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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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行为具有多重目标。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追求收入最大化成为农户经营的主要目标。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由于不能够从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中获取足够多的收入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贫困地区农户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现象非常普遍，非农活动进而影响了农户在农业生产领域中的资源配置。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和非农收入比例的提高，样本农户专业化生产没有得到发展，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并没有随之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因此，在目前资源和制度条件下，非农化过程很难有效提升贫困地区农业部门的效率。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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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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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0663011）、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人文社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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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行为具有多重目标。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追求收入最大化成为农户经营的主要目标。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由于不能够从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中获取足够多的收入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贫困地区农户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现象非常普遍，非农活动进而影响了农户在农业生产领域中的资源配置。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和非农收入比例的提高，样本农户专业化生产没有得到发展，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并没有随之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因此，在目前资源和制度条件下，非农化过程很难有效提升贫困地区农业部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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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民主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主要实现方式。政治竞争的一些内在特征，包括选民“选择”行为特点、信息不对称以及候选人事前承诺不可置信等问题常常导致无效竞争。保证民主选举中竞争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存在保证竞选人在当选后的任期中会努力实现自己承诺的责任机制，从而提高事前承诺的可置信程度。文章通过一个简单的正式模型展示了这一点，进而尝试从选举机制、评价机制与声誉机制等方面初步探讨构建审责机制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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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9年版），堪称学术经典。其《五窦传校笺》（下省称《校笺》，五窦为唐诗人窦叔向五子常、牟、群、库、巩的合称）为储仲君先生所作。储先生旁征博引，考证精审，于五窦研究大有裨益。然对窦巩《登玉钩亭奉献淮南李相公》和窦群《中牟县经鲁公庙》的理解尚有疏失。前者关系到窦巩生平行事的考订，后者关系到对窦群已佚名著《史记名臣疏》的理解，应予辨正。
经济学界关于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的争论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次是有关发展中和新兴国家的。法国大革命及其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影响，已经作为一个历史案例，在讨论大爆炸改革策略的优缺点时被屡屡提及。文章为1806年后普鲁士和西南德国改革之间的比较提供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历史案例研究，这到目前为止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案例研究将揭示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和政治之间的深层次互动，因而对不同的经济改革策略的评价不能也不应该脱离对政治初始条件的考量。从最近的改革经验来看，一个特别有趣的发现是，普鲁士可能提供了第一个政府被东易北容克（
《校笺》曰：“《新书》卷五八《艺文志》二著录窦群《史记名臣疏》三十四卷。《旧传》云．‘学春秋于啖助之门人卢庇者，著书三十四卷，号《史记名臣疏》。’当即此书。群诗《中牟县经鲁公庙》注云：‘尝修名臣略，系司徒公。’则此书亦收唐人事迹。”（第235页）细参储先生之意，当谓群诗中“鲁公”为唐人，当揖“坝鲁公”，即指颜真卿。然事实并非如此。
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理论目前仍是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它由孟德斯鸠创立，取代了早先的混合宪制理论。后者可以追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乌斯，其核心主张是，世界上存在三种宪制：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而当来自三种宪制的各种制度混合在一起时。制度之闽就会相互作用，影响国家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等全部职能。文章认为，今天，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存在太多例外，已经漏洞百出，成为理解现代民主结构的障碍而非助力。因此，有必要恢复混合宪制，从而纠正“西方国家就是纯粹的民主制”和“民主就是由人民统治”这两个流行的观念。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曾把西方民主体系归结成三种类型。文章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讨论了协扣式民主概念，并从亚文化中的精英关系、亚文化中的大众关系、亚文化中的精英与大众关系三个方面探讨了促进协和式民主的若干因素。通过区分离心民主与向心民主，文章进一步明确了协和式民主政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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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实录》记载了“己巳”年奇大升的进言，其中提到了《三国志演义》。这证明隆庆三年之前，《三国志演义》已在朝鲜境内流传。现存朝鲜翻刻本《三国志演义》的底本是周曰校刊本甲本，“丁卵”年刊刻于济州岛。“丁卵”即隆庆元年。这证明周曰校刊本甲本刊刻于嘉靖年间。嘉靖壬午本张尚德引言署年“壬午”，而朝鲜翻刻本（周曰校刊本甲本）张尚德引言署年却是“壬子”。这可能不是讹误，而是出于有意的改动，以表明刊刻的年份。若然，则周曰校刊本甲本可能刊刻于嘉靖三十一年。
李世熊《画网巾先生传》，顺治九年写就部分文字，顺治十四年完成全部初稿，康熙九年到十四年刊行传世，而戴名世文字康熙四十年才“写作”，康熙四十一年才刊行传世。清初以降，该传以旷世奇文一直辗转流传，皆源出李氏而非戴氏，凡提到作者亦皆指为李氏而非戴氏。以上史实与文字本身的美学和历史内涵对照表明，戴氏文字实为对李氏同题同事传记相当拙劣的篡窃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