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公民》没那么危险

　　《十二公民》首映日那天，是母亲节。导演徐昂挽着母亲走上红地毯，在《十二公民》的大海报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十二公民》是一部男人群戏，演员、导演在银幕前站成一排，接受观众的提问。剧中的演员们何冰、赵春羊或满脸沧桑，或膀大腰圆，而居中的徐昂戴着眼镜，着浅色西式服装，酷似民国时期的海派知识分子。
　　在电影界，徐昂名不见经传，这是他导的第一部电影。他的本行是话剧，2011年，他执导的《喜剧的忧伤》，由陈道明与何冰出演，创下北京20年来话剧票房纪录。
　　给人的印象是，徐昂喜欢选择危险的剧本，也擅于逢凶化吉。当年《喜剧的忧伤》触碰了审查制度，因《一九四二》深受审查之苦的冯小刚看完戏后怒摔盘子。而《十二公民》的内容更加敏感：源自西方的陪审团制度、对社会现象的犀利呈现、富二代杀人，这些都是“逮着就毙”的题材。
　　《十二公民》的故事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经典影片《十二怒汉》，十二名陪审员为判决一名男孩的生死聊了两个钟头，并由最初的众口一辞裁决有罪，最终一致改判男孩无罪。后来又衍生出日本、俄罗斯等版本。不过，徐昂说，自己构思中国版“十二怒汉”的时候，是在2005年，比俄罗斯版还早两年，不过当时想排成话剧。那时候的徐昂二十五六岁，刚进北京人艺4年。
　　徐昂向北京人艺申报了话剧版《十二怒汉》，但因题材敏感，涉及到司法公正，剧院一直没批。2006年是辛亥革命95周年，徐昂听说剧院有一笔资金，是单独为此准备的，当时北京市财政局已经批了这笔钱，但是没有相应的剧本。于是他就琢磨，能不能把这个变成一个辛亥革命的戏？徐昂和一位北大男生一起，构思了一个辛亥革命版的“十二怒汉”，在一个饭馆里，十二个人讨论要不要搞一次革命，因为革命牵涉到的方面非常多，又是生杀予夺掉脑袋的事，每个人必须真正意义上地投身进去，要不然这事就作罢了。开始的时候，十一个人都说“没问题”，最后有一个人质疑了这个革命。但是，最后“革命版”的《十二怒汉》最终也没能通过。
　　2011年，徐昂正在排《喜剧的忧伤》，有个影视公司的老板问他想拍什么电影。徐昂又提起《十二怒汉》，公司老板没看过这个电影，正好旁边有一个文学总监，也就是编剧韩景龙看过，并且表示很喜欢。
　　韩问：中国没有陪审团制度，怎么改编？
　　徐昂答说：“很简单啊！就是学校里的一次讨论就好了，没有实际的意义，就是家长来探讨。我当时就没觉得陪审团这个事就是一个特大的障碍。”
　　这个临时的想法，最后成为《十二公民》解开审查之结的钥匙。
　　影视公司对《十二公民》有兴趣，徐昂就组织人写了剧本，进入审查程序。此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我们拿着剧本到国家广电总局去审，但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没有资格审，因为它专业性很强，需要拿到专业部门去进行审批，于是我们的剧本被直接拿到了（北京市）检察院。”徐昂以为送到地方检察院就可以了，谁承想，又被往上送，一直送到了最高检。虽然最高检有文联，但最后审查《十二公民》的是最高检政治部。
　　这让徐昂对《十二公民》能不能过审完全没底，但让他意外的是，最高检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想介入到这个项目。“如果一个审批部门要对你进行投资的话，你怎么拒绝？如果拒绝，这个本子也许在怀孕阶段就结束了。”
　　徐昂同意了，他说这完全是他个人的决定，“内心里我是比较淘气的，我大概琢磨了一下，觉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最终剪辑权在导演手里，不怕它多出什么，怕的是它被剪去了什么。”最高检变成了甲方，提了一些要求，希望能够反映检察官的生活。
　　《十二公民》影片原本開头有一段表现检察官陆刚生活的戏，在公映时却全部剪掉了。旁人以为徐昂花费了大力气艰难说服了最高检，但徐昂说，自己并没有去说服，而是检察院的人看完之后，决定删去外围的段落，他们认为陪审团的部分，已经表现出了一个执法者对真理的朴素追求和探寻，不需要其他部分。
　　最高检的懂行，让影片出乎意料地顺利。徐昂发现他接触过的检察官几乎都看过《十二怒汉》。徐昂并不在乎陆刚的身份，不管他是检察官还是一个贩夫走卒，反倒检察官们渴望得到公众的理解。“萨特说过一句话：世界上的小偷和警察都是被人们抛弃了的人。一旦你成为执法者，你就开始进入到某种被误解的阵营里去了。甚至人们误解一个警察的可能，会远远高于误解一个小偷。”徐昂说。

他把人艺好的都学到了

　　参加完《十二公民》首映后，徐昂马上赶到上海，为执导的电视剧《猎人》杀青，再加上年底还有一部电影，“徐昂年”的说法开始小范围流传。

　　《猎人》是徐昂执导的第一部电视剧，制作人希望人艺出身的他，能为一部侦破类型剧带来细腻的文艺感。制作人描述“新人导演”徐昂在片场的状态：缩在一张扶手椅里，客气地称呼每位演员为老师，对片场的每个人都文质彬彬，和颜悦色。
　　跟陈道明合作更是如此，那时在《喜剧的忧伤》后台，徐昂跟在陈道明后面，像个小跟班。直到第一轮演完，徐昂才找到位置，“不用再看着他的光环说话，而是跟他本人说话，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徐昂说。
　　班赞在《十二公民》里演小保安，他最早为公众所知，是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演吴胖子。班赞老家在河南焦作，小保安是徐昂为他量身定做的角色。他俩既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学，又是北京人艺同事。在话剧《动物园的故事》和《小镇畸人》中，都是班赞出演，徐昂执导。“在中戏时，徐昂是个小胖子，最喜欢打篮球，是个‘问题少年’，招点号，出点小乱子。”班赞说：“他很聪明，他给所有人的印象就是聪明，看碟，看书，勤奋。” 　　徐昂的家庭具有传奇色彩，奶奶是苏州人，爷爷是上海人，出身望族。徐昂的奶奶本家姓徐，革命时期是中共地下党员，化名“徐太太”在香港工作，负责为在战争年代的中共购买稀缺药品。徐昂的爷爷本姓褚，和徐太太假扮夫妻，类似《潜伏》里的孙红雷和姚晨，最后弄假成真，成了一家人。徐昂从小生活在公安部大院，后来住在故宫旁边的南池子，属于东城区，小时候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史家胡同小学和北京二中，属于红子弟。“徐昂是东城的孩子，天天见到人艺，（毕业后）到人艺也就顺理成章。”一位话剧人说。
　　“地下党这个事我们都有个耳闻，他小时候应该是家境殷实，听说他曾吃过像一个保险柜那么大的一块巧克力，抠一点吃，抠一点吃，我小时候能吃口香糖那么大就了不得了。”班赞对徐昂家的巧克力印象深刻。
　　住在故宫旁的徐昂小时候每天到故宫玩，看到过贝托鲁奇拍摄《末代皇帝》，那时候开始，他就喜欢电影。2001年，徐昂还在中戏读大四，人艺导演任鸣执导话剧版《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选中他演“痞子蔡”，他的同学陈好演“轻舞飞扬”。当时，徐昂是班里的尖子生，有机会到香港工作，但最终选择去人艺，成为人艺历史上最年轻的导演。
　　他在人艺一待就是十几年，从导演助理干起，除了《动物园的故事》《小镇畸人》《女仆》等小剧场，很少有独立执导的机会，倒是作为演员演了上千场话剧。在林兆华的《大将军寇流兰》中，他还当过群众演员，“当时缺群演，都是剧院职工顶着上，我也穿上道具衣服就上台了。”徐昂说。
　　人艺是个论资排辈的地方，编剧资源都在资深导演手里，年轻人大多没有资源。徐昂就找西方的文本，试着变成中国化的故事，《喜剧的忧伤》《十二公民》都是改编自国外经典。
　　很难搞清楚徐昂给人艺递过多少次剧本，“我自己找来的剧本大多很危险，然后人家也害怕让我导。”徐昂自嘲道。看过《小镇畸人》的话剧制作人袁鸿还记得，当年《小镇畸人》最终上演时，没有名字，演出单上剧名打的是一个“？”号。
　　同为中戏毕业之后进入北京人艺的演员何冰，在《十二公民》中演检察官陆刚。何冰在人艺待了20多年，对于徐昂在人艺这十几年，何冰感慨地说：“这个往小了说，是他个人的命运，得等到这一天吧，等到这个机缘，如果修为不到，是无法修来这个机缘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剧院没有这方面的考量，我不认为北京人艺是一个能在导表方面有方向性地去培养人才的地方。”
　　而袁鸿则认为，徐昂是不慌张，也不为生计发愁，不像很多有危机感的年轻导演，为了活下去什么片子都拍，有国家剧院这个平台，又和濮存昕、何冰这些大演员打交道，“他把人艺好的都学到了，坏的没沾到。”
　　徐昂则轻描淡写，说这十多年时间自己主要用来玩的，如果那几年没玩，以后就没有机会玩了，而且自己太懒，一些可做可不做的事都懒得去做。“刚到人艺的时候没有机会，是因为前面有很多比我资历更老、经验更丰富的导演在工作，我就做了一段时间的演员和文本修改工作，看了很多地道的经典文本，写简评，写简报。当演员和看剧本这两份工作对我帮助很大，我理解演员的痛苦是什么，知道他们容易受到伤害。”

“我们吹着空调把事办了”

　　徐昂刚进北京人艺时，不大敢跟何冰说话，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一个大哥去聊天，“我们认识是排《北街南院》，他是执行导演，但是他是刚进来的一个小孩嘛，就把他忽略掉了。”他们真正有交流，已经到了《喜剧的忧伤》。
　　有一天何冰在化妆间，徐昂进去递给他一个剧本，“说冰哥，您能看一下这剧本吗？我就看了一下，呦，《喜剧的忧伤》这剧本好诶。然后就想排，结果没排成，我也就拍电视剧去了。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渠道，把这剧本给陈道明老师看了，陈道明老师也表示很好，这时候他就对陈道明说，您看能不能去剧院排这戏，你跟何冰一块儿把这戏给演了。这事儿就谈成了，就这么认识了。”
　　也有知情人提供了另一种叙述角度。2011年，冯小刚和北京人艺合作一部话剧，消息都放出去了，戏也敲定了，但最后却没成。但参演的陈道明的档期已经留出来了，当时的人艺院长张和平只好另找本子和导演，正巧徐昂的本子被压着，就起用徐昂，徐昂重找何冰，这才成就了《喜剧的忧伤》。
　　徐昂后来回忆：“我觉得有了《喜剧的忧伤》，我才跟这个职业或者说是事业，有了第一次真正的对话。”
　　通过《喜剧的忧伤》，何冰和徐昂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何冰家喝酒聊天，何冰发现他们很多东西是一样的，而且“经常讨论哲学和文学问题”。他们碰撞出的想法，在《十二公民》里得到了实现，“我们就是抽着烟喝着茶吹着空调把事儿给办了，到了那儿简简单单地工作了十几天，就给大家呈上了一篇很好的作品。”何冰话里透着美。

理性的人是吃亏的

　　由于司法体系迥异，中国没有陪审员制度，《十二公民》用一个巧妙手段，解决了这一难点，让十二名职业、阶层、个性大不相同的中国公民，坐在同一张桌子旁。
　　《十二公民》里12个主要演员，其中10个来自人艺，都是腕儿。饰演的角色几乎代表了中国所有行业，性格也相去甚远，他们看待任何中国事件，其鸿沟之深都难以弥合。这样一群人，却要坐在一块，通过谈话就某个问题达成共识，对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做出表决，基本是不可能之任务。
　　在拍戏的过程中，演2号陪审员的王刚一开始找不到感觉，演4号陪审员的赵春羊会和导演争论，演5号陪审员的高冬平长得很瘆人，演6号陪审员的李光复融入角色遇到困难，8号陪审员何冰又是身份特殊的检察官。所以，跟演员沟通说戏，成为徐昂拍戏中难度很高的部分。
　　
　　班赞的小保安“最不让导演操心”，因为能领会导演的意思，不給导演添麻烦。班赞还发现，“好演员在徐昂的戏里不显，但不是好演员又演不了徐昂的话剧。” 　　其实一开始，何冰的角色是3号陪审员、出租车司机的，但他最终担起了最难演的8号陪审员、检察官陆刚。也正是这个角色，成为《十二公民》最具争议的话题，“卧底说”“主旋律”即源于此。
　　对于演检察官有些吃亏的说法，何冰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十二公民》的戏是生动热闹的，但内核是严肃的，8号代表了理性、清醒、冷静，而这几个词没有颜色。何冰把8号“比喻成像球场上的裁判，“当我们看球员的时候，有各种的动作，各种的发泄脾气，欢呼啊，都可以，我们会认为他是非常有魅力的，有色彩的。但是裁判员的公正谁能看得出来呢，得多资深的球迷才能看得出来，哎呀，这一场裁判掌握得太棒了，如果有一个球迷说这样的话，那这个人一定是非常非常资深的球迷。”“这里面的3号、5号，您觉得我胜任吗？好像对我来讲，任务非常简单，但8号对于我来说，任务更艰巨，对我来说更困难。一旦巧舌如簧，那就不理性了。”
　　徐昂也承认，自己最开始想让何冰演出租车司机，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演技，非常轻松就可以拿下来。现在之所以何冰显得有点吃亏，是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真正的理性的人都是吃亏的，感性的人在他的时代里都可能会发出最强音，最引人注目的，但那个时代的理性者往往在后面的时代才能被认识到他的价值何在。”
　　天使投资人徐小平和王强是《十二公民》的投资人之一，他们成立的公司一共投拍了两部电影——《中国合伙人》与《十二公民》，徐小平和王强都是《中国合伙人》的原型，徐小平认为《中国合伙人》讲述了中国的过去二十年，而《十二公民》讲述的是中国的当下。他甚至联想起刚刚重新审理的聂树斌案，这个案子让人们从各个角度看正义是如何流失的，探讨司法正义的《十二公民》来的正是时候。
　　不管妥协还是坚持，徐昂也认为《十二公民》是真实的当下故事，“就像我们在某一个朝代的诗里，见不到当时皇帝的名字，要避讳。它消失了什么，我们才知道那个时代存在过什么。”
　　因为《十二公民》，何冰以人藝老员工的立场，称赞徐昂对北京人艺“功德无量”，因为他重新擦亮了人艺的老招牌。人艺演员班赞则赞之以“龙马精神，骆驼坦步”。
　　问徐昂，为什么把《十二公民》的结尾处理得其乐融融？
　　徐昂说：“争论一直会有，和解在长时间里我们可能都见不到，所以那是一个更乌托邦式的结尾。”他从内心里不觉得世界应该非常凛冽，所以他更愿意讲一个温暖一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