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人公司马芳芳，男主人公陆华，小说的原名就叫《芳华》。芳华，多美的名字啊，又美又吸睛，原想是要蹭一下冯导的热度的。小说完成的时候电影还未上映，但严歌苓老师的《芳华》一马当先地出版了。不得已只能另起题目，一下就找到了“孤芳”。找到了“孤芳”之后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我感到一种深长的庆幸，很显然的，作为这个中篇小说的题目，“孤芳”更合适、更准确，它不偏不倚地圈定了我当时的那种痛感。美学常识告诉我们，准确产生美。
　　从一开始写作时我就在警惕一件事情，那就是尽可能地别让自己的写作与自己的生活离得太近，尤其要回避那些正在经历的或者刚刚过去的。要拉开一个距离。恰当的距离是必要的。离得太近了不行，太近了会纤毫毕露，会显得粗糙、原始，它尚幼嫩，还未来得及充分发育。尤其是“军改”这样的小众题材，尤其是文工团的军改和军改中的文工团，作为一个题材而言，它的透射度、开放性无疑都差着很多。写它，坦白说，我并不情愿，但是我知道自己必定会写，跑不掉的，因为我置身其中，人在现场，因为它带给了我那种切身的痛感。这痛感弥足珍贵，是生活对于一个写作者的馈赠，是小说的福气，它压迫着我，也在集结着小说启动的欲望。并且，不仅要写，还要抓紧，时不我待，都不允许拉开那个足够的距离。这痛感有保鲜期的，我怕太久了会失效。
　　我清楚，我要寫自己勉为其难的那部分生活。我也清楚，我要写的一定不是生活本身，不是自己眼皮子底下的那一亩三分地。我要写的，是美与高贵的自毁，是孤芳的凋敝与逝去，以及这其中所有的注定与必然，所有的直面和旁观。这个体量，比一亩三分要大很多，是青出于蓝而远远大于蓝。
　　对于我来说，这个小说是目前为止我与生活距离最近的一个，我放下了自己的警惕。写作之初，我不担心故事，不担心人物和细节，都没问题，我信赖自己水到渠成的虚构。我担心的只有一个，就是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还原我当初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切身之痛。我想我只有一次机会，不能推拖，没有下次。那痛正在慢慢消失，而欲望，也不可能召之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