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在其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把参与政治过程的当事人看作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把政府决策活动的前提当作公共物品供给成本最小化和税收收益最大化的活动。事实上，这就是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运用公共权力谋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过程。所以。在公共实践过程中，公共权力追求倾向于效率，其结果就会偏离公平正义的底线。
　　
　　一、公共权力的来源及其特征
　　
　　什么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从字面上讲就是“公共的权力”，相对于“私人的权力”而言。那“公共”又是什么意思哪?《现代汉语词典》对“公共”一词的解释是“公用的、公有的、公众的、共同的”。在西方。“公共”一词有两个起源：其一是源于古希腊词汇(pubes 0r maturity)强调个人能超越自身的私利去考虑其它人的利益；其二是源于古希腊词汇(kninon)，即英语中的(common)一间，意思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情形。公共权力的“公共性”特征使得公共权力主体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在行使公共权力时，这种权力具有权威性，可以代表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在不行使公共权力时只能代表其个人，行使其个人权力，即实现其私人利益。显然，公共权力的运用是与公共利益相联系，诉求的是公共利益，而私人利益是非公共利益之外的利益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将公共权力的“个体化”的倾向都是要否认公共利益的存在，进而侵占人民所让渡出来的公共利益。
　　
　　二、公共权力的异化
　　　公共权力的“公共性”特征决定了与其相联系的是公共利益。但如果公共权力的使用中违背了它的公共性原则，也就是公共权力成为实现私人利益的手段时，公共权力就被“异化”了(“异化”源自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公共权力的异化会导致权力寻租行为的孳生和蔓延，会导致腐败行为，也自然的影响社会公平与社会公正。
　　首先，公共权力的异化与寻租行为。寻租是指在政府特定的制度的环境中个人财富的转移活动或是追求非生产性的利润行为。其实质就是利用现有的资源(包括政治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来获取特殊的权力，从而形成了对其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其花费的成本的收益行为。
　　其次，公共权力的异化加剧了权力的腐败。公共权力的异化加剧了权力的腐败。直接导致了国家人民利益的损害。社会的竞争实质上就是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因为现有的资源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利益需求。而利益的主体总是尽最大的可能来实现其对资源的占有，以谋取利益的最大化。当国家的法律制度不甚健全的情况下，作为公共权力代言人的公共利益行使主体就会通过把公共权力转化为私人权力来牟取不当利益。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官倒”公司就是典型的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现阶段的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私人化等问题的存在不仅混淆了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界限，还给权力腐败可乘之机。
　　最后，公共权力的异化使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成为乌托邦。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所以公共权力始终没有到合理的正常的轨道，导致了公共权力的异化。伴随改革的深入，会促使一部分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即便是全社会的绝对利益都有所增加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的利益仍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公共权力异化的对策
　　
　　如何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使公共权力成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强有力支柱。这就需要我们从多方面人手，从制度上保证公共权力不被滥用。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首先，建立合理有效的权力“分散中心”，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多元论认为，权力的运行最稳固的办法是出现一个多元的权力中心，使各个权力之间既相互制约又能彼此监督对方，从而保证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合法使用。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在其“分散权力”学说中也认为，分散权力是以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和划分领域为特征的关系，是与由一方垄断决策和发起行动的“完整权力”相对而言的。
　　其次，进行制度的创新，建立完备的利益诉求机制，从而保证公共权力行使的过程中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实际上要求政府部门进行制度性创新，使政府真正从传统的行政干预性政府转变为服务性政府。
　　再次，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由于改革的过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造成不同程度的利益损害。建立一个让各种利益团体都能通过正常和合法的渠道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宣泄自身的需要，使社会矛盾和各种利益冲突能够得到及时疏导和协调，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最后，公共权力的合理使用和公共利益的不受侵害需要社会的民主作后盾。民主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证明能够有效的遏制权力滥用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最佳手段。从中西方的一些历史实践中证明，凡是社会倒退，人民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的时候，都是专制横行，社会控制严格的时代；凡是非十会进步，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社会清洁，都是社会自由民主蓬勃向上发展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