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

　　1969年出生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因成功拍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五彩神箭》等藏语电影，被誉为藏族母语电影开创者。《塔洛》是他执导的第五部藏语电影。
　　塔洛留着一根小辫子，在他后脑勺晃来晃去，很扎眼。大家都叫他小辫子。他一个人在远山放羊，春天来了，他锄草。羊羔饿了，他喂奶。夜深了，点个炮仗，对着大山无尽的黑夜吆喝好几声，防狼。吆喝完了，回声阵阵，惹得他在凉夜的帐篷里格外落寞。
　　录音机喑哑，时不时窜过刺刺拉拉的电流声。有时会放拉伊（牧羊人唱的情歌，编者注），他静静听，又慢慢学，准备有一天唱给心爱的姑娘。他还咳嗽，多年抽烟伤了肺，喝几口烈酒压住，但还得看着羊，不能醉得太离谱。
　　他放了好多年羊，如果不是遇上国家第二代身份证登记，他还得继续放下去。为了有张“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谁”的卡，他卖了几只羊下山了。
　　塔洛本是记忆世界的国王，有几只羊，吃多少东西，《为人民服务》怎么背……他记得所有事情。但他是那么边缘，周围的人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多亏了下山，他第一次被记得，第一次爱，第一次身心受创。
　　在塔洛诵经般的《为人民服务》的吟哦声中，万玛才旦开始讲起了这个略带悲伤的故事，黑白镜头中的小辫子即将迎来存在的开始，也似乎必然地走向绝望。

牧羊、拉伊与少年

　　在寺庙念书，帮家里放羊，这是万玛才旦那个年代藏区小孩的必修课。 上学时还是“文革”后期，就在寺院里，佛像都被拆掉了，排练节目就在大堂里，拿着木头削成的大刀，挥来挥去。偶尔放个电影，幕布就挂在原来放佛像的地方，村委也来了，坐在下面看。电影讲上下级的工作故事，没有爱情。
　　有一天，好几个喇叭放起了哀乐，接着宣布毛主席去世了。很多人参加追悼会，哭得死去活来。不久去乡上，墙上画4个拳头，下面画着“四人帮”。小孩子哪懂这些，只觉得夸张，忍不住笑出声来。
　　到了假期，就得帮家里放羊。绵羊好放，慢悠悠的，也不乱跑，赶到空地上，不去管它们也能静静待上一个下午。山羊就麻烦了，窜到山里面，跳到悬崖上，自己还没胆子跳下来。
　　放羊的时候，万玛才旦远远看着，有时也带本藏文书，写着拉伊的歌词，背几首，唱几首。也见过大一些的青年对歌，女方唱过来，男方回过去。好的歌者临场发挥，对上了，芳心也就许下了。群山巍峨，云壑阻隔，一首首拉伊在云山间徘徊，把情意绵长到山穷水尽。
　　也会听听广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听了很长时间，透过声音想象画面，构筑了整部电视剧。听新闻，讲天安门，脑子里整个北京就是一个门。小学第一课学《我爱北京天安门》，红色的城楼在印象中高大无比。翻开课本第一页就看到天安门的图画，从第一课背到最后一课。作文也是一个模式，“四人帮”倒台了，每个人的作文都是“在英勇领袖华国锋的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时局有什么变化，课文里也会突然增加相应的章节。语录也是免费发的，老师一个个念，学生一个个记，用藏文注音，备注每个词的意思，慢慢学会汉字。
　　塔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习的，他读到小学毕业，能完整背诵《为人民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他的价值观：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为法西斯卖命而死，比鸿毛还轻。他的世界像电影的画面，非黑即白。
　　偶尔找藏族老人家口授传统神话，调剂枯燥的课文。第一次看到汉语版的《白雪公主》时，万玛才旦眼睛一下亮了，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如果说童话将万玛才旦从现实带入了想象，那多年后踏上北京的土地，则将他从童年的想象拉回现实，站在天安门下，他情不自禁感叹，啊，怎么会这么小。
　　牧羊人塔洛和牧羊人万玛才旦在某种程度上重合了，但这更像藏区青年的群像集合：每个人都有过那么一段岁月，放羊，赶狼，唱拉伊，背语录。有的人走出去了，去布达拉宫，去天安门，去自由女神像。有的人留下，成婚，生子，天葬。唯有塔洛，在被世人遗忘的边缘记得所有，在被世人记得后自我遗忘，迷失，毁灭。

爱情与拉萨

　　走进德吉照相馆前，塔洛没拍过照。前面有几对夫妇在拍结婚照，西装革履，僵硬地坐着，背景布是布达拉宫、天安门和自由女神像。德吉不停说“放松点儿”，他们也只是硬挤出笑，嘴角微微抬了抬，脸上是大写的尴尬。直到换了藏装，配上布达拉宫的背景板，再抱着塔洛的小羊羔，才咧开了嘴。
　　在当时的藏区，拍照不是件流行的事。再往前推，万玛才旦从上小学到初中期间，也就拍过两次照片。为了做中学的准考证，上了趟县城，洗出来是黑白的，得自己在上面染色。
　　塔洛摘下帽子，许久没洗的头发盘根错节，支楞在头皮上，德吉叫他去洗头，于是他遇上了杨措。寒暄的时候聊到自家几头羊，惊人的记忆力爆出数字，杨措觊觎了，言语热情，举动奔放。塔洛本能地抗拒，扔下50元落荒而逃。回派出所见到警官，唯唯说：“我好像遇到了一个坏人。”
　　善恶源于改变，万玛才旦为他这句话如此注解：“第一次面对诱惑，一方面受到了吸引，一方面自己又不确定。一个老男人初次遇见一个女人，觉得这就是爱情。他是一个孤儿，从来没有女人跟他说过什么。这样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改变的结果是冒险，偷偷卖了主人的羊找杨措私奔。问去哪里，杨措说，去拉萨。 　　藏语里的拉萨是圣地。没火车、没汽车的时候，很多人就走着去、骑马去、磕长头去。万玛才旦出生在青海，家乡到拉萨两千多公里，和到北京的距离差不多。而且一路环境严酷，比去北京的气候艰难许多，没水了，生病了，就死在路上了。但这也是一种朝圣，去拉萨就是要朝圣，去大昭寺，拜释迦牟尼的像，那是文成公主进藏时候带去的，和12岁的释迦牟尼等身。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加大了神圣感，在遥远的藏区能有机会去一次拉萨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万玛才旦身边的老人常说，下辈子希望能到释迦牟尼的脚磕头，今生不得，但求来世。
　　现在，铁路修通了，飞机3小时。朝圣看起来不再那么艰难。但拉萨依旧是新藏区青年口中的圣地，“在藏人意向里，拉萨就是一个精神寄托，所以很多人都想去拉萨，很多人为了完成精神的愿望，也有人为了自我发展的空间。”万玛才旦说。
　　塔洛当然是没去成拉萨的。杨措拿了他的钱远走高飞。走之前还剃掉了他的小辫子。镜中的塔洛头皮光溜溜的，连他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回派出所，不停重复着“我成了坏人，我只能做为法西斯卖命的坏人了，我的死会比鸿毛还轻，比鸿毛还轻。”下山时的自我认同随爱情的溘然长逝灰飞烟灭。

新·藏区青年

　　杨措是新一代藏区青年，留着短发——这在塔洛或是万玛才旦成长的年代，是极为少见的;抽烟——女士烟，细长、薄荷味;喜欢唱K——而不是对着群山扯着嗓子唱拉伊;爱去酒吧，县里偶尔开过大喇叭车，呼号着某个藏区当红的明星来开演唱会。昏黄的酒吧搭上简陋的舞台，台上的明星用藏语唱rap，背景布上的布达拉宫和歌声格格不入。台下觥筹交错，每个内地大城市该有的光怪陆离、狗血和青春，也在这里上演。只是配上窗外的满天星斗，画面极具冲击力，散发着荒诞。
　　这些荒诞大多是文化碰撞带来的融合，藏区的人出去了，又回来，带来新的东西，相传，再渗透。万玛才旦2002年离开藏区，到北京念书，毕业后留下来——北京能够更方便他拍电影。早些年他总说，离开一段时间回头再看，老家就会有变化。他从不避讳在作品中展示这样的变化。早几年他对媒体讲：“我要拍出一个真实的藏区。”现在他不提了，只说“我想拍出我眼里的藏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藏区导演，他的视角和镜头注定比外人丰富且锐利。酒吧这场戏正是这种锐利的显现。
　　在这拨人里，藏区不是经幡和喇嘛，除去蓝天白云，他们越发与大陆趋同。但深埋的信仰又扎根在日常生活中，万玛才旦把这份信仰交由塔洛展现。他破旧的小屋里，贴着佛像，点着酥油灯，羊圈周围挂着经幡。黑白画面下，塔洛有些皱纹的脸和渐失纯真的眼格外突出，掩埋了藏区的标签。只有他清晨雷打不动的敬天地与山神的仪式，能体察到浓烈的藏区烙印。
　　但没人能否认这就是藏区，而且比非藏族导演镜头里的藏区更加真实。现在的藏区和从前比，人的关系变了太多。从前一个村子，邻里间就像一家人，借个东西送个礼，平常得就像藏区夜里的星星。可现在温存少了，办事不忘立个字据。结婚也没那么多程序，拉到县城里面，叫个车，包几桌完事儿。在他小时候，婚礼可得准备一个月，结婚那天，半夜接新娘，整个村庄都设关卡，看看女婿本领怎样，宴席上还得唱祝酒歌，一群人乐乐呵呵把婚结了。现在坐一桌吃个饭，没在一桌的互相都看不见。有人去世了，从前天葬很多，现在年轻人都会首选火葬。
　　万玛才旦放羊那会儿，秋天庄稼快要成熟时，天气变化很大，冰雹降下来砸到田里，庄稼就毁了。每个村庄都会有一个防雹师，做法事把冰雹移走。有时两个庄的防雹师还会斗法，哪一家法力不够，自家庄稼就会受到伤害。等到科技进步了，人工防雹实现了，这份神秘职业也就消失了。技术把什么都加快了，也把人从浪漫拉回了现实。
　　内地游客来西藏，少不得说几句“你们都变了，都不原始了”。万玛才旦很反感这种论调：“你们这批人享受现代生活的优越感，同时为了满足自己，让另一批人在封闭的地方过原始生活，这个太荒诞。”
　　在藏语里，“塔洛”是“逃离的人”，逃离命运的困扰，在那种语境下，带些贬义，有些卑贱，又像暗示着什么。塔洛下山，最终还是没有逃离。片子的末尾，他推着车停在路边，新修的大马路宽敞，不像山里的石子路，崎岖坎坷。他停了下来，点燃手里剩的炮仗，火线呲呲作响，背景里的黑白云山蓦地波澜壮阔，千百年历史蜿蜒而来。
　　连一声爆炸都没有，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在万玛才旦的叙述之外，是白茫茫黑压压的一片。藏区的裂变，在白茫茫、黑压压之中，激流向前，不知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