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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张欣，其人，其文。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张欣，那就是爽。
张欣的小说曾经是我和大学好友之间卧谈的媒介。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初来广州，初识文学和人生的万千滋味。晚上11点熄灯后，宿舍里常常开夜谈会，我们在黑暗中谈故乡、梦想、青春，当然谈论得最多的还是爱情。《简爱》《呼啸山庄》《情人》和伍尔芙等正是我们膜拜的对象。爱情小说和电影构筑了我们对诗意和远方的想象，构筑了我们的世界观。择偶标准永远是判断价值观的首要指标。
就是那个时候，张欣的都市情爱小说迅速地吸引了我们：熟悉的气息，梦的味道。我们同时喜欢读的有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亦舒等等女作家作品，还有一系列西方经典。
张欣有与她们不同的优势，她写的就是广州！有时候故事发生的场景就是华师、暨大和我们脚下的校园。我们读得怦然心动、血流加快，仿佛自己小心捂热的秘密被人揭开，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内心沸腾又不知所措的女主角，正在人群中张望，翘首期盼心上人的到来。那种不安、羞涩、掩饰和欲盖弥彰，那种单纯而寂寞的青春滋味，现在想起来仍然让人怅惘、流连、唏嘘不已。那种美好寂静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但是读过的小说、看过的電影仍然可以重温，仿佛曾经旅行用过的门票。
我们把资料室和图书馆能借到的爱情小说都借回来，然后在宿舍内部传阅，有时被隔壁的同学偷偷拿去了，还回来时嘴上挂着孔乙己的名言“窃书不能算偷”，要过期时才慌里慌张地还掉再借回来。很多崭新的书就这样被我们读得旧旧的，有些被画了横线，有些被加了批注，有些在旁边打很多个惊叹号，有些页码干脆被撕毁据为己有，字里行间烙着我们青春的记忆。如果今天重新借阅，我还能辨认出哪一页是我流过的泪水洇开的。那些被我们奉为经典的言辞会在同学之间流传开来，比如张欣的：“我一生下来就是更年期！”（也许纯属李冠张戴）与之对应的是杜拉斯的 “十八岁的时候，我已经老了”。那时候，我们那么年轻，白发、皱纹都没有前来拜访，我们对人生怀着深情的暗恋，将这类话语挂在嘴边互相嘲讽、打趣，仿佛占据了人生制高点。改主语，也改谓语！总之，这句话像黑社会的切口一样曾经给青春的我们带来了隐秘的会心。
90年代是张欣创作中短篇的高峰期。她的中短篇在各大刊物遍地开花，赏心悦目。《岁月无敌》《爱又如何》《亲情六处》《首席》《如戏》等等作品深入人心，其中故事波澜起伏，一唱三叹。也许是由于个人成长经验的缘故，张欣从创作之初就与乡土文学分道扬镳，她的灵感霹雳和题材资源都来自现代都市，尤其是商业领域的浪打浪，这是时代经济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她能够从那些转瞬即逝的浪花中捕捉到人心的激流，能够从纷繁变化的现象中把握到事物恒常的一面。
爱情、事业及其纠葛是她持续书写的两大主题，也是消费时代的难题。记得《首席》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名字分别叫飘雪、梦烟，感觉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正符合那时我们的心思。同时也是在这篇小说里她写道：“如果女人能够直接选择情路历程，那她宁肯18岁让人强暴，然后一次次被人抛弃至80岁，也不愿意过这种深宫式的无人问津的生活。”这种话当时对我们简直是棒喝。“穷则独善其身”“大隐隐于市，小隐隐山林”这样的言辞正穿越我们的心田，一种理想化的情绪来回飘拂，我们在用飘雪、梦烟想象爱情的诗意、浪漫、缥缈之时却遭遇了欲望的真相。女性最难以忍受的不是被抛弃的痛苦而是冷宫中的孤独。虽然从情感上张欣清楚女性的软肋，但她从来没有让自己理想的女主人公的人生依附于男人。张欣笔下的女主人大都具有现代感，独立地活在大地上，有自己的梦想与追求，她们在自己的平凡的职位上不懈地奋斗，争取更广大的生活空间。《首席》里的两位女主角不仅在大学时是情敌，而且工作后又是业务竞争关系。按照我们世俗地理解，这两个人肯定是人生劲敌，要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在生意场上常常较量的她们却在较量中形成更深的理解，终为同性的情谊干杯。这一系列小说不仅描述了爱情的荡气回肠，欲望的丰富复杂，也道出了职场的艰苦辛酸和人心的诡谲以及良心的召唤。
在张欣小说中，诗意没有凌空蹈虚，平凡也没有坠入庸俗之境，她很巧妙地在诗意与平凡中把握着小说写作的限度。中和之美这一古老的美学信念依旧散发着恒久的光辉。我们在她的作品中寻求情感共鸣，也感受时代气息。她并不是一个执着于创造人生警句的作家，但她的小说散发着利索的气息，她的语言有一种过来人的亲切，能让我们从卿卿我我的小情小调中蓦然警醒。
没想到幸福来得那么突然。张欣竟然是我最喜爱的老师程文超先生的朋友，他们竟然在未名湖边有过岁月交集。有一天，我们猝不及防地见到心中的偶像。张欣被邀请过来给我们作讲座。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和好友两个人的心在互相比谁跳得更厉害，呼吸变得紧密局促，好长时间都听不进去任何话语。不过张欣的确讲得不多。我们坐在底下，远远地仰望着台上的张欣，她那么洁白、干净，就像天上的一朵白云，自由自在地飘荡，自由自在地飞舞。多少年过去了，在我的心里，张欣是自由的精灵，一直保持着白云的形状，不会褪色，不会变形，不会坠落，不会为流俗所腐蚀。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我突然就人到中年，有一回竟然被张欣邀去给广州市作家协会的会员们作讲座。虽然当了多年的老师，我并没有多少课堂外的讲座经验，也没什么干货要去私下传授给作家们。我不过随性写了一点小东西愉悦自我。但张欣的性情那么直爽，你没有理由啰嗦，在她面前，过分谦虚会显得虚伪，难怪古人早就说恭敬不如从命。
张欣常常不遗余力地鼓励我，这让我受宠若惊。我是个心有旁骛的人，很容易受微信风吹草动的干扰，所以早早就去掉了朋友圈。这样一来我也产生误解，以为张欣只是鼓励我，殊不知张欣鼓励过好多人，她内心拥有巨大的能量以及正面的人生观，所以总能从平凡的我们身上发现闪光的片段，然后将这闪光点放大为能照耀自身前行的灯盏。
尽管多少有点误会，但我依然以这种惺惺相惜之感为豪。我愿意忘记她是我老师的朋友而将她直接当成自己的朋友。我假装忘记自己曾经那样地仰望她，我愿意轻松地站在她身旁。她既是你身边可以严肃谈论问题、温暖你心灵的朋友，也是那个能够和你八卦的女性。身为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鼓励青年作家、后学者正好补益她的工作。她将自己放得低低的，真心赞美人，赞美这个世界。 由于紧张，我早早到了作协的楼上，发现张欣正在取信、搬水，我既震惊又感动。我想象她的纤纤手指只是用来写作的，没想到竟然也做这般粗重的活儿，关键是她那么自然地干着这一切。我记得我搬水不小心砸坏了一桶水，从此再也不用桶装水了，但张欣是在为作协会员们服务。那是盛夏，她穿着碧绿T恤、玫红的七分裤，温柔而利索，劳动的身影将整栋旧楼照亮了。她亲自主持讲座，就坐在第一排，离我那么近。尽管我讲的都是她熟悉的内容，她微笑着，不断地点头颔首，让心虚的我大受鼓舞。在无形中，我们交换着彼此的初心和对文学的感情。
印象更深的是为了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省作协为促进长篇小说创作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大家很热情地出谋献策，也谈到近年来一些新闻热点问题。轮到张欣发言，她直截了当地说每个作家有自己熟悉的题材，对世界和生活有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当然也可以查资料，读历史，写重大历史题材的小说，但她不擅长这样。这让我想起冰心老人说写作要写心里话，是的，只有心里话才能动人。往大里说，这就是写作的道德。所谓诚实，首先是面对自己的内心，敞开自己。在乡村，当人受到误解的时候，总是摸着心口發誓，苍天在上。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全靠自己的良心指引自己的行为。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良心在中国人心中依然有内在法庭的作用。诗歌起源于人与神互通款曲，是祷告时内心的语言。我们是在和上苍对话，不能够有任何虚情假意，这就是写作的道德律令。作为虚构艺术的小说仍然要接受内心法庭的审判。
这么多年，驱使张欣持续写作的是她葆有爱这个世界的能力。很多有才华的人中途退场了、改行了。有些人是以写作当敲门砖，门打开了砖顺手扔掉；还有人在写作中能量耗竭得太快，无法平衡。张欣凭着人生的智慧一路行来，她像一尾鱼在南方的海洋中自由游弋，慢慢触摸到大众喜闻乐见的讲述方式。她的小说将商海中的激烈竞争和滚滚欲望表达得流畅低回，所以她的《深喉》等许多小说被影视界追捧，变成影视作品再度传播。她的新作《狐步杀》可以看成这些年与影视界磨合之后的成熟之作：既有牵动人心的侦破案件，又有引人深省的社会问题，还有对广州文化的全面融入和对内心情感的坚持。对广州这座任人评说的城市的爱懒洋洋又热腾腾地融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开篇极为利落：鸳鸯。走糖。
应为常客的点餐语。接着叙事人对此加以解释，末尾穿插两句评论“全走那还吃个什么劲儿？泡面不放调料包吗？”叙事人的性格和机智跃然纸上。叙事空间在街坊大排档展开，而且饮食贯穿着整个小说。这就是广州特色，所谓饮食文化，所谓美食，不是高、大、上的奢侈食物，而是要在最普通最家常的食物中吃出心爱的滋味。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文艺不能正视人的日常性，在伍尔夫时代，“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小说家的一条惯例就是一字不提汤，鲑鱼，小鸭子……但是，现在我要大胆地不顾这条惯例，而告诉你们这次午饭的头一道菜是鱼，装在这深的盘子里，在它的上面学校的厨子铺了一层最白的奶油，不过各处点缀着一些棕色的小点……”这对酱汁、主食、甜品和酒进行了细细的铺排描绘之后，伍尔夫写道：“渐渐地沿着脊背下去到脊椎的一半，那就是人的灵魂所在的地方，有一点火焰燃烧起来了。这火焰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文采的那个生硬的小电灯，常在外面嘴上出出进进的。而是由理智的沟通的黄色醇厚的火焰所形成的那种比较深刻，微妙的隐藏着的光亮。”这是伍尔夫在她的时代为小说拓展书写空间，提高日常生活的位置所做的卓越的努力。张欣是很好的继承者，她绘声绘色地写各种吃的、喝的以及世俗的享乐，茶餐厅、大排档、旮旯里的甜品店与高档酒楼在她笔下一视同仁。食物遍布在她小说的起承转合处，散发着或浓烈香甜或清新可口的气息。看似随意挥洒，实则是生活方式，能由此抵达人物的性情。
与茶餐厅匹配的两代警察：忍叔和小周。忍叔那么平常，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灼见和职业经验；小周那么低调，却有良好的家世和独特的审美品味。两个人年龄、家境和性格爱好大不相同，但对警察事业的温情、中意、执着是相同的。侦破事业包含着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艰苦、危险，但是也有我们没有想过的挑战与乐趣，细微的牵扯人心的智慧的乐趣。伴随着世界的现代化、都市化进程，推理侦破小说的风靡不是没有道理的，福尔摩斯表征着人类的心智之美，蛛丝马迹亦能让人按图索骥，逼近事物的真相。
《狐步杀》中涉及两个命案：一个是官场的老王家的亲兄弟为争房产自相残杀；另一个是商海的成功人士柳三郎为情杀死情敌端木哲。抑或为钱，抑或为情，这大概是命案比较合理的两个动机。当然，这也是人生最深处的两大动机。如果我们不回避人的复杂性，我们就能够由此看到深植于人欲中隐藏着的根本的恶。人的欲望是黑夜浩瀚的夜空。神性是那闪烁明灭的星星，有时候会被遮蔽，有时候会特别明亮，不管见不见得到，它们总是在那里。神性让人上升、闪光，让人荣耀为“万物之灵”，但是决不可因此而忽略人身上残留着的植物性和动物性，甚至更多是由于这一部分让人变得亲切、生动。人的日常生活、七情六欲必须被平视，人物才是立体的真实的。
叔本华曾经有个非常有名的“人生钟摆”论，认为人生会像钟摆一样在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痛苦与欲望被满足后的空虚无聊之间摆动。实质上他没有充分估计欲望的连锁反应，即欲望的互相激发的生产能力，一个欲望满足往往激发一串相关的欲望，比如“双十一”这样的购物节完全是欲望刺激的结果。就像女性的购物，当我购买了一个必需的包包的时候，往往还需要买一个与包包匹配的服装、饰品、鞋子……无穷无尽的欲望、无穷无尽的苦恼、无穷无尽的消费。这就是消费社会欲望的魔鬼被激发出笼的后果。消费是建立在全球资源无限基础上的，事实上，资源是有限的。当富人占用过多的资源的时候，穷人能够拥有的资源就相对少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却被消费时代故意遮蔽的道理。张欣清醒地对待欲望的海洋以及人的最真实的需求和欲望。小说就用故事去处理欲望的复杂性、多样性、丰富性，而不刻意回避欲望或者简单地贬斥欲望。小说人物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尝过世俗烟火的人，他也必须面对千百年来人类的基本矛盾，如爱情和事业。 爱情，它是文学书写的头号种子，不仅是人生的母题，也是文艺的母题。我们在心中默数十本经典，肯定有八本会涉及爱情，其中五本是以爱情为主体。当我们将爱情放到天平的一边，那么另一边就会是现实的桎梏，比如《红楼梦》中携带着的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世仇，比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宗教的戒律以及爱情无法与时间竞争的困境……爱情反映出一个人根本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自我的觉醒；世俗的门第观念往往跟金钱、社会地位等现实相连。美人与江山的竞争是人类自古以来的难题。爱情还是社会风气的展现，“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是典型的消费社会的爱情观，物质战胜了我们内心的美好向往。如果我们将时代往前推的话，我们会看到英雄主义对爱情的影响，女性愿意为了英雄、为了所谓民族国家的前途而牺牲青春年华等等。张欣既不低估世俗的、物质的力量，也始终没有放弃内心最后对于爱情的寄望。爱情对于女性永远具有无法估量的魅力，感情用事乃女性与生俱来的特点。这种特点是与繁殖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单纯从理性计算，怀孕、繁衍多少是得不偿失的事情。母性决定了女性的宽容性、牺牲性。而男性，更多地贴近动物性，为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就将责任抛到九霄云外。
这种对男女差别的理解也反映在小说《狐步杀》的情节中，三郎的妻子虽然听从男朋友的唆使下了毒药，却没有将含毒药的液体端给丈夫。反倒是三郎从监控器中知道了他们的预谋后患了狂想症，以最残忍的方式结果了情敌的性命，并利用叔叔柳森管理火葬场的特权将其火化，不留痕迹。三郎是时装界非常优秀的设计师，他父亲早逝，母亲是裁缝，他从小早慧、隐忍、多愁善感，长大后从事时装设计，逆潮流而动，不向市场屈服，奉行原生态的设计理念，尊重物的本性，顺应物性，选择棉布麻布，坚持手工制作，其设计的品牌奢华而低调，对消费者执着地提出自己的要求，颇得年轻一代的青睐。在三郎身上，倾注了张欣对消费时代的思考，他身上寄寓着作者的环保和时尚理念。但是这样一个返璞归真的设计师却不能有效地驯服自身的恶，成了杀人犯，虽然被杀者罪有应得。
另一个案件耐人寻味。老王是高官，有收藏爱好和雅致的审美品味。然而，我们发现当他得病了，他的亲人对他精神和情感的疏离。再好的物质条件也不能直接转化为精神资源。便秘，是简单的便秘诱导了老王的死亡，像一个黑色幽默。便秘，是时代的病症！便秘乃贪婪的象征。摄取、不断地摄取，然而自己的身体并不能消化吸收。这多么像是消费社会的隐喻，我们尽可能多地攫取却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有句话令我印象很深：“什么都要，而且现在就要。”是的，我们什么都要！为什么会这样？并不仅仅是因为贪婪，更是由于我们不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们不清楚自己到世间走一遭的目标，也不知道最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急于将一切囊括入怀。不能认识自我，就无法对抗日益膨胀的欲望。自觉、自控和对欲望的审视管理都建立在良好的自我认知的基础上。老王的收藏也和他的便秘一样不被知情，不仅没有带来他渴望的高雅，反而带来儿子之间的互相残杀。
老王的儿子大王是个成功的企业家，小王是个纨绔子弟，通俗点说就是啃老族。当侍候老王多年、用手为老王抠大便的护理要求提工资的时候，大王却将他开了。新护理懒得理会老王鼓胀的肚子，他们对老王被憋死多少有着幸灾乐祸的心理。社会普遍的仇富情绪找到了具体的落脚点。问题是老王的太太、两个亲生儿子谁也没有伸手摸过他坚硬的肚子。由于上面的干预，院长一咬牙用四十万私了这单医疗纠纷。按理说家属得到了巨额赔偿之后应该消停了，可是遗产战却拉开了新的序幕。老王疼爱小儿子，将自己心爱的价值过千万的珍藏品留给他，可是小王并不理解“书中自有黄金屋”，他的眼中只有父亲留给哥哥的大房子，几次三番提斧头前去劈大门锁，结果激怒了大王，小王丧身于自带的斧头之下。
这两个凶杀案都采取了最古老、最残忍的屠戮方式。按常理，大王和三郎是这个社会仰慕的成功人士，与罪犯距离最为遥远，然而内心的恶魔却并没有被驯服，反倒被情境激化了。如果光有这两个案件，小说就会显得灰暗衰败。同时叙事设置两个人物身上寄寓着神明的亮点：一个是一线干警小周，另一个是代驾司机、通过网络做童装生意的苏而已。小周受过良好的教育，身上澄澈明亮，未经世俗污染，他选择职业和选择爱情都忠于自己的内心，他一见钟情的女性苏而已是一个经历过人世起伏、有一个六岁男孩的母亲。这值得特别一谈，中国文化传统要求女性纯洁美貌，仿佛这就是女性价值的唯一基础。殊不知，现代女性的人格、精神、对理想的坚执也是她魅力的来源，甚至是比外表的漂亮和所谓的处女膜有更高的价值。苏立更名为苏而已，在她看来，家道中衰不过如此而已。读大学期间，她与三郎恋爱，去寻找棉布手工生产的源头，并孕育了孩子。暑假出国旅行突遭家變，流落异乡。她斩断心头的情丝，独自开始新的艰难生活。经历了变故，尝遍人间冷暖之后她的精神世界更为壮阔了。苏而已并不自怨自艾，而是勇敢地承担起赡养母亲和养育儿子的责任。她专注的精神打动了小周。文尾，在车祸现场，小周握紧了受伤的苏而已的手。
张欣的另一长篇《黎曼猜想》借用了数学难题来表达人生的情感难题，“人类的爱恨情仇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小说写的是一个家族企业“青玛”三代人的人生故事，其中最为蜿蜒的是茅诺曼和武翩翩在情场和职场竞争，她们的故事虽然加入了家族利益的考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演绎了《首席》中飘雪和梦烟的角逐与和解。两个终生角逐的女性最后会彼此理解，惺惺相惜，这是张欣美好的愿望，她为这个愿望讲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黎曼猜想》部分地改变了乡土小说中家族叙事的模式，将笔墨从家族内部的利益之争调整为情感纠葛，但核心部分，父母往往按照家族的整体利益和自己的愿望去左右孩子的人生，而孩子成长过程必定伴随着对父母之命的反抗，父母的包办往往以悲剧结局。由于儿子去世，婆婆尹大与儿媳武翩翩之间终生不能和解，两人都得了重疾。孙子黎丁夹在这种氛围中得了自闭症，在诊疗过程中知道了诸多秘密。每个人都不能遂愿，每个人都在欲海中苦苦挣扎，在既定的命运轨道上沉浮并由此触摸人生的真意。小说不时涌出人生感喟：“父亲还说，所有的事，都是交易，都不过一盘生意”“现代人尊重感情的方式是请勿打扰”“谁的人生不是一场炼狱”“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仇恨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人只有无聊的时候才会需要一个爱人”“我们都是制造悲剧的高手，又在悲剧中死去活来”。张欣不是一个以深刻见长的作家，她的魅力来自促膝谈心的真诚与敞开，世态炎凉之感让跌宕起伏的故事延绵，叙事与抒情虚实相生，并不拥挤。最后一节是“题记”，引用王国维的诗“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兜兜转转之后是苍凉的宿命感。小说对于南国自然风物以及饮食场所的描绘为人称道，寥寥几笔能够勾勒出岭南独具的生活情调与商业气息，让人仿佛置身其中，感同身受。
像其他商品一样，文学同样有生产、流通、传播和消费等诸多环节，张欣全面参与其中，除了自己坚持写作之外，还努力倡导一种文学生活，鼓励大家阅读和思考。她主持过好多讲座，有些是民间的，有些是政府的，但是无一例外的是她提前到达。她要求自己早20分钟候场，有一次下午3点钟的活动她只提前了5分钟，为此她解释了好久。其实广州的路况大家都清楚。为了阅读活动，她往往要提前一个多小时出发，只能牺牲周末的午睡时间。这两年她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倡导“阅读经典”的活动，希望用自己的人脉为朋友们寻找优质的专家资源，亲力亲为地营造亲切互动的读书氛围，让散落在茫茫都市中的读者们聚拢、交流并建构新的身份认同。有时候，读者没有想象那么多，座位有些稀疏，张欣会有些焦虑，但她并不因此气馁，她充分估计做一件具体的事情的难度，她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进一步利用便捷的科技手段提高传播速度和扩展传播范围。她信奉行动，以自己最真实的付出改变广州的文学生活和风气，一点一滴地改变最终会促成一种新的阅读氛围。
张欣的微信公众号以“岁月无敌问张欣”为名，可见《岁月无敌》是她自己颇为心仪的作品，小说深刻地反映出她对当代文艺处境和文艺工作者人生的思考。母女两代文艺家面对不同的文化环境必须作出不同的人生选择，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亘古存在。女主人公方佩对女儿千姿说：“一切荣辱都会被时间湮没，岁月无敌。”我以为这不仅是母亲对女儿的忠告，更是作家张欣的人生信条，是她几十年写作经验凝聚而成的晶体。作家乃至一切文艺工作者都有自己的宿命和使命：宿命就是岁月无敌，使命就是与无敌的岁月相依为命。
责任编辑：高鹏
作者简介：
申霞艳，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首届广东省签约文学评论家。
张欣的小说曾经是我和大学好友之间卧谈的媒介。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初来广州，初识文学和人生的万千滋味。晚上11点熄灯后，宿舍里常常开夜谈会，我们在黑暗中谈故乡、梦想、青春，当然谈论得最多的还是爱情。《简爱》《呼啸山庄》《情人》和伍尔芙等正是我们膜拜的对象。爱情小说和电影构筑了我们对诗意和远方的想象，构筑了我们的世界观。择偶标准永远是判断价值观的首要指标。
就是那个时候，张欣的都市情爱小说迅速地吸引了我们：熟悉的气息，梦的味道。我们同时喜欢读的有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亦舒等等女作家作品，还有一系列西方经典。
张欣有与她们不同的优势，她写的就是广州！有时候故事发生的场景就是华师、暨大和我们脚下的校园。我们读得怦然心动、血流加快，仿佛自己小心捂热的秘密被人揭开，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内心沸腾又不知所措的女主角，正在人群中张望，翘首期盼心上人的到来。那种不安、羞涩、掩饰和欲盖弥彰，那种单纯而寂寞的青春滋味，现在想起来仍然让人怅惘、流连、唏嘘不已。那种美好寂静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但是读过的小说、看过的電影仍然可以重温，仿佛曾经旅行用过的门票。
我们把资料室和图书馆能借到的爱情小说都借回来，然后在宿舍内部传阅，有时被隔壁的同学偷偷拿去了，还回来时嘴上挂着孔乙己的名言“窃书不能算偷”，要过期时才慌里慌张地还掉再借回来。很多崭新的书就这样被我们读得旧旧的，有些被画了横线，有些被加了批注，有些在旁边打很多个惊叹号，有些页码干脆被撕毁据为己有，字里行间烙着我们青春的记忆。如果今天重新借阅，我还能辨认出哪一页是我流过的泪水洇开的。那些被我们奉为经典的言辞会在同学之间流传开来，比如张欣的：“我一生下来就是更年期！”（也许纯属李冠张戴）与之对应的是杜拉斯的 “十八岁的时候，我已经老了”。那时候，我们那么年轻，白发、皱纹都没有前来拜访，我们对人生怀着深情的暗恋，将这类话语挂在嘴边互相嘲讽、打趣，仿佛占据了人生制高点。改主语，也改谓语！总之，这句话像黑社会的切口一样曾经给青春的我们带来了隐秘的会心。
90年代是张欣创作中短篇的高峰期。她的中短篇在各大刊物遍地开花，赏心悦目。《岁月无敌》《爱又如何》《亲情六处》《首席》《如戏》等等作品深入人心，其中故事波澜起伏，一唱三叹。也许是由于个人成长经验的缘故，张欣从创作之初就与乡土文学分道扬镳，她的灵感霹雳和题材资源都来自现代都市，尤其是商业领域的浪打浪，这是时代经济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她能够从那些转瞬即逝的浪花中捕捉到人心的激流，能够从纷繁变化的现象中把握到事物恒常的一面。
爱情、事业及其纠葛是她持续书写的两大主题，也是消费时代的难题。记得《首席》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名字分别叫飘雪、梦烟，感觉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正符合那时我们的心思。同时也是在这篇小说里她写道：“如果女人能够直接选择情路历程，那她宁肯18岁让人强暴，然后一次次被人抛弃至80岁，也不愿意过这种深宫式的无人问津的生活。”这种话当时对我们简直是棒喝。“穷则独善其身”“大隐隐于市，小隐隐山林”这样的言辞正穿越我们的心田，一种理想化的情绪来回飘拂，我们在用飘雪、梦烟想象爱情的诗意、浪漫、缥缈之时却遭遇了欲望的真相。女性最难以忍受的不是被抛弃的痛苦而是冷宫中的孤独。虽然从情感上张欣清楚女性的软肋，但她从来没有让自己理想的女主人公的人生依附于男人。张欣笔下的女主人大都具有现代感，独立地活在大地上，有自己的梦想与追求，她们在自己的平凡的职位上不懈地奋斗，争取更广大的生活空间。《首席》里的两位女主角不仅在大学时是情敌，而且工作后又是业务竞争关系。按照我们世俗地理解，这两个人肯定是人生劲敌，要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在生意场上常常较量的她们却在较量中形成更深的理解，终为同性的情谊干杯。这一系列小说不仅描述了爱情的荡气回肠，欲望的丰富复杂，也道出了职场的艰苦辛酸和人心的诡谲以及良心的召唤。
在张欣小说中，诗意没有凌空蹈虚，平凡也没有坠入庸俗之境，她很巧妙地在诗意与平凡中把握着小说写作的限度。中和之美这一古老的美学信念依旧散发着恒久的光辉。我们在她的作品中寻求情感共鸣，也感受时代气息。她并不是一个执着于创造人生警句的作家，但她的小说散发着利索的气息，她的语言有一种过来人的亲切，能让我们从卿卿我我的小情小调中蓦然警醒。
没想到幸福来得那么突然。张欣竟然是我最喜爱的老师程文超先生的朋友，他们竟然在未名湖边有过岁月交集。有一天，我们猝不及防地见到心中的偶像。张欣被邀请过来给我们作讲座。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和好友两个人的心在互相比谁跳得更厉害，呼吸变得紧密局促，好长时间都听不进去任何话语。不过张欣的确讲得不多。我们坐在底下，远远地仰望着台上的张欣，她那么洁白、干净，就像天上的一朵白云，自由自在地飘荡，自由自在地飞舞。多少年过去了，在我的心里，张欣是自由的精灵，一直保持着白云的形状，不会褪色，不会变形，不会坠落，不会为流俗所腐蚀。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我突然就人到中年，有一回竟然被张欣邀去给广州市作家协会的会员们作讲座。虽然当了多年的老师，我并没有多少课堂外的讲座经验，也没什么干货要去私下传授给作家们。我不过随性写了一点小东西愉悦自我。但张欣的性情那么直爽，你没有理由啰嗦，在她面前，过分谦虚会显得虚伪，难怪古人早就说恭敬不如从命。
张欣常常不遗余力地鼓励我，这让我受宠若惊。我是个心有旁骛的人，很容易受微信风吹草动的干扰，所以早早就去掉了朋友圈。这样一来我也产生误解，以为张欣只是鼓励我，殊不知张欣鼓励过好多人，她内心拥有巨大的能量以及正面的人生观，所以总能从平凡的我们身上发现闪光的片段，然后将这闪光点放大为能照耀自身前行的灯盏。
尽管多少有点误会，但我依然以这种惺惺相惜之感为豪。我愿意忘记她是我老师的朋友而将她直接当成自己的朋友。我假装忘记自己曾经那样地仰望她，我愿意轻松地站在她身旁。她既是你身边可以严肃谈论问题、温暖你心灵的朋友，也是那个能够和你八卦的女性。身为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鼓励青年作家、后学者正好补益她的工作。她将自己放得低低的，真心赞美人，赞美这个世界。 由于紧张，我早早到了作协的楼上，发现张欣正在取信、搬水，我既震惊又感动。我想象她的纤纤手指只是用来写作的，没想到竟然也做这般粗重的活儿，关键是她那么自然地干着这一切。我记得我搬水不小心砸坏了一桶水，从此再也不用桶装水了，但张欣是在为作协会员们服务。那是盛夏，她穿着碧绿T恤、玫红的七分裤，温柔而利索，劳动的身影将整栋旧楼照亮了。她亲自主持讲座，就坐在第一排，离我那么近。尽管我讲的都是她熟悉的内容，她微笑着，不断地点头颔首，让心虚的我大受鼓舞。在无形中，我们交换着彼此的初心和对文学的感情。
印象更深的是为了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省作协为促进长篇小说创作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大家很热情地出谋献策，也谈到近年来一些新闻热点问题。轮到张欣发言，她直截了当地说每个作家有自己熟悉的题材，对世界和生活有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当然也可以查资料，读历史，写重大历史题材的小说，但她不擅长这样。这让我想起冰心老人说写作要写心里话，是的，只有心里话才能动人。往大里说，这就是写作的道德。所谓诚实，首先是面对自己的内心，敞开自己。在乡村，当人受到误解的时候，总是摸着心口發誓，苍天在上。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全靠自己的良心指引自己的行为。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良心在中国人心中依然有内在法庭的作用。诗歌起源于人与神互通款曲，是祷告时内心的语言。我们是在和上苍对话，不能够有任何虚情假意，这就是写作的道德律令。作为虚构艺术的小说仍然要接受内心法庭的审判。
这么多年，驱使张欣持续写作的是她葆有爱这个世界的能力。很多有才华的人中途退场了、改行了。有些人是以写作当敲门砖，门打开了砖顺手扔掉；还有人在写作中能量耗竭得太快，无法平衡。张欣凭着人生的智慧一路行来，她像一尾鱼在南方的海洋中自由游弋，慢慢触摸到大众喜闻乐见的讲述方式。她的小说将商海中的激烈竞争和滚滚欲望表达得流畅低回，所以她的《深喉》等许多小说被影视界追捧，变成影视作品再度传播。她的新作《狐步杀》可以看成这些年与影视界磨合之后的成熟之作：既有牵动人心的侦破案件，又有引人深省的社会问题，还有对广州文化的全面融入和对内心情感的坚持。对广州这座任人评说的城市的爱懒洋洋又热腾腾地融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开篇极为利落：鸳鸯。走糖。
应为常客的点餐语。接着叙事人对此加以解释，末尾穿插两句评论“全走那还吃个什么劲儿？泡面不放调料包吗？”叙事人的性格和机智跃然纸上。叙事空间在街坊大排档展开，而且饮食贯穿着整个小说。这就是广州特色，所谓饮食文化，所谓美食，不是高、大、上的奢侈食物，而是要在最普通最家常的食物中吃出心爱的滋味。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文艺不能正视人的日常性，在伍尔夫时代，“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小说家的一条惯例就是一字不提汤，鲑鱼，小鸭子……但是，现在我要大胆地不顾这条惯例，而告诉你们这次午饭的头一道菜是鱼，装在这深的盘子里，在它的上面学校的厨子铺了一层最白的奶油，不过各处点缀着一些棕色的小点……”这对酱汁、主食、甜品和酒进行了细细的铺排描绘之后，伍尔夫写道：“渐渐地沿着脊背下去到脊椎的一半，那就是人的灵魂所在的地方，有一点火焰燃烧起来了。这火焰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文采的那个生硬的小电灯，常在外面嘴上出出进进的。而是由理智的沟通的黄色醇厚的火焰所形成的那种比较深刻，微妙的隐藏着的光亮。”这是伍尔夫在她的时代为小说拓展书写空间，提高日常生活的位置所做的卓越的努力。张欣是很好的继承者，她绘声绘色地写各种吃的、喝的以及世俗的享乐，茶餐厅、大排档、旮旯里的甜品店与高档酒楼在她笔下一视同仁。食物遍布在她小说的起承转合处，散发着或浓烈香甜或清新可口的气息。看似随意挥洒，实则是生活方式，能由此抵达人物的性情。
与茶餐厅匹配的两代警察：忍叔和小周。忍叔那么平常，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灼见和职业经验；小周那么低调，却有良好的家世和独特的审美品味。两个人年龄、家境和性格爱好大不相同，但对警察事业的温情、中意、执着是相同的。侦破事业包含着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艰苦、危险，但是也有我们没有想过的挑战与乐趣，细微的牵扯人心的智慧的乐趣。伴随着世界的现代化、都市化进程，推理侦破小说的风靡不是没有道理的，福尔摩斯表征着人类的心智之美，蛛丝马迹亦能让人按图索骥，逼近事物的真相。
《狐步杀》中涉及两个命案：一个是官场的老王家的亲兄弟为争房产自相残杀；另一个是商海的成功人士柳三郎为情杀死情敌端木哲。抑或为钱，抑或为情，这大概是命案比较合理的两个动机。当然，这也是人生最深处的两大动机。如果我们不回避人的复杂性，我们就能够由此看到深植于人欲中隐藏着的根本的恶。人的欲望是黑夜浩瀚的夜空。神性是那闪烁明灭的星星，有时候会被遮蔽，有时候会特别明亮，不管见不见得到，它们总是在那里。神性让人上升、闪光，让人荣耀为“万物之灵”，但是决不可因此而忽略人身上残留着的植物性和动物性，甚至更多是由于这一部分让人变得亲切、生动。人的日常生活、七情六欲必须被平视，人物才是立体的真实的。
叔本华曾经有个非常有名的“人生钟摆”论，认为人生会像钟摆一样在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痛苦与欲望被满足后的空虚无聊之间摆动。实质上他没有充分估计欲望的连锁反应，即欲望的互相激发的生产能力，一个欲望满足往往激发一串相关的欲望，比如“双十一”这样的购物节完全是欲望刺激的结果。就像女性的购物，当我购买了一个必需的包包的时候，往往还需要买一个与包包匹配的服装、饰品、鞋子……无穷无尽的欲望、无穷无尽的苦恼、无穷无尽的消费。这就是消费社会欲望的魔鬼被激发出笼的后果。消费是建立在全球资源无限基础上的，事实上，资源是有限的。当富人占用过多的资源的时候，穷人能够拥有的资源就相对少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却被消费时代故意遮蔽的道理。张欣清醒地对待欲望的海洋以及人的最真实的需求和欲望。小说就用故事去处理欲望的复杂性、多样性、丰富性，而不刻意回避欲望或者简单地贬斥欲望。小说人物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尝过世俗烟火的人，他也必须面对千百年来人类的基本矛盾，如爱情和事业。 爱情，它是文学书写的头号种子，不仅是人生的母题，也是文艺的母题。我们在心中默数十本经典，肯定有八本会涉及爱情，其中五本是以爱情为主体。当我们将爱情放到天平的一边，那么另一边就会是现实的桎梏，比如《红楼梦》中携带着的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世仇，比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宗教的戒律以及爱情无法与时间竞争的困境……爱情反映出一个人根本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自我的觉醒；世俗的门第观念往往跟金钱、社会地位等现实相连。美人与江山的竞争是人类自古以来的难题。爱情还是社会风气的展现，“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是典型的消费社会的爱情观，物质战胜了我们内心的美好向往。如果我们将时代往前推的话，我们会看到英雄主义对爱情的影响，女性愿意为了英雄、为了所谓民族国家的前途而牺牲青春年华等等。张欣既不低估世俗的、物质的力量，也始终没有放弃内心最后对于爱情的寄望。爱情对于女性永远具有无法估量的魅力，感情用事乃女性与生俱来的特点。这种特点是与繁殖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单纯从理性计算，怀孕、繁衍多少是得不偿失的事情。母性决定了女性的宽容性、牺牲性。而男性，更多地贴近动物性，为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就将责任抛到九霄云外。
这种对男女差别的理解也反映在小说《狐步杀》的情节中，三郎的妻子虽然听从男朋友的唆使下了毒药，却没有将含毒药的液体端给丈夫。反倒是三郎从监控器中知道了他们的预谋后患了狂想症，以最残忍的方式结果了情敌的性命，并利用叔叔柳森管理火葬场的特权将其火化，不留痕迹。三郎是时装界非常优秀的设计师，他父亲早逝，母亲是裁缝，他从小早慧、隐忍、多愁善感，长大后从事时装设计，逆潮流而动，不向市场屈服，奉行原生态的设计理念，尊重物的本性，顺应物性，选择棉布麻布，坚持手工制作，其设计的品牌奢华而低调，对消费者执着地提出自己的要求，颇得年轻一代的青睐。在三郎身上，倾注了张欣对消费时代的思考，他身上寄寓着作者的环保和时尚理念。但是这样一个返璞归真的设计师却不能有效地驯服自身的恶，成了杀人犯，虽然被杀者罪有应得。
另一个案件耐人寻味。老王是高官，有收藏爱好和雅致的审美品味。然而，我们发现当他得病了，他的亲人对他精神和情感的疏离。再好的物质条件也不能直接转化为精神资源。便秘，是简单的便秘诱导了老王的死亡，像一个黑色幽默。便秘，是时代的病症！便秘乃贪婪的象征。摄取、不断地摄取，然而自己的身体并不能消化吸收。这多么像是消费社会的隐喻，我们尽可能多地攫取却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有句话令我印象很深：“什么都要，而且现在就要。”是的，我们什么都要！为什么会这样？并不仅仅是因为贪婪，更是由于我们不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们不清楚自己到世间走一遭的目标，也不知道最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急于将一切囊括入怀。不能认识自我，就无法对抗日益膨胀的欲望。自觉、自控和对欲望的审视管理都建立在良好的自我认知的基础上。老王的收藏也和他的便秘一样不被知情，不仅没有带来他渴望的高雅，反而带来儿子之间的互相残杀。
老王的儿子大王是个成功的企业家，小王是个纨绔子弟，通俗点说就是啃老族。当侍候老王多年、用手为老王抠大便的护理要求提工资的时候，大王却将他开了。新护理懒得理会老王鼓胀的肚子，他们对老王被憋死多少有着幸灾乐祸的心理。社会普遍的仇富情绪找到了具体的落脚点。问题是老王的太太、两个亲生儿子谁也没有伸手摸过他坚硬的肚子。由于上面的干预，院长一咬牙用四十万私了这单医疗纠纷。按理说家属得到了巨额赔偿之后应该消停了，可是遗产战却拉开了新的序幕。老王疼爱小儿子，将自己心爱的价值过千万的珍藏品留给他，可是小王并不理解“书中自有黄金屋”，他的眼中只有父亲留给哥哥的大房子，几次三番提斧头前去劈大门锁，结果激怒了大王，小王丧身于自带的斧头之下。
这两个凶杀案都采取了最古老、最残忍的屠戮方式。按常理，大王和三郎是这个社会仰慕的成功人士，与罪犯距离最为遥远，然而内心的恶魔却并没有被驯服，反倒被情境激化了。如果光有这两个案件，小说就会显得灰暗衰败。同时叙事设置两个人物身上寄寓着神明的亮点：一个是一线干警小周，另一个是代驾司机、通过网络做童装生意的苏而已。小周受过良好的教育，身上澄澈明亮，未经世俗污染，他选择职业和选择爱情都忠于自己的内心，他一见钟情的女性苏而已是一个经历过人世起伏、有一个六岁男孩的母亲。这值得特别一谈，中国文化传统要求女性纯洁美貌，仿佛这就是女性价值的唯一基础。殊不知，现代女性的人格、精神、对理想的坚执也是她魅力的来源，甚至是比外表的漂亮和所谓的处女膜有更高的价值。苏立更名为苏而已，在她看来，家道中衰不过如此而已。读大学期间，她与三郎恋爱，去寻找棉布手工生产的源头，并孕育了孩子。暑假出国旅行突遭家變，流落异乡。她斩断心头的情丝，独自开始新的艰难生活。经历了变故，尝遍人间冷暖之后她的精神世界更为壮阔了。苏而已并不自怨自艾，而是勇敢地承担起赡养母亲和养育儿子的责任。她专注的精神打动了小周。文尾，在车祸现场，小周握紧了受伤的苏而已的手。
张欣的另一长篇《黎曼猜想》借用了数学难题来表达人生的情感难题，“人类的爱恨情仇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小说写的是一个家族企业“青玛”三代人的人生故事，其中最为蜿蜒的是茅诺曼和武翩翩在情场和职场竞争，她们的故事虽然加入了家族利益的考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演绎了《首席》中飘雪和梦烟的角逐与和解。两个终生角逐的女性最后会彼此理解，惺惺相惜，这是张欣美好的愿望，她为这个愿望讲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黎曼猜想》部分地改变了乡土小说中家族叙事的模式，将笔墨从家族内部的利益之争调整为情感纠葛，但核心部分，父母往往按照家族的整体利益和自己的愿望去左右孩子的人生，而孩子成长过程必定伴随着对父母之命的反抗，父母的包办往往以悲剧结局。由于儿子去世，婆婆尹大与儿媳武翩翩之间终生不能和解，两人都得了重疾。孙子黎丁夹在这种氛围中得了自闭症，在诊疗过程中知道了诸多秘密。每个人都不能遂愿，每个人都在欲海中苦苦挣扎，在既定的命运轨道上沉浮并由此触摸人生的真意。小说不时涌出人生感喟：“父亲还说，所有的事，都是交易，都不过一盘生意”“现代人尊重感情的方式是请勿打扰”“谁的人生不是一场炼狱”“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仇恨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人只有无聊的时候才会需要一个爱人”“我们都是制造悲剧的高手，又在悲剧中死去活来”。张欣不是一个以深刻见长的作家，她的魅力来自促膝谈心的真诚与敞开，世态炎凉之感让跌宕起伏的故事延绵，叙事与抒情虚实相生，并不拥挤。最后一节是“题记”，引用王国维的诗“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兜兜转转之后是苍凉的宿命感。小说对于南国自然风物以及饮食场所的描绘为人称道，寥寥几笔能够勾勒出岭南独具的生活情调与商业气息，让人仿佛置身其中，感同身受。
像其他商品一样，文学同样有生产、流通、传播和消费等诸多环节，张欣全面参与其中，除了自己坚持写作之外，还努力倡导一种文学生活，鼓励大家阅读和思考。她主持过好多讲座，有些是民间的，有些是政府的，但是无一例外的是她提前到达。她要求自己早20分钟候场，有一次下午3点钟的活动她只提前了5分钟，为此她解释了好久。其实广州的路况大家都清楚。为了阅读活动，她往往要提前一个多小时出发，只能牺牲周末的午睡时间。这两年她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倡导“阅读经典”的活动，希望用自己的人脉为朋友们寻找优质的专家资源，亲力亲为地营造亲切互动的读书氛围，让散落在茫茫都市中的读者们聚拢、交流并建构新的身份认同。有时候，读者没有想象那么多，座位有些稀疏，张欣会有些焦虑，但她并不因此气馁，她充分估计做一件具体的事情的难度，她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进一步利用便捷的科技手段提高传播速度和扩展传播范围。她信奉行动，以自己最真实的付出改变广州的文学生活和风气，一点一滴地改变最终会促成一种新的阅读氛围。
张欣的微信公众号以“岁月无敌问张欣”为名，可见《岁月无敌》是她自己颇为心仪的作品，小说深刻地反映出她对当代文艺处境和文艺工作者人生的思考。母女两代文艺家面对不同的文化环境必须作出不同的人生选择，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亘古存在。女主人公方佩对女儿千姿说：“一切荣辱都会被时间湮没，岁月无敌。”我以为这不仅是母亲对女儿的忠告，更是作家张欣的人生信条，是她几十年写作经验凝聚而成的晶体。作家乃至一切文艺工作者都有自己的宿命和使命：宿命就是岁月无敌，使命就是与无敌的岁月相依为命。
责任编辑：高鹏
作者简介：
申霞艳，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首届广东省签约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