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狄尔泰主张通过摈弃和消除解释者的个人前见，并借助于一整套正确的理解方法达到对历史世界的客观认识。伽达默尔批判性地指出，由权威和传统构成的前见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是一切理解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摈除前见就是摈弃理解，否定前见就是否定历史研究本身。
　　关键词：精神科学；权威；传统；时间距离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040-02
　　一、狄尔泰的贡献与困境
　　在狄尔泰看来，神学解释学或圣经解释学总是把独断的传统或教条强加于对某些神圣文本的解释，把某些特殊文本的解释当作是此在真理的显现，这样的解释往往带有教会和权威的强烈意志，缺乏合理性和正当性。解释学的任务应当是摆脱传统和教条的束缚，转向文本自身、个人的生命表现和历史世界的研究，提出有助于正确理解文本意义及历史世界的技术或方法，从而使解释学“从教条中解放出来”[1]。为此，狄尔泰重新肯定了个人经验的必要性，认为对历史世界和精神科学的理解之所以可能，不是因为人类运用自身的理性来对它进行对象化的研究，而是因为人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存在，人在自身的经验中解释历史世界进而解释自己，历史不是一个已经固定的形态，而是在历史学家的不断解释中“去存在”的动态过程。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历史性存在的个人如何能达到对历史世界的客观性把握？或者换句话说，有限性的个人如何能认识无限性的世界？狄尔泰提出了人类理解的“同质性”和比较方法。在他看来，有限性的意识并不意味着意识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人类本性有一种同质性，它是历史理解稳固的根基，使得历史学家能够超越自己时代的偏见，达到对历史世界的真正普遍的理解，用“通过重新体验历史世界而获得的东西的无限性去补充我们自身体验的狭隘性和偶然性”[2]332。其次，在同质性的基础上，对同一段历史的解释通过不同历史学家之间的比较，可以使个人有限性的理解“上升为伟大普遍性的真理”[2]334。所以，狄尔泰认为用个人存在的历史有限性来限制对理解的普遍性的把握，这是一种主观性的行为。不过这里依然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这种通过“同质性”达到的对历史世界的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理解是否是对个人生命体验的否定？因为个人的生命体验总是暂时的和不断变化的。在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中作为附属工具的比较方法是否真正能成为对历史本质的认识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历史意识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以至于即使自身是有限的也会达到客观性认识？狄尔泰用一生的精力努力地证明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但他最终的理论指向却是证明了历史条件一般来说是可以避免的，因而“历史地”研究是没有必要的。“对历史过去的探究，最后被狄尔泰认为是解释（Entzifferung），而不是历史经验”[2]344，狄尔泰陷入了历史主义困境！
　　伽达默尔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可以克服现代科学方法论对狄尔泰所施加的压力。他指出，此在对历史世界的解释并不能处于历史之外来对它做客观的认识，理解历史的唯一方式就在于此在内在于它，对于历史世界的解释不能与个人的经验相分离，主体不能脱离客体。“精神科学中的本质性东西并不是客观性，而是同对象的先前的关系……在精神科学中衡量它的学说有无内容或价值的标准，就是参与到人类经验本质的陈述之中”[3]。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理解不是一种认识能力，也不是主体的一种活动，而是主体本身的存在方式。不过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需要一个前提，即由权威和传统构成的个人的历史实在——前见。
　　二、为权威和传统正名
　　以狄尔泰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解释学家虽然批判启蒙运动把历史当作人类理性的客观对象，但在消除前见、否定前见的观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伽达默尔通过概念史的分析指出，前见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判断，是对任何事物在做最终的定夺之前的一种预先判断。它既有肯定的价值，也包含着否定的价值，因此对于是否符合事实来说，前见并未说出什么。不过由于启蒙运动的影响，前见概念有了否定的意义，但“德国启蒙运动大多都曾经承认基督宗教的‘真实前见’”[2]387，前见并不是在启蒙理性中不起作用，这就意味着启蒙运动要求摆脱一切前见的这一方法论要求并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因为理性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它只有在前见的基础上并经常地依赖于被给予的环境中才能去行事，否定前见就是否定历史研究本身。
　　为了便于规定前见的合法性地位，伽达默尔考察了前见的两个来源——权威和传统。启蒙运动以来，前见被区分为由轻率而产生的前见和依赖于权威而产生的前见，前者是在运用理性时产生错误的根源，后者的过失是根本不让使用理性，宗教改革运动的贡献在于完全削弱了教会和教皇的权威，运用人类自己的理性从根本上来保护文本的合理意义。因此，对于启蒙运动来说，权威和理性之间是根本对立的，他们的普遍要求是不承认任何权威，把一切事物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毋庸置疑，如果用权威的前见代替解释者自身做出的判断本身，那么权威本质上就成了一种偏见，从这个角度来说，启蒙运动认为权威和理性之间根本对立的看法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威不包含真理源泉的可能性。伽达默尔指出，权威的真正本质是基于某种承认和认可的行动，即我们对真理的要求或威望的赞成或反对，总是基于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人所发表的判断和见解的赞同。因此，权威并不是对某种命令的盲目服从，而是依赖于承认，一种理性本身的行动。真正的权威并不需要权威者出现。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权威与理性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伽达默尔还更深一层探讨了以权威形式加以保存的传统。在启蒙运动中，传统和权威一样被当作是理性和自由的对立面，因为传统的“有效性不需要任何合理的根据，而是理所当然地制约我们的”[2]398。但实际上，传统和理性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相反地，应当被理解为自由和历史的一个要素。因为传统并不是依靠自身来存续，而是需要人们对它的肯定、掌握和培养，这样的行为通常来源于自由的选择，是一种理性行为，即便是在遭受猛烈改变的革命年代，虽然人们对旧的制度和观念进行猛烈的批判，但却还是有更多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被保存了下来，并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所以，伽达默尔说，我们总是身处于传统之中，当我们作为历史性的存在来考察过去时，并不是把传统当作对象化的客体，当作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而是把它当作与自己进行对话的存在，在对话中达到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当包括狄尔泰在内的浪漫主义解释学以人类的同质性为基础寻求对历史世界的普遍性理解时，并因这种非历史性的基础脱离了个体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存在时，“历史意识的自我批判最后却发展成不仅在事件过程中而且也同样在理解中去承认历史性运动”[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