 我确实一头雾水，无从考究。 汪志杰的说明
带着未解的疑团，笔者请教了当年第二 军医大学“红纵”核心———勤务站的成员汪 志杰。汪志杰诉说了他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当然，汪所说的仅代表了他本人及“红纵” 一派的观点）：
第二军医大学学员“逃兵”问题
“1966年8月底，二医大学员中的少数派 （可以说是‘红纵’的前身）部分骨干成员 在海医系操场碰头，讨论了学校的‘文革’ 形势。参加者有军医系及海医系多个年级的 代表，包括我和×××在内，十人左右。大 家对于运动以来学校党委的许多做法表示了 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八一八’之后学校领 导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更令我们十分气愤 和担忧。当时我们只是觉得问题的症结在学 校党委，必须尽早向上级汇报，由总后党委 来解决和纠正学校领导的问题，否则学校的 文化革命有可能夭折和流产。”
“×××自告奋勇去北京，8月29日就带 了两位同学启程。×××走后的第二天，整 个学校就沸腾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字报指名 道姓地将×××三人称为‘逃兵’，声言要 抓‘逃兵’。大字报几乎完全变成了对少数 派的围剿，不同观点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开 始显现并愈加明显。”
“×××等走后，上述骨干曾数次碰头， 就学校运动的形势交换了看法，认为目前学 校运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加糟糕。由 于×××走后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觉得 必须设法把她离开学校后发生的这些情况带去北京。时间到了9月中旬，我们觉得不能 再等了，要尽早去北京，而且去的人要多一 点儿，才能形成声势。于是，我和军医六二 级一名学员、军医六一级的五名女学员和海 医六二级的五名男学员同时离开学校，于9 月15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一早，学校就掀起 了第二波抓‘逃兵’的热潮。”其实，总参、 总政于9月12日已发文同意军队院校学员有 组织地分批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 二医大校方有没有及时传达贯彻总参、总政 的通知精神，我们未得到详细资料。到了9 月下旬，二医大学员的大部队已有组织地抵 达北京。
“红纵”成立时间
“10月5日《紧急指示》公布当晚，在北 京后勤学院（二医大学员在京住地）召开了 各年级相同观点骨干会议。到会人员有十余 人。对于军委《紧急指示》，大家感到非常 激动和兴奋。对于《紧急指示》中央决定军 队院校文化革命与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 十六条的规定办理，表示完全赞同，决定也 成立一个群众组织。由于此前从未想过军校 也能成立群众组织，所以对于组织名称一时 拿不定主意。到会人员比较了当时地方各高 校群众组织的名称后认为：我们这个组织的 名称，与他们应该有所不同，不要简单地照 搬别人什么‘造反队’‘造反团’之类。经 过反复讨论，决定为我们这个组织取名为 ‘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换言之， 10月1日，“红纵”并未成立，所谓当日“红 纵”“一个负责人”或“一派头头”或“一 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的说法，都是 不准确的。
陶斯亮在“红纵”的地位和作用
“陶斯亮确实担任过‘红纵’勤务站勤 务员，时间从1966年10月5日《紧急指示》公 布、‘红纵’成立之日起，至1967年1月4日 她父亲被打倒时止，满打满算正好三个月。陶斯亮在‘红纵’勤务站里属‘温和派’， 从不张扬，从不盛气凌人，没有什么过火的 地方。我至今难以理解，当年陶斯亮怎么会 参加‘红纵’？1966年‘红纵’在北京批斗邱 会作时她在上海，1967年‘红纵’二上北京 批邱，并组织三座门静坐时她已退出‘红 纵’。”
“‘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陶斯 亮从未告诉过我，我也从未听说过她上天安 门当面向毛和林反映二医大的事。”
反映者另有其人
其实，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 后都有材料表明，向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 压群众”、促使林彪下决心并经毛泽东同意 发布《紧急指示》的，并非陶斯亮而另有其 人。
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称：“此时，又有 上海二医大‘红纵’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 着‘血衣’，来见林彪、叶群，要求给予支 持。林彪脑子一热，又要采取行动了。1966 年的国庆节一过，林彪告诉赵根生，立即把 全军文革的负责人找来。他指着二医大送来 的血衣对大家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学生造 反，就要犯大错误。’接着他指示，要对军 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 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 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 ‘大串联’。林彪指令全军文革据此拟一份军 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
王力也说：“还有一姓屠的，也是高干 子女，她到林彪家里反映军事院校镇压群 众。因此林彪决定要发一个紧急指示，说军事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这个文件是林彪听 取了情况反映后口授的。”
张云生、王力所指，其实都是×××。 但两人所说均不甚准确（王力甚至连姓名都 搞错了）。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来自当年 “红纵”自己办的报纸《红色造反报》。该报 1967年2月4日出版的第六期第一版的一篇报 道《叶群同志会见“红纵”等革命造反派代 表》称：“[本报北京二十五日讯]昨天深 夜至今日凌晨，叶群同志（全军文革小组成 员、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陈 伯达同志的委托，带着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 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亲笔信件，来到我校 ‘红色造反纵队’勤务站，会见了我‘红纵’ 代表和总后机关，四、七医大，兽医大，后 勤学院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听取了我们的 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代表们汇报由邱 会作一手策划的镇压革命学员的‘九二七’ 事件时，叶群同志告诉代表们，《紧急指 示》与此有关。有件衣服（指×××受围攻 时被撕坏的衣服）撕掉了扣子，还有一封血 书。林豆豆拿着衣服给他爸爸看，几位副主 席都在场，我在旁边看着哭了。林副主席看 了很生气，由他建议起草了《紧急指示》。”
上述材料表明，《紧急指示》的确与陶 斯亮无关，而与×××有些瓜葛。笔者认 为，更重要的是，无论×××抑或是其他什 么人的反映，在《紧急指示》形成的过程 中，不过是一剂催化剂而已。正如王年一在 20世纪90年代修订过的《大动乱的年代》一 书中所加的一个注释所言：“林彪下令，不 是因为‘红纵’一人（学生）反映了什么， 而是因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此需 要，一学生的反映不过适逢其会而已。在 《紧急指示》定稿的当天，中央就加以批转， 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当日就 转发了《紧急指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 这个文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