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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一大逻辑是对片面、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增长主义”的又一次遏制。但是，要把新常态的指导思想真正贯彻落实好，有效克服随时可能出现的增长主义倾向，还需切实认识到位，政策措施得当。前不久，在“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5届年会暨经济新常态：特征与趋势理论研讨会”上，本刊记者有幸听取了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李济广教授题为《经济新常态与生态文明的维护与建设》的发言。他的发言论述了经济新常态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本刊将他的发言以访谈形式刊发，以飨读者。
记者：正确把控经济新常态，必须科学理解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正确认识新常态经济的主要特征，合理构建新常态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这一切，离不开对新常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把握。李教授，请您先谈谈当下经济增长速度受到哪些约束。
李济广：对于当下经济增长速度所受到的约束，学者们列举了很多，诸如资源消耗已达极限，环境污染不堪重负，土地、资金等要素价格上涨，劳动力总量已开始减少，三大需求拉动作用下降，部分行业或地区产能过剩，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矛盾突出；日趋加重的杠杆化导致财政货币政策运作空间减小，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投资产出效率下降，技术引进效应下降；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向下调整，人口抚养比升高，劳动力、资本成本上升和环境压力使得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增长的动力从外循环转向内循环，世界经济中低速增长使得全球化红利减弱等等。
其实，制约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就是两方面：一是市场约束，一是生态约束。
就市场约束来说，只要具备市场需求，其他制约因素如要素价格、劳动力数量、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效率、投资产出效率、技术引进效应、财政货币政策运作空间、储蓄率和投资率等等都不是问题，而产能、出口拉动空间、三大需求的拉动作用、低全球化红利等，本身就是市场问题。
但是，具有足够的市场，经济也不一定能够快速增长，因为当今世界资源环境也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制约因素。多年来，高消耗、高污染换来的高增长透支了自然资源，损伤了生态福利，没有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面对城市缺水、河流干涸、石油高度对外依存、许多土壤板结、大量水质不达标、雾霾挥之不走，如果还是延续过去的增长方式，不仅资源系统面临崩溃，环境污染也将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在既定的时期，经济增速与生态状况成反向变动关系。2014年APEC会议期间，北京市城六区11月3日PM2.5浓度接近一级优水平，11月1日至12日空气质量均为优良，形成所谓的“APEC蓝”。其代价是全市所有工地停工，机动车限行，70%公车停驶，职工调休放假，大气污染企业69家停产、72家限产；周边8个以上城市汽车限行，公车70%封存，天津部分地区停止供暖，河北省2000多家企业停产，1900多家企业限产，1700多处工地停工，山西、内蒙、山东省污染行业也停产限产。瑞士信贷估计，这种措施可能使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9月份的8%降至7%～7.4%左右。这清楚地说明，在今天，为了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必得让经济以较低的速度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谈到，7%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以此推断，5%～6%的速度似乎也不算慢。或者说，如果有一天中国增速下降为世界平均增速新常态即2%～3%，那是不是不可容忍的？2%～3%的速度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也会努力摆脱，但如果市场需求在一定时期造成这一速度，生态规律在一定时期要求这一速度，我们应不应当不顾一切盲目投资强拉速度？肯定是不应当的。即使失业增加也完全可以通过限制极其严重的加班加点来增加劳动力需求，通过一部分人回家做家务来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没有理由断定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是7%左右。
市场约束是硬约束，市场没有了，企业自然难以扩大生产。相对而言，生态约束是软约束，生态好坏具有很大的弹性，即使生态状况已经十分严重了，生产仍然可以继续扩张。因此，突破生态防线，是新常态经济最可能遭到的破坏。坚守生态红线，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不能突破这条红线。
在今天，在既定的时期，要增长还是要生态？要更多物质财富还是要更多的生态财富？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必须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记者：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九个方面概括了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这九个方面包括：消费需求、投资机会、出口和国际投资、产能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环境约束、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在这九个趋势中，前七个都是经济本身自然而然形成的新特征，第九条主要是根据经济变化制定主观调控政策，而第八条“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则是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约束及其对策。其他几条与经济增速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联度，比第八条小得多。通过绿色低碳循环等发展新方式，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应是新常态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李教授，请您谈谈这个主要特征的内涵和通过哪些努力才能形成这样的特征。
李济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表现为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其中，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增量扩能为主的增长、传统增长点的增长乃至高速增长都是破坏生态平衡、损伤生态文明的增长，是受增长主义影响的增长；而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增长和新增长点的增长则是有利于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的增长，或者说，只有维护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才能实现经济新常态转向。
走向生态平衡这一新常态经济的重要特征必须通过巨大主观努力才能形成。 首先，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使经济增长速度自觉接受生态环境的约束。一是要对生态违规行为零容忍。一个地区出现环保“越雷池”事件，要追查环保部门是否失职、地方主要官员是否包庇。二是制定各项经济政策都要把资源环境状态作为约束条件。现实的世界，一旦一国经济面临下行倾向，就会推动大批项目上马，就会鼓励大面积大力兴办企业，就会要求银行增加融资，要求央行放水，就会寄希望于拉动房地产，但新上的项目不一定有市场，增加的融资不一定有效益，央行放的水不一定会流入经营性企业，新办的企业不一定能成功，新建的房产不一定有人住，而这些措施一定会消耗资源和环境，增加过剩的产能和建筑，新办的企业还会把别的企业挤垮。有许许多多的论文、财经评论和论坛发言讨论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调控措施，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大多数都没有把生态损伤和生态维护作为经济增长及其刺激措施的影响因素，因而充满极大的误区。几百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历史表明，金融危机的爆发总是与经济过热有关，总是与过度融资有关，总是与资产泡沫有联系，总是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相联系，现代危机往往与房地产过热有联系；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往往是经济金融的崩溃，即使危机不爆发也会有大浪费。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一种观点认为，出现经济下滑、疲软的时候，就是用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缓周期措施的时候。而另一些人质疑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超前和过度。不管孰是孰非，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冗余性、重复性和过度超前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今天，“新常态”已经成为国家执政理念，研究经济增长必须不忘生态条件，制定经济政策必须自觉接受生态制约，控制经济刺激措施的强度，在防止增速过快下跌导致经济混乱的前提下，不设定脱离市场和生态的增长速度目标。否则，经济发展也不可能真正进入新常态。三是要有效遏制地方政府的增长冲动。为此，除加强对地方领导干部的生态考核、保证经济后进地区基本财政开支需要外，更要推进经济发展和建设项目的科学决策、集体决策和民主决策，尤其是要搞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制约通过上项目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
其次，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大力创造生态产品。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包括生活的自然环境，也包括提供生产要素的自然环境，如森林、草原、土壤、水流等。我们不仅要保护这些自然环境以维护生态平衡，还要改善自然环境以恢复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就是创造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一方面是人类的生活环境，这些生态产品就像大米、手机这些物质产品一样，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必要条件，而且这些生态产品量应与物质产品量保持平衡。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力的自然环境，是制造物质产品的生产力条件，只有大力生产这些生态产品才能保证经济顺利增长。
再次，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都证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利润追求，是近代社会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既然如此，直接的结论就是，人类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最终依赖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成，依靠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性发展。当代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缺陷是容易造成生态失衡。但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私有制市场经济才是生态失衡的根源。对此有人不解，认为社会主义中国也在破坏生态平衡。理解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一是中国的私有企业占多数，二是讲究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对价值增值追逐的经营行为与私营企业十分相似，此外，国家机关长期存在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经济决策缺乏公有制应有的民主机制。因此，要想大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能发挥公有制经济作用的就不要利用私有制经济的作用，能国有独资经营的就不要搞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外，公有制经济要以促进全社会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全面满足的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不能把盈利放在经营目标的首位，国有经济要通过按劳分配提供动力，而不是强调自负盈亏。
记者：李教授，请您谈谈为什么说提升生态效率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动力。
李济广：由于“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要想在环境不会更加恶化、资源不会更加接近崩溃边缘的前提下继续推进经济增长，或者需要开发新的生态产品填充资源改善环境，或者需要利用同样多的资源环境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即提高生态效率。由于新增资源环境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差甚远，提高生态效率就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新常态“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核心就是提高生态效率。质量型经济增长指形成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增长过程中注重人的发展、社会和谐及对生态环境的包容性。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意味同样的资源可以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而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则意味着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率。“绿色”指通过节约并高效利用能源资源以减少人类对环境造成的威胁，以清洁能源和减少污染、降低消耗的技术创造新的增长动力。“低碳”指扩大、普及清洁能源的使用，以绿色技术、增加碳吸收等方式将温室气体排放降到合理标准以下。而普及清洁能源的关键是使太阳能、生物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从而得以取代化石燃料。“循环发展”当然是减少总投入的高效率。
记者：请您谈谈提升生态效率的根本途径。
李济广：提高生态效率，除了加强宏微观管理及其创新以实现对资源环境的合理使用和节约外，最根本的途径就是科技创新。只有实现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才能大幅提高要素生产率，以既有的资源环境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福利，并创造新生态。这也是新常态经济要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模式转向创新驱动模式的根本原因。要根本改变几十年一直没有改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切实扭转创新驱动机制，包括人才培养机制、经费投入机制、科技评价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内含的科技激励机制。
首先，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对中小学素质教育最能起到引领作用的，是高考试题要考出素质、考出创新精神。政府教研部门和督学要着力评价学校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情况。对大学人才培养，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改变对大学的评价方式。为推动大学以求实的精神提高教育质量、克服形式主义，要根本扭转组织部门、主管部门和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标准，应取消对学校科研经费量、师资外在标识、图书量、房舍设备量、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论文被美国检索的数量等等方面的比较，主要以一定的随机统考和学生素质考核、毕业生就业后的创新成果和受欢迎程度以及教师科研成果的质量及其对中国的实际贡献——不是对世界大学排名和论文引用检索排名的贡献——来评价大学。同时要正视学生大面积学习不刻苦的现状，推行大比例的不毕业率和留级率制度。 其次，创新经费投入机制。以项目为中心的投入推动的粗放科技发展方式必须转向成果导向的质量效率型科技发展方式。多年来，巨量科研项目经费无法正常使用和正常报销，而许多科技创新努力却得不到资助的超额劳动报酬。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创新兴趣并非十分浓厚，创新本身动力不足，而国家几乎没有对优秀创新成果的物质激励。对此，要形成以经费投入和科研成果奖励并重的科研投入方式。要实事求是地大幅削减对科研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基地等等的科研经费拨款，本着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的精神，国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在扩大资助面的同时，要把二分之一经费用于优秀成果大面积个人奖励和成果的补偿性资助。项目经费也要允许用于额外劳动补贴和成果奖励。国家技术开发补贴和税收科技补贴应以国家创投入股和中期贷款的形式予以资助，以防止没有高水平创新能力或并不亟需资金的低效企业拉关系挤占科技经费，并使国家科技经费越滚越多，要保证国有资本对科技工作的控制力。
再次，创新科技评价机制。经费只是创新的一般条件，高水平赶超的创新依赖于聚精会神、公正激励和资源配置合理，而这一切，离不开科学公正的科技工作评价机制。从企业到学校和科研单位，从科研立项、技术开发资助、成果评价到优秀人才认定和职称评定，都必须实行不限额自由申报、申请人与评委双向匿名终审、非本单位非本系统的社会化评审和异地评审，从而使创新资源、创新荣誉、创新激励更有效地配置到更有能力、更有时间、更有毅力从事创新的人手中，杜绝大量的贿赂与变相贿赂、人情、关系、打招呼、请托、权力谋私、官员优先、行政化管理等现象严重侵蚀创新的动力和效率。在企业和科研单位内部，要形成专职科研人员科技决策的机制。
最后，创新科技激励机制。要在全社会坚决遏制靠拉关系、靠低要素成本获利的状况，形成靠创新获利的机制与氛围。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如果不能实现高水平一流的创新，我们就不得不一再求助于投资扩张去驱动不计生态后果的经济增长。
记者：正确把控经济新常态，离不开对新常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把握。您的谈话使我们加深了对新常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认识，使我们认识到维护生态文明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约束之一，走向生态平衡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提升生态效率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动力之一。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使经济增长速度自觉接受生态环境的约束，大力创造生态产品，让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要改变几十年一直没有改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切实扭转创新驱动机制，包括改革人才培养机制、把以项目为中心的投入推动的粗放科技发展方式转为成果导向的质量效率型科技发展方式、建立科学公正的科技工作评价机制以及相应的科技激励机制。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参考文献：
[l] 薄伟康.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潜能分析[J].东南学术，2014（6）
[2] 刘冰.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增长的新变化[J].宏观经济研究，2015（1）
[3] 郭旭红.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GDP中高速增长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5（2）
[4] 丁蕊，林毅夫.应该用基础设施投资应对经济缓周期[EB/OL].新浪财经finance.sina.com.cn/ch...，2015-03-28
[5] 新华社海口电.习近平：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EB/OL].http：//www.hqinhuanet.com，2013-04-11
[6] 王薇，任保平.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比较及转型路径[J].人文杂志，2014（4）
[7] 郑彤彤译，魏丽娇校.韩国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2013年修订）[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责编：郑钊）
记者：正确把控经济新常态，必须科学理解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正确认识新常态经济的主要特征，合理构建新常态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这一切，离不开对新常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把握。李教授，请您先谈谈当下经济增长速度受到哪些约束。
李济广：对于当下经济增长速度所受到的约束，学者们列举了很多，诸如资源消耗已达极限，环境污染不堪重负，土地、资金等要素价格上涨，劳动力总量已开始减少，三大需求拉动作用下降，部分行业或地区产能过剩，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矛盾突出；日趋加重的杠杆化导致财政货币政策运作空间减小，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投资产出效率下降，技术引进效应下降；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向下调整，人口抚养比升高，劳动力、资本成本上升和环境压力使得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增长的动力从外循环转向内循环，世界经济中低速增长使得全球化红利减弱等等。
其实，制约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就是两方面：一是市场约束，一是生态约束。
就市场约束来说，只要具备市场需求，其他制约因素如要素价格、劳动力数量、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效率、投资产出效率、技术引进效应、财政货币政策运作空间、储蓄率和投资率等等都不是问题，而产能、出口拉动空间、三大需求的拉动作用、低全球化红利等，本身就是市场问题。
但是，具有足够的市场，经济也不一定能够快速增长，因为当今世界资源环境也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制约因素。多年来，高消耗、高污染换来的高增长透支了自然资源，损伤了生态福利，没有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面对城市缺水、河流干涸、石油高度对外依存、许多土壤板结、大量水质不达标、雾霾挥之不走，如果还是延续过去的增长方式，不仅资源系统面临崩溃，环境污染也将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在既定的时期，经济增速与生态状况成反向变动关系。2014年APEC会议期间，北京市城六区11月3日PM2.5浓度接近一级优水平，11月1日至12日空气质量均为优良，形成所谓的“APEC蓝”。其代价是全市所有工地停工，机动车限行，70%公车停驶，职工调休放假，大气污染企业69家停产、72家限产；周边8个以上城市汽车限行，公车70%封存，天津部分地区停止供暖，河北省2000多家企业停产，1900多家企业限产，1700多处工地停工，山西、内蒙、山东省污染行业也停产限产。瑞士信贷估计，这种措施可能使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9月份的8%降至7%～7.4%左右。这清楚地说明，在今天，为了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必得让经济以较低的速度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谈到，7%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以此推断，5%～6%的速度似乎也不算慢。或者说，如果有一天中国增速下降为世界平均增速新常态即2%～3%，那是不是不可容忍的？2%～3%的速度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也会努力摆脱，但如果市场需求在一定时期造成这一速度，生态规律在一定时期要求这一速度，我们应不应当不顾一切盲目投资强拉速度？肯定是不应当的。即使失业增加也完全可以通过限制极其严重的加班加点来增加劳动力需求，通过一部分人回家做家务来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没有理由断定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是7%左右。
市场约束是硬约束，市场没有了，企业自然难以扩大生产。相对而言，生态约束是软约束，生态好坏具有很大的弹性，即使生态状况已经十分严重了，生产仍然可以继续扩张。因此，突破生态防线，是新常态经济最可能遭到的破坏。坚守生态红线，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不能突破这条红线。
在今天，在既定的时期，要增长还是要生态？要更多物质财富还是要更多的生态财富？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必须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记者：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九个方面概括了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这九个方面包括：消费需求、投资机会、出口和国际投资、产能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环境约束、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在这九个趋势中，前七个都是经济本身自然而然形成的新特征，第九条主要是根据经济变化制定主观调控政策，而第八条“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则是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约束及其对策。其他几条与经济增速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联度，比第八条小得多。通过绿色低碳循环等发展新方式，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应是新常态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李教授，请您谈谈这个主要特征的内涵和通过哪些努力才能形成这样的特征。
李济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表现为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其中，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增量扩能为主的增长、传统增长点的增长乃至高速增长都是破坏生态平衡、损伤生态文明的增长，是受增长主义影响的增长；而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增长和新增长点的增长则是有利于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的增长，或者说，只有维护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才能实现经济新常态转向。
走向生态平衡这一新常态经济的重要特征必须通过巨大主观努力才能形成。 首先，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使经济增长速度自觉接受生态环境的约束。一是要对生态违规行为零容忍。一个地区出现环保“越雷池”事件，要追查环保部门是否失职、地方主要官员是否包庇。二是制定各项经济政策都要把资源环境状态作为约束条件。现实的世界，一旦一国经济面临下行倾向，就会推动大批项目上马，就会鼓励大面积大力兴办企业，就会要求银行增加融资，要求央行放水，就会寄希望于拉动房地产，但新上的项目不一定有市场，增加的融资不一定有效益，央行放的水不一定会流入经营性企业，新办的企业不一定能成功，新建的房产不一定有人住，而这些措施一定会消耗资源和环境，增加过剩的产能和建筑，新办的企业还会把别的企业挤垮。有许许多多的论文、财经评论和论坛发言讨论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调控措施，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大多数都没有把生态损伤和生态维护作为经济增长及其刺激措施的影响因素，因而充满极大的误区。几百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历史表明，金融危机的爆发总是与经济过热有关，总是与过度融资有关，总是与资产泡沫有联系，总是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相联系，现代危机往往与房地产过热有联系；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往往是经济金融的崩溃，即使危机不爆发也会有大浪费。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一种观点认为，出现经济下滑、疲软的时候，就是用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缓周期措施的时候。而另一些人质疑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超前和过度。不管孰是孰非，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冗余性、重复性和过度超前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今天，“新常态”已经成为国家执政理念，研究经济增长必须不忘生态条件，制定经济政策必须自觉接受生态制约，控制经济刺激措施的强度，在防止增速过快下跌导致经济混乱的前提下，不设定脱离市场和生态的增长速度目标。否则，经济发展也不可能真正进入新常态。三是要有效遏制地方政府的增长冲动。为此，除加强对地方领导干部的生态考核、保证经济后进地区基本财政开支需要外，更要推进经济发展和建设项目的科学决策、集体决策和民主决策，尤其是要搞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制约通过上项目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
其次，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大力创造生态产品。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包括生活的自然环境，也包括提供生产要素的自然环境，如森林、草原、土壤、水流等。我们不仅要保护这些自然环境以维护生态平衡，还要改善自然环境以恢复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就是创造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一方面是人类的生活环境，这些生态产品就像大米、手机这些物质产品一样，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必要条件，而且这些生态产品量应与物质产品量保持平衡。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力的自然环境，是制造物质产品的生产力条件，只有大力生产这些生态产品才能保证经济顺利增长。
再次，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都证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利润追求，是近代社会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既然如此，直接的结论就是，人类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最终依赖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成，依靠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性发展。当代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缺陷是容易造成生态失衡。但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私有制市场经济才是生态失衡的根源。对此有人不解，认为社会主义中国也在破坏生态平衡。理解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一是中国的私有企业占多数，二是讲究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对价值增值追逐的经营行为与私营企业十分相似，此外，国家机关长期存在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经济决策缺乏公有制应有的民主机制。因此，要想大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能发挥公有制经济作用的就不要利用私有制经济的作用，能国有独资经营的就不要搞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外，公有制经济要以促进全社会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全面满足的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不能把盈利放在经营目标的首位，国有经济要通过按劳分配提供动力，而不是强调自负盈亏。
记者：李教授，请您谈谈为什么说提升生态效率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动力。
李济广：由于“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要想在环境不会更加恶化、资源不会更加接近崩溃边缘的前提下继续推进经济增长，或者需要开发新的生态产品填充资源改善环境，或者需要利用同样多的资源环境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即提高生态效率。由于新增资源环境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差甚远，提高生态效率就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新常态“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核心就是提高生态效率。质量型经济增长指形成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增长过程中注重人的发展、社会和谐及对生态环境的包容性。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意味同样的资源可以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而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则意味着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率。“绿色”指通过节约并高效利用能源资源以减少人类对环境造成的威胁，以清洁能源和减少污染、降低消耗的技术创造新的增长动力。“低碳”指扩大、普及清洁能源的使用，以绿色技术、增加碳吸收等方式将温室气体排放降到合理标准以下。而普及清洁能源的关键是使太阳能、生物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从而得以取代化石燃料。“循环发展”当然是减少总投入的高效率。
记者：请您谈谈提升生态效率的根本途径。
李济广：提高生态效率，除了加强宏微观管理及其创新以实现对资源环境的合理使用和节约外，最根本的途径就是科技创新。只有实现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才能大幅提高要素生产率，以既有的资源环境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福利，并创造新生态。这也是新常态经济要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模式转向创新驱动模式的根本原因。要根本改变几十年一直没有改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切实扭转创新驱动机制，包括人才培养机制、经费投入机制、科技评价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内含的科技激励机制。
首先，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对中小学素质教育最能起到引领作用的，是高考试题要考出素质、考出创新精神。政府教研部门和督学要着力评价学校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情况。对大学人才培养，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改变对大学的评价方式。为推动大学以求实的精神提高教育质量、克服形式主义，要根本扭转组织部门、主管部门和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标准，应取消对学校科研经费量、师资外在标识、图书量、房舍设备量、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论文被美国检索的数量等等方面的比较，主要以一定的随机统考和学生素质考核、毕业生就业后的创新成果和受欢迎程度以及教师科研成果的质量及其对中国的实际贡献——不是对世界大学排名和论文引用检索排名的贡献——来评价大学。同时要正视学生大面积学习不刻苦的现状，推行大比例的不毕业率和留级率制度。 其次，创新经费投入机制。以项目为中心的投入推动的粗放科技发展方式必须转向成果导向的质量效率型科技发展方式。多年来，巨量科研项目经费无法正常使用和正常报销，而许多科技创新努力却得不到资助的超额劳动报酬。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创新兴趣并非十分浓厚，创新本身动力不足，而国家几乎没有对优秀创新成果的物质激励。对此，要形成以经费投入和科研成果奖励并重的科研投入方式。要实事求是地大幅削减对科研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基地等等的科研经费拨款，本着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的精神，国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在扩大资助面的同时，要把二分之一经费用于优秀成果大面积个人奖励和成果的补偿性资助。项目经费也要允许用于额外劳动补贴和成果奖励。国家技术开发补贴和税收科技补贴应以国家创投入股和中期贷款的形式予以资助，以防止没有高水平创新能力或并不亟需资金的低效企业拉关系挤占科技经费，并使国家科技经费越滚越多，要保证国有资本对科技工作的控制力。
再次，创新科技评价机制。经费只是创新的一般条件，高水平赶超的创新依赖于聚精会神、公正激励和资源配置合理，而这一切，离不开科学公正的科技工作评价机制。从企业到学校和科研单位，从科研立项、技术开发资助、成果评价到优秀人才认定和职称评定，都必须实行不限额自由申报、申请人与评委双向匿名终审、非本单位非本系统的社会化评审和异地评审，从而使创新资源、创新荣誉、创新激励更有效地配置到更有能力、更有时间、更有毅力从事创新的人手中，杜绝大量的贿赂与变相贿赂、人情、关系、打招呼、请托、权力谋私、官员优先、行政化管理等现象严重侵蚀创新的动力和效率。在企业和科研单位内部，要形成专职科研人员科技决策的机制。
最后，创新科技激励机制。要在全社会坚决遏制靠拉关系、靠低要素成本获利的状况，形成靠创新获利的机制与氛围。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如果不能实现高水平一流的创新，我们就不得不一再求助于投资扩张去驱动不计生态后果的经济增长。
记者：正确把控经济新常态，离不开对新常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把握。您的谈话使我们加深了对新常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认识，使我们认识到维护生态文明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约束之一，走向生态平衡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提升生态效率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动力之一。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使经济增长速度自觉接受生态环境的约束，大力创造生态产品，让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要改变几十年一直没有改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切实扭转创新驱动机制，包括改革人才培养机制、把以项目为中心的投入推动的粗放科技发展方式转为成果导向的质量效率型科技发展方式、建立科学公正的科技工作评价机制以及相应的科技激励机制。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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