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当头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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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外号“傅大炮”,是民国年间和胡适齐名的学界领袖,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湮没数十载。直到最近十几年,才被重新挖掘出来,逐渐还原了本来面目。
  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身上渗透齐鲁大地固有的倔强。他旧学功底深厚,在北大读书时师从著名国学大师黄侃,偶尔听了胡适的课,非常佩服,从此心向文学革新。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办《新青年》的时候,傅斯年和同学顾颉刚等人创办《新潮》杂志,与《新青年》遥相呼应,备受各地学子欢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被推举为二十名学生代表之一,示威时扛着大旗走在前面。
  1926年,从国外留学归来,傅斯年即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后来应蔡元培先生之邀,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此后数年,他一直混迹学界,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的校政,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傅斯年最可贵之处,乃是他身上有一股喜欢硬碰硬的精神。在做学问之外,高度关注现实社会,且不畏权贵,也不跟风于时议。其渊博的学识和长期的独立思考让他始终秉持着旁观者的冷峻姿态。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傅斯年担任了国民参政员,心有郁结,必直言不讳地讲出来。1942年,国民政府利用美国贷了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私自成立公司,套取公款。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上对孔祥熙提出了质询,监察院院长也同时提出弹劾。蒋介石先是委托手下向傅斯年说情,但傅斯年不为所动。不久,蒋介石亲自出马了,他把傅斯年请来吃饭,席间,蒋问傅:“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斯年一听,厉声喊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无可奈何,再加上孔祥熙确实怨声载道,只得罢了孔祥熙的官。
  谁承想,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也栽到了傅斯年手上。宋子文上台后,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企业进口许可证,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越演越烈,最后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黄金风潮”;并且,他行事风格霸道,做完决定以后直接下达,甚至连相关的部长都不知道。傅斯年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 ,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要求他快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也黯然下台!
  傅斯年如此无所顾忌地四处放炮,当然会惹怒众官僚。好在,他是学界人物,那些官僚们拿他没办法。1945年9月,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上任伊始,即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一些曾在伪北大任职的教授纷纷托人到傅斯年这里说情,均遭到拒绝。傅斯年认为,“自古汉贼不两立”。北大若留用“伪教授”,对那些抛妻舍子奔赴大后方的教授和学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而被新北大拒之门外的,就有著名作家周作人。周作人十分痛恨傅斯年,屡次作文骂他,说傅斯年外强中干,“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该文广为流传,影响颇大。
  1949年,傅斯年受命掌管台湾大学。为维护学术自由,保证大学的独立性,他又和当局顶上了牛,炮炮击中当政者的七寸。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此外,他还提倡简朴的学风,鼓励兼容并包。有些人撰文攻击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说台大的某些教师是“共产党分子或亲共分子”,傅斯年两次在报上著文反驳,义正辞严地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1950年,傅斯年突发脑溢血身亡,年仅55岁,虽然他在台湾大学仅仅不到两年时间,却为台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至今被人感念。
  傅斯年的一生可以说是刚硬的一生。其实在民主平和的环境中,并不需要太多傅斯年这样的激情和拍案而起,所有问题自有其通畅的解决渠道。
  ■编辑 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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