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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十天(五月十三至二十三日)的“美国图书展览”已经闭幕很久了。我怀着感谢的心情在那里读书五天。学海书山，那浩瀚巍峨的景象，使人沉潜于中而得到极大享受，同时又从心底撼起一阵震动：知识太少可要做的事甚多。
首先当然感谢中国图书进口公司主办这次展览。他们主办进口图书的展览，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近来办得更有生气更加出色，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已经多次举办了具有特点的各种形式的图书展览。这使人感到欣慰：看来人们已体会到，主办图书展览，不仅仅是一项具体的业务，应该说是大有可为的事业：引进知识，播植智慧。
这次“美国图书展览”，恐怕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图书很多，内容丰富，而且展览会本身也有一些新鲜的改进，颇是可喜的现象：
第一，这次书展，既重理工医，也相当重视文法商。五十二个项目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类目，占了二十一项。近年来，社会上对重理而轻文的现象，颇有议论，不少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对此亦有所呼吁。这次书展中文理科图书比重的改变，适应了当前我国的社会需要。
第二，这次书展的“开架”范围，比历次书展都广泛。书展而开架，这原来是名实相副的事，因为书展不象“美展”，“不要抚摸展品”恐怕并不能行得通。书展“开架”，不仅仅方便读者，而且随之而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显得亲近多了。文艺书籍，读者甚多，一时难以开架，事实上确有困难，但是从大处看，从长远看，总望有一天也能想方设法实行开架。
书展开架，当然带来一些问题，例如书籍失少破损的情况会比较严重。这既由于借书频率高，也涉及到公共道德问题。但是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得通过社会实践，例如教育儿童不要折花攀枝，首先就得让孩子们自由自在地赏花观叶。
十天为期的书展，惜乎为时太短。我在那里读书五天，只能在“总类”、“历史类”里涉猎而已。索取一卷，每每有爱不释手之感。“历史类”里的五百多本书，一一抚摸，已是不可能的了，其他类目，极难旁骛了。
在展览会里所谓读书，不过是流鉴序言、翻查索引而已。“贪得无厌”、“索求不已”，是每次参加书展、索书借阅时的“恶习”，这种“恶习”也许能得到谅解。
“美国图书展览”的美方筹备人，是煞费苦心：广为征询，多次评议，反复核定，最后选出这次展览的图书，力求其能反映“当代世界最显著的知识主脉”(“The world’s most current bodyof knowIedge”)。
就“历史类”中展出的书籍而论，范围极广，版本很新，其中还有款式颇为新鲜的丛书，如马吉尔(Frank N. M agill)主编的《历史大事一千例》，类似我国的编年史书，选题醒目，文字清畅，既有各自独立的史事，又前后一以贯之，读来引人入胜。还有几本可以讨论的新著，如巴茨(Arthur R. Butz)的《二十世纪的骗局》，为希特勒虐杀犹太人开脱，这是一个为人们注意的动向。
要想用五百多本书全面反映出近年来美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动向，当然是件困难的事。看来“历史类”的展出书籍，重点在介绍美国史和美洲史。我国读者在这方面对其中老一辈的学者如平克罗夫(Bancroft)、丹纳(Turner)、皮尔德(Beard)、摩里森(Morrison)、康迈格(Commanger)尚有所知；因此希望读到健在的老一辈的美国史史学家的最近巨作，尤其希望读到一代新秀的宏著。
书展既有所侧重，不免有所割爱。近几年来欧美各国，对世界史、国别史、断代史、专门史的研究，愈来愈细致，也可以说是愈来愈专深了。同时又出版了不少大学水平甚至高中水平的教科书性质的历史图书。很多书不惜工本，精益求精，由名家执笔或指导，文字讲究，插图精美，实在是引人入胜。美国普林底斯豪尔书局(Prentice－Hall)、美国图书公司(American BookCo.)出版了不少这一类图文并茂的教科书性质的书籍。这些书对我国广大青年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再不能满足于半个世纪以前曾风行一时而到现在已经是“老掉牙”的《世界通史》、《世界史纲》。当然，书展里也读到两本可喜的这一类书籍，如麦克尼尔(WilliamH.MacNeill)的《世界史》，伯恩斯(Edward M.Burns)的《西方文化史》。但是种类不多，很难满足广大读者群众的需要。
美国图书在我国展出，很自然会引起读者对美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成果及动向的兴趣。长期以来，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给以相当的重视，尤其最近几年，美国不少著名大学的出版社，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宏文专著，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注意和兴趣。惜乎这次书展中未能充分反映，偶然有几本，不是太老，就是太通俗。前者如丁格尔(EdWardJ.Dingle)的《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的中国革命》，系旧版重印的书，后者如史扶邻(Ha－rold Z.Schiffrin)的《孙逸仙》是一本通俗读物(诚然其中有些与众不同的观点)。其他还展出了几本份量不大的密契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的有关中国(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方面的)的专著。密契根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诚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但是它并不能够代表美国今天日益加强的中国问题的研究趋势。
这种情况，也许并非出于疏忽，毋宁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原是可以理解的。
有关历史研究的书籍文件，还散见在政府出版项目下，例如其中有卷帙巨大的《美国陆军史》丛书，仅就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小部而论，这次就展出了六十巨册。官方刊印的历史书籍，详尽确凿而失之于烦琐，罗迈纽(Charles F.Romanus)、桑德雷(Riley Sunderland)所著两卷关于史迪威的著作，读起来就远没有塔克曼(B.W.Tuchman)所著《史迪威在华经历》来得生动。这次政府出版物中未能展出《美国对华关系》(USFR)实在感到美中不足。这是美国政府出版处出版的国务院外交文件集，历史最久，自林肯在一八六一年指令开始编纂以来，每年出版，除一九六三年曾中断一年外，迄今从未中断过。这样重要的文件集，倘能选取一两年展出示范，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这次展出的辞书、百科全书，具有极吸引人的特色：种类多、方面广、印刷精、版本新，被人轮番翻阅，使读者流连忘返。其中除卓有声望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利坚百科全书》外，还有数目众多、各级水平的家用、中学用、大学用、专业用书(例如有一部库利〔Arthur B.Coole〕主编的《中国钱币百科全书》)，竟还有一部《犬类百科全书》，文字生动，插图也很精美，令人喜爱。
一本好的辞书、百科全书，对一般读者或专业研究人员，确实很有帮助。但是不可能有一种辞书或名之为“百科”的全书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因此分门别类编撰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辞书，是现实生活、研究工作中的需要，也有利于广拓知识视野。这次书展成列的辞书，是一次很具体的说明。据说，展出的辞书、百科全书，引起不少人的兴趣。我却私下有一个愿望，希望那一个有条件的单位全部订购这一部门的辞书、百科全书，倘若东家订购一种，西家保留另一种，恐怕会大大减少使用价值，合起来由一家总经营，则颇可收左右逢源之效，利用起来就方便得多。这当然不是一个普通读者所当言的，但也算是一份心愿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总类里有两本其貌不扬，黑纸封皮，打字印刷的目录索引，名叫《当代中国文献，一九四九——一九七五，书目及篇名索引》，编者：洛伊(George Lowy)，一九七八年出版，订布面两册，定价二百五十美元，似乎还未列为正式出版物，因为尚无“ISBN”(“国际统一图书编码”)。其中一册是《红卫兵文献译件》。这一册译件的索引，分前后两部分，共计447页。前一部分是“目录索引”，收集了红卫兵小报、小册子，估计不下一千七百种；第二部分是篇目索引，收集小报文章篇目，各种讲话报告，估计不下一万二千篇。以上各种文件收集的地区，从京津沪穗，远及新疆西藏。所有文件，均已译成英文，制成显微胶卷，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莱曼图书馆。最近读到一些有关的书刊，他们已经在利用这一份资料了。
知己知彼，正是相互交流共同合作的基础。美国图书展览会的前言中说：“通过这种交流，可以增进我们的了解，使我们一起生活在和睦、协调和友谊之中”，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首先当然感谢中国图书进口公司主办这次展览。他们主办进口图书的展览，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近来办得更有生气更加出色，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已经多次举办了具有特点的各种形式的图书展览。这使人感到欣慰：看来人们已体会到，主办图书展览，不仅仅是一项具体的业务，应该说是大有可为的事业：引进知识，播植智慧。
这次“美国图书展览”，恐怕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图书很多，内容丰富，而且展览会本身也有一些新鲜的改进，颇是可喜的现象：
第一，这次书展，既重理工医，也相当重视文法商。五十二个项目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类目，占了二十一项。近年来，社会上对重理而轻文的现象，颇有议论，不少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对此亦有所呼吁。这次书展中文理科图书比重的改变，适应了当前我国的社会需要。
第二，这次书展的“开架”范围，比历次书展都广泛。书展而开架，这原来是名实相副的事，因为书展不象“美展”，“不要抚摸展品”恐怕并不能行得通。书展“开架”，不仅仅方便读者，而且随之而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显得亲近多了。文艺书籍，读者甚多，一时难以开架，事实上确有困难，但是从大处看，从长远看，总望有一天也能想方设法实行开架。
书展开架，当然带来一些问题，例如书籍失少破损的情况会比较严重。这既由于借书频率高，也涉及到公共道德问题。但是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得通过社会实践，例如教育儿童不要折花攀枝，首先就得让孩子们自由自在地赏花观叶。
十天为期的书展，惜乎为时太短。我在那里读书五天，只能在“总类”、“历史类”里涉猎而已。索取一卷，每每有爱不释手之感。“历史类”里的五百多本书，一一抚摸，已是不可能的了，其他类目，极难旁骛了。
在展览会里所谓读书，不过是流鉴序言、翻查索引而已。“贪得无厌”、“索求不已”，是每次参加书展、索书借阅时的“恶习”，这种“恶习”也许能得到谅解。
“美国图书展览”的美方筹备人，是煞费苦心：广为征询，多次评议，反复核定，最后选出这次展览的图书，力求其能反映“当代世界最显著的知识主脉”(“The world’s most current bodyof knowIedge”)。
就“历史类”中展出的书籍而论，范围极广，版本很新，其中还有款式颇为新鲜的丛书，如马吉尔(Frank N. M agill)主编的《历史大事一千例》，类似我国的编年史书，选题醒目，文字清畅，既有各自独立的史事，又前后一以贯之，读来引人入胜。还有几本可以讨论的新著，如巴茨(Arthur R. Butz)的《二十世纪的骗局》，为希特勒虐杀犹太人开脱，这是一个为人们注意的动向。
要想用五百多本书全面反映出近年来美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动向，当然是件困难的事。看来“历史类”的展出书籍，重点在介绍美国史和美洲史。我国读者在这方面对其中老一辈的学者如平克罗夫(Bancroft)、丹纳(Turner)、皮尔德(Beard)、摩里森(Morrison)、康迈格(Commanger)尚有所知；因此希望读到健在的老一辈的美国史史学家的最近巨作，尤其希望读到一代新秀的宏著。
书展既有所侧重，不免有所割爱。近几年来欧美各国，对世界史、国别史、断代史、专门史的研究，愈来愈细致，也可以说是愈来愈专深了。同时又出版了不少大学水平甚至高中水平的教科书性质的历史图书。很多书不惜工本，精益求精，由名家执笔或指导，文字讲究，插图精美，实在是引人入胜。美国普林底斯豪尔书局(Prentice－Hall)、美国图书公司(American BookCo.)出版了不少这一类图文并茂的教科书性质的书籍。这些书对我国广大青年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再不能满足于半个世纪以前曾风行一时而到现在已经是“老掉牙”的《世界通史》、《世界史纲》。当然，书展里也读到两本可喜的这一类书籍，如麦克尼尔(WilliamH.MacNeill)的《世界史》，伯恩斯(Edward M.Burns)的《西方文化史》。但是种类不多，很难满足广大读者群众的需要。
美国图书在我国展出，很自然会引起读者对美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成果及动向的兴趣。长期以来，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给以相当的重视，尤其最近几年，美国不少著名大学的出版社，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宏文专著，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注意和兴趣。惜乎这次书展中未能充分反映，偶然有几本，不是太老，就是太通俗。前者如丁格尔(EdWardJ.Dingle)的《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的中国革命》，系旧版重印的书，后者如史扶邻(Ha－rold Z.Schiffrin)的《孙逸仙》是一本通俗读物(诚然其中有些与众不同的观点)。其他还展出了几本份量不大的密契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的有关中国(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方面的)的专著。密契根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诚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但是它并不能够代表美国今天日益加强的中国问题的研究趋势。
这种情况，也许并非出于疏忽，毋宁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原是可以理解的。
有关历史研究的书籍文件，还散见在政府出版项目下，例如其中有卷帙巨大的《美国陆军史》丛书，仅就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小部而论，这次就展出了六十巨册。官方刊印的历史书籍，详尽确凿而失之于烦琐，罗迈纽(Charles F.Romanus)、桑德雷(Riley Sunderland)所著两卷关于史迪威的著作，读起来就远没有塔克曼(B.W.Tuchman)所著《史迪威在华经历》来得生动。这次政府出版物中未能展出《美国对华关系》(USFR)实在感到美中不足。这是美国政府出版处出版的国务院外交文件集，历史最久，自林肯在一八六一年指令开始编纂以来，每年出版，除一九六三年曾中断一年外，迄今从未中断过。这样重要的文件集，倘能选取一两年展出示范，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这次展出的辞书、百科全书，具有极吸引人的特色：种类多、方面广、印刷精、版本新，被人轮番翻阅，使读者流连忘返。其中除卓有声望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利坚百科全书》外，还有数目众多、各级水平的家用、中学用、大学用、专业用书(例如有一部库利〔Arthur B.Coole〕主编的《中国钱币百科全书》)，竟还有一部《犬类百科全书》，文字生动，插图也很精美，令人喜爱。
一本好的辞书、百科全书，对一般读者或专业研究人员，确实很有帮助。但是不可能有一种辞书或名之为“百科”的全书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因此分门别类编撰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辞书，是现实生活、研究工作中的需要，也有利于广拓知识视野。这次书展成列的辞书，是一次很具体的说明。据说，展出的辞书、百科全书，引起不少人的兴趣。我却私下有一个愿望，希望那一个有条件的单位全部订购这一部门的辞书、百科全书，倘若东家订购一种，西家保留另一种，恐怕会大大减少使用价值，合起来由一家总经营，则颇可收左右逢源之效，利用起来就方便得多。这当然不是一个普通读者所当言的，但也算是一份心愿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总类里有两本其貌不扬，黑纸封皮，打字印刷的目录索引，名叫《当代中国文献，一九四九——一九七五，书目及篇名索引》，编者：洛伊(George Lowy)，一九七八年出版，订布面两册，定价二百五十美元，似乎还未列为正式出版物，因为尚无“ISBN”(“国际统一图书编码”)。其中一册是《红卫兵文献译件》。这一册译件的索引，分前后两部分，共计447页。前一部分是“目录索引”，收集了红卫兵小报、小册子，估计不下一千七百种；第二部分是篇目索引，收集小报文章篇目，各种讲话报告，估计不下一万二千篇。以上各种文件收集的地区，从京津沪穗，远及新疆西藏。所有文件，均已译成英文，制成显微胶卷，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莱曼图书馆。最近读到一些有关的书刊，他们已经在利用这一份资料了。
知己知彼，正是相互交流共同合作的基础。美国图书展览会的前言中说：“通过这种交流，可以增进我们的了解，使我们一起生活在和睦、协调和友谊之中”，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