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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史上常有“不正常”但却产生重要影响的翻译作品。用传统等值观分析这些作品使我们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本文尝试以功能主义目的论新视角为出发点来简要分析该类翻译的代表——《天演论》，并以此来说明该理论的解释力。
关键词：目的论；策略性叛逆；严复；天演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8)10-0125-5
1. 引言
严译《天演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起了重大作用。但在翻译界，其翻译方法也一直遭到指责和批评，认为《天演论》不符合“信达雅”的标准。对于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如何解释？本文试图以功能主义目的论来分析严复翻译中体现出的翻译目的、目的与社会规范的冲突，并探索这些因素如何导致《天演论》策略性叛逆。
2.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基础
2.1 目的论
功能主义的基础理论是威密尔的目的论。威密尔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活动（即行为），在翻译中要遵循“目的法则”。翻译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翻译的决策都应该服从于目的。目的论还有另两个法则：语内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语际连贯法则）。语际连贯服从于语内连贯，而两者都服从于目的法则。
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可行性取决于目标文化环境，而非源文化环境。源文只是一种“信息的供源”，它提供交际所需信息；信息的取舍权掌握在译者手中（Nord, 2001: 31-32）。评判译文的标准不在于它是否等值，而是“合格度”（adequacy），即译作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译者的预期目的。
2.2 目的论应用上的几个问题
目的论可以解释翻译史上诸多现象。但也导致一个疑问：既然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过程，岂不是译者想怎么译就怎么译？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在翻译中的客观制约因素中寻找。翻译是行为，具有目的性；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必须受规范制约。操纵学派学者就认为翻译是受规范制约的行为。图里（Gideon Toury）认为，“翻译在其社会文化维度上可以描述为受到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制约”。规范在群体里是评价人们行为的标准。“规范只存在于允许不同举止的情境中，在这一情境中，人不是任意地做出选择。规范在社会活动中占据中心地位，但是个人举止也可以不遵循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不合规范的特定个例‘并不会使规范无效’。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偏离规范的举止需要付出代价（Toury, 2001: 54-55, 60, 62）。”
规范与目的互动制约着译者的选择。翻译行为是具体情境下的复杂决策过程（Hermans，2004：23），在此过程中，译者作出选择，并为此负责，最终的产品就是译本。译本是翻译目的、规范和译者翻译对策和手段选择的体现。翻译中目的、规范与现实情境之间总是存在冲突，译者则在这些冲突中小心取舍：他总是要（不同程度地）遵循某些规范，而（不同程度地）违反另一些规范，并为此付出代价。关键在于这些目的是否值得他付出如此代价，而翻译情境因素又如何对其翻译行为进行制约。
规范的两个特点
翻译规范是否发挥制约作用及作用程度都受现实情境影响。换言之，规范的效力取决于：（一）社会是否需要该规范；（二）现有社会条件下，人们是否能遵守该规范。
规范之间相互冲突。翻译中译者要面对由各种规范组成的体系。这些规范包括社会规范、文学规范和翻译规范等；这些规范是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而提出的，所以彼此之间可能相互冲突。在相互冲突的规范中，译者只能选择遵循某些规范而违反另一些规范，如何选择则取决于目的与规范之间的互动。
目的与规范的冲突
遵循或违反规范都是为了增加某些价值或避免价值减少。译者选择遵循此规范时，常常会违反彼规范，并为此付出一定代价。译者需考虑遵循此规范带来的收益是否大于违反彼规范的损失？换言之，译者的付出是否符合其翻译目的，或者有助于目的实现，或者译者违反这些翻译规范的所得大于所失？
笔者试从这一视角出发，来考查《天演论》翻译中诸般“不信”现象。
3.《天演论》的策略性叛逆
3.1《天演论》翻译背景及翻译目的
1898年仲夏，《天演论》一书面世。其出版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食粮。一时间，报章中充斥着“物竞”、“天择”等文字，或撰文介绍天演思想，或以“优胜劣汰”佐证文章立论（林京榕，1998: 58）。对于《天演论》在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清代全史》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天演论》发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之说，四方读书之子争购此新著。却当1896年中日战争之后，人人胸中抱一眇者不忘视，跛者不忘履之观念。若以近代之革新，为起端于1895之侯，则《天演论》者，正溯此思潮之源头，而注以活水也。（罗新璋，1984：160）
不过，翻译界对《天演论》却毁誉参半。很多学者批评严复的译文太“雅”而“不信”。前者代表是梁启超，他认为严复的译文太过渊雅，故所宣扬思想不易为一般学童或“国民”所了解（黄克武，1998: 89）。批评严复“不信”的人也很多，最厉害的是傅斯年，他说：严几道先生那种“达旨”的方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改旨”而后已（转引自罗新璋，1984：438）。
《天演论》实际上是什么样子？严复说“题曰达旨，不云笔译”。这是实话。他以“达旨”之法对原文作了大量改变，不仅包括伦理学部分删减，也包括对进化论一定的修正。译文不再是原来的进化论，而是严氏的进化论（王东风，2003: 21）。因此，《天演论》与原文之间的相似度确实有限，“不信”的地方很多。
如何解释书中的不信现象？有学者认为是严复对西学的了解有问题。钱钟书先生曾批评说：“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乃识趣所囿也”（转引自黄克武，1998: 91）。“理不胜词”就是文字还行，意思没弄明白。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天演论》的不信，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严复的翻译目的。
《天演论》翻译时正当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民族危机深重。翻译此书前严复已发表《辟韩》、《原强》等一系列文章，表达开民智、求富强的思想。《天演论》正是这一思想的延续，目的就是传播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思想，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令“读焉者怵焉思变”，唤起民众“自强保种”的精神。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说到：
严复没有选择达尔文或斯宾塞的作品，而选择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作为原本，是因为本书中隐藏着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宗旨的简短、生动和几乎是史诗般的描述。由此出发而描绘出全世界一致性的历史发展的广阔面貌，可以纠正国内知识界关于西夷与中国人之间存在实质性鸿沟的看法。（转引自黄克武，1998: 92）
所以，严复的翻译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他的重点是社会启蒙，这决定了译文的功能、信息的取舍、翻译对策和目标读者群选定。严复把目标读者群选定在清末的封建知识分子身上，这是因为“最能影响当时风气的读书人是士大夫阶层，不是普通国民。要普及民众，必须先普及士大夫阶层，才能先提高学术翻译的地位，最终达到传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目的”（穆诗雄，2001）。而要征服封建士大夫，首先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他们的社会、文化和审美意识规范，然后再进行启蒙。
3.2《天演论》中的策略性叛逆
所谓叛逆，就是“由译者产生的、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或原因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偏离”。其中的策略性叛逆就是为了使译作“符合目标文化的要求或达到预定目的”的一种叛逆（孙致礼，2001: 20）。《天演论》是包含策略性叛逆的典型译作。要解释这些“不信”，就需要分析《天演论》的翻译背景、当时的社会规范、译者的翻译目的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严复的主要目的是将西方思想引进到中国。他要“用异域的意识形态来颠覆中国当时的封建意识形态，唤起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王东风，2003: 20）。而西方意识形态与士大夫的思想冲突，所以，要向士大夫们宣扬这种思想，就要在形式和次要内容方面作出妥协，使他们易于并乐于接受。
因此，译文首先在形式上必须符合当时的语言和文学规范。中国古代政论学术文体大体为文言散文，白话文只是偶尔见用。虽然清末“新文体”兴起，但仍受士大夫阶层排斥，并未取得主流文学规范的地位。当时的主流规范仍然是文言散文（朱文华，2001: 52）。为了让老夫子们阅读时不觉得吃力，严复在形式上尽量采用了与中国古代史书、说部相类似的体裁，文字力求尔雅流畅，“骎骎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果然让译文在士大夫心中取得极高地位。
其次是内容的调整。译文内容调整部分是对当时社会规范作出妥协，但也有部分是翻译目的使然。按照作用的不同，这些“不信”可以分为解释性叛逆、调和性叛逆和意识形态篡改叛逆。
解释性叛逆
原著中许多喻例不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如果直译，读者会一时不知所云。因此严复把它们换成了士大夫们熟悉的中国人事来解释文章观点。如《导言八》中，赫胥黎说人类社会不能自我选择，正如白鸽不能当自己的养鸽人一样：
原文：...,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appear to me to be based upon the notion that human society is competent to furnish from its own resources an administrator of the kind I have imagined. The pigeons, in short, are to be their Sir John Sebright。(Huxley, 1893: 22)
严复用两个中国人物代替读者不熟悉的施伯莱爵士（Sir John Sebright）：
译文：今乃以人择人，此何异上林之羊欲自为卜式，汗渭之马欲自为伯翳，多见其不自量也已。案原文用白鸽欲自为施白来。施，英人中最善蓄鸽者也，易为中事。（王栻，1986: 1342）
类似例子中，此般人事皆换成了中人中事。不过严复换例后都作了说明：原有例子如何如何，只为读者诸君更好地了解原文，换成了大家熟悉的这般这般。
另一类变化是对外国人事增加词句解释。如对原文中的哈姆雷特（Hamlet），译文添加文字解释道：
哈姆雷特，孝子也，乃以父雠之故，不得不杀其季父，辱其亲母，而自刃于胸。（王栻，1986: 1369）
这些背景在原书是不必解释的，但在译文中就需要加以说明。此类增删可以使读者深入了解原文内容，方便阅读，因此属于解释性“不信”或叛逆。这种解释性叛逆增加了读者的知识，缩小了读者与文章之间的距离。文章因此更易理解，也更“达”。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达”不仅是要通顺，更要使读者了解。严复的“达”也是唐人孔颖达“换易语言使相解”的本意所在。
调和性叛逆
严复另一种为人指摘的“不信”是用中国古代术语概念翻译解释西洋术语。如他将cosmic process（宇宙进程）译为“天演”，将sympathetic（同情）译为“善相感”等。张君励曾批评严复“以古今习用之语译西方科学之义理，文字虽美而义转歧混”。他举例说：
如译space（空间）为宇，time（时间）为宙是已。夫谓infinitive space（无限之空间）、infinitive time（无限之时间）曰宇曰宙可矣。至于一孔之隙，一谈弹指之间，何莫非空间时间乎。空间时间概念足以该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该空间时间（转引自黄克武，1998: 91）。
严复书中另有十七处此类例子，而且他还以“顾吾古人所得往往先之”为此作辩，表示这些概念与中国古代概念同理，因此被人指责为“牵强附会”。这些“不信”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是因为严复翻译的西方民主思想与封建意识形态并不相容，宣扬这些思想就违反当时社会规范。清朝的意识形态在哲学上以程朱理学为骨干，思想上以“君尊臣卑”和“华夷之辨”为核心。在1898年朝廷下诏《诏定国是》谕示“中体西用”前，统治阶层始终对西方的思想持排斥态度，认为向西方学习会“以夷变夏”，有违先贤教化（郝晏荣，1998: 94）。另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为宣传西方思想则不得不“曲线救国”，尽力试图证明西方所有的技术、文艺、学术和政体皆系中国古代所传。此等思潮以康有为为代表，影响甚大。严复对此深有了解，他不同意康氏之论，但翻译时对此必须加以考虑（欧阳哲生，1994：256）。因此，严复用此“下策”，也是合理之举。经过严复用本土价值观“调和与改写”后的西方价值观，才不会造成两种格格不入的政治观念的冲突。“一个完全异质的外来思想，初来乍到本土，如果不向本土的意识形态妥协，是很难立足的”（王东风，2003: 22）。
意识形态篡改叛逆
第三种叛逆则是为了“走私”一些严复自己的观点。严复对原文作了大量的删减、篡改和借题发挥。这是严复本人自强保种的政治观点的反映。他这么做正是想把社会达尔文主义译介进来，助他向国民发出警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中国若不奋起，便有亡国之危”（王克非，1992: 6）。
因为把社会启蒙和“自强保种”作为翻译目的，严复在很大程度上偏向斯宾塞，而非赫胥黎的观点。故相较原文，译文时而观点相左，时而借题发挥。如，赫胥黎认为自然状态下没有公正可言，译者则借此发挥，指出天地间根本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宰，也不存在“君权神授”的根据：
原文3：[If there is one thing plainer than another, it is that neither the pleasure nor the pain of life, in the merely animal world, are according to desert.]...Greek and Semite and Indian agreed upon this subject. The book of Job is at one with the “Works and Days” and the Buddhist sutras; the Psalmist and the Preacher of Israel, with the Tragic Poets of Greece. (Huxley, 1893: 58-59)
译文：呜呼！彼苍之愦愦，印度、额里思、斯迈特三土之民，知之审矣。乔达摩悉昙之章，《旧约·约伯之记》与鄂谟或作贺麻，希腊古诗人。之所哀歌，其言天之不，何相似也。大水溢，火山流，饥馑厉疫之时行，计其所戕，虽桀纣所为，方之蔑尔！是岂尽恶，而祸之所应加者哉？（王栻，1986: 1369）
3.3 策略性叛逆与《天演论》的成功与批判
虽然翻译决策受目的的决定，但翻译中存在的“信”规范总要约束译者行为。“违反了规范总是要受到制裁的”（Toury, 2001: 55）。如果一篇译文违背了“信”的规范，往往会受到学者和读者的批评；严重者得不到“译文”的名分，甚至无法出版。但是充满策略性叛逆的《天演论》却广受欢迎，这是为什么呢？从翻译时代看，当时国人外语水平普遍比较低，翻译研究也首先关注译文文笔，很少顾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谢天振，1999：72）。故而，评论者不太可能及时判定译作与原作的“相似”关系。再者，《天演论》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一出版就大获成功。等到评论家发现《天演论》的“不信”时，其历史地位已经确立，不可能再抵制其出版和风行了。评论者只能作事后批评，而且这些批评大都泛泛着眼在词句和语法结构的“不对应”上。
因为“信”受到语言结构的制约，所以严复也就用这一技术原因来为自己辩护。严复翻译采用的是文言文，还没有受到西化，当时汉英两种语言之间差异巨大。要在中西语言的结构层面上做到“信”困难极大。因此，严复就在《译例言》中表明他只是将大概意思表达出来：“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王栻，1986: 1321）。他并且以中西文字的巨大差别来为自己辩护：
西文句中名物事，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言，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则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王栻，1986: 1321）
以客观困难做解释，显然可以减轻译者不少责任。至于内容的诸般不信，严复始终不做说明。直到十年后（1908）《名学浅说·译者自序》出版，他才微述其意：“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罗新璋，1984: 146）。
《天演论》的翻译方法是在特定的时期内、针对特定背景和目的采取的。因此，这种翻译策略的适用性也非常窄。一旦社会情境发生变化，这种策略就不再适用。“五四”运动后，白话文成为主要语言规范，用“尔雅”文字翻译西方著作已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学习西方的思潮已经形成，不再需要在“苦药上包上糖衣”来吸引民众学习西方知识了。严复翻译决策的社会依据都不存在了，他翻译决策的合理性就开始受到质疑。此外，“五四”后翻译逐渐以“直译”（或者“异化”）为主。为了确立这一规范的权威，就必须对不合这一规范的事例做出批评和抨击。严复作为著名的“不信”译者，就成了一个极好的靶子。因此，笔者认为，《天演论》受到批评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在于《天演论》翻译时的社会需要和社会规范后来都不存在了。
4. 结论
翻译过程是一个目的与规范互动的过程。将目的论和规范论结合，研究翻译目的和社会背景，可以更有效地解释严译《天演论》这样特定时期的翻译现象。对这些因素作详细研究，可以更合理地解释《天演论》翻译引发的看似矛盾的现象。作为总结，或许吴汝伦老夫子对严复的理解，可以让我们在评价《天演论》时有所启发：
此执事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必绳以舌人之法，固执事所不乐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旨（王栻，1986: 156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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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2001: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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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非. 论严复《天演论》的翻译[J]．中国翻译，19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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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华. 关于晚清新文体的“恶评”问题及其他[J]. 江淮论坛，2001(4)：52.
关键词：目的论；策略性叛逆；严复；天演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8)10-0125-5
1. 引言
严译《天演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起了重大作用。但在翻译界，其翻译方法也一直遭到指责和批评，认为《天演论》不符合“信达雅”的标准。对于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如何解释？本文试图以功能主义目的论来分析严复翻译中体现出的翻译目的、目的与社会规范的冲突，并探索这些因素如何导致《天演论》策略性叛逆。
2.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基础
2.1 目的论
功能主义的基础理论是威密尔的目的论。威密尔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活动（即行为），在翻译中要遵循“目的法则”。翻译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翻译的决策都应该服从于目的。目的论还有另两个法则：语内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语际连贯法则）。语际连贯服从于语内连贯，而两者都服从于目的法则。
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可行性取决于目标文化环境，而非源文化环境。源文只是一种“信息的供源”，它提供交际所需信息；信息的取舍权掌握在译者手中（Nord, 2001: 31-32）。评判译文的标准不在于它是否等值，而是“合格度”（adequacy），即译作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译者的预期目的。
2.2 目的论应用上的几个问题
目的论可以解释翻译史上诸多现象。但也导致一个疑问：既然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过程，岂不是译者想怎么译就怎么译？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在翻译中的客观制约因素中寻找。翻译是行为，具有目的性；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必须受规范制约。操纵学派学者就认为翻译是受规范制约的行为。图里（Gideon Toury）认为，“翻译在其社会文化维度上可以描述为受到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制约”。规范在群体里是评价人们行为的标准。“规范只存在于允许不同举止的情境中，在这一情境中，人不是任意地做出选择。规范在社会活动中占据中心地位，但是个人举止也可以不遵循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不合规范的特定个例‘并不会使规范无效’。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偏离规范的举止需要付出代价（Toury, 2001: 54-55, 60, 62）。”
规范与目的互动制约着译者的选择。翻译行为是具体情境下的复杂决策过程（Hermans，2004：23），在此过程中，译者作出选择，并为此负责，最终的产品就是译本。译本是翻译目的、规范和译者翻译对策和手段选择的体现。翻译中目的、规范与现实情境之间总是存在冲突，译者则在这些冲突中小心取舍：他总是要（不同程度地）遵循某些规范，而（不同程度地）违反另一些规范，并为此付出代价。关键在于这些目的是否值得他付出如此代价，而翻译情境因素又如何对其翻译行为进行制约。
规范的两个特点
翻译规范是否发挥制约作用及作用程度都受现实情境影响。换言之，规范的效力取决于：（一）社会是否需要该规范；（二）现有社会条件下，人们是否能遵守该规范。
规范之间相互冲突。翻译中译者要面对由各种规范组成的体系。这些规范包括社会规范、文学规范和翻译规范等；这些规范是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而提出的，所以彼此之间可能相互冲突。在相互冲突的规范中，译者只能选择遵循某些规范而违反另一些规范，如何选择则取决于目的与规范之间的互动。
目的与规范的冲突
遵循或违反规范都是为了增加某些价值或避免价值减少。译者选择遵循此规范时，常常会违反彼规范，并为此付出一定代价。译者需考虑遵循此规范带来的收益是否大于违反彼规范的损失？换言之，译者的付出是否符合其翻译目的，或者有助于目的实现，或者译者违反这些翻译规范的所得大于所失？
笔者试从这一视角出发，来考查《天演论》翻译中诸般“不信”现象。
3.《天演论》的策略性叛逆
3.1《天演论》翻译背景及翻译目的
1898年仲夏，《天演论》一书面世。其出版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食粮。一时间，报章中充斥着“物竞”、“天择”等文字，或撰文介绍天演思想，或以“优胜劣汰”佐证文章立论（林京榕，1998: 58）。对于《天演论》在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清代全史》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天演论》发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之说，四方读书之子争购此新著。却当1896年中日战争之后，人人胸中抱一眇者不忘视，跛者不忘履之观念。若以近代之革新，为起端于1895之侯，则《天演论》者，正溯此思潮之源头，而注以活水也。（罗新璋，1984：160）
不过，翻译界对《天演论》却毁誉参半。很多学者批评严复的译文太“雅”而“不信”。前者代表是梁启超，他认为严复的译文太过渊雅，故所宣扬思想不易为一般学童或“国民”所了解（黄克武，1998: 89）。批评严复“不信”的人也很多，最厉害的是傅斯年，他说：严几道先生那种“达旨”的方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改旨”而后已（转引自罗新璋，1984：438）。
《天演论》实际上是什么样子？严复说“题曰达旨，不云笔译”。这是实话。他以“达旨”之法对原文作了大量改变，不仅包括伦理学部分删减，也包括对进化论一定的修正。译文不再是原来的进化论，而是严氏的进化论（王东风，2003: 21）。因此，《天演论》与原文之间的相似度确实有限，“不信”的地方很多。
如何解释书中的不信现象？有学者认为是严复对西学的了解有问题。钱钟书先生曾批评说：“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乃识趣所囿也”（转引自黄克武，1998: 91）。“理不胜词”就是文字还行，意思没弄明白。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天演论》的不信，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严复的翻译目的。
《天演论》翻译时正当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民族危机深重。翻译此书前严复已发表《辟韩》、《原强》等一系列文章，表达开民智、求富强的思想。《天演论》正是这一思想的延续，目的就是传播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思想，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令“读焉者怵焉思变”，唤起民众“自强保种”的精神。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说到：
严复没有选择达尔文或斯宾塞的作品，而选择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作为原本，是因为本书中隐藏着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宗旨的简短、生动和几乎是史诗般的描述。由此出发而描绘出全世界一致性的历史发展的广阔面貌，可以纠正国内知识界关于西夷与中国人之间存在实质性鸿沟的看法。（转引自黄克武，1998: 92）
所以，严复的翻译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他的重点是社会启蒙，这决定了译文的功能、信息的取舍、翻译对策和目标读者群选定。严复把目标读者群选定在清末的封建知识分子身上，这是因为“最能影响当时风气的读书人是士大夫阶层，不是普通国民。要普及民众，必须先普及士大夫阶层，才能先提高学术翻译的地位，最终达到传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目的”（穆诗雄，2001）。而要征服封建士大夫，首先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他们的社会、文化和审美意识规范，然后再进行启蒙。
3.2《天演论》中的策略性叛逆
所谓叛逆，就是“由译者产生的、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或原因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偏离”。其中的策略性叛逆就是为了使译作“符合目标文化的要求或达到预定目的”的一种叛逆（孙致礼，2001: 20）。《天演论》是包含策略性叛逆的典型译作。要解释这些“不信”，就需要分析《天演论》的翻译背景、当时的社会规范、译者的翻译目的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严复的主要目的是将西方思想引进到中国。他要“用异域的意识形态来颠覆中国当时的封建意识形态，唤起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王东风，2003: 20）。而西方意识形态与士大夫的思想冲突，所以，要向士大夫们宣扬这种思想，就要在形式和次要内容方面作出妥协，使他们易于并乐于接受。
因此，译文首先在形式上必须符合当时的语言和文学规范。中国古代政论学术文体大体为文言散文，白话文只是偶尔见用。虽然清末“新文体”兴起，但仍受士大夫阶层排斥，并未取得主流文学规范的地位。当时的主流规范仍然是文言散文（朱文华，2001: 52）。为了让老夫子们阅读时不觉得吃力，严复在形式上尽量采用了与中国古代史书、说部相类似的体裁，文字力求尔雅流畅，“骎骎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果然让译文在士大夫心中取得极高地位。
其次是内容的调整。译文内容调整部分是对当时社会规范作出妥协，但也有部分是翻译目的使然。按照作用的不同，这些“不信”可以分为解释性叛逆、调和性叛逆和意识形态篡改叛逆。
解释性叛逆
原著中许多喻例不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如果直译，读者会一时不知所云。因此严复把它们换成了士大夫们熟悉的中国人事来解释文章观点。如《导言八》中，赫胥黎说人类社会不能自我选择，正如白鸽不能当自己的养鸽人一样：
原文：...,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appear to me to be based upon the notion that human society is competent to furnish from its own resources an administrator of the kind I have imagined. The pigeons, in short, are to be their Sir John Sebright。(Huxley, 1893: 22)
严复用两个中国人物代替读者不熟悉的施伯莱爵士（Sir John Sebright）：
译文：今乃以人择人，此何异上林之羊欲自为卜式，汗渭之马欲自为伯翳，多见其不自量也已。案原文用白鸽欲自为施白来。施，英人中最善蓄鸽者也，易为中事。（王栻，1986: 1342）
类似例子中，此般人事皆换成了中人中事。不过严复换例后都作了说明：原有例子如何如何，只为读者诸君更好地了解原文，换成了大家熟悉的这般这般。
另一类变化是对外国人事增加词句解释。如对原文中的哈姆雷特（Hamlet），译文添加文字解释道：
哈姆雷特，孝子也，乃以父雠之故，不得不杀其季父，辱其亲母，而自刃于胸。（王栻，1986: 1369）
这些背景在原书是不必解释的，但在译文中就需要加以说明。此类增删可以使读者深入了解原文内容，方便阅读，因此属于解释性“不信”或叛逆。这种解释性叛逆增加了读者的知识，缩小了读者与文章之间的距离。文章因此更易理解，也更“达”。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达”不仅是要通顺，更要使读者了解。严复的“达”也是唐人孔颖达“换易语言使相解”的本意所在。
调和性叛逆
严复另一种为人指摘的“不信”是用中国古代术语概念翻译解释西洋术语。如他将cosmic process（宇宙进程）译为“天演”，将sympathetic（同情）译为“善相感”等。张君励曾批评严复“以古今习用之语译西方科学之义理，文字虽美而义转歧混”。他举例说：
如译space（空间）为宇，time（时间）为宙是已。夫谓infinitive space（无限之空间）、infinitive time（无限之时间）曰宇曰宙可矣。至于一孔之隙，一谈弹指之间，何莫非空间时间乎。空间时间概念足以该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该空间时间（转引自黄克武，1998: 91）。
严复书中另有十七处此类例子，而且他还以“顾吾古人所得往往先之”为此作辩，表示这些概念与中国古代概念同理，因此被人指责为“牵强附会”。这些“不信”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是因为严复翻译的西方民主思想与封建意识形态并不相容，宣扬这些思想就违反当时社会规范。清朝的意识形态在哲学上以程朱理学为骨干，思想上以“君尊臣卑”和“华夷之辨”为核心。在1898年朝廷下诏《诏定国是》谕示“中体西用”前，统治阶层始终对西方的思想持排斥态度，认为向西方学习会“以夷变夏”，有违先贤教化（郝晏荣，1998: 94）。另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为宣传西方思想则不得不“曲线救国”，尽力试图证明西方所有的技术、文艺、学术和政体皆系中国古代所传。此等思潮以康有为为代表，影响甚大。严复对此深有了解，他不同意康氏之论，但翻译时对此必须加以考虑（欧阳哲生，1994：256）。因此，严复用此“下策”，也是合理之举。经过严复用本土价值观“调和与改写”后的西方价值观，才不会造成两种格格不入的政治观念的冲突。“一个完全异质的外来思想，初来乍到本土，如果不向本土的意识形态妥协，是很难立足的”（王东风，2003: 22）。
意识形态篡改叛逆
第三种叛逆则是为了“走私”一些严复自己的观点。严复对原文作了大量的删减、篡改和借题发挥。这是严复本人自强保种的政治观点的反映。他这么做正是想把社会达尔文主义译介进来，助他向国民发出警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中国若不奋起，便有亡国之危”（王克非，1992: 6）。
因为把社会启蒙和“自强保种”作为翻译目的，严复在很大程度上偏向斯宾塞，而非赫胥黎的观点。故相较原文，译文时而观点相左，时而借题发挥。如，赫胥黎认为自然状态下没有公正可言，译者则借此发挥，指出天地间根本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宰，也不存在“君权神授”的根据：
原文3：[If there is one thing plainer than another, it is that neither the pleasure nor the pain of life, in the merely animal world, are according to desert.]...Greek and Semite and Indian agreed upon this subject. The book of Job is at one with the “Works and Days” and the Buddhist sutras; the Psalmist and the Preacher of Israel, with the Tragic Poets of Greece. (Huxley, 1893: 58-59)
译文：呜呼！彼苍之愦愦，印度、额里思、斯迈特三土之民，知之审矣。乔达摩悉昙之章，《旧约·约伯之记》与鄂谟或作贺麻，希腊古诗人。之所哀歌，其言天之不，何相似也。大水溢，火山流，饥馑厉疫之时行，计其所戕，虽桀纣所为，方之蔑尔！是岂尽恶，而祸之所应加者哉？（王栻，1986: 1369）
3.3 策略性叛逆与《天演论》的成功与批判
虽然翻译决策受目的的决定，但翻译中存在的“信”规范总要约束译者行为。“违反了规范总是要受到制裁的”（Toury, 2001: 55）。如果一篇译文违背了“信”的规范，往往会受到学者和读者的批评；严重者得不到“译文”的名分，甚至无法出版。但是充满策略性叛逆的《天演论》却广受欢迎，这是为什么呢？从翻译时代看，当时国人外语水平普遍比较低，翻译研究也首先关注译文文笔，很少顾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谢天振，1999：72）。故而，评论者不太可能及时判定译作与原作的“相似”关系。再者，《天演论》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一出版就大获成功。等到评论家发现《天演论》的“不信”时，其历史地位已经确立，不可能再抵制其出版和风行了。评论者只能作事后批评，而且这些批评大都泛泛着眼在词句和语法结构的“不对应”上。
因为“信”受到语言结构的制约，所以严复也就用这一技术原因来为自己辩护。严复翻译采用的是文言文，还没有受到西化，当时汉英两种语言之间差异巨大。要在中西语言的结构层面上做到“信”困难极大。因此，严复就在《译例言》中表明他只是将大概意思表达出来：“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王栻，1986: 1321）。他并且以中西文字的巨大差别来为自己辩护：
西文句中名物事，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言，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则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王栻，1986: 1321）
以客观困难做解释，显然可以减轻译者不少责任。至于内容的诸般不信，严复始终不做说明。直到十年后（1908）《名学浅说·译者自序》出版，他才微述其意：“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罗新璋，1984: 146）。
《天演论》的翻译方法是在特定的时期内、针对特定背景和目的采取的。因此，这种翻译策略的适用性也非常窄。一旦社会情境发生变化，这种策略就不再适用。“五四”运动后，白话文成为主要语言规范，用“尔雅”文字翻译西方著作已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学习西方的思潮已经形成，不再需要在“苦药上包上糖衣”来吸引民众学习西方知识了。严复翻译决策的社会依据都不存在了，他翻译决策的合理性就开始受到质疑。此外，“五四”后翻译逐渐以“直译”（或者“异化”）为主。为了确立这一规范的权威，就必须对不合这一规范的事例做出批评和抨击。严复作为著名的“不信”译者，就成了一个极好的靶子。因此，笔者认为，《天演论》受到批评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在于《天演论》翻译时的社会需要和社会规范后来都不存在了。
4. 结论
翻译过程是一个目的与规范互动的过程。将目的论和规范论结合，研究翻译目的和社会背景，可以更有效地解释严译《天演论》这样特定时期的翻译现象。对这些因素作详细研究，可以更合理地解释《天演论》翻译引发的看似矛盾的现象。作为总结，或许吴汝伦老夫子对严复的理解，可以让我们在评价《天演论》时有所启发：
此执事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必绳以舌人之法，固执事所不乐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旨（王栻，1986: 156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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