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小说《芝加哥》是埃及裔著名畅销小说家亚拉·阿斯旺尼继小说《亚库班公寓》之后的又一力作。该小说根据作者早年经历创作，讲述了一群埃及留学生在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求学的遭遇。反映了从本土保守的传统文化转移到自由开放的美国文化后，埃及留学生受到的冲击和感受到的身份焦虑。本文在女性主义的视阈下，从波伏瓦主张的女性主义角度出发，解读以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为代表的旅美东方女性，受到西方文化和父权制社会双重压迫后的“他者”境遇，并分析造成这种“他者”境遇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芝加哥》 阿斯旺尼 他者 波伏娃瓦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5-0099-04
一、“他者”的概念
“他者”是与“自我”相对应且存在明确差异的存在。从西方哲学的源头追溯，柏拉图和笛卡尔的思想中都有涉及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然而，引起近现代哲学界对这一关系进一步探讨的是黑格尔。他认为“他者”（the Other）即：“指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王先霈、王又平，2006：752）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从分析主奴关系入手，指出了“他者”对于确立自我意识的重要性。之后，萨特的“他人即地狱”更是在国内学术界曾流行一时，其本身含义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如果丧失了主观意识，任凭他人或环境及异化了自我的摆弄，就等于走进了地狱。我国的学者陶铁柱支持波伏瓦的观点，他认为按照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逻辑来寻找它的对立面“the One”其意思理解，“他者（the Other）”的真正含义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的人。（波伏瓦，2004：4）
“他者”这个哲学概念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第二性》，其作者——当代法国最杰出的存在主义女权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对于“他者”概念的理解成为了解《第二性》的关键。波伏瓦认为：女性之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作为男性中心文化的“他者”而被建构的。即他（男性）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女性）则是他者。
二、小说《芝加哥》和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他者”境遇
埃及畅销小说作家亚拉·阿斯旺尼一直致力于揭示和批判埃及社会现实问题。他的作品《亚库班公寓》因针砭时弊曾在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造成一定轰动。《芝加哥》采用了与《库班公寓》相似的手法，通过对不同人物故事穿插描写，讲述了生活在美国的埃及留学生和他们周遭人物的遭遇。小说根据作者早年留学经历，描述小说人物的同时深刻揭示了存在于埃及社会中的问题，如政治腐败、身份认同焦虑、女性处境等。女性处境作为该小说反映的问题之一，作者以男性视角客观还原了埃及女性的生存环境，生动刻画了她们的境遇。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借助“他者”这一理论术语的帮助，对《芝加哥》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进行分析。力图展现在多元的文化冲击下，本身来自于“他者”的东方世界的女性，在父权制的家庭和两性关系中的“他者”境遇。
坐落于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里的医学院是美国最古老且最富盛名的医学院之一，埃及女留学生莎依曼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美国留学生活。从出生到成长都几乎不曾离开埃及小城坦塔的她，为了摆脱社会和家庭对于自己大龄未婚的压力，选择了赴美留学。期间与同是埃及留学生的塔里克相爱，伴随着恋爱关系的进一步深入，两人长期以来堆积的孤独感和压抑的生理需求虽然得到满足。但是本身处于西方主流文化之外的莎依曼以为找到了亲密同伴，却被伴侣再次推到了边缘。埃及裔美国教授萨比特对于埃及的一切持偏见性的全盘否定态度，甚至否认自己是埃及人的事实，同时近乎于谄媚地褒奖和颂扬美国文化，却又用埃及的传统文化要求女儿，更不惜用殴打和辱骂的方式管教女儿。父女关系的不融洽最终将女儿莎拉送上不归路。萨利赫教授为获得绿卡与妻子克里斯汀结合，却因为对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无法忘怀，一直苦苦承受着心灵的折磨。这让萨利赫从心理到生理上都对克里斯汀十分冷淡。克里斯汀在饱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寂寞之后，走向了女性的“性”解放之路。麦勒娃是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家境殷实。却因为家庭和社会对于大龄未婚的压力，草草嫁给了包办的丈夫艾哈迈德。艾哈迈德腐败、猥琐、暴虐、自私、吝啬，还是埃及当局安排在美国监视埃及留学生的眼线。嫁给“山中狼”的麦勒娃险些沦为权力交易的牺牲品，最终走上了自救之路，冲破家庭压力提出离婚。
人们把文学看作哲学的一种形式，是包裹在形式中的“思想”。（勒内，2017：101）那么亚拉·阿斯旺尼的这部写实主义小说是如何体现现实生活的一般规律的呢？首先要明确的是，作为一部描述埃及旅美留学生的小说，女性或是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或是作为这些人的眷属。埃及留学生与美国主流社会人群相比，西方文化的主体性造成了他们“他者”的处境，其中的女性自然也不可避免；其次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父权制下与自己的父亲和丈夫或者男友相较，也是处于“他者”地位。
三、构成《芝加哥》中女性“他者”境遇的原因
（一）东西方文化冲突
以埃及社会和美国社会为代表的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传统保守的东方文化转移到开放的西方文化，巨大的文化差异和西方文化主体性所带来的冲击。以莎依曼为例，作者对她初到美国时的描述如下：“对于莎依曼·穆罕默迪，一个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坦塔度过的人……从坦塔到芝加哥，猛然间，没有任何准备。像是不会游泳的人裹着衣服一头扎进了海水里……她总是围着伞状的头巾，直盖住了胸部，穿着低跟鞋，迈着大步。乡土气息的脸上不施粉黛不说，还总为一点小事轻易就红了脸，颤颤巍巍的嗓音说出的英语带着股浓重的东方腔调。这让她用姿势沟通起來有时比说话来得更容易。只要看到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的长廊上挪步，任何人都会忍不住好奇，到底是什么把这个土里土气的姑娘带到了美国。”（阿斯旺尼，2010：13）①这里对莎依曼着装和姿态的描述衬托出她与美国学校环境的格格不入。莎依曼自己更是倍感孤独，她向别人倾诉自己在他乡的寂寞：“在这里我完全是孤独一人，没有朋友没有旧相识。我不知道如何跟美国人相处，也根本不了解他们。一直以来我的英语课分数都不错，但是这里他们说的却是另外一种英文。他们说话语速很快，有时候甚至会吞掉很多字母的发音，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阿斯旺尼，2010：82）着装、生活习惯和语言的不同都是西方文化作为主体的表现，最根本的根源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占据上风。相对于西方的东方国家，虽然脱离了殖民地的命运却并未实现全面的复兴。这并非是通过模仿着装、改变生活习惯或者是学习语言就可以改变的。与西方文化的主体地位相比，神秘原始而又贫弱的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落后的“他者”。 其次就是西方世界和伊斯兰教乃至穆斯林之间的相互误解。同样在莎依曼身上也体现出了这点：“即使我的英文进步了，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我完全被这个国家抛弃了。就因为我是阿拉伯人，我戴头巾，美国人只要见到我就会闪躲开。在机场，他们像审犯人一样地质问我。在学校同学们只要看到我，就会取笑我。”（阿斯旺尼，2010：82）
在伊斯兰被描述为恐怖主义的温床，穆斯林被同恐怖分子画上等号的情况下，大多数无辜穆斯林对这种武断且不公的西方舆论压迫，只能通过对西方存在着的本能敌意来表达。从莎依曼的母亲劝阻她去美国留学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一点：“母亲一知道她要出国就表现出不可抑制的气愤并向她吼道：‘莎依曼，你的问题是你跟你爸爸一样执拗。你会后悔的，你不知道离开家意味着什么。你想去美国这样一个迫害穆斯林的国度，而且你自己还一直都围着头巾？为什么你就不能在这里完成你的博士学位，在家人中保住你的尊严？’”（阿斯旺尼，2010：16）显然，莎依曼的母亲把美国定义为迫害穆斯林的国度，自己女儿围着的头巾正是穆斯林的身份标志。她带有恐吓意味的话语中，带有着莎依曼去美国求学必将受到迫害的论断。然而面对西方舆论压迫，无论是政府还是平民阶层的声讨鲜有奏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建立，在这种霸权下，东方的声音只能通过平民阶层体现，难以引起大的反响。
另外一位女性形象麦勒娃，她的母亲倾听她诉说自己充满暴力的婚姻时说道：“羞耻啊，麦勒娃，好人家的姑娘从来不会谈论这种话题。你要不是疯了，就是美国的生活让你忘了你是在哪里长大的了！这种事情对大部分妇女来说是义务……”麦勒娃的母亲认为是美国的生活让自己的女儿丧失了她定义下的女人的义务，其中应该也包括忍受丈夫的性暴力。作者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东方世界对于西方世界的误解，西方不仅是将穆斯林妖魔化的世界，西方的自由主义也成为传统东方的批判对象。在平民阶层，任何的一种误解都带有全盘否定的性质，这样不仅不利于两个世界的交流，更不利于任何一方自身的发展。
（二）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
小说集中反映了留美埃及学生的“他者”处境，但是他们中的女性所承受的压迫不仅仅是东西方文化冲突带给她们的，更有父权制造就的。父权制造成她们“他者”处境的表现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父权制下，家长利用传统价值观对于女性的掌控和压迫；二，两性关系中，男性一方将女性一方物化与边缘化。
首先父权为中心的家长制利用保守的思想和教条的宗教戒律来管控家中的女儿。在小说中几乎每一位女性形象的身上都能找到父权为中心的家长制对于女儿人格的塑造和生活方式的干涉，或以父亲直接干涉或以母亲作为代言人间接干涉。其中最为典型的分别有莎依曼、莎拉和麦勒娃。
莎依曼的母亲在她月经初潮正式步入青春期之后，教育她说：“你的身体是你的荣耀；莎依曼，你的身体是你父亲的荣耀；你的身体是整个家庭的尊严。如果你都玩弄自己的身体，我们一家人的余生都会在耻辱与羞愧之中度日。”（阿斯旺尼，2010：227）当莎依曼告诉她出国的决定的时候，母亲质问道：“记住……只要出国你就失去了嫁人的机会。等你已经是一个四十岁的老处女，就算在美国拿到一个PHD又有什么好处？”（阿斯旺尼，2010：16）从截取小说原文的内容可以看出：首先，莎依曼的母亲明确表明了女儿的身体不属于莎依曼自己，而是跟家族的荣誉密切相关。其次，在她母亲的价值观中，显然婚姻比在美国获得PHD更加有价值。在她母亲看来似乎嫁人才是莎依曼的最终归宿，教育并不能为这个归宿增加筹码。麦勒娃的母亲也体现出了同样的价值认同。麦勒娃遭遇到丈夫的家暴之后说出了她离婚的意愿。母亲的态度令她感到惊讶，母亲甚至拒绝讨论离婚。“因为这不是儿戏”。她说：“如果所有的婚姻问题都是用离婚来解决的话，那么女人还结婚做什么……”（阿斯旺尼，2010：254）麦勒娃的母亲显然认为对于婚姻的维持，哪怕是不幸的婚姻都比女儿的快乐和幸福重要。小说中这两位母亲扮演着父亲代言人的角色，一方面以“他者”的身份存在于家庭和社会当中，一方面又在努力地将家里的其他女性禁锢在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当中，使她们也沦为“他者”。波伏瓦认为，女性被等同为她们的身体和性身份，传统上被限定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婚姻和母亲身份因而 被人为拔高为女性在社会中最重要的身份，这样的理念则反映在法律、习俗、信仰和社会文化中。（提德，2014：53）婚姻对于女性的重要性被过分拔高，是包办婚姻和婚内暴力得以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麥勒娃由于婚姻在母亲眼中的重要性，使得离婚的第一道阻力不是丈夫而是母亲。
另外一位深受以父权为中心的家长制压迫的女性人物是莎拉，与前两者不同，莎拉的父亲萨比特是直接施压者。作者这样描述他：“萨比特三十年前定居芝加哥，跟一位护士米歇尔结了婚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美国人：他不再说阿拉伯语，用英语思考，尽力使用美语腔调。他甚至像美国人说话那样耸肩、摆姿势、发出声音。”（阿斯旺尼，2010：43）萨比特自己这样说：“我以前是埃及人，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同志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承认我现在拿的是美国护照。”（阿斯旺尼，2010：28）在否定自己埃及身份的同时，还带有歧视意味地否认其他在美国的埃及人：“埃及人会毁掉这个系的，这是事实。埃及人不能在这么体面的地方工作。因为他们有太多毛病了，他们懦弱、伪善、撒谎、推诿、懒惰、无法有条不紊地思考问题，更糟糕的是他们奸诈且毫无章法。”（阿斯旺尼，2010：42）一个穷尽一生通过全盘否定埃及的一切，试图摆脱埃及裔的身份，谄媚地讨好美国的“他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与之相悖的却是萨比特用特有的埃及方式管教自己的女儿：“他无法忍受女儿还没有结婚就跟人去同居。尽管他用自己的高谈阔论去维护西方文化，但精神上仍然是一个受到攻击与愚弄的东方男人……萨比特鄙视自己的文化，自身却同时携带着这种文化，这真是件麻烦事。”（阿斯旺尼，2010：80）所以在目睹了女儿跟同居男友亲密举动之后，不留情面地对她施暴：“上前朝莎拉狠狠抡起了耳光，之后还打了她。萨拉尖叫起来，萨比特暴怒地吼道：‘吸毒的婊子，我要杀了你！’”（阿斯旺尼，2010：225）萨比特对莎拉的管控方式的描写，激烈又不失贴切地表现出了父权制下的家长权威。萨比特兼具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高捧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旗帜的“他者”，这个“他者”是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他者”；另一方面他是将在父权制家庭中将女儿莎拉“他者化”的实施者，这是在女性主义语境下的“他者”。 其次是在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弱势地位，集中表现为女性的被物化和被边缘化。莎依曼与塔里克的情侣关系中，莎依曼变成“解决孤独的安慰剂”，可以随手扔掉的“农民”，与莎依曼相比塔里克更加热爱自己的“优秀”与“高贵”。塔里克认为：“我还没有笨到去掉入这个圈套里。也没有到要娶莎依曼的地步。我宁愿整日斋戒，也不要娶她。她的确是医学院的助理教师，但仍然改变不了她是个农民的出身。我可是将军阿卜杜·嘎迪尔·哈希布，开罗安全厅副厅长的儿子。我在洛克迅长大，出入的是哈里波利斯俱乐部，拒绝了不知道多少名流贵族的女儿。你指望我到头来娶一个农民？随她去疯吧，见鬼去。”（阿斯旺尼，2010：175）即使是在莎依曼未婚怀孕之后，塔里克最关心的依然是自己的学业与荣耀，毅然劝莎依曼去堕胎。与将女性作为有生产和再生产能力的人观点不同的是，将女性对象化，即相对于男性而言，她是一个性伴侣、一个生育者、一个情欲对象——一个他者。在与男性主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女性就会作为牺牲品首当其冲被牺牲掉。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克里斯汀，即使作为一个美国人也难逃父权制文化中女性难以脱离表达欲望与诉求的困境。丈夫萨利赫为了获得绿卡与克里斯汀结婚，却一直对大学时代青梅竹马的恋人无法释怀，因此从心理到生理都无法跟克里斯汀继续维持婚姻生活。这使得克里斯汀大半生葬送在了一个冷如冰窖的婚姻契约里，心灵得不到呵护，感情得不到慰藉，生理的诉求也无法得到满足。无法忍受感情与身体双重孤独的克里斯汀克服了心理障碍走进了情趣用品商店接受专家的指导。阿斯旺尼借专家之口道出了女性在性体验中的弱势地位：“整个人类历史，关于女性的‘性生活’的信息很少。这是因为古代社会把女性看成是魔鬼引诱男性的方式。这种禁忌使得我们几乎忽视掉了女性是如何获得性高潮的。”（阿斯旺尼，2010：329）虽然克里斯汀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外界的帮助，最终走向了独立和性自主。但是通过对她挣扎过程的描写，应认清的事实是：所有的人，包括女性或男性在内，都有资格作为人来平等看待。但是事实上男性的性欲却往往是强壮的象征，是得到肯定的。而女性的性欲则被认为是淫荡的，是被否定的。“许多女性对于自身的性欲不是过于无知，便是过于窘迫。仅仅谈性便是窘迫，更不要说做了。”（李银河，2007：125）在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许多社会内部，女性的性欲被认为是无耻的象征。波伏瓦认为异性恋的性体验中，女性是被动的，男性是具有掠夺性和侵略性的，男性在性中表现他的主动与主体性，而女性则被作为欲望的对象，并不是与男性一样的性发起者或者是同伴。
四、结语
《芝加哥》这部小说针砭时弊的同时又生动地描述了不同人物形象，刻画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通过本文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小说的难得之处在于一个人物形象身上通常集中了多个矛盾冲突。正如本文选取几个突出女性问题的人物形象，她们身上有跟西方文化的冲突也有跟父权制的冲突，她们的冲突对象身上也同样承载着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这种矛盾冲突的形式实际是“他者”境遇的嵌套式体现。
注釋：
①（埃及）亚拉·阿斯旺尼.芝加哥[M].开罗：达鲁·疏鲁格出版社，2010.
参考文献：
[1]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4.
[2]（英）厄苏拉·提德.导读波伏瓦[M].马景超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3]黄柏刚.性别的语言之思——女性主义批评的语言维度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4]（美）勒内·薇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刑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5]李银河.性别问题[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125.
[6]施旻.拨开尘封的历史——西方女性文学十二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7]（埃及）亚拉·阿斯旺尼.芝加哥[M].开罗：达鲁·疏鲁格出版社，2010.
[8]王先霈，王又平.文学批评术语汇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752.
[9]张宽.关于女性批评的笔记[J].外国文学评论，1995（2）：34-41.
责任编辑：刘健
关键词：《芝加哥》 阿斯旺尼 他者 波伏娃瓦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5-0099-04
一、“他者”的概念
“他者”是与“自我”相对应且存在明确差异的存在。从西方哲学的源头追溯，柏拉图和笛卡尔的思想中都有涉及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然而，引起近现代哲学界对这一关系进一步探讨的是黑格尔。他认为“他者”（the Other）即：“指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王先霈、王又平，2006：752）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从分析主奴关系入手，指出了“他者”对于确立自我意识的重要性。之后，萨特的“他人即地狱”更是在国内学术界曾流行一时，其本身含义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如果丧失了主观意识，任凭他人或环境及异化了自我的摆弄，就等于走进了地狱。我国的学者陶铁柱支持波伏瓦的观点，他认为按照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逻辑来寻找它的对立面“the One”其意思理解，“他者（the Other）”的真正含义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的人。（波伏瓦，2004：4）
“他者”这个哲学概念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第二性》，其作者——当代法国最杰出的存在主义女权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对于“他者”概念的理解成为了解《第二性》的关键。波伏瓦认为：女性之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作为男性中心文化的“他者”而被建构的。即他（男性）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女性）则是他者。
二、小说《芝加哥》和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他者”境遇
埃及畅销小说作家亚拉·阿斯旺尼一直致力于揭示和批判埃及社会现实问题。他的作品《亚库班公寓》因针砭时弊曾在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造成一定轰动。《芝加哥》采用了与《库班公寓》相似的手法，通过对不同人物故事穿插描写，讲述了生活在美国的埃及留学生和他们周遭人物的遭遇。小说根据作者早年留学经历，描述小说人物的同时深刻揭示了存在于埃及社会中的问题，如政治腐败、身份认同焦虑、女性处境等。女性处境作为该小说反映的问题之一，作者以男性视角客观还原了埃及女性的生存环境，生动刻画了她们的境遇。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借助“他者”这一理论术语的帮助，对《芝加哥》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进行分析。力图展现在多元的文化冲击下，本身来自于“他者”的东方世界的女性，在父权制的家庭和两性关系中的“他者”境遇。
坐落于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里的医学院是美国最古老且最富盛名的医学院之一，埃及女留学生莎依曼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美国留学生活。从出生到成长都几乎不曾离开埃及小城坦塔的她，为了摆脱社会和家庭对于自己大龄未婚的压力，选择了赴美留学。期间与同是埃及留学生的塔里克相爱，伴随着恋爱关系的进一步深入，两人长期以来堆积的孤独感和压抑的生理需求虽然得到满足。但是本身处于西方主流文化之外的莎依曼以为找到了亲密同伴，却被伴侣再次推到了边缘。埃及裔美国教授萨比特对于埃及的一切持偏见性的全盘否定态度，甚至否认自己是埃及人的事实，同时近乎于谄媚地褒奖和颂扬美国文化，却又用埃及的传统文化要求女儿，更不惜用殴打和辱骂的方式管教女儿。父女关系的不融洽最终将女儿莎拉送上不归路。萨利赫教授为获得绿卡与妻子克里斯汀结合，却因为对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无法忘怀，一直苦苦承受着心灵的折磨。这让萨利赫从心理到生理上都对克里斯汀十分冷淡。克里斯汀在饱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寂寞之后，走向了女性的“性”解放之路。麦勒娃是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家境殷实。却因为家庭和社会对于大龄未婚的压力，草草嫁给了包办的丈夫艾哈迈德。艾哈迈德腐败、猥琐、暴虐、自私、吝啬，还是埃及当局安排在美国监视埃及留学生的眼线。嫁给“山中狼”的麦勒娃险些沦为权力交易的牺牲品，最终走上了自救之路，冲破家庭压力提出离婚。
人们把文学看作哲学的一种形式，是包裹在形式中的“思想”。（勒内，2017：101）那么亚拉·阿斯旺尼的这部写实主义小说是如何体现现实生活的一般规律的呢？首先要明确的是，作为一部描述埃及旅美留学生的小说，女性或是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或是作为这些人的眷属。埃及留学生与美国主流社会人群相比，西方文化的主体性造成了他们“他者”的处境，其中的女性自然也不可避免；其次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父权制下与自己的父亲和丈夫或者男友相较，也是处于“他者”地位。
三、构成《芝加哥》中女性“他者”境遇的原因
（一）东西方文化冲突
以埃及社会和美国社会为代表的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传统保守的东方文化转移到开放的西方文化，巨大的文化差异和西方文化主体性所带来的冲击。以莎依曼为例，作者对她初到美国时的描述如下：“对于莎依曼·穆罕默迪，一个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坦塔度过的人……从坦塔到芝加哥，猛然间，没有任何准备。像是不会游泳的人裹着衣服一头扎进了海水里……她总是围着伞状的头巾，直盖住了胸部，穿着低跟鞋，迈着大步。乡土气息的脸上不施粉黛不说，还总为一点小事轻易就红了脸，颤颤巍巍的嗓音说出的英语带着股浓重的东方腔调。这让她用姿势沟通起來有时比说话来得更容易。只要看到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的长廊上挪步，任何人都会忍不住好奇，到底是什么把这个土里土气的姑娘带到了美国。”（阿斯旺尼，2010：13）①这里对莎依曼着装和姿态的描述衬托出她与美国学校环境的格格不入。莎依曼自己更是倍感孤独，她向别人倾诉自己在他乡的寂寞：“在这里我完全是孤独一人，没有朋友没有旧相识。我不知道如何跟美国人相处，也根本不了解他们。一直以来我的英语课分数都不错，但是这里他们说的却是另外一种英文。他们说话语速很快，有时候甚至会吞掉很多字母的发音，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阿斯旺尼，2010：82）着装、生活习惯和语言的不同都是西方文化作为主体的表现，最根本的根源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占据上风。相对于西方的东方国家，虽然脱离了殖民地的命运却并未实现全面的复兴。这并非是通过模仿着装、改变生活习惯或者是学习语言就可以改变的。与西方文化的主体地位相比，神秘原始而又贫弱的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落后的“他者”。 其次就是西方世界和伊斯兰教乃至穆斯林之间的相互误解。同样在莎依曼身上也体现出了这点：“即使我的英文进步了，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我完全被这个国家抛弃了。就因为我是阿拉伯人，我戴头巾，美国人只要见到我就会闪躲开。在机场，他们像审犯人一样地质问我。在学校同学们只要看到我，就会取笑我。”（阿斯旺尼，2010：82）
在伊斯兰被描述为恐怖主义的温床，穆斯林被同恐怖分子画上等号的情况下，大多数无辜穆斯林对这种武断且不公的西方舆论压迫，只能通过对西方存在着的本能敌意来表达。从莎依曼的母亲劝阻她去美国留学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一点：“母亲一知道她要出国就表现出不可抑制的气愤并向她吼道：‘莎依曼，你的问题是你跟你爸爸一样执拗。你会后悔的，你不知道离开家意味着什么。你想去美国这样一个迫害穆斯林的国度，而且你自己还一直都围着头巾？为什么你就不能在这里完成你的博士学位，在家人中保住你的尊严？’”（阿斯旺尼，2010：16）显然，莎依曼的母亲把美国定义为迫害穆斯林的国度，自己女儿围着的头巾正是穆斯林的身份标志。她带有恐吓意味的话语中，带有着莎依曼去美国求学必将受到迫害的论断。然而面对西方舆论压迫，无论是政府还是平民阶层的声讨鲜有奏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建立，在这种霸权下，东方的声音只能通过平民阶层体现，难以引起大的反响。
另外一位女性形象麦勒娃，她的母亲倾听她诉说自己充满暴力的婚姻时说道：“羞耻啊，麦勒娃，好人家的姑娘从来不会谈论这种话题。你要不是疯了，就是美国的生活让你忘了你是在哪里长大的了！这种事情对大部分妇女来说是义务……”麦勒娃的母亲认为是美国的生活让自己的女儿丧失了她定义下的女人的义务，其中应该也包括忍受丈夫的性暴力。作者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东方世界对于西方世界的误解，西方不仅是将穆斯林妖魔化的世界，西方的自由主义也成为传统东方的批判对象。在平民阶层，任何的一种误解都带有全盘否定的性质，这样不仅不利于两个世界的交流，更不利于任何一方自身的发展。
（二）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
小说集中反映了留美埃及学生的“他者”处境，但是他们中的女性所承受的压迫不仅仅是东西方文化冲突带给她们的，更有父权制造就的。父权制造成她们“他者”处境的表现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父权制下，家长利用传统价值观对于女性的掌控和压迫；二，两性关系中，男性一方将女性一方物化与边缘化。
首先父权为中心的家长制利用保守的思想和教条的宗教戒律来管控家中的女儿。在小说中几乎每一位女性形象的身上都能找到父权为中心的家长制对于女儿人格的塑造和生活方式的干涉，或以父亲直接干涉或以母亲作为代言人间接干涉。其中最为典型的分别有莎依曼、莎拉和麦勒娃。
莎依曼的母亲在她月经初潮正式步入青春期之后，教育她说：“你的身体是你的荣耀；莎依曼，你的身体是你父亲的荣耀；你的身体是整个家庭的尊严。如果你都玩弄自己的身体，我们一家人的余生都会在耻辱与羞愧之中度日。”（阿斯旺尼，2010：227）当莎依曼告诉她出国的决定的时候，母亲质问道：“记住……只要出国你就失去了嫁人的机会。等你已经是一个四十岁的老处女，就算在美国拿到一个PHD又有什么好处？”（阿斯旺尼，2010：16）从截取小说原文的内容可以看出：首先，莎依曼的母亲明确表明了女儿的身体不属于莎依曼自己，而是跟家族的荣誉密切相关。其次，在她母亲的价值观中，显然婚姻比在美国获得PHD更加有价值。在她母亲看来似乎嫁人才是莎依曼的最终归宿，教育并不能为这个归宿增加筹码。麦勒娃的母亲也体现出了同样的价值认同。麦勒娃遭遇到丈夫的家暴之后说出了她离婚的意愿。母亲的态度令她感到惊讶，母亲甚至拒绝讨论离婚。“因为这不是儿戏”。她说：“如果所有的婚姻问题都是用离婚来解决的话，那么女人还结婚做什么……”（阿斯旺尼，2010：254）麦勒娃的母亲显然认为对于婚姻的维持，哪怕是不幸的婚姻都比女儿的快乐和幸福重要。小说中这两位母亲扮演着父亲代言人的角色，一方面以“他者”的身份存在于家庭和社会当中，一方面又在努力地将家里的其他女性禁锢在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当中，使她们也沦为“他者”。波伏瓦认为，女性被等同为她们的身体和性身份，传统上被限定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婚姻和母亲身份因而 被人为拔高为女性在社会中最重要的身份，这样的理念则反映在法律、习俗、信仰和社会文化中。（提德，2014：53）婚姻对于女性的重要性被过分拔高，是包办婚姻和婚内暴力得以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麥勒娃由于婚姻在母亲眼中的重要性，使得离婚的第一道阻力不是丈夫而是母亲。
另外一位深受以父权为中心的家长制压迫的女性人物是莎拉，与前两者不同，莎拉的父亲萨比特是直接施压者。作者这样描述他：“萨比特三十年前定居芝加哥，跟一位护士米歇尔结了婚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美国人：他不再说阿拉伯语，用英语思考，尽力使用美语腔调。他甚至像美国人说话那样耸肩、摆姿势、发出声音。”（阿斯旺尼，2010：43）萨比特自己这样说：“我以前是埃及人，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同志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承认我现在拿的是美国护照。”（阿斯旺尼，2010：28）在否定自己埃及身份的同时，还带有歧视意味地否认其他在美国的埃及人：“埃及人会毁掉这个系的，这是事实。埃及人不能在这么体面的地方工作。因为他们有太多毛病了，他们懦弱、伪善、撒谎、推诿、懒惰、无法有条不紊地思考问题，更糟糕的是他们奸诈且毫无章法。”（阿斯旺尼，2010：42）一个穷尽一生通过全盘否定埃及的一切，试图摆脱埃及裔的身份，谄媚地讨好美国的“他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与之相悖的却是萨比特用特有的埃及方式管教自己的女儿：“他无法忍受女儿还没有结婚就跟人去同居。尽管他用自己的高谈阔论去维护西方文化，但精神上仍然是一个受到攻击与愚弄的东方男人……萨比特鄙视自己的文化，自身却同时携带着这种文化，这真是件麻烦事。”（阿斯旺尼，2010：80）所以在目睹了女儿跟同居男友亲密举动之后，不留情面地对她施暴：“上前朝莎拉狠狠抡起了耳光，之后还打了她。萨拉尖叫起来，萨比特暴怒地吼道：‘吸毒的婊子，我要杀了你！’”（阿斯旺尼，2010：225）萨比特对莎拉的管控方式的描写，激烈又不失贴切地表现出了父权制下的家长权威。萨比特兼具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高捧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旗帜的“他者”，这个“他者”是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他者”；另一方面他是将在父权制家庭中将女儿莎拉“他者化”的实施者，这是在女性主义语境下的“他者”。 其次是在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弱势地位，集中表现为女性的被物化和被边缘化。莎依曼与塔里克的情侣关系中，莎依曼变成“解决孤独的安慰剂”，可以随手扔掉的“农民”，与莎依曼相比塔里克更加热爱自己的“优秀”与“高贵”。塔里克认为：“我还没有笨到去掉入这个圈套里。也没有到要娶莎依曼的地步。我宁愿整日斋戒，也不要娶她。她的确是医学院的助理教师，但仍然改变不了她是个农民的出身。我可是将军阿卜杜·嘎迪尔·哈希布，开罗安全厅副厅长的儿子。我在洛克迅长大，出入的是哈里波利斯俱乐部，拒绝了不知道多少名流贵族的女儿。你指望我到头来娶一个农民？随她去疯吧，见鬼去。”（阿斯旺尼，2010：175）即使是在莎依曼未婚怀孕之后，塔里克最关心的依然是自己的学业与荣耀，毅然劝莎依曼去堕胎。与将女性作为有生产和再生产能力的人观点不同的是，将女性对象化，即相对于男性而言，她是一个性伴侣、一个生育者、一个情欲对象——一个他者。在与男性主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女性就会作为牺牲品首当其冲被牺牲掉。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克里斯汀，即使作为一个美国人也难逃父权制文化中女性难以脱离表达欲望与诉求的困境。丈夫萨利赫为了获得绿卡与克里斯汀结婚，却一直对大学时代青梅竹马的恋人无法释怀，因此从心理到生理都无法跟克里斯汀继续维持婚姻生活。这使得克里斯汀大半生葬送在了一个冷如冰窖的婚姻契约里，心灵得不到呵护，感情得不到慰藉，生理的诉求也无法得到满足。无法忍受感情与身体双重孤独的克里斯汀克服了心理障碍走进了情趣用品商店接受专家的指导。阿斯旺尼借专家之口道出了女性在性体验中的弱势地位：“整个人类历史，关于女性的‘性生活’的信息很少。这是因为古代社会把女性看成是魔鬼引诱男性的方式。这种禁忌使得我们几乎忽视掉了女性是如何获得性高潮的。”（阿斯旺尼，2010：329）虽然克里斯汀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外界的帮助，最终走向了独立和性自主。但是通过对她挣扎过程的描写，应认清的事实是：所有的人，包括女性或男性在内，都有资格作为人来平等看待。但是事实上男性的性欲却往往是强壮的象征，是得到肯定的。而女性的性欲则被认为是淫荡的，是被否定的。“许多女性对于自身的性欲不是过于无知，便是过于窘迫。仅仅谈性便是窘迫，更不要说做了。”（李银河，2007：125）在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许多社会内部，女性的性欲被认为是无耻的象征。波伏瓦认为异性恋的性体验中，女性是被动的，男性是具有掠夺性和侵略性的，男性在性中表现他的主动与主体性，而女性则被作为欲望的对象，并不是与男性一样的性发起者或者是同伴。
四、结语
《芝加哥》这部小说针砭时弊的同时又生动地描述了不同人物形象，刻画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通过本文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小说的难得之处在于一个人物形象身上通常集中了多个矛盾冲突。正如本文选取几个突出女性问题的人物形象，她们身上有跟西方文化的冲突也有跟父权制的冲突，她们的冲突对象身上也同样承载着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这种矛盾冲突的形式实际是“他者”境遇的嵌套式体现。
注釋：
①（埃及）亚拉·阿斯旺尼.芝加哥[M].开罗：达鲁·疏鲁格出版社，2010.
参考文献：
[1]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4.
[2]（英）厄苏拉·提德.导读波伏瓦[M].马景超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3]黄柏刚.性别的语言之思——女性主义批评的语言维度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4]（美）勒内·薇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刑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5]李银河.性别问题[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125.
[6]施旻.拨开尘封的历史——西方女性文学十二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7]（埃及）亚拉·阿斯旺尼.芝加哥[M].开罗：达鲁·疏鲁格出版社，2010.
[8]王先霈，王又平.文学批评术语汇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752.
[9]张宽.关于女性批评的笔记[J].外国文学评论，1995（2）：34-41.
责任编辑：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