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雨夕》是萧乾的代表作，小说以儿童视角叙述了一个农村女性的悲惨遭遇，对比是《雨夕》结构中突出的叙事技巧，有儿童叙述视角与成人叙述视角的对比、儿童感性世界与成人理性世界的对比、人物内外表里的对比等等，在对比中彰显了人生的悲苦和炎凉的世态，表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
关键词 儿童 成人 对比
萧乾是一位有着鲜明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的现代作家，他的小说擅长使用儿童的眼光来展示穷人的艰辛、人生的悲苦和炎凉的世态，正如刘西渭所评：“萧乾先生站在弱者群里”《雨夕》就是一个以儿童“我”为叙述主体的作品，通过“我”在一个雨夕的所见所闻，叙述了一个农村女性的悲惨遭遇。为了彰显主题，小说大量使用了对比，比如儿童叙述视角与成人叙述视角的对比、儿童感性世界与成人理性世界的对比、人物内外表里的对比等等，对比是《雨夕》结构中突出的叙事技巧。
在小说技巧中，叙述者所站角度对故事的处理起支配作用，也就是说观察点不同，视野和结论也会不同，即便对同一事件的认知也会大异其趣。《雨夕》以儿童叙述视角为主，儿童叙述视角指的是以儿童的思维、心智去观察世界、叙述故事，由于儿童的年龄阅历尚处在幼稚阶段，是以感性的思维去看待世相的，观察的角度不同，表现出与成人世界不同的内容和感受。《雨夕》一开始说避雨是浪漫的。虽说乌云聚集那“无名的气”、“狞笑的黑云”、“沉重冰凉的雨点”。似乎毫无浪漫可言，然而一旦避雨之地出现，雨就一下子变成了美景与浪漫，发生在避雨时的才子佳人故事更是让人浮想联翩。这里小说讲述的显然是常人的避雨经验，使用的是成人叙述视角。但随即笔锋一转，换成了回溯性儿童视角，讲了一个儿时并不浪漫的故事：“我”与同伴由于贪玩赶上了雨，于是就跑到庄稼地里的一个磨棚里避雨，得到抽着烟斗的长工的默许，而一个狼狈不堪急切需要躲雨的女子却遭到了拒绝。
托多罗夫认为“视点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性确是事实，在文学方面，我们所要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事件，而是以某种方式被描写出来的事实或事件。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观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作为孩子的“我”所看到的是那对缠成粽子形的脚已全然成为泥的了，毛蓝裤子也湿成了紫黑，白的小褂为雨浸得几乎看得见里面颤抖着的肉，由她臀部上的泥迹可知这女人在雨中曾跌了多么重的跟头：“我”所作出的反应是为多了一个雨伴而高兴，像对一个姨妈似地亲切，并自动挪出地方。这是一个儿童的所见所思所感所做，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及儿童心理表现。而长工的反应是猛地立了起来，睁大了眼睛，举起烟袋，悻悻地威胁她，用烟袋锅子往女人手上烫，逼着她退出去，退到哗哗流着的檐水下。在这里儿童的善良与长工的绝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从长工之口得知，这个女子六岁就做童养媳。长大后被学了文明的丈夫抛弃，城里来的少奶奶绝情地打骂，娘家哥嫂不管不问，终于精神崩溃而发疯，发疯之后又被坏人趁人之危而侮辱。在长工眼里，这是一个不能同情的疯女人，村里正在查占了女疯子便宜的人，他可不想惹是非。由于视角的不同。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成了反照。
儿童没有被世俗所浸染，依然有一份纯洁善良的心，对于长工的做法不能理解，“苦苦地望着他，气得快要哭了出来”，儿童那未被成见污染的纯洁心灵缩短了与人人视为异端的女疯子的距离。而以长工为代表的成人世界关注的是自己的声誉、自己的利益。疯女人所有的不幸不是她自己的错，而世俗的态度让疯女人的悲剧命运更加凄凉。儿童未经复杂成人世界的浸染，以清澈透之心来看这个世界，儿童的善与成人的冷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也在儿童的单纯与成人的复杂的对照中呈现出生活的原色和成人社会生存的本相。
同是避雨，“我”与疯娘儿们的待遇却不同，她被长工驱赶到大雨之中，任由风雨摧残。雨就好像一个艰难处境的象征。疯女人不能得到一个避雨之地，也就不能得到一双援助之手。小说多次写到雨中疯女人的笑，是经历多少苦多少痛，连痛苦都无法感知了。雨，好像是疯女人埋藏在心里的眼泪，天气的恶劣让人看到女性比天气更恶劣的处境，从而完成了女性生存困境的言说。小说结尾疯女人的歌声，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疯女人以后又发生了什么，结局是怎样的，留给读者一个悬念和无限悲凉。雨天，本来就给人一种落寞惆怅，以雨作为载体。增添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从叙述学角度，儿童“我”既是事件的经历者，又是故事的讲述者，通过儿童的视角、儿童的思维、儿童的心理，来透视社会人生，在单纯的儿童眼里，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是无法理解的。成人在生活的磨砺中，渐渐被社会现实生存法则所同化，正直纯粹之心慢慢地变得像石头一样地坚硬。比起儿童，成人有太多的社会淤积，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难免会相互隔膜，儿童的反映是质朴真纯的，表现出生命个体原初的本能感觉，而在功利世俗社会里的成人已经变得世故圆滑，儿童“用天真体会繁难的世事，因而分外隔膜”。这“隔膜”实际上就是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对比，使文本本身造成一种张力。
其实不仅是儿童与成人的对比，具体到长工个人，小说中也使用了对比的手法。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自我，是指自己可以意识到的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超我，是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接受道德规范及一些价值观念而形成，主要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追求完美，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长工面对少妇“躲也躲不来”，用烟袋锅子烫少妇。而内心里并不是没有同情，这从他使用的语言中就能看出来。“唉，苦核儿，她上哪儿去呢!爹妈都伸了腿儿，哥哥是块窝囊废，都听媳妇的”，“整天打呀骂呀地把人逼疯了”。“人真是畜生”“缺德的人”，“伤天害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复杂的心态：既同情女子的苦命，又害怕连累自己的名声。因此时时需要超我抚慰自我：她是疯子，“疯子”的称呼就为不让她避雨提供了合理的借口。而因恐惧流言而对少妇的绝情，也以“娘儿们长像儿就带点儿苦命么”来对自己内心深处的谴责开脱，将罪恶感转移成天命所为，于是把一切归结于命运，仿佛人和庄稼一样，下不下雨无法把握。从骨子里，长工是一个善良而良心未泯的人，他内心里知道该怎么做，在现实中又做着无可奈何的选择。
疯女人古怪的笑声，尖叫的歌声，是在吐出她的哀怨，在潜意识中唱着的“车房”的歌，是她真实的表达，她用自己的方式承受了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疯女人和《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是被孤立出群体的个人，注定是悲剧的。她们都没有错，可命运的不幸却将她们推向了痛苦的深渊，他们的不幸不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情，反而给她们带来了歧视和误解。一个普通的下层女性遭受痛苦，不是她自己所能左右和改变的。世人不去谴责制造痛苦的人。却把受害者当成祸水，让人看到人性深处的自私与冷漠。
现代作家特别擅长使用儿童视角，构成儿童与成人世界的对比，从儿童的眼光“看”他者的命运，反映苦难人生，揭示社会问题，如鲁迅的《孔已己》、冰心的《分》、彭家煌的《活鬼》、萧红的《呼兰河传》等等。萧乾并不是从直接从问题小说的角度出发，更不是从政治、阶级出发，而是从儿童本身的特点出发构筑文本，透过率直的孩子的目光看世界看人生，给人一种更真的“真实”，社会的、人性的、命运的真实，这就和当时一般的问题小说和革命文学拉开了距离。《雨夕》这篇小说与沈从文笔下美丽的湘西相比，虽都是写乡下的小村镇，《边城》中的世界充满和谐和人性之美，小说中的村子却处处暴露人性的丑恶：沈从文的《萧萧》也写的是童养媳的故事，但沈从文把它处理成一个圆满的结局，《雨夕》却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悲剧美，可见即便同是京派作家，在处理题材问题上也是各有独特的个性的。
关键词 儿童 成人 对比
萧乾是一位有着鲜明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的现代作家，他的小说擅长使用儿童的眼光来展示穷人的艰辛、人生的悲苦和炎凉的世态，正如刘西渭所评：“萧乾先生站在弱者群里”《雨夕》就是一个以儿童“我”为叙述主体的作品，通过“我”在一个雨夕的所见所闻，叙述了一个农村女性的悲惨遭遇。为了彰显主题，小说大量使用了对比，比如儿童叙述视角与成人叙述视角的对比、儿童感性世界与成人理性世界的对比、人物内外表里的对比等等，对比是《雨夕》结构中突出的叙事技巧。
在小说技巧中，叙述者所站角度对故事的处理起支配作用，也就是说观察点不同，视野和结论也会不同，即便对同一事件的认知也会大异其趣。《雨夕》以儿童叙述视角为主，儿童叙述视角指的是以儿童的思维、心智去观察世界、叙述故事，由于儿童的年龄阅历尚处在幼稚阶段，是以感性的思维去看待世相的，观察的角度不同，表现出与成人世界不同的内容和感受。《雨夕》一开始说避雨是浪漫的。虽说乌云聚集那“无名的气”、“狞笑的黑云”、“沉重冰凉的雨点”。似乎毫无浪漫可言，然而一旦避雨之地出现，雨就一下子变成了美景与浪漫，发生在避雨时的才子佳人故事更是让人浮想联翩。这里小说讲述的显然是常人的避雨经验，使用的是成人叙述视角。但随即笔锋一转，换成了回溯性儿童视角，讲了一个儿时并不浪漫的故事：“我”与同伴由于贪玩赶上了雨，于是就跑到庄稼地里的一个磨棚里避雨，得到抽着烟斗的长工的默许，而一个狼狈不堪急切需要躲雨的女子却遭到了拒绝。
托多罗夫认为“视点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性确是事实，在文学方面，我们所要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事件，而是以某种方式被描写出来的事实或事件。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观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作为孩子的“我”所看到的是那对缠成粽子形的脚已全然成为泥的了，毛蓝裤子也湿成了紫黑，白的小褂为雨浸得几乎看得见里面颤抖着的肉，由她臀部上的泥迹可知这女人在雨中曾跌了多么重的跟头：“我”所作出的反应是为多了一个雨伴而高兴，像对一个姨妈似地亲切，并自动挪出地方。这是一个儿童的所见所思所感所做，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及儿童心理表现。而长工的反应是猛地立了起来，睁大了眼睛，举起烟袋，悻悻地威胁她，用烟袋锅子往女人手上烫，逼着她退出去，退到哗哗流着的檐水下。在这里儿童的善良与长工的绝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从长工之口得知，这个女子六岁就做童养媳。长大后被学了文明的丈夫抛弃，城里来的少奶奶绝情地打骂，娘家哥嫂不管不问，终于精神崩溃而发疯，发疯之后又被坏人趁人之危而侮辱。在长工眼里，这是一个不能同情的疯女人，村里正在查占了女疯子便宜的人，他可不想惹是非。由于视角的不同。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成了反照。
儿童没有被世俗所浸染，依然有一份纯洁善良的心，对于长工的做法不能理解，“苦苦地望着他，气得快要哭了出来”，儿童那未被成见污染的纯洁心灵缩短了与人人视为异端的女疯子的距离。而以长工为代表的成人世界关注的是自己的声誉、自己的利益。疯女人所有的不幸不是她自己的错，而世俗的态度让疯女人的悲剧命运更加凄凉。儿童未经复杂成人世界的浸染，以清澈透之心来看这个世界，儿童的善与成人的冷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也在儿童的单纯与成人的复杂的对照中呈现出生活的原色和成人社会生存的本相。
同是避雨，“我”与疯娘儿们的待遇却不同，她被长工驱赶到大雨之中，任由风雨摧残。雨就好像一个艰难处境的象征。疯女人不能得到一个避雨之地，也就不能得到一双援助之手。小说多次写到雨中疯女人的笑，是经历多少苦多少痛，连痛苦都无法感知了。雨，好像是疯女人埋藏在心里的眼泪，天气的恶劣让人看到女性比天气更恶劣的处境，从而完成了女性生存困境的言说。小说结尾疯女人的歌声，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疯女人以后又发生了什么，结局是怎样的，留给读者一个悬念和无限悲凉。雨天，本来就给人一种落寞惆怅，以雨作为载体。增添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从叙述学角度，儿童“我”既是事件的经历者，又是故事的讲述者，通过儿童的视角、儿童的思维、儿童的心理，来透视社会人生，在单纯的儿童眼里，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是无法理解的。成人在生活的磨砺中，渐渐被社会现实生存法则所同化，正直纯粹之心慢慢地变得像石头一样地坚硬。比起儿童，成人有太多的社会淤积，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难免会相互隔膜，儿童的反映是质朴真纯的，表现出生命个体原初的本能感觉，而在功利世俗社会里的成人已经变得世故圆滑，儿童“用天真体会繁难的世事，因而分外隔膜”。这“隔膜”实际上就是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对比，使文本本身造成一种张力。
其实不仅是儿童与成人的对比，具体到长工个人，小说中也使用了对比的手法。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自我，是指自己可以意识到的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超我，是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接受道德规范及一些价值观念而形成，主要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追求完美，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长工面对少妇“躲也躲不来”，用烟袋锅子烫少妇。而内心里并不是没有同情，这从他使用的语言中就能看出来。“唉，苦核儿，她上哪儿去呢!爹妈都伸了腿儿，哥哥是块窝囊废，都听媳妇的”，“整天打呀骂呀地把人逼疯了”。“人真是畜生”“缺德的人”，“伤天害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复杂的心态：既同情女子的苦命，又害怕连累自己的名声。因此时时需要超我抚慰自我：她是疯子，“疯子”的称呼就为不让她避雨提供了合理的借口。而因恐惧流言而对少妇的绝情，也以“娘儿们长像儿就带点儿苦命么”来对自己内心深处的谴责开脱，将罪恶感转移成天命所为，于是把一切归结于命运，仿佛人和庄稼一样，下不下雨无法把握。从骨子里，长工是一个善良而良心未泯的人，他内心里知道该怎么做，在现实中又做着无可奈何的选择。
疯女人古怪的笑声，尖叫的歌声，是在吐出她的哀怨，在潜意识中唱着的“车房”的歌，是她真实的表达，她用自己的方式承受了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疯女人和《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是被孤立出群体的个人，注定是悲剧的。她们都没有错，可命运的不幸却将她们推向了痛苦的深渊，他们的不幸不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情，反而给她们带来了歧视和误解。一个普通的下层女性遭受痛苦，不是她自己所能左右和改变的。世人不去谴责制造痛苦的人。却把受害者当成祸水，让人看到人性深处的自私与冷漠。
现代作家特别擅长使用儿童视角，构成儿童与成人世界的对比，从儿童的眼光“看”他者的命运，反映苦难人生，揭示社会问题，如鲁迅的《孔已己》、冰心的《分》、彭家煌的《活鬼》、萧红的《呼兰河传》等等。萧乾并不是从直接从问题小说的角度出发，更不是从政治、阶级出发，而是从儿童本身的特点出发构筑文本，透过率直的孩子的目光看世界看人生，给人一种更真的“真实”，社会的、人性的、命运的真实，这就和当时一般的问题小说和革命文学拉开了距离。《雨夕》这篇小说与沈从文笔下美丽的湘西相比，虽都是写乡下的小村镇，《边城》中的世界充满和谐和人性之美，小说中的村子却处处暴露人性的丑恶：沈从文的《萧萧》也写的是童养媳的故事，但沈从文把它处理成一个圆满的结局，《雨夕》却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悲剧美，可见即便同是京派作家，在处理题材问题上也是各有独特的个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