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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是一支高素质的战斗队伍。军中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工作，都走在全国抗日根据地前面。其中，新四军卫生工作成就的取得，与沈其震密不可分。
沈其震，1906年2月生于一个开明士绅家庭。1919年在长沙读中学时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1925年，在同济大学医学院读书时，参加了五卅运动。次年，转到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学习，结识了叶挺、郭沫若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远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学习，获得博士学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其震回国，一边从事医学科研，一边参加共产党人邢西萍组织的读书会。1934年，沈其震到天津开设诊所行医，同时这个诊所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1937年，诊所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和监视，党组织通知沈其震转移到上海。
在上海，沈其震遇到叶挺，欣然同意参加即将成立的新四军。10月，沈其震随叶挺到了武汉，被任命为军医处处长。新四军重建军部后任卫生部部长。当时，新四军领导机构的设置是“四大部”，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由此可见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沈其震不负众望，将新四军的卫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招贤纳士
新四军军医处成立时，是个空架子，既无人员，也无物资。人是第一位的，为此沈其震到处招贤纳士，广罗人才。南京失守后，武汉会集了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和救护队伍，其中就有全国红十会救护总队，正在招募战地医护人员。红十字会救护大队的大队长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林可胜教授，沈其震曾在他手下做过研究工作。沈其震便找到林可胜，看了救护大队的报名名单，从中挑选了奉天医科大学毕业的宫乃泉和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吴之理医生，动员他们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初，崔义田、齐仲桓、王聿先、章央芬、李振湘、王雨田陆续加入新四军。他们是新四军中最早的8名医生。
沈其震得知有一批即将毕业的南京中央高级护士学校的学生随学校迁到了长沙。他便赶到长沙，在集体动员后，又个别谈话，动员了郑素文、薛和等8名护士参加了新四军。随后，沈其震又动员了南京鼓楼医院的化验师李启宇、长沙湘雅医院的护士长杨光等加入了新四军。这些人员构成了新四军最初的医疗力量，也是以后新四军医疗工作赖以发展的骨干。最初的8名医生后来有多人担任了师卫生部部长，崔义田接任沈其震做了军卫生部部长。
沈其震在立足自身，大力培养、培训医务干部的同时，仍不失时机地动员和争取高级医务人员加入到新四军的医疗队伍。1941年上半年，在新四军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沈其震冒着危险到上海，动员了化学教授恽子强和孙芳琪、药剂师阮学珂、公共卫生专家江上峰、生理学教授沈霁春、有机化学教授邢其毅、生物学讲师钱存柔、解剖学教师苏醒等，到了抗日根据地。后来，他们都为根据地的医疗、医学工作作出了贡献。
建设一流的军医院
1838年夏，军医处随新四军军部迁至安徽泾县云岭。沈其震在察看地形后，决定分别在云岭南堡村和小河口建立军医院，亦称前方医院和后方医院。
当沈其震带领军医处的医生护士站在几座破旧的大祠堂前说，要在这里建最好的军医院时，人们都惊讶不已，难以置信。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清理杂草垃圾，清扫蛛网灰尘，粉刷墙壁，修缮屋顶危墙。没几天，祠堂焕然一新。病房的陈设因陋就简，但无不体现出创造性：垒上砖块，铺上借来的床板，就是病床。有的甚至更简单，将稻草铺在地上，四周用砖一围，铺上白床单，标上床号，就成了像样的“病床”；捡一些砖垒起来，刷上石灰，就是一张雪白干净的桌子；用三块砖拼起来，里面放点灰土，就是痰盂……。
虽然条件十分简陋，但治疗十分认真规范。在军长叶挺和沈其震的多方奔走和努力下，军医院陆续有了显微镜、X光机和发电机等，建起了合格的手术室，正规的检验室、药房和材料供应室等，医院初具规模。军医处制定了科学严格的规章制度，丝毫不逊色于大医院。如值班、巡诊、饮食制度等，在护理、查对、发药、打针、换药和清洁卫生方面，也都有详细的细则要求。医师为每一个伤病员写正式的大病历，早晚查房，组织对疑难病的讨论。护士认真记录体温、脉搏、呼吸、出入水量、大便次数。根据病情实行等级护理，重病人和手术后的病人还有特级护理。由于严格按规章操作，医院很少发生交叉感染和医护差错，没有发生医疗事故。
军医处医生的医术也是精湛的。比如在一般的军医院，阑尾炎是不敢轻易开刀的，因为它对医术和消毒有很高的要求。而在军医处医院，开割阑尾已是普通手术，从未发生过感染。
新四军军医处初创所取得的成绩，获得了周恩来、叶挺的称赞。1938年11月，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到云岭采访时，看到新四军医院，连声赞叹：“真了不起，这是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军医院，我要向全世界宣传，呼吁他们来支援你们。”皖南三年，军医处的两个医院收治病人6000多人，手术1443人，其中治愈、好转的达83%。
介绍罗生特参加新四军
在沈其震引进到新四军的若干医疗专家中，有一位特殊人物，他就是被誉为“新四军中白求恩”的罗生特。
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弗尔德，奥地利人，曾在维也纳大学学医，专攻泌尿科，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开一诊所。因参加反法西斯的民众运动于1939年被纳粹分子“驱逐出境”。到中国上海后从医谋生。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烧杀抢掠，对中国人民面临的深重灾难深为同情。一天，他在出诊时偶然从一个病人的口中了解到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打击日军的事迹，便决心参加新四军。1941年春节刚过，他得知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正在上海秘密动员知识分子和医护人员奔赴苏北新四军的消息，便通过友人汉斯·希伯的介绍，辗转找到沈其震，提出希望加入新四军。沈其震见他态度坚决，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为掩人耳目，沈其震将罗森弗尔德的名字取其谐音，改为“罗生特”。很快，在上海地下党和新四军上海秘密办事处的周密安排下，由沈其震陪同，罗生特化装成一个德国传教士，带着几箱子医用器械，从上海乘船北上，抵达苏中地区的张黄港，然后由一师部队护送到盐城新四军军部。在军部，罗生特受到刘少奇政委和陈毅代军长的亲切接见和热烈欢迎。 罗生特加入新四军后，以其精湛的医术和热忱的服务享誉全军，人们亲切地称他“大鼻子神医”。经他救治过的共产党高级将领有罗荣桓、万毅等，他还为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做过终止妊娠手术，陈毅之子陈昊苏也是他接生的。他随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达9年之久。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对罗生特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晤宋庆龄
新四军成立初期，药品和医疗器械都十分紧缺。为支持新四军抗战，国内外爱国人士伸出了援助之手。援助物品多数是通过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募集的，而沈其震三晤宋庆龄，则搭建了实现援助的桥梁。
1938年秋，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赴皖南新四军军部采访，看到那里的医疗卫生设施十分简陋，便建议新四军与宋庆龄及“保盟”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援助，并在丝质白手绢上打印了一封致宋庆龄的密信。沈其震接受了这一联络任务，将密信缝在衣服里。他先到了上海，找到《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经过鲍威尔见到了英国驻华大使寇尔、女青年会总干事耿丽淑（美国人）等。沈其震此行带去了反映新四军战斗生活、医务工作的照片，以及千疮百孔的日军军旗、钢盔和士兵家信、护身符等战利品，还有他自己拍摄的小电影片子。耿丽淑等看了十分兴奋，决定利用这些实物举办一个介绍新四军战绩的展览会，让各界人士前来参观。由于耿丽淑同时担任“保盟”上海分会的秘书，她便为沈其震买了一张赴香港的船票，并告诉他怎样去找宋庆龄。沈其震抵达香港后，通过廖梦醒见到了宋庆龄。沈其震转达了叶挺军长的问候，并呈上史沫特莱的信函。宋庆龄告诉沈其震，她已经知道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保盟”已经有不少募集得来的医药器材和其他救济物资运到了香港，上海也成立了组织，建立了仓库，将尽快从上海拨付药品等运送到云岭军部。沈其震返回云岭后不久，新四军军部收到了“保盟”的援助，这是一大批急需的医用物品和其他物资，尤为可贵的是其中一种叫“白浪多息尔”的消炎药（磺安的前身），是国外刚投产的最新产品。
1939年4月，沈其震写信向“保盟”反映，军中新建的可容200名伤员的病房急需蚊帐和奎宁。宋庆龄闻讯很着急，决定尽快解决。于是，“保盟”上海分会在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下，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第二次派出民众慰问团，团长吴大琨，副团长殷扬（扬帆），成员有白蚀（王元化）等20余人，他们携带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2000个消毒包和400听炼乳等赴皖，送往新四军驻地。5月，宋庆龄通过“保盟”向新四军前线医院捐赠两万多条毛毯。
同年冬，沈其震随叶挺从重庆飞到香港，再次见到了宋庆龄。叶挺感谢宋庆龄对新四军的大力援助。宋庆龄说：“你们前方战士为了祖国，在浴血奋战，我们做点工作完全应该。”他们谈论了国际、国内形势，宋庆龄介绍了“保盟”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而开展的各项活动，并亲自与叶挺、沈其震到仓库与工作人员一起对支援新四军的物质进行分类、清点、登记。叶挺和沈其震回到新四军军部后，就收到了这批珍贵的军需物质。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迅速联名通电，对蒋介石的行径给予了愤怒谴责。不久，沈其震受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之命，再度前往香港，向宋庆龄报告新四军近况。宋庆龄一见到沈其震，就担心地问：“我们这次损失这么大，还有力量吗？”沈其震转达了刘少奇、陈毅对宋庆龄的问候，介绍了皖南事变真相和重建军部的情况。沈其震说，请您放心，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新四军在挫折中只会越来越壮大。宋庆龄听到这些话，开心地笑了。这次会见后，又有来自“保盟”的大批药品等物资送到了新四军军中。
沈其震与宋庆龄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下来。1980年4月14日，也就是在宋庆龄去世的前一年，她还致信沈其震：“抗日战争时期，曾为解放区的医药物资作过一些支援，那是微不足道的，而如你一样的干部却冒了生命危险为此而奔波。”既体现了宋庆龄虚怀若谷的高尚情怀，又赞誉了沈其震为新四军卫生工作所作出的贡献。
沈其震担任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随时听从党的调遣。1941年5月，由刘少奇、陈毅介绍入党。沈其震于1943年离开新四军，调往延安任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1948年筹建大连医学院并任院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卫生研究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是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他后期最大的科研成果，是研制出了造福中国每一个家庭和儿童的小儿麻痹症预防疫苗。1993年6月16日，沈其震在昆明视察昆明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时去世。
（编辑：刘顺发）
作者简介
单杰华，中共扬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从事中共地方党史工作近30年，主编《坚定的脚步》《时代之星》《决死苦斗》《维扬春潮》《红旗颂》等多部专题史书，出版《风云激越三十年》一部专著，发表《粟裕与淮海战役》《郭村战斗与黄桥战役》《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改造地形运动》《邓小平历史比较分析法的运用及其特点》等论文。
沈其震，1906年2月生于一个开明士绅家庭。1919年在长沙读中学时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1925年，在同济大学医学院读书时，参加了五卅运动。次年，转到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学习，结识了叶挺、郭沫若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远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学习，获得博士学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其震回国，一边从事医学科研，一边参加共产党人邢西萍组织的读书会。1934年，沈其震到天津开设诊所行医，同时这个诊所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1937年，诊所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和监视，党组织通知沈其震转移到上海。
在上海，沈其震遇到叶挺，欣然同意参加即将成立的新四军。10月，沈其震随叶挺到了武汉，被任命为军医处处长。新四军重建军部后任卫生部部长。当时，新四军领导机构的设置是“四大部”，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由此可见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沈其震不负众望，将新四军的卫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招贤纳士
新四军军医处成立时，是个空架子，既无人员，也无物资。人是第一位的，为此沈其震到处招贤纳士，广罗人才。南京失守后，武汉会集了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和救护队伍，其中就有全国红十会救护总队，正在招募战地医护人员。红十字会救护大队的大队长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林可胜教授，沈其震曾在他手下做过研究工作。沈其震便找到林可胜，看了救护大队的报名名单，从中挑选了奉天医科大学毕业的宫乃泉和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吴之理医生，动员他们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初，崔义田、齐仲桓、王聿先、章央芬、李振湘、王雨田陆续加入新四军。他们是新四军中最早的8名医生。
沈其震得知有一批即将毕业的南京中央高级护士学校的学生随学校迁到了长沙。他便赶到长沙，在集体动员后，又个别谈话，动员了郑素文、薛和等8名护士参加了新四军。随后，沈其震又动员了南京鼓楼医院的化验师李启宇、长沙湘雅医院的护士长杨光等加入了新四军。这些人员构成了新四军最初的医疗力量，也是以后新四军医疗工作赖以发展的骨干。最初的8名医生后来有多人担任了师卫生部部长，崔义田接任沈其震做了军卫生部部长。
沈其震在立足自身，大力培养、培训医务干部的同时，仍不失时机地动员和争取高级医务人员加入到新四军的医疗队伍。1941年上半年，在新四军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沈其震冒着危险到上海，动员了化学教授恽子强和孙芳琪、药剂师阮学珂、公共卫生专家江上峰、生理学教授沈霁春、有机化学教授邢其毅、生物学讲师钱存柔、解剖学教师苏醒等，到了抗日根据地。后来，他们都为根据地的医疗、医学工作作出了贡献。
建设一流的军医院
1838年夏，军医处随新四军军部迁至安徽泾县云岭。沈其震在察看地形后，决定分别在云岭南堡村和小河口建立军医院，亦称前方医院和后方医院。
当沈其震带领军医处的医生护士站在几座破旧的大祠堂前说，要在这里建最好的军医院时，人们都惊讶不已，难以置信。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清理杂草垃圾，清扫蛛网灰尘，粉刷墙壁，修缮屋顶危墙。没几天，祠堂焕然一新。病房的陈设因陋就简，但无不体现出创造性：垒上砖块，铺上借来的床板，就是病床。有的甚至更简单，将稻草铺在地上，四周用砖一围，铺上白床单，标上床号，就成了像样的“病床”；捡一些砖垒起来，刷上石灰，就是一张雪白干净的桌子；用三块砖拼起来，里面放点灰土，就是痰盂……。
虽然条件十分简陋，但治疗十分认真规范。在军长叶挺和沈其震的多方奔走和努力下，军医院陆续有了显微镜、X光机和发电机等，建起了合格的手术室，正规的检验室、药房和材料供应室等，医院初具规模。军医处制定了科学严格的规章制度，丝毫不逊色于大医院。如值班、巡诊、饮食制度等，在护理、查对、发药、打针、换药和清洁卫生方面，也都有详细的细则要求。医师为每一个伤病员写正式的大病历，早晚查房，组织对疑难病的讨论。护士认真记录体温、脉搏、呼吸、出入水量、大便次数。根据病情实行等级护理，重病人和手术后的病人还有特级护理。由于严格按规章操作，医院很少发生交叉感染和医护差错，没有发生医疗事故。
军医处医生的医术也是精湛的。比如在一般的军医院，阑尾炎是不敢轻易开刀的，因为它对医术和消毒有很高的要求。而在军医处医院，开割阑尾已是普通手术，从未发生过感染。
新四军军医处初创所取得的成绩，获得了周恩来、叶挺的称赞。1938年11月，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到云岭采访时，看到新四军医院，连声赞叹：“真了不起，这是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军医院，我要向全世界宣传，呼吁他们来支援你们。”皖南三年，军医处的两个医院收治病人6000多人，手术1443人，其中治愈、好转的达83%。
介绍罗生特参加新四军
在沈其震引进到新四军的若干医疗专家中，有一位特殊人物，他就是被誉为“新四军中白求恩”的罗生特。
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弗尔德，奥地利人，曾在维也纳大学学医，专攻泌尿科，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开一诊所。因参加反法西斯的民众运动于1939年被纳粹分子“驱逐出境”。到中国上海后从医谋生。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烧杀抢掠，对中国人民面临的深重灾难深为同情。一天，他在出诊时偶然从一个病人的口中了解到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打击日军的事迹，便决心参加新四军。1941年春节刚过，他得知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正在上海秘密动员知识分子和医护人员奔赴苏北新四军的消息，便通过友人汉斯·希伯的介绍，辗转找到沈其震，提出希望加入新四军。沈其震见他态度坚决，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为掩人耳目，沈其震将罗森弗尔德的名字取其谐音，改为“罗生特”。很快，在上海地下党和新四军上海秘密办事处的周密安排下，由沈其震陪同，罗生特化装成一个德国传教士，带着几箱子医用器械，从上海乘船北上，抵达苏中地区的张黄港，然后由一师部队护送到盐城新四军军部。在军部，罗生特受到刘少奇政委和陈毅代军长的亲切接见和热烈欢迎。 罗生特加入新四军后，以其精湛的医术和热忱的服务享誉全军，人们亲切地称他“大鼻子神医”。经他救治过的共产党高级将领有罗荣桓、万毅等，他还为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做过终止妊娠手术，陈毅之子陈昊苏也是他接生的。他随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达9年之久。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对罗生特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晤宋庆龄
新四军成立初期，药品和医疗器械都十分紧缺。为支持新四军抗战，国内外爱国人士伸出了援助之手。援助物品多数是通过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募集的，而沈其震三晤宋庆龄，则搭建了实现援助的桥梁。
1938年秋，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赴皖南新四军军部采访，看到那里的医疗卫生设施十分简陋，便建议新四军与宋庆龄及“保盟”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援助，并在丝质白手绢上打印了一封致宋庆龄的密信。沈其震接受了这一联络任务，将密信缝在衣服里。他先到了上海，找到《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经过鲍威尔见到了英国驻华大使寇尔、女青年会总干事耿丽淑（美国人）等。沈其震此行带去了反映新四军战斗生活、医务工作的照片，以及千疮百孔的日军军旗、钢盔和士兵家信、护身符等战利品，还有他自己拍摄的小电影片子。耿丽淑等看了十分兴奋，决定利用这些实物举办一个介绍新四军战绩的展览会，让各界人士前来参观。由于耿丽淑同时担任“保盟”上海分会的秘书，她便为沈其震买了一张赴香港的船票，并告诉他怎样去找宋庆龄。沈其震抵达香港后，通过廖梦醒见到了宋庆龄。沈其震转达了叶挺军长的问候，并呈上史沫特莱的信函。宋庆龄告诉沈其震，她已经知道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保盟”已经有不少募集得来的医药器材和其他救济物资运到了香港，上海也成立了组织，建立了仓库，将尽快从上海拨付药品等运送到云岭军部。沈其震返回云岭后不久，新四军军部收到了“保盟”的援助，这是一大批急需的医用物品和其他物资，尤为可贵的是其中一种叫“白浪多息尔”的消炎药（磺安的前身），是国外刚投产的最新产品。
1939年4月，沈其震写信向“保盟”反映，军中新建的可容200名伤员的病房急需蚊帐和奎宁。宋庆龄闻讯很着急，决定尽快解决。于是，“保盟”上海分会在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下，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第二次派出民众慰问团，团长吴大琨，副团长殷扬（扬帆），成员有白蚀（王元化）等20余人，他们携带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2000个消毒包和400听炼乳等赴皖，送往新四军驻地。5月，宋庆龄通过“保盟”向新四军前线医院捐赠两万多条毛毯。
同年冬，沈其震随叶挺从重庆飞到香港，再次见到了宋庆龄。叶挺感谢宋庆龄对新四军的大力援助。宋庆龄说：“你们前方战士为了祖国，在浴血奋战，我们做点工作完全应该。”他们谈论了国际、国内形势，宋庆龄介绍了“保盟”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而开展的各项活动，并亲自与叶挺、沈其震到仓库与工作人员一起对支援新四军的物质进行分类、清点、登记。叶挺和沈其震回到新四军军部后，就收到了这批珍贵的军需物质。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迅速联名通电，对蒋介石的行径给予了愤怒谴责。不久，沈其震受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之命，再度前往香港，向宋庆龄报告新四军近况。宋庆龄一见到沈其震，就担心地问：“我们这次损失这么大，还有力量吗？”沈其震转达了刘少奇、陈毅对宋庆龄的问候，介绍了皖南事变真相和重建军部的情况。沈其震说，请您放心，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新四军在挫折中只会越来越壮大。宋庆龄听到这些话，开心地笑了。这次会见后，又有来自“保盟”的大批药品等物资送到了新四军军中。
沈其震与宋庆龄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下来。1980年4月14日，也就是在宋庆龄去世的前一年，她还致信沈其震：“抗日战争时期，曾为解放区的医药物资作过一些支援，那是微不足道的，而如你一样的干部却冒了生命危险为此而奔波。”既体现了宋庆龄虚怀若谷的高尚情怀，又赞誉了沈其震为新四军卫生工作所作出的贡献。
沈其震担任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随时听从党的调遣。1941年5月，由刘少奇、陈毅介绍入党。沈其震于1943年离开新四军，调往延安任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1948年筹建大连医学院并任院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卫生研究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是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他后期最大的科研成果，是研制出了造福中国每一个家庭和儿童的小儿麻痹症预防疫苗。1993年6月16日，沈其震在昆明视察昆明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时去世。
（编辑：刘顺发）
作者简介
单杰华，中共扬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从事中共地方党史工作近30年，主编《坚定的脚步》《时代之星》《决死苦斗》《维扬春潮》《红旗颂》等多部专题史书，出版《风云激越三十年》一部专著，发表《粟裕与淮海战役》《郭村战斗与黄桥战役》《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改造地形运动》《邓小平历史比较分析法的运用及其特点》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