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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辨举王巩札子》是苏轼为同道挚友王巩辩护的经典公文之一，苏轼在这篇札子中对台谏官列举的王巩的三罪进行反驳，既为王巩鸣不平，又对政敌有力地反击。本文对这篇札子进行赏析，研究宋代札子的写作特征，分析苏轼在这篇公文中运用的公文写作技巧。
关键词： 苏轼 《辨举王巩札子》 公文写作
一
苏轼（1037—1101），眉州眉山人，字子瞻。嘉祐二年，苏轼考中进士及第，先后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谥号“文忠”。
对于苏轼的政治评价，朱熹认为苏轼虽然文采过人，但政治见地不足，不能用儒家学说治理国家，且认为苏轼的政论前后不一。例如，苏轼曾在《进策》中指出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还提出具体的革新措施，可后来却转为不愿改革的保守派。可见，对于政治的发展方向，对于国家的根本状况，苏轼并没有透彻地了解。因此，苏轼受不到重用也是必然的。苏轼知道自己的缺点，但依然我行我素，“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恐怨仇交攻，不死即废”①。在苏轼看来，不从众会危及生命，而从众则让自己愧疚于心。在求生与保持自我之间，苏轼坚守了气节。
苏轼的刚正不阿使他走上坎坷的仕途，“乌台诗案”便是他为官生涯中十分沉重的打击。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而受牵连的人中王巩也是被贬最远的。王巩生于仕宦家庭，祖父为太尉王旦，父亲为工部尚书王素。王巩年轻时“笃学力文，志节甚坚，练达世务，强力敢富”②，被大臣吴充、冯京所器重，且文采一流，但一生的仕途却起起落落。苏轼深知王巩被贬是受自己牵连，所以对王巩十分愧疚。但王巩不但没有埋怨苏轼，反而与苏轼互通书信，交流长生之术和诗词书画心得，并把在岭外作的诗歌数百首寄给苏轼，让苏轼品题。豁达的王巩在被贬期间不但没有消极颓废，反而更加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记载：“定国坐坡累，谪宾州。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尤为坡所敬佩。”③苏轼对王巩更加刮目相看，两人的友情更近一步。元祐元年，旧党执政，王巩因司马光推荐，擢为宗正寺丞。期间，王巩多次上书议论宗室之事。后来，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哲宗亲政，新党掌权，新党人物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人物为眼中钉，对王巩“疏论宗室疏远者不当称皇伯皇叔”的事情追加问责，王巩因而被“指为离间宗室”④。苏轼因多次向朝廷举荐过他，受到台谏官的进一步攻击。于是，上奏了《辨举王巩札子》，既是为王巩洗脱罪名，又是为自己辩护。
二
苏轼作为王巩的挚友，对王巩的才华和人品十分欣赏，当王巩遭受台谏官诬陷时，苏轼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为王巩鸣不平，通过《辨举王巩札子》，反驳了台谏官的诬陷。
札子的开篇交代了台谏官列舉的王巩的三宗罪状，即“奸邪，及离间宗室，因陷事臣以获荐举”。随后苏轼便依次澄清这三宗罪状。王巩喜欢上书议论朝政，这在当时也是众人皆知的事，虽曾为此屡次吃大亏，但他依然秉性不改。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巩传》记载道：“巩跌荡傲世，好臧否人物，其口可畏，以是颇不容于人。”⑤这样的秉性使得满腹文采、有胆有识的王巩常常得罪他人，也使得新党人物对他颇为不满。况且王巩与旧党人物苏轼、刘挚、张方平等关系密切，他既是苏轼的挚友，又是刘挚的亲家，还是张方平的女婿，这令他不得不卷入新旧党争之中。年轻气盛的王巩难免犯些小错误，且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他所犯的错误便成为政敌攻击他的有力武器。苏轼评论王巩说：“年轻气盛，锐于进取，好论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苏辙则评论他说：“巩之所长，人所难能，所短，或少年所不免。”⑥安鼎、姚动评论王巩“在扬州日，交通州吏马守珍，逾违公事”⑦。可见，王巩的这些小错误不足以说明王巩奸邪。苏轼评论王巩的优点为“好学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御”。同时，王巩得到了很多人的赏识，有冯京、司马光、苏轼兄弟等。丞相刘挚甚至与之结为姻亲，宰相吕大防爱其才，司马光也深知其才，“待以国士”。苏轼在札子中提到“朝廷委司马光看详，择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于十五人中独称奖二人，孔宗翰与巩是也”，可见王巩才之过人。苏轼通过王巩的优缺点对比，强调王巩“所短不足以废所长”。除此之外，苏轼还将台谏官的前后态度进行了对比。王巩未提出“宗室疏远者不当称皇伯皇叔”时，以及司马光在世支持王巩时，台谏官都不说王巩离间宗室。而司马光去世后，台谏官则说王巩离间宗室，台谏官想要污蔑王巩的意图显而易见。通过台谏官前后态度的对比，使苏轼的辩驳更加有力。
第二宗罪状是离间宗室，王巩因上疏论“宗室疏远者不当称皇伯皇叔”⑧而被弹劾，苏轼则认为“不过欲尊君抑臣，务合古礼而已，何名为离间哉”，指出离间宗室的罪名不成立。王巩这一提议有利于削弱皇室宗族势力，巩固皇权，但他人微言轻，难以与背景强大的皇室宗族抗衡，司马光在世时对他有所支持，可当司马光一去世，政敌便马上对他进行攻击。苏轼一语中的地指出：“若果是离间，光亦离间也，彦若亦离间也。方行下有司时，台谏初无一言，及光没之后，乃有奸邪离间之说，则是巩之邪正，系光之存亡，非公论也。”苏轼先用类比论证的方法证实了王巩并非离间宗室，否则司马光、赵彦若也成了离间宗室。后通过台谏官前后态度的对比，苏轼指出“奸邪离间之说”与司马光的存亡有关，并非是对王巩真实公正的评价。王巩因被冤离间宗室而被贬扬州通判，苏辙为作《制词》云：“敕具官某：尔故相之孙而名臣之子也，生于富贵而笃志于学，勇于议论而不谋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贰其事，益试尔才。”⑨可见王巩是真正心系百姓、为民服务的正直官员。
王巩的第三宗罪状是“谄事”苏轼，“以获荐举”，据苏轼说：“巩与臣世旧，幼小相知，从臣为学，何名‘谄事’？”上文中已提到苏轼与王巩私下交往甚密，两人相识很早。苏轼父子与张方平也交往密切、感情笃厚，而王巩又是张方平的女婿，使得苏轼苏辙与王巩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苏轼不仅与王巩有交往，还与王巩的家人有来往。苏轼贬谪黄州时期受到王巩侄子王震的帮助，贬谪惠州时期与王巩的另一个侄子王敏仲也有密切交往。王巩与苏辙及苏门弟子黄庭坚、秦观等亦有深度交往。苏轼与王巩在艺术上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都擅长写诗作画，且在诗歌上多有唱和。苏轼在《次韵和王巩》中就曾夸奖过王巩：“王郎年少日，文如瓶水翻。”⑩苏轼在《送颜父兼寄王巩》中表达过对王巩的感情：“苦恨相思不相见，约我重阳嗅霜蕊。”{11}苏轼还曾与王巩一起游玩泗水、登魑山，在黄楼上苏轼感慨地说：“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12}苏轼与王巩之间的友情并不一般。除了生活上的密切关系外，二人在政治上也是休戚相关，同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王巩出生于政治世家，苏轼一直在宦海中沉浮，两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政治上的联系，尤其是乌台诗案将两人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拉近。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苏轼因在《湖州谢上表》中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13}得罪了李定等人，被贬黄州。表面上，王巩是因为收到苏轼讽刺性的文章没上缴而被牵连。实际上，王巩受重罚是因为其岳父是反对变法的张方平，而张方平与苏轼又形同父子。王巩的两个儿子也在这次劫难中去世，自己也大病一场，差点客死他乡。苏轼对王巩深感愧疚，“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五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余意其冤我甚，不敢以书相闻”{14}。王巩却不怨天不尤人，被贬后主动写信与苏轼联系，对受牵连之事只字不提，且所写内容多是安逸闲适的，苏轼与王巩的友情因这次被贬而加深。苏轼与王巩如此深厚的交情，台谏官的“陷事”一说便没有说服力了。 三
札子的本义是小塊的竹木，用作书写载体。在两汉时期，札子是指用作书写的小竹木，到了南北朝时期，写在竹简上的文书可以直接成为札子，到了北宋初开始成为一种流行的重要公文。札子的盛行，一方面是顺应政治发展的需要，北宋时期，统治者为了防止藩镇割据，加强集权统治，将行政机构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严密细致的政治体制必然要求更全面的公文形式。另一方面札子的形式较之其他公文，更加灵活简便，内容形式受到的限制更少，且札子的概括性强、论述深入，每篇札子都遵守一文一事的原则，便于皇帝批阅，提高行政效率。
宋代札子格式规范，札子的开头由“时间 所任全部官职 官员姓名 札子奏”组成，《辨举王巩札子》也采用这一固定格式，即“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结尾词一般是“谨奏”或“取进止”。宋代札子的末尾大多有贴黄，宋代大臣奏札都用白纸书写，如果正文没有将想表达的都表达完整，或者所奏之事不被批准，就用黄纸补充，附于正文之后，称为“贴黄”。总体来看，《辨举王巩札子》这篇公文的结构简洁清晰，由开头、正文、结尾、贴黄四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同样分成三部分，采用总分总的结构。这样的结构使得文章思路清晰，尽管公文篇幅很短，但苏轼将论题、论述、结论都表述得完完整整。首先交代了要论述的话题，即王巩的三宗罪状，然后依次论述，最后得出了王巩并无这三宗罪状的结论。整篇公文中心突出、结构严谨、观点鲜明。
札子既可以作为上行文，向皇帝上奏或者向上级进言议事，又可以作为下行文，下属上书给上级陈情议事。相比于下行文，上行文更受重视。《辨举王巩札子》作为一篇用于向皇帝进言议事的上行文，苏轼的语言不卑不亢、简洁明了、颇具文采，同时体现了宋代札子精练简洁、文质兼备的特点。苏轼对王巩每个罪状的辩解都是短短几句，便能有理有据，尤其是为王巩第三个罪状的辩解，巩与臣世旧，幼小相知，从臣为学，何名“谄事”？三个短句加一个反问，就让王巩“陷事”苏轼的罪名不攻而破。宋代札子在用语上和其他公文一样严谨，札子中多用敬语，如《辨举王巩札子》中的“窃闻”“圣明”“伏深战越”“取进止”等。
在这篇公文中，对比是苏轼运用最多的表现手法。通过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再加上对论证内容进行一定的合理分析，使得论述更加完整可靠，例如王巩优缺点的对比，先列举了王巩的优点，即“好学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御”，再列举了王巩的缺点，即“年壮气盛，锐于进取，好论人物”，然后用一系列事实，即王巩被贬后的豁达、司马光对王巩的赏识、苏轼对王巩的举荐等，表明王巩“所短不足以废所长”。苏轼还通过类比表现王巩的才能，如他将王巩与孔宗瀚类比，用孔宗瀚的才能衬托王巩的才能。
苏轼的《辨举王巩札子》对现代公文写作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在公文中，想要为一件事或一个人做辩护，可以学习苏轼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苏轼在这篇为王巩辩护的公文中，先是陈述相关事实，给皇帝留足思考的余地，然后反驳台谏官的污蔑。例如苏轼在分析王巩奸邪这个罪状的时候，陈述了王巩优缺点及司马光对他的评价后，才指出王巩并非奸邪。相比直接反驳台谏官，这样写公文更加具有说服力。同时，苏轼将陈述事实、举例分析、对比论证等巧妙结合，使论述更加缜密。苏轼的语言十分值得借鉴，语句多为短句，节奏分明、简洁有力。即使是现代公文，也应当言简意赅、形式简明，才能提高行政效率。作为上行文，苏轼在措辞上表达得体，将对皇帝的尊重、对王巩被冤的不平、对王巩的友情都诚恳地表达了出来。苏轼在札子中表达的内容都带有真情实感，相比文学创作，公文写作虽然更加客观，更加格式化，但也要体现写作主体的思想。对于苏轼《辨举王巩札子》的研读，给现代公文写作带来许多启发，也对研究苏轼的札子有着重要意义。尽管现代公文与古代公文在形式上有着很大差别，但像《辨举王巩札子》这样经典的公文，仍然值得学习。
注释：
①{13}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十一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544，361.
②④⑤⑥⑦⑧[清]陆心源，撰.吴伯雄，点校.宋史翼·中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621，622，622，622，622，622.
③[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237.
⑨[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川版社，2009：587.
⑩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十七·次韵和王巩[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41.
{11}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十五·送颜父兼寄王巩[M].北京：中华书局，1986：743.
{12}[元]脱脱.宋史·卷三二零·王素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7182.
{1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王定国诗集叙[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8.
关键词： 苏轼 《辨举王巩札子》 公文写作
一
苏轼（1037—1101），眉州眉山人，字子瞻。嘉祐二年，苏轼考中进士及第，先后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谥号“文忠”。
对于苏轼的政治评价，朱熹认为苏轼虽然文采过人，但政治见地不足，不能用儒家学说治理国家，且认为苏轼的政论前后不一。例如，苏轼曾在《进策》中指出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还提出具体的革新措施，可后来却转为不愿改革的保守派。可见，对于政治的发展方向，对于国家的根本状况，苏轼并没有透彻地了解。因此，苏轼受不到重用也是必然的。苏轼知道自己的缺点，但依然我行我素，“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恐怨仇交攻，不死即废”①。在苏轼看来，不从众会危及生命，而从众则让自己愧疚于心。在求生与保持自我之间，苏轼坚守了气节。
苏轼的刚正不阿使他走上坎坷的仕途，“乌台诗案”便是他为官生涯中十分沉重的打击。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而受牵连的人中王巩也是被贬最远的。王巩生于仕宦家庭，祖父为太尉王旦，父亲为工部尚书王素。王巩年轻时“笃学力文，志节甚坚，练达世务，强力敢富”②，被大臣吴充、冯京所器重，且文采一流，但一生的仕途却起起落落。苏轼深知王巩被贬是受自己牵连，所以对王巩十分愧疚。但王巩不但没有埋怨苏轼，反而与苏轼互通书信，交流长生之术和诗词书画心得，并把在岭外作的诗歌数百首寄给苏轼，让苏轼品题。豁达的王巩在被贬期间不但没有消极颓废，反而更加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记载：“定国坐坡累，谪宾州。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尤为坡所敬佩。”③苏轼对王巩更加刮目相看，两人的友情更近一步。元祐元年，旧党执政，王巩因司马光推荐，擢为宗正寺丞。期间，王巩多次上书议论宗室之事。后来，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哲宗亲政，新党掌权，新党人物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人物为眼中钉，对王巩“疏论宗室疏远者不当称皇伯皇叔”的事情追加问责，王巩因而被“指为离间宗室”④。苏轼因多次向朝廷举荐过他，受到台谏官的进一步攻击。于是，上奏了《辨举王巩札子》，既是为王巩洗脱罪名，又是为自己辩护。
二
苏轼作为王巩的挚友，对王巩的才华和人品十分欣赏，当王巩遭受台谏官诬陷时，苏轼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为王巩鸣不平，通过《辨举王巩札子》，反驳了台谏官的诬陷。
札子的开篇交代了台谏官列舉的王巩的三宗罪状，即“奸邪，及离间宗室，因陷事臣以获荐举”。随后苏轼便依次澄清这三宗罪状。王巩喜欢上书议论朝政，这在当时也是众人皆知的事，虽曾为此屡次吃大亏，但他依然秉性不改。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六《王巩传》记载道：“巩跌荡傲世，好臧否人物，其口可畏，以是颇不容于人。”⑤这样的秉性使得满腹文采、有胆有识的王巩常常得罪他人，也使得新党人物对他颇为不满。况且王巩与旧党人物苏轼、刘挚、张方平等关系密切，他既是苏轼的挚友，又是刘挚的亲家，还是张方平的女婿，这令他不得不卷入新旧党争之中。年轻气盛的王巩难免犯些小错误，且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他所犯的错误便成为政敌攻击他的有力武器。苏轼评论王巩说：“年轻气盛，锐于进取，好论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苏辙则评论他说：“巩之所长，人所难能，所短，或少年所不免。”⑥安鼎、姚动评论王巩“在扬州日，交通州吏马守珍，逾违公事”⑦。可见，王巩的这些小错误不足以说明王巩奸邪。苏轼评论王巩的优点为“好学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御”。同时，王巩得到了很多人的赏识，有冯京、司马光、苏轼兄弟等。丞相刘挚甚至与之结为姻亲，宰相吕大防爱其才，司马光也深知其才，“待以国士”。苏轼在札子中提到“朝廷委司马光看详，择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于十五人中独称奖二人，孔宗翰与巩是也”，可见王巩才之过人。苏轼通过王巩的优缺点对比，强调王巩“所短不足以废所长”。除此之外，苏轼还将台谏官的前后态度进行了对比。王巩未提出“宗室疏远者不当称皇伯皇叔”时，以及司马光在世支持王巩时，台谏官都不说王巩离间宗室。而司马光去世后，台谏官则说王巩离间宗室，台谏官想要污蔑王巩的意图显而易见。通过台谏官前后态度的对比，使苏轼的辩驳更加有力。
第二宗罪状是离间宗室，王巩因上疏论“宗室疏远者不当称皇伯皇叔”⑧而被弹劾，苏轼则认为“不过欲尊君抑臣，务合古礼而已，何名为离间哉”，指出离间宗室的罪名不成立。王巩这一提议有利于削弱皇室宗族势力，巩固皇权，但他人微言轻，难以与背景强大的皇室宗族抗衡，司马光在世时对他有所支持，可当司马光一去世，政敌便马上对他进行攻击。苏轼一语中的地指出：“若果是离间，光亦离间也，彦若亦离间也。方行下有司时，台谏初无一言，及光没之后，乃有奸邪离间之说，则是巩之邪正，系光之存亡，非公论也。”苏轼先用类比论证的方法证实了王巩并非离间宗室，否则司马光、赵彦若也成了离间宗室。后通过台谏官前后态度的对比，苏轼指出“奸邪离间之说”与司马光的存亡有关，并非是对王巩真实公正的评价。王巩因被冤离间宗室而被贬扬州通判，苏辙为作《制词》云：“敕具官某：尔故相之孙而名臣之子也，生于富贵而笃志于学，勇于议论而不谋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贰其事，益试尔才。”⑨可见王巩是真正心系百姓、为民服务的正直官员。
王巩的第三宗罪状是“谄事”苏轼，“以获荐举”，据苏轼说：“巩与臣世旧，幼小相知，从臣为学，何名‘谄事’？”上文中已提到苏轼与王巩私下交往甚密，两人相识很早。苏轼父子与张方平也交往密切、感情笃厚，而王巩又是张方平的女婿，使得苏轼苏辙与王巩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苏轼不仅与王巩有交往，还与王巩的家人有来往。苏轼贬谪黄州时期受到王巩侄子王震的帮助，贬谪惠州时期与王巩的另一个侄子王敏仲也有密切交往。王巩与苏辙及苏门弟子黄庭坚、秦观等亦有深度交往。苏轼与王巩在艺术上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都擅长写诗作画，且在诗歌上多有唱和。苏轼在《次韵和王巩》中就曾夸奖过王巩：“王郎年少日，文如瓶水翻。”⑩苏轼在《送颜父兼寄王巩》中表达过对王巩的感情：“苦恨相思不相见，约我重阳嗅霜蕊。”{11}苏轼还曾与王巩一起游玩泗水、登魑山，在黄楼上苏轼感慨地说：“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12}苏轼与王巩之间的友情并不一般。除了生活上的密切关系外，二人在政治上也是休戚相关，同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王巩出生于政治世家，苏轼一直在宦海中沉浮，两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政治上的联系，尤其是乌台诗案将两人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拉近。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苏轼因在《湖州谢上表》中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13}得罪了李定等人，被贬黄州。表面上，王巩是因为收到苏轼讽刺性的文章没上缴而被牵连。实际上，王巩受重罚是因为其岳父是反对变法的张方平，而张方平与苏轼又形同父子。王巩的两个儿子也在这次劫难中去世，自己也大病一场，差点客死他乡。苏轼对王巩深感愧疚，“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五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余意其冤我甚，不敢以书相闻”{14}。王巩却不怨天不尤人，被贬后主动写信与苏轼联系，对受牵连之事只字不提，且所写内容多是安逸闲适的，苏轼与王巩的友情因这次被贬而加深。苏轼与王巩如此深厚的交情，台谏官的“陷事”一说便没有说服力了。 三
札子的本义是小塊的竹木，用作书写载体。在两汉时期，札子是指用作书写的小竹木，到了南北朝时期，写在竹简上的文书可以直接成为札子，到了北宋初开始成为一种流行的重要公文。札子的盛行，一方面是顺应政治发展的需要，北宋时期，统治者为了防止藩镇割据，加强集权统治，将行政机构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严密细致的政治体制必然要求更全面的公文形式。另一方面札子的形式较之其他公文，更加灵活简便，内容形式受到的限制更少，且札子的概括性强、论述深入，每篇札子都遵守一文一事的原则，便于皇帝批阅，提高行政效率。
宋代札子格式规范，札子的开头由“时间 所任全部官职 官员姓名 札子奏”组成，《辨举王巩札子》也采用这一固定格式，即“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结尾词一般是“谨奏”或“取进止”。宋代札子的末尾大多有贴黄，宋代大臣奏札都用白纸书写，如果正文没有将想表达的都表达完整，或者所奏之事不被批准，就用黄纸补充，附于正文之后，称为“贴黄”。总体来看，《辨举王巩札子》这篇公文的结构简洁清晰，由开头、正文、结尾、贴黄四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同样分成三部分，采用总分总的结构。这样的结构使得文章思路清晰，尽管公文篇幅很短，但苏轼将论题、论述、结论都表述得完完整整。首先交代了要论述的话题，即王巩的三宗罪状，然后依次论述，最后得出了王巩并无这三宗罪状的结论。整篇公文中心突出、结构严谨、观点鲜明。
札子既可以作为上行文，向皇帝上奏或者向上级进言议事，又可以作为下行文，下属上书给上级陈情议事。相比于下行文，上行文更受重视。《辨举王巩札子》作为一篇用于向皇帝进言议事的上行文，苏轼的语言不卑不亢、简洁明了、颇具文采，同时体现了宋代札子精练简洁、文质兼备的特点。苏轼对王巩每个罪状的辩解都是短短几句，便能有理有据，尤其是为王巩第三个罪状的辩解，巩与臣世旧，幼小相知，从臣为学，何名“谄事”？三个短句加一个反问，就让王巩“陷事”苏轼的罪名不攻而破。宋代札子在用语上和其他公文一样严谨，札子中多用敬语，如《辨举王巩札子》中的“窃闻”“圣明”“伏深战越”“取进止”等。
在这篇公文中，对比是苏轼运用最多的表现手法。通过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再加上对论证内容进行一定的合理分析，使得论述更加完整可靠，例如王巩优缺点的对比，先列举了王巩的优点，即“好学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御”，再列举了王巩的缺点，即“年壮气盛，锐于进取，好论人物”，然后用一系列事实，即王巩被贬后的豁达、司马光对王巩的赏识、苏轼对王巩的举荐等，表明王巩“所短不足以废所长”。苏轼还通过类比表现王巩的才能，如他将王巩与孔宗瀚类比，用孔宗瀚的才能衬托王巩的才能。
苏轼的《辨举王巩札子》对现代公文写作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在公文中，想要为一件事或一个人做辩护，可以学习苏轼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苏轼在这篇为王巩辩护的公文中，先是陈述相关事实，给皇帝留足思考的余地，然后反驳台谏官的污蔑。例如苏轼在分析王巩奸邪这个罪状的时候，陈述了王巩优缺点及司马光对他的评价后，才指出王巩并非奸邪。相比直接反驳台谏官，这样写公文更加具有说服力。同时，苏轼将陈述事实、举例分析、对比论证等巧妙结合，使论述更加缜密。苏轼的语言十分值得借鉴，语句多为短句，节奏分明、简洁有力。即使是现代公文，也应当言简意赅、形式简明，才能提高行政效率。作为上行文，苏轼在措辞上表达得体，将对皇帝的尊重、对王巩被冤的不平、对王巩的友情都诚恳地表达了出来。苏轼在札子中表达的内容都带有真情实感，相比文学创作，公文写作虽然更加客观，更加格式化，但也要体现写作主体的思想。对于苏轼《辨举王巩札子》的研读，给现代公文写作带来许多启发，也对研究苏轼的札子有着重要意义。尽管现代公文与古代公文在形式上有着很大差别，但像《辨举王巩札子》这样经典的公文，仍然值得学习。
注释：
①{13}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十一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544，361.
②④⑤⑥⑦⑧[清]陆心源，撰.吴伯雄，点校.宋史翼·中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621，622，622，622，622，622.
③[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237.
⑨[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川版社，2009：587.
⑩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十七·次韵和王巩[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41.
{11}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十五·送颜父兼寄王巩[M].北京：中华书局，1986：743.
{12}[元]脱脱.宋史·卷三二零·王素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7182.
{1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王定国诗集叙[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