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三岁时就会打电话了，她对电话的痴迷也算一绝。只要听到电话铃声响，她就抢在我前面去接，然后像我的小秘书一样请我讲话：“妈妈接电话喽。”后来，她胆子越来越大，昨天，竟然偷偷拿了我的小灵通给他爸爸打起了长途。奶奶吓得大骂：“要钱的啊，以后得收好，别再给她偷着打。”边骂边打了她的小手。看着女儿淌泪的小脸，我记忆的闸门禁不住打开了，往事如潮水一般涌上心头。
　　我的童年是在大山环抱的侗寨度过的，我跟着妈妈、奶奶一起生活，爸爸在县城里的供销社上班，一年到头难得回家一次。
　　四岁那年的一天，奶奶突然病逝了，为了把爸爸喊回来给奶奶送丧，我大伯硬是走了几十里山路才到县城找到我爸爸。
　　后来，我在一部电影里看到了电话，那部朝鲜电影的片名是《明天回答你》，电影里那个漂亮的女人打电话的镜头我始终忘不了。电话的神秘气息充斥我幼小的心灵，我记得我问我妈妈，为什么那个黑匣子一样的东西，能把话语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成天忙于挣工分的妈妈怎么可能解释得清楚原因呢？我说我想要有那样的电话，妈妈笑了，“蠢妹崽，那是我们用的吗？那是城里人才用得起的啊！”
　　于是我天天盼望去城里，去城里做城里的妹崽。我要改变寨里的人都叫的“嗲嗲（侗语：爸爸）”，我渴望像电影里的人一样叫我的“嗲嗲”一声“爸爸”！而且我还要亲自打一次电话。我有时甚至做梦都梦到自己“呜呜”地摇动手柄，用食指拨一圈，再拨一圈，然后神气地拿起话筒说话。那该是世界上多么美妙的事啊！
　　然而那是多么渺茫的梦想啊！爸爸是很少回家的，回来一次总要跟妈妈打架，不是抱怨饭里掺了红薯，就是喝酒后哭着说后悔娶了我妈。而妈妈也是不会轻易去一趟城里的，她每天麻麻亮就得起床，生火烧水，把我用小镰刀割的那些个什么蛤蟆菜之类的猪草砍细再砍细，然后倒进大锅，再往猪草上面丢几个红薯一起煮。等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时，我的红薯也熟了。甜甜的红薯便是我的早餐了，而妈妈还得忙着把猪潲倒进潲桶里提去喂猪。
　　终于有一天，我可以去城里了，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爸爸决定让我和妈妈去他那里过年。我终于走进了天堂一般的城里了。我被爸爸抱进了他们单位的大卡车的驾驶室，我坐在车里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我看到了漂亮的砖房子，看到了印有两条金鱼在游来游去的脸盆，摸到了爸爸小圆花的被子，最最让我兴奋不已的是我看到了爸爸房间里有一部电话，就放在墙壁上凿开的一个小洞里———那是我幻想过多次而不曾亲近的梦啊！我奔过去刚要摸电话的时候，爸爸阻止了我：
　　“琴琴莫去摸啊！那电话是大人才能打的。小孩子不要耍！”
　　那电话是单位的。白天，负责接电话的杨伯伯就在隔壁房间里上班的，晚上他下班回家了，就由爸爸帮他接电话。之所以要在墙壁上开着这么一个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可怜的爸爸妈妈，他们哪里想到，这部电话，对一个孩子来说，充满多么神奇的诱惑，我要摸摸它，我要听听它里面的声音！而且随着回乡下的日子的临近，我的愿望变得无比强烈！
　　那一天下午，总不爱理我这个乡下丫头的杨伯伯下班走了，爸爸和妈妈也不知因为什么事不在家，这个时候我那不可遏止的欲望又像家乡火炉里的火苗般窜了出来。我搬了凳子移到小洞边，电话机就在我的眼前，那黑色的小盒子让我血液流动得是那样的快，我的脸已经感觉灼热，就像在家里直接贴近灶膛吹火一样。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拨动了电话的，我左手拿起电话，用右手食指拨一圈，再拨一圈，我的手在抖，突然听到一个甜甜的女中音，“你是要几号？”我的脑子变得一片空白，我努力地寻找答案，说：“我要1号！”我正在期待还有什么奇迹要发生时，突然听到隔壁房间的门开了，杨伯伯一声不吭地向我扑过来。他圆胖的狰狞的脸像极了电影里面的日本鬼子，让我毛骨悚然；他的一只大手紧紧地钳住了我拿电话的右手，随即把话筒磕回机座。他的大手好用力好用力地钳住了我，我疼得想喊，想哭，但我不敢哭，更不敢喊，在由于恐怖而变得混乱的意识里，我出奇清晰地看到杨伯伯那双如金鱼一样鼓鼓的眼睛……
　　这件事情就像一场噩梦，染黑了我童年的天空。我没敢告诉我父母，我也非常担心杨伯伯会告诉他们，怕爸爸再打我，怕因为我的不听话招致爸爸在单位丢了脸。然而后来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甚至我那被钳红的手，粗心的妈妈也没有过问。
　　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多年来我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然而，这次受惊吓的经历我却挥之不去，那种耻辱远比我身上的伤疤更让我难忘。如今，我带着女儿守在这湘南小城，却又放了丈夫去远飞；聪明的女儿凭借智慧偷打了一个电话，却得承受亲人的责骂，难道这一切是一种轮回？
　　我安慰女儿，打了个电话给母亲，问她是否还记得爸爸单位那个接电话的杨伯伯。老人好不容易想起来了，平静地说杨伯伯去年就死了，那座房子也被火毁坏了。
　　我忍不住想，我要不要向我亲爱的女儿讲述自己曾经遭遇过的有关电话的童年往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