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护挚友,公文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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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辨举王巩札子》是苏轼为同道挚友王巩辩护的经典公文之一,苏轼在这篇札子中对台谏官列举的王巩的三罪进行反驳,既为王巩鸣不平,又对政敌有力地反击。本文对这篇札子进行赏析,研究宋代札子的写作特征,分析苏轼在这篇公文中运用的公文写作技巧。
  关键词: 苏轼 《辨举王巩札子》 公文写作
  一
  苏轼(1037—1101),眉州眉山人,字子瞻。嘉祐二年,苏轼考中进士及第,先后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谥号“文忠”。
  对于苏轼的政治评价,朱熹认为苏轼虽然文采过人,但政治见地不足,不能用儒家学说治理国家,且认为苏轼的政论前后不一。例如,苏轼曾在《进策》中指出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还提出具体的革新措施,可后来却转为不愿改革的保守派。可见,对于政治的发展方向,对于国家的根本状况,苏轼并没有透彻地了解。因此,苏轼受不到重用也是必然的。苏轼知道自己的缺点,但依然我行我素,“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恐怨仇交攻,不死即废”①。在苏轼看来,不从众会危及生命,而从众则让自己愧疚于心。在求生与保持自我之间,苏轼坚守了气节。
  苏轼的刚正不阿使他走上坎坷的仕途,“乌台诗案”便是他为官生涯中十分沉重的打击。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而受牵连的人中王巩也是被贬最远的。王巩生于仕宦家庭,祖父为太尉王旦,父亲为工部尚书王素。王巩年轻时“笃学力文,志节甚坚,练达世务,强力敢富”②,被大臣吴充、冯京所器重,且文采一流,但一生的仕途却起起落落。苏轼深知王巩被贬是受自己牵连,所以对王巩十分愧疚。但王巩不但没有埋怨苏轼,反而与苏轼互通书信,交流长生之术和诗词书画心得,并把在岭外作的诗歌数百首寄给苏轼,让苏轼品题。豁达的王巩在被贬期间不但没有消极颓废,反而更加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记载:“定国坐坡累,谪宾州。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尤为坡所敬佩。”③苏轼对王巩更加刮目相看,两人的友情更近一步。元祐元年,旧党执政,王巩因司马光推荐,擢为宗正寺丞。期间,王巩多次上书议论宗室之事。后来,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哲宗亲政,新党掌权,新党人物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人物为眼中钉,对王巩“疏论宗室疏远者不当称皇伯皇叔”的事情追加问责,王巩因而被“指为离间宗室”④。苏轼因多次向朝廷举荐过他,受到台谏官的进一步攻击。于是,上奏了《辨举王巩札子》,既是为王巩洗脱罪名,又是为自己辩护。
  二
  苏轼作为王巩的挚友,对王巩的才华和人品十分欣赏,当王巩遭受台谏官诬陷时,苏轼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为王巩鸣不平,通过《辨举王巩札子》,反驳了台谏官的诬陷。
  札子的开篇交代了台谏官列舉的王巩的三宗罪状,即“奸邪,及离间宗室,因陷事臣以获荐举”。随后苏轼便依次澄清这三宗罪状。王巩喜欢上书议论朝政,这在当时也是众人皆知的事,虽曾为此屡次吃大亏,但他依然秉性不改。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巩传》记载道:“巩跌荡傲世,好臧否人物,其口可畏,以是颇不容于人。”⑤这样的秉性使得满腹文采、有胆有识的王巩常常得罪他人,也使得新党人物对他颇为不满。况且王巩与旧党人物苏轼、刘挚、张方平等关系密切,他既是苏轼的挚友,又是刘挚的亲家,还是张方平的女婿,这令他不得不卷入新旧党争之中。年轻气盛的王巩难免犯些小错误,且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他所犯的错误便成为政敌攻击他的有力武器。苏轼评论王巩说:“年轻气盛,锐于进取,好论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苏辙则评论他说:“巩之所长,人所难能,所短,或少年所不免。”⑥安鼎、姚动评论王巩“在扬州日,交通州吏马守珍,逾违公事”⑦。可见,王巩的这些小错误不足以说明王巩奸邪。苏轼评论王巩的优点为“好学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御”。同时,王巩得到了很多人的赏识,有冯京、司马光、苏轼兄弟等。丞相刘挚甚至与之结为姻亲,宰相吕大防爱其才,司马光也深知其才,“待以国士”。苏轼在札子中提到“朝廷委司马光看详,择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于十五人中独称奖二人,孔宗翰与巩是也”,可见王巩才之过人。苏轼通过王巩的优缺点对比,强调王巩“所短不足以废所长”。除此之外,苏轼还将台谏官的前后态度进行了对比。王巩未提出“宗室疏远者不当称皇伯皇叔”时,以及司马光在世支持王巩时,台谏官都不说王巩离间宗室。而司马光去世后,台谏官则说王巩离间宗室,台谏官想要污蔑王巩的意图显而易见。通过台谏官前后态度的对比,使苏轼的辩驳更加有力。
  第二宗罪状是离间宗室,王巩因上疏论“宗室疏远者不当称皇伯皇叔”⑧而被弹劾,苏轼则认为“不过欲尊君抑臣,务合古礼而已,何名为离间哉”,指出离间宗室的罪名不成立。王巩这一提议有利于削弱皇室宗族势力,巩固皇权,但他人微言轻,难以与背景强大的皇室宗族抗衡,司马光在世时对他有所支持,可当司马光一去世,政敌便马上对他进行攻击。苏轼一语中的地指出:“若果是离间,光亦离间也,彦若亦离间也。方行下有司时,台谏初无一言,及光没之后,乃有奸邪离间之说,则是巩之邪正,系光之存亡,非公论也。”苏轼先用类比论证的方法证实了王巩并非离间宗室,否则司马光、赵彦若也成了离间宗室。后通过台谏官前后态度的对比,苏轼指出“奸邪离间之说”与司马光的存亡有关,并非是对王巩真实公正的评价。王巩因被冤离间宗室而被贬扬州通判,苏辙为作《制词》云:“敕具官某:尔故相之孙而名臣之子也,生于富贵而笃志于学,勇于议论而不谋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贰其事,益试尔才。”⑨可见王巩是真正心系百姓、为民服务的正直官员。
  王巩的第三宗罪状是“谄事”苏轼,“以获荐举”,据苏轼说:“巩与臣世旧,幼小相知,从臣为学,何名‘谄事’?”上文中已提到苏轼与王巩私下交往甚密,两人相识很早。苏轼父子与张方平也交往密切、感情笃厚,而王巩又是张方平的女婿,使得苏轼苏辙与王巩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苏轼不仅与王巩有交往,还与王巩的家人有来往。苏轼贬谪黄州时期受到王巩侄子王震的帮助,贬谪惠州时期与王巩的另一个侄子王敏仲也有密切交往。王巩与苏辙及苏门弟子黄庭坚、秦观等亦有深度交往。苏轼与王巩在艺术上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都擅长写诗作画,且在诗歌上多有唱和。苏轼在《次韵和王巩》中就曾夸奖过王巩:“王郎年少日,文如瓶水翻。”⑩苏轼在《送颜父兼寄王巩》中表达过对王巩的感情:“苦恨相思不相见,约我重阳嗅霜蕊。”{11}苏轼还曾与王巩一起游玩泗水、登魑山,在黄楼上苏轼感慨地说:“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12}苏轼与王巩之间的友情并不一般。除了生活上的密切关系外,二人在政治上也是休戚相关,同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王巩出生于政治世家,苏轼一直在宦海中沉浮,两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政治上的联系,尤其是乌台诗案将两人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拉近。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苏轼因在《湖州谢上表》中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13}得罪了李定等人,被贬黄州。表面上,王巩是因为收到苏轼讽刺性的文章没上缴而被牵连。实际上,王巩受重罚是因为其岳父是反对变法的张方平,而张方平与苏轼又形同父子。王巩的两个儿子也在这次劫难中去世,自己也大病一场,差点客死他乡。苏轼对王巩深感愧疚,“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五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余意其冤我甚,不敢以书相闻”{14}。王巩却不怨天不尤人,被贬后主动写信与苏轼联系,对受牵连之事只字不提,且所写内容多是安逸闲适的,苏轼与王巩的友情因这次被贬而加深。苏轼与王巩如此深厚的交情,台谏官的“陷事”一说便没有说服力了。   三
  札子的本义是小塊的竹木,用作书写载体。在两汉时期,札子是指用作书写的小竹木,到了南北朝时期,写在竹简上的文书可以直接成为札子,到了北宋初开始成为一种流行的重要公文。札子的盛行,一方面是顺应政治发展的需要,北宋时期,统治者为了防止藩镇割据,加强集权统治,将行政机构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严密细致的政治体制必然要求更全面的公文形式。另一方面札子的形式较之其他公文,更加灵活简便,内容形式受到的限制更少,且札子的概括性强、论述深入,每篇札子都遵守一文一事的原则,便于皇帝批阅,提高行政效率。
  宋代札子格式规范,札子的开头由“时间 所任全部官职 官员姓名 札子奏”组成,《辨举王巩札子》也采用这一固定格式,即“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结尾词一般是“谨奏”或“取进止”。宋代札子的末尾大多有贴黄,宋代大臣奏札都用白纸书写,如果正文没有将想表达的都表达完整,或者所奏之事不被批准,就用黄纸补充,附于正文之后,称为“贴黄”。总体来看,《辨举王巩札子》这篇公文的结构简洁清晰,由开头、正文、结尾、贴黄四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同样分成三部分,采用总分总的结构。这样的结构使得文章思路清晰,尽管公文篇幅很短,但苏轼将论题、论述、结论都表述得完完整整。首先交代了要论述的话题,即王巩的三宗罪状,然后依次论述,最后得出了王巩并无这三宗罪状的结论。整篇公文中心突出、结构严谨、观点鲜明。
  札子既可以作为上行文,向皇帝上奏或者向上级进言议事,又可以作为下行文,下属上书给上级陈情议事。相比于下行文,上行文更受重视。《辨举王巩札子》作为一篇用于向皇帝进言议事的上行文,苏轼的语言不卑不亢、简洁明了、颇具文采,同时体现了宋代札子精练简洁、文质兼备的特点。苏轼对王巩每个罪状的辩解都是短短几句,便能有理有据,尤其是为王巩第三个罪状的辩解,巩与臣世旧,幼小相知,从臣为学,何名“谄事”?三个短句加一个反问,就让王巩“陷事”苏轼的罪名不攻而破。宋代札子在用语上和其他公文一样严谨,札子中多用敬语,如《辨举王巩札子》中的“窃闻”“圣明”“伏深战越”“取进止”等。
  在这篇公文中,对比是苏轼运用最多的表现手法。通过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再加上对论证内容进行一定的合理分析,使得论述更加完整可靠,例如王巩优缺点的对比,先列举了王巩的优点,即“好学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御”,再列举了王巩的缺点,即“年壮气盛,锐于进取,好论人物”,然后用一系列事实,即王巩被贬后的豁达、司马光对王巩的赏识、苏轼对王巩的举荐等,表明王巩“所短不足以废所长”。苏轼还通过类比表现王巩的才能,如他将王巩与孔宗瀚类比,用孔宗瀚的才能衬托王巩的才能。
  苏轼的《辨举王巩札子》对现代公文写作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在公文中,想要为一件事或一个人做辩护,可以学习苏轼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苏轼在这篇为王巩辩护的公文中,先是陈述相关事实,给皇帝留足思考的余地,然后反驳台谏官的污蔑。例如苏轼在分析王巩奸邪这个罪状的时候,陈述了王巩优缺点及司马光对他的评价后,才指出王巩并非奸邪。相比直接反驳台谏官,这样写公文更加具有说服力。同时,苏轼将陈述事实、举例分析、对比论证等巧妙结合,使论述更加缜密。苏轼的语言十分值得借鉴,语句多为短句,节奏分明、简洁有力。即使是现代公文,也应当言简意赅、形式简明,才能提高行政效率。作为上行文,苏轼在措辞上表达得体,将对皇帝的尊重、对王巩被冤的不平、对王巩的友情都诚恳地表达了出来。苏轼在札子中表达的内容都带有真情实感,相比文学创作,公文写作虽然更加客观,更加格式化,但也要体现写作主体的思想。对于苏轼《辨举王巩札子》的研读,给现代公文写作带来许多启发,也对研究苏轼的札子有着重要意义。尽管现代公文与古代公文在形式上有着很大差别,但像《辨举王巩札子》这样经典的公文,仍然值得学习。
  注释:
  ①{13}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十一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544,361.
  ②④⑤⑥⑦⑧[清]陆心源,撰.吴伯雄,点校.宋史翼·中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621,622,622,622,622,622.
  ③[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237.
  ⑨[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川版社,2009:587.
  ⑩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十七·次韵和王巩[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41.
  {11}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十五·送颜父兼寄王巩[M].北京:中华书局,1986:743.
  {12}[元]脱脱.宋史·卷三二零·王素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7182.
  {1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王定国诗集叙[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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