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把个别事物看作“第一实体”，认为它优先于作为“第二实体”的普遍者。新柏拉图主义者们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优先性”，一种是自然上的优先性，一种是对于我们而言的优先性。而《范畴篇》中讨论的诸范畴仅仅限于可感领域，“第一实体”的优先性仅仅是“对于我们而言的优先性”，而非自然上的优先性。新柏拉图主义者试图以此化解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与《形而上学》中实体理论的“矛盾”，缓解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间的紧张。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把个别事物看作“第一实体”，认为它优先于作为“第二实体”的普遍者。新柏拉图主义者们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优先性”，一种是自然上的优先性，一种是对于我们而言的优先性。而《范畴篇》中讨论的诸范畴仅仅限于可感领域，“第一实体”的优先性仅仅是“对于我们而言的优先性”，而非自然上的优先性。新柏拉图主义者试图以此化解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与《形而上学》中实体理论的“矛盾”，缓解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间的紧张。
其他文献
2021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重要时间节点.新时代新气象,新征程新使命.本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更加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更好发挥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的鲜明特色,以现实问题带动理论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推动中国哲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事化"(Versachlichung) 作为社会交往关系中一种必要的对"人格"的错认,其积极目的指向"人格"的真正实现,但在复杂的现实境况中,"事化"作为必要的历史奠基却并不意味着主体性的必然建构."事化"对主体性建构进行积极奠基的同时也造成对个体人格的"物化",此间张力促使我们进一步追问"事化"之于主体性建构的现实担保问题.中国哲学具有本源性意义的"事",是传统建构人与世界关系的主要方式,阳明心学在对程朱理学"格物"何以担保"成己"的质疑与应
威廉斯和内格尔基于一种外在反思观点判定,康德绝对命令的实践推理不是第一人称、而是第三人称的.但是科尔斯戈德从一种内在反思观点出发重构了第一人称的绝对命令推理,否定它是第三人称的.另一方面,达尔沃批评建立在自主性原则之上的第一人称绝对命令版本并不充分,只有一种第二人称版本的绝对命令才能确立自主性原则.在这些讨论基础上,本文尝试基于一种新的内在反思观点,确立一种修正的第二人称绝对命令版本.
《哲学研究》(月刊)是全国性的哲学专业理论刊物.它发表哲学各学科的原创性成果,对重要的哲学问题开展讨论,对各种现实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探讨;反映国内外哲学动态,发表对哲学研究的方向、状况的评论,以及其他多种形式的文章.每月25日出版.每册大16开本128面,定价50元,全年600元.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2-201,国外代号:M15.
《哲学研究》(月刊)是全国性的哲学专业理论刊物.它发表哲学各学科的原创性成果,对重要的哲学问题开展讨论,对各种现实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探讨;反映国内外哲学动态,发表对哲学研究的方向、状况的评论,以及其他多种形式的文章.每月25日出版.每册大16开本128面,定价50元,全年600元.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2-201,国外代号:M15.
洛克《人类理解论》的第3卷是专门讨论语言问题的，其中对“隐秘的指涉”的讨论，与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试图澄清洛克理论中“隐秘指涉”一词的意思，并阐述洛克与20世纪分析哲学家的某些相似之处。
自1924年非基督教运动再次爆发以来，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非基督教知识分子指出：“神父牧师里头走，军舰兵队后面跟”。作为民国时期基督教知识分子的张亦镜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否认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中国人自己种下的恶因所结出的恶果”。但是五卅运动以后，张亦镜受民族主义触动，其立场发生了重大改变，承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认为“有一半是误会，一半是教会自召”。我们可以看出，张亦镜在尊重本国主权的层面上对五卅运动后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性质的非基督教运动抱有同情，甚至支持的态度；但基督教的特
《易经》成书之前的占卜易卦，从文物考古资料所见，由八千年前传说中的伏羲时代、五六千年前的炎黄时代至距今四千年左右的夏禹时代，此可视为易卦由单卦（三爻一卦）演变到重卦（六爻一卦）的孕育期；再从殷墟出土的以易卦卜筮为代表的殷易来看，确证了殷易可视为易卦由单卦演变到重卦的完成期，并开始孕育卦爻辞。殷商时代的占卜易卦，在此需要深入探讨、厘清和确证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重卦的作者问题，一个是《易经》的来源问题。
阮元乃乾嘉汉学的殿军，为其汉学之名所累，学界对他的心性之学历来关注不够。阮元以“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为宗旨，建构出哲学史上颇具特色的心性论体系。在“性”论上，消弭“天命之性”，主张“血气心知即性”；在“心”论上，反对以往儒学对“心”的道德性、虚灵性的诠释，而以实体化的形式论述“心”，特别是反对将“心”与“仁”混而不分；在“仁”论上，主张在“以身验之”处见仁，反对将“仁”一味向玄虚高妙诠释的倾向，提倡“仁”的实践意义；在心性工夫上，提倡“居敬”，反对“静坐”，主张以礼节欲。阮元反对宋学“理在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