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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沙娜：生命不息，跋涉不止
也许只有历尽千帆之后，看待生命才会如此祥和、通透。
一个半小时的讲述，短暂而又漫长。苦乐荣辱、悲欢离合、喜忧得失，八十余载跌宕起伏、丰富多彩的人生岁月，在她的口中娓娓道来。
常沙娜先生传奇的艺术人生，让我相信，一个人所走的路，有时会因某些特质所决定，仿佛与生俱来。就像先生经常说，每当她想起前前后后那些用言语难以讲清的故事，脑子里就会闪出一句过去长辈常挂在嘴边的法语谚语：“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缘起：冥冥之中，走向敦煌
“尽管我十分清楚自己名字的来历，竟然也时常感觉‘沙娜’二字隐喻着某种缘分。正是这缘分，促使我跟爸爸走进了茫茫沙漠，走进了神奇的敦煌石窟。”
——常沙娜
Au clair de la lune，
Mon ami Pierrot，
Prete-moi ta plume
Pour e crire un mot.
Ma chandelle est morte，
Je n’ai plus defeu，
Ouvre-moi ta porte，
Pour I’amour de Dieu.
（在明亮的月光下，我的朋友保罗啊，请你把笔借给我，让我写下一句话。我的蜡烛熄灭了，没火再点燃，为了上帝的爱，请把你的门打开。）
这首含情脉脉的法国儿歌《在月光下》，至今还深深地印在常沙娜的记忆中。尽管一晃80多年过去了，每当唱起这首儿歌时，已到耄耋之年的她还是快乐得像个孩子，仿佛一下回到了童年……
1931年3月26日，對身处异国的常书鸿一家人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们的女儿——常沙娜在法国里昂出生了。
“沙娜”这个名字是常书鸿给予女儿的第一份礼物。据说，这是常书鸿依挚友吕斯百的建议而定，来自里昂当地一条河流“Le Saone”，“沙娜”是“Saone”的中文译音。这原本是为纪念常沙娜的出生地、纪念父母的一段经历而取的名字，却在冥冥之中，隐喻和暗示着父女二人的命运与中国西北大漠深处的敦煌难解难分，甚至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常沙娜的一生。
命运有时真的很玄妙。谁又能预料，原本在法国过着安定生活的一家人，会因为一段偶然的经历，被彻底改变命运。
那是1935年秋的一天，常书鸿像往常一样，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浏览，无意间发现了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石窟图录》，里面汇编了法国人伯希和1907年在中国甘肃省敦煌石窟拍摄的壁画、塑像图片300余幅。这些从4世纪到14世纪，前后历时1000多年的作品，令常书鸿十分震惊。接着在巴黎吉美博物馆，常书鸿又看到了伯希和从敦煌带至法国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他的内心被敦煌石窟艺术深深地震撼了：相比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敦煌艺术的时代更早，技术水平也更为先进。这对当时倾倒在西洋文化中的常书鸿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作为中国人，他因数典忘祖而自责，惭愧至极。深思之后，常书鸿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巴黎，回到祖国，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秋，爱国心切的常书鸿在和妻女告别后，只身搭上了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回国后，任教于国立北平艺专。此时的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与幼年所熟悉的欢快的法国儿歌不同，初次听到这首悲凉、愤懑的中文歌时，常沙娜正在回国的船上。1937年夏，常沙娜跟着妈妈踏上了回国的航船。正是他们在海上航行的这段时间，日本在中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年幼的常沙娜，刚刚回到祖国，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就被卷入了逃难的洪流。
1939年2月4日，这一天，常沙娜永远不会忘记：“突然，外面响起了空袭警报……炸弹、燃烧弹呼啸着落到我们头顶上空。只听轰隆隆一阵巨响，天一下子就黑了……妈妈喘着气叫我：‘沙娜！沙娜！’我也哭叫着：‘妈妈！妈妈’。……”这段动荡不安的逃难生活，常沙娜至今历历在目。随着战事步步深入，国立北平艺专几度迁址，常沙娜一家在南方各省不断奔波辗转，最终在重庆凤凰山暂时安顿下来。但是，常书鸿始终有一个心愿：到敦煌去。
自从当年在塞纳河畔初识这片蕴藏着中华民族艺术瑰宝的神赐之地后，敦煌就已成为常书鸿心中的圣殿，令他念念不忘。1942年，在于右任、梁思成、张大干、徐悲鸿、常书鸿等人的呼吁下，国民政府终于同意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被任命为研究所所长。
召唤：黄沙蓝天，此心安处
“50年对敦煌的历史来说是短暂的，而对父亲常书鸿在敦煌的人生来说，是凝重而珍贵的。作为常书鸿的女儿，我早期也曾随父亲在敦煌经历了难忘的少年时代，与敦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是敦煌的风土培育了我做人应有的淳厚，是敦煌的艺术给予我学习传统艺术的功底。”
——常沙娜
“随风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爸爸说那是九层楼的风铃……”这是常沙娜第一次聆听敦煌的声音，那一年，她12岁。
在常沙娜的记忆中，这一年的初冬格外寒冷。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她和家人终于到达了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
一碗盐、一碗醋、一碗面，这是常沙娜到达莫高窟后吃的第一顿饭。和这顿饭一同永远刻在常沙娜记忆中的，还有父亲那无奈的神情。年幼懂事的她，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的担子实在太重太重了”。
第二天，在浩瀚无边的黄沙里，在明澈无比的蓝天之下，常沙娜的心情豁然开朗。跟随父亲，常沙娜第一次走进了这座艺术的圣殿。在洞口射进的阳光照耀下，那么多她从未见过的壁画、彩塑，色彩绚丽，铺天盖地。虽然不懂这些是什么，但是新鲜感和心中的惊奇，让常沙娜感觉自己就像游走在变幻莫测的梦境里。喜欢画画的她，被这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
在敦煌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平时常沙娜在酒泉的河西中学读初中，一放假就回到莫高窟临摹。清晨，她兴致勃勃地登上蜈蚣梯，跟着大人们爬进蜂房般的洞窟临摹壁画。夜晚，她和大家围坐在一起画速写、磨颜料。艱苦的岁月里，敦煌带给常沙娜的不只是艺术，还有坚韧与乐观的精神。父亲常书鸿带领大家一边战风沙、筑围墙、种树种菜，改善生活环境，一边清除窟前流沙、查看洞窟内容、组织壁画临摹……他潜心研究并保护敦煌艺术的决心，时时刻刻感染着常沙娜。
为了保护壁画，常书鸿规定，研究所临摹一律采用对临的方法，不能上墙拓稿。因此，常沙娜都是用打格对临的办法来学习，用中心线找准构图关系、人物比例，抓住人物特征……这样的临摹经历，将常沙娜对敦煌艺术的敬畏，深植在少年时代的生命中，注定会有繁花盛开、硕果累累之时。
然而命运无常，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打破了生活的平静。1945年4月的一天，常沙娜的母亲陈秀芝以去兰州的医院看病为由，离开了敦煌。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几天后，悲恸欲绝的常书鸿得知陈秀芝已到兰州，并登报宣布离婚……
母亲就这样走了。万般无奈之下，14岁的常沙娜只好提前退学，扛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学织毛衣、学做衣服、照顾弟弟、操持家务……常沙娜说自己很像爸爸：“不论遇到何种困难，只要是父亲认定的事，他总是带着自信和不屈服于命运的犟劲，坚持着他对信仰的执着追求，这种精神也锤炼着我、教育着我。”
在和父亲相依为命的艰辛日子里，对敦煌艺术的孜孜追求，成为常沙娜强大的精神支撑。正是在这段时间，她开始系统地了解历代壁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风格，并对装饰图案，如藻井、佛光、边饰等进行了专题临摹。置身这座艺术圣殿中，眼前是彩色的佛陀、慈祥的菩萨，举头是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身边是神奇的佛传本生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这一切仿佛将常沙娜带入一个恍若隔世的圣洁之地。她如痴如醉地沉浸其中，不知疲倦地汲取着中国数千年佛教艺术的精华，常常意犹未尽，难以停笔……
在人迹罕至的大漠中，年少的常沙娜努力研习着自己的艺术生涯中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于她而言，敦煌——这片厚重、博大的土地，早已在生命中刻下永久的烙印，成为她艺术事业的摇篮和亲切美好的第二故乡。
回归：一次机缘，改变一生
“我在什么学历都没有的情况下，忽然得到清华大学这样一所中国最知名大学的聘任，感到非常意外，受宠若惊。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如果不是在那个百废待兴的特定年代，不是因为德高望重的梁、林（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不拘一格的推荐，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个意外的机缘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我转向工艺美术，转向艺术设计，并从事了一辈子艺术设计教育工作。”
——常沙娜
“音乐——感受——画画，画什么呀？怎么画呀？老师说：“抓住自己的灵感，随意画。”可是我脑子里只有敦煌，一动笔就是敦煌。不是随便画吗？那就画敦煌吧，敦煌的菩萨、飞天、莲花、祥云……一画起这些，我笔下的线条就活了，画面就活了，心情特别舒畅……”这是常沙娜留学美国时上设计课的场景。尽管当时的她身处异国，距离敦煌万里之遥，但是她并没有忘记敦煌艺术，也从未远离中国传统文化。 时间退回1945年冬天，常沙娜跟随父亲去重庆，途经兰州时，常书鸿将他和女儿的部分作品拿出来，在兰州双城门举办了一次“常书鸿父女画展”，画展广受好评。期间，一位加拿大籍的犹太人叶丽华对常沙娜的才华大加赞赏，她告诉常书鸿，自己是山丹培黎学校的印染老师，希望能带常沙娜去美国学习，并当即约定3年后再来找他。1948年，叶丽华如约来到敦煌。在经过一番考虑并与远在南京的吕斯百商议后，最终，常书鸿答应了女儿留学的事情。
在美国波士顿留学期间，常沙娜学习了素描、色彩、设计、人体解剖、美术史等基础课程，同时还自学了英语。她暑假到夏令营打工期间，认识了不少进步留学生。这些经历开阔了她的视野，也让她逐渐具有了进步思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量留美学生回国，“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成为当时萦绕在学子们心头的共同向往。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异常紧张。在这样一种背景和氛围下，常沙娜考虑再三，决定放弃在美国尚未完成的学业，用打工挣的300多美金，给自己买了回国的船票。1950年12月，常沙娜踏上回国之路。
此时的常书鸿，正在故宫博物院筹办“敦煌文物展览”。在故宫午门城楼上，常沙娜初次见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并陪同两位先生观看了他们向往多年的敦煌壁画艺术。虽然只是观看摹本，但两位先生对敦煌艺术发自内心的痴迷着实令常沙娜感动。当时，林徽因正着手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一个研究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小组，希望为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工艺注入新的活力。在见到常沙娜后，两位先生很快做出决定，破格推荐她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做助教，协助林徽因先生从事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的抢救、研究和复兴工作。正是这一机遇，为常沙娜打开了艺术生命中另一扇宽阔的大门，使她从此走上了工艺美术研究和艺术设计的道路。
在林徽因身边学习的两年时光，让常沙娜进一步加深了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想法。她逐渐意识到，除了敦煌艺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也是异彩纷呈。其材料、技艺、图案纹样、文化内涵，都值得好好研究。更重要的是，林先生还提出一个观点：学习传统不仅仅是继承，还要发展出新时代的民族工艺。新时代的设计必须是民族的，也必须是今天的。这一切，都成为常沙娜后来人生中一直坚持的重要信条和原则。
凝萃：继承传统，尊重自然
“我尤其深刻地理解了20世纪50年代周总理提出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等老先生奉为宗旨、不停阐述的艺术创作原则——‘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指的就是文脉，一种民族的、血液里的东西。”
——常沙娜
“我们拥有如此悠久和丰富的5000年历史，自然应该由我们自己整理出版一部中国的历代图案集。”这是林徽因在多年以前上课时的一番感慨之言。时至今日，当时的情景依然深深地印刻在常沙娜的脑海中。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百业凋零，百废待兴。1952年，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师生们为即将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国礼。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我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常沙娜将自己熟悉的敦煌元素运用其中，设计了以敦煌隋代藻井图案及和平鸽图案为元素的头巾以及景泰蓝和平鸽装饰盘，并将其作为国礼赠送给各国代表，大受欢迎。这种新的主题与浓郁的中华民族艺术特色完美融合的设计，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新发展、新气象，也为民族传统装饰图案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常沙娜从事艺术设计的重要开端。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常沙娜被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成立。从此，这所中央级的工艺美术最高学府，就与常沙娜相互陪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日新月异，一座座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1958年，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首都北京开始兴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十大建筑”。作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中坚力量，27岁的常沙娜被分配在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组。
“要借鉴民族传统，要探索创新中国建筑艺术的新形式和新内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在设计人民大会堂期间周总理的指示，常沙娜至今记忆犹新。
在这样的设计宗旨下，受敦煌藻井圖案的启示，常沙娜在天项正中设计了一朵唐代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作为宴会厅天顶装饰的主图形，但起初并未考虑到实用功能。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张镈提醒她，要注意装饰性与实际功能的结合。受到张镈的指点，常沙娜几易其稿，最终在设计方案中把唐代的花饰图案与通风、照明的功能性需求以及材质统一起来，并将它们巧妙地安排在富丽堂皇的敦煌风格图案里，使天顶装饰兼具装饰美感和实用功能。
除了宴会厅的天顶之外，常沙娜还根据要求设计了人民大会堂外立面的琉璃瓦门楣图案和台阶上花岗岩浮雕的须弥座图案。这次设计经历让她真正体会到，艺术设计绝不是纸上谈兵，设计的形式是为主题服务的，必须将艺术形式同材料、工艺、功能相结合，发挥集体团结合作的精神，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在那个为振兴中华奉献自我、艰苦奋斗的年代，常沙娜运用自己专业的艺术能力，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1983年，常沙娜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在图案教学中，她始终把握两个方面——民族的传统和生活的自然。她常常教导学生“学艺术，要学传统，学大自然。大自然本身的色彩是协调的，如漂亮的花卉、蝴蝶、鸳鸯。它们的色彩是大自然造化而成的，有的是出于自保的需要，有的是出于繁衍的需要，它们一同构成了绚丽多彩又和谐的大自然。”正是在百花齐放的大自然中，常沙娜真切地体察到大自然赋予生命的神韵和意趣，而这些作为图案造型及色彩的补充，为她提供了美的灵感和素材。
在从事教学工作期间，常沙娜始终都没有忘记恩师林徽因的遗愿，持续收集整理敦煌艺术图案。2003年，常沙娜带着5位研究生成立了课题研究小组，先后两次专程前往敦煌，编绘出版了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以此表达对林先生的深切怀念。
无量：守护文脉，代代相传
“应该说，我确实是幸运的。我有一个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父亲又把我带到了佛教艺术的圣地——敦煌。我得天独厚地在千年石窟艺术的哺育下长大，又得以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校园内，与数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共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历练、驰骋。在我80年的生活中，有苦有乐，有荣有辱，有与亲人的悲欢离合，也有为理想奋斗献身的坚持。”
——常沙娜
“民族的传统文脉是现代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当今的世界已经开始意识到，文化艺术‘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中国人的艺术就要有自己的图案、颜色和审美。我们有自己的传统——5000年的传统，历史在发展，在承前启后。无论如何，都不要忘了延续我们的根、我们的文脉。”几乎在每次的讲座当中，常沙娜都会谈到这个话题。
回顾常沙娜曲折丰富的艺术生涯，敦煌艺术的影响几乎贯穿了她每一个时期的设计。“敦煌艺术的本质精神是真善美，其中‘善’的内涵思想，‘美’的艺术形式，体现出的民族风格和气派，包含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情感，都是值得在当代设计中不断继承和发扬的。”诚如常沙娜所说，穿梭于历史的血脉中，她对古老敦煌图案的应用，中正大雅，融会贯通。透过这些设计，当我们再次回望敦煌，看到这座人类文明的艺术殿堂曾在肆虐的黄沙中屹立，在历史的狂风中独舞，更在岁月的变迁中历久弥新。即便是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也依然散发着灿烂夺目的光芒……
今天，经过几代人的深入研究，敦煌各类装饰图案的元素和风格都能被运用于现代装饰设计中。但是，敦煌图案尤其是中国传统历代图案的研究和继承工作，只是刚刚开始。
“图案的主题、形式、构成、色彩以及传达出来的艺术审美格调和艺术文化内涵，是一件作品艺术水准的决定性因素。”在接受访谈时，常沙娜经常这样说：“中国当前的艺术设计就是要坚持反映真、善、美，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文化的传承并不遥远，让民族的美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承。”如今，她将同样的教诲和期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希望他们可以透过不同的工艺形式，结合敦煌设计元素，让传统艺术重获新生，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得以薪火相传。
在回忆录《黄沙与蓝天》中，常沙娜这样写道：“这就是人生。生和死也许只有一步之遥，勇敢地跨过去，说不定还会活得更精彩。我从这场病中看到了生命的坚韧，更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我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骥’了，必须更加珍惜宝贵的时间，努力奋蹄……然而在我快要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还有那么多该做的事、想畫的画在等着我。如果今天让我在吹熄蜡烛之前许一个愿，我的愿望就是：希望继续采到‘幸运草’，让我好好为祖国、为党做完自己应该做的事，没有遗憾地走完今生幸运的路。”
常沙娜用一生的心血，忠实地坚守并履行了她对父亲的承诺，在探索敦煌艺术应用的过程中，她也在传承并诠释着匠心精神，推广、保护敦煌的决心始终未曾改变。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89岁高龄的她仍然在为传承敦煌艺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不停奔走、不懈努力，笃定的信仰和精神令所有人赞叹！
正如常沙娜先生一直以来都在坚守的，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有一个“敦煌”。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应是一处精神的坐标、一座信仰的丰碑。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我们民族的文脉就会渗透进每一个华夏子孙的血液中，成为一代延续一代的责任和使命，指引着我们生命不息，跋涉不止……
留下永久的微笑——我的父亲常书鸿
1994年6月23日下午，我们全家守候在爸爸的病房，透过各种仪表，眼看着爸爸那已跳动了90年的心脏，在极度微弱中一分一秒地衰竭殆尽。3时40分，它终止了跳动。亲爱的爸爸就这样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人世，他带着对敦煌艺术事业无限的希望和未竟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走完了他充满拼搏的人生征途。爸爸在走向人生的尽头时，与病魔抗争了近3个月，但是他最后给我们留下的仍是那样慈祥、安宁的微笑，因为他无愧也无悔于这趟人生。 爸爸与我们永别了，这已成为事实。他的一生与我的成长、与我的一生所走的道路是如此紧密相连，他一生中的坎坷成败、悲欢离合，他那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和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无私献身精神，时时都在滋养着我的思想、我的心灵，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重温爸爸的《九十春秋》回忆录，回顾我的幼年、青少年时期直至现在，我都是跟随着他的足迹，按照他的塑造，一步步走过来的。他那特有的音容笑貌，关键时刻做出决断的神态，甚至一些微小的表情举止和话语，都重新浮现在眼前。
一
父亲经常说，自从他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书摊上见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使他后来的命运也包括我们全家的生活，都与敦煌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并结下了不解之缘。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全家虽然在敦煌经历了各种悲欢离合，但情和魂却永系敦煌！
父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不论遇到何种困难，只要是他认定的事，他总是带着自信和不屈服于命运的犟劲（他自称是“杭铁头”）坚持到底，并用这种精神锤炼着我、教育着我。我母亲离开后，为了敦煌的艺术事业，为了支撑这个家、照料年幼的弟弟，父亲在痛苦中毅然决定让我从酒泉的河西中学退学，一面承担家庭的生活重担，一面随他在千佛洞学习临摹壁画，并为我安排了周密的学习计划。他规定我每天必须早起，先练字（以唐人经书体为字帖），后学法语（朗读练习法语一个小时）。他请董希文先生为我辅导语文和西洋美术史，还请苏莹辉先生给我辅导中国美术史。此外，他要求我与大人们一样，每天去洞窟临摹壁画，并严格要求我从客观临摹着手（当时分为客观临摹、复原临摹、整理临摹），由表及里，顺着壁画原来的敷色层次来画，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等代表性洞窟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在临摹唐代壁画时，父亲先让我向邵芳老师学习工笔重彩人物画法，这样的临摹给我打下了造型基础。父亲在每个环节上都耐心地指点，一丝不苟，从来不因为我年纪尚小就可以比大人少画或随意些，相反，都以大人的标准来要求我。每天傍晚，他也让我加入到大人的行列，学着自制土黄、土红、锌白等颜料，还用矾纸、桐油纸来代替拷贝纸。这一切都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通过对壁画表面的客观临摹，父亲要求我逐渐把对壁画的时代风格、内容与形式、汉代传统与西域影响的特征等方面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通过他的指点和董希文、潘洁兹等老师的示范，我很快就掌握了不同时代的壁画风格。在临摹的后期，我对北魏、西魏、隋代的壁画产生了特殊的偏爱，很喜欢这个时期的伎乐人和力士。那些浑厚粗犷的笔触，加上“小字脸”的勾点，把人物的神态和表情表现得具有洒脱的情趣和装饰性。父亲曾向我分析说：“这与20世纪前期的法国画家鲁奥注重线条表现力的粗犷画风有相似之处。”他借此向我介绍了欧洲各类画派的形成和特色。
二
后来，我又在沈福文先生以及来自成都国立艺专的黄能馥、欧阳琳、薛德嘉等人的影响下，对敦煌的历代装饰图案，如藻井、佛光、边饰等，进行了专题临摹。父亲鼓励我多方面接触和体会，从而了解整体的时代风格，由此掌握绘画的技法。在他的亲自教导和其他老师的示范帮助下，我置身在敦煌这座艺术宫殿里，在浩瀚的艺术海洋中尽情地遨游。
敦煌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滴水成冰，洞窟内无法作画，父亲就利用这个临摹的淡季，组织大家在室内围着火炉画素描、速写，请来的模特儿都是当地憨厚纯朴的老乡。我也跟着大人一起学习画素描。他还利用冬季深入少数民族牧民生活区体验生活，住蒙古包、骑马、吃手抓羊肉、画生活速写，他也利用这种机会画了一批生动有意义的速写。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非常充实，令我受益匪浅，许许多多的事情至今难忘！
除了画画、学习以外，我还要照顧年幼的弟弟和父亲的生活，这也使我获得了较强的生活能力。父亲就是这样因势利导地教育和培养着我。凡是他要求我去做的，我都能主动愉快地完成，唯有早起练唐人经书体没有坚持，至今深感遗憾！
父亲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在敦煌的艺术生涯中突破一个又一个困难。他一方面承担着当时敦煌研究所的日常行政工作，为保护敦煌石窟，开展对敦煌艺术的临摹研究工作，还要培育未成年的子女。作为一名留学法国多年的画家、知识分子，在沙漠荒山中，父亲所面临的经济的困窘、自然环境的威胁等都是可以想象的。但是父亲凭借他坚韧不拔的毅力，迎着困难一关又一关地顶了过来。他恰似当地的红柳，把根扎得很深，透过层层的沙石，凭着那细密的叶子，吸吮着有限的水分，无论严寒酷暑，都能转危为安、巍然挺立。
三
父亲既善于克服困难，又非常热爱生活，总能在困顿中寻找到生活的乐趣。1946年夏，他从重庆招聘了一批艺专毕业的大学生，购置了图书、绘画器材及生活必需品，乘着新得到的美式十轮卡车，带着我和弟弟重返敦煌。我们由重庆出发，途经成都北上，经绵阳、剑阁、广元后进入甘肃的天水，直到兰州，历经一个多月的时间，行程1500多公里，长途跋涉异常艰难。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父亲居然从重庆带了一对活鸭和一对活鹅，装在竹筐内，固定在卡车的前面，由我负责沿途喂食。很多朋友和老乡看到带着鸭、鹅的卡车都很奇怪，父亲却风趣地说：“也让它们移居敦煌，让敦煌的老乡看看，除了鸡以外，还有鸭和鹅哩！”这一对鸭和一对鹅陪伴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干佛洞，并在此定居下来，来年春天即开始下蛋，繁衍生息。四月初八正值千佛洞浴佛节庙会，热闹非凡，当老乡看到已破壳而出的小鸭子，都稀奇地问道：“这小鸡子咋会长出扁扁嘴？”从此，千佛洞和敦煌就开始有了鸭群。父亲还从四川带回各种花籽儿播撒在千佛洞的生活区。开得最茂盛的要算波斯菊，在上寺、中寺的院内从此就盛开着红、粉、白、紫的潇洒秀丽的波斯菊，映着橙黄色的向日葵，衬托着蔚蓝的天空，把这些荒沙戈壁中的院落点缀得格外灿烂。这景色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凡在千佛洞待过的人都知道“常书鸿视树木如生命”。父亲爱惜千佛洞的一草一木，自从20世纪40年代他定居敦煌后，就给千佛洞立下了规矩，每年都必须种植树木，要把树林带逐年向北延伸扩大。经过40多年的努力，新树林带已延伸到下寺1公里以外，这对改造荒沙戈壁的自然环境是一件百年大计之举。 四
父亲的一生是勤奋不息的一生。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图过清闲安逸，总是把自己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直到年老体弱、脑力不济，他才放慢了生活的节奏，但在精神稍好时，他仍要在家中或病房中坚持画静物或写字，偶尔还书写格言。他多次教导儿孙们：“业精于勤，荒于嬉。”而他对敦煌艺术事业始终念念不忘，并为之奋斗不懈！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及“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的精神始终激励着他，鞭策着他工作不息。父亲不是单纯从事创作的画家，而是有渊博学识的学者，他把中西文化与绘画史的学识融在他从事了近半个世纪的敦煌艺术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中。他既能高瞻远瞩，又能从最基础的工作着手，竭尽全力从残垣断壁中保护这座伟大艺术宝库中的一砖一瓦。同时，他还以博大的胸怀，团结了一批忠实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专家和学者，更以精深的学识将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五
父亲是浙江杭州人，始终乡音未改，他在西北生活了40多年，仍操着浓重的杭州口音。当他叙述起青少年时代在家乡的情景时，总是那样地依恋：如何提着个篮儿到河边去捞鱼虾，到坟堆地里翻砖砾找黑油油的老蛐蛐……他将这些回忆讲得绘声绘色。1982年，父亲有机会重返杭州参加他的母校浙江大学85周年的校庆活动，1983年，他又专门回杭州为浙江大学创作了一幅大型油画《攀登珠穆朗玛峰》。在此期间，他又重温了青少年时代的旧情旧景。1988年，浙江美术学院在杭州又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这些活动都更增进了他对家乡人的情意。但是家乡再好，父亲仍是“魂系敦煌”。临近九旬时，他竟然提出：“我已老而不死，但以后死也要死到敦煌！”當时我很不以为然地说：“您胡说什么呀，人家都说您半辈子都在保护敦煌的菩萨，菩萨会保佑您长寿的。”他接着说：“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死在北京，骨灰还是要送回敦煌的！”他是把敦煌作为维系他生命所在的“故乡”来看待的。父亲的部分骨灰也终于如愿被送回令他牵肠挂肚半个世纪的千佛洞。愿他伴着九层楼叮当不息的风铃与那窟群中的飞天永远翱翔！愿他与那些千百年来为敦煌艺术付出心力的无数创造者一样，与敦煌的艺术永存！
父亲有一句全家人都知晓的名言：“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的再有一次托生为人的机会，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我没有做一件让我后悔的事！”
1991年6月6日，我在父亲的房间里看到他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了这样两段话：“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就是困难的反复，但我更不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但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八十八叟常书鸿。”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就是曾被世人赞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的人生写照！他最后的拼搏是在病榻上与病魔的争斗，直到生命终止。他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微笑，这是笑对人生的永久微笑，这是他的事业永存人间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