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大小小的国际气候会议上，中国被美国等国指责似乎已成常态。最近，《纽约时报》更是连发六篇评论，直接针对中国的节能减排、煤炭政策、空气污染治理，甚至于速冻饺子。在它们眼里，这些都是中国加速全球变暖的“罪证”。事实果真如此吗？本刊为此约请相关领域的几位专业人士谈谈他们的看法。
煤炭自身不是错误
王圣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结合最近中国提出的业绩考核告别“唯GDP论”可以看出来，中国对于能源资源、环境保护已经开始实施顶层设计，这是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海纳百川的智慧的。
确实，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当前面临着资源过度使用而带来的环境问题，以灰霾为典型的大气环境成为环境问题的核心。而形成环境等社会问题的根源则是中国迅速增长的物质和能源需求与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能源枯竭、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
如何解決问题？如何化解矛盾？中国正在努力。
中国从进入“十二五”，就开始对煤炭消费强度及总量逐步实施控制，以期能够逐步改善环境，且从国家战略的层面考虑，计划以此为契机引领并促进能源结构调整，提高清洁能源比例，实现煤炭行业从量的增长到质的转变。目前最具有纲领性的文件是在2013年9月份国务院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中明确提出控制煤炭消费总量，要求制定国家煤炭消费总量中长期控制目标，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到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降到65%以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须知，要使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是需要付出经济代价的。结合最近中国提出的业绩考核告别“唯GDP论”可以看出来，中国对于能源资源、环境保护等已经开始实施顶层设计，这是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海纳百川的智慧的。
目前的煤炭总量控制只是完成了对于外部煤炭资源消费的削减。第二步需要完成的应该是对于“散煤”燃烧的控制。中国主要耗煤行业的耗煤占原煤的70%，与美国、德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98%以上相比，差距很大。也就是说，剩余的30%处于散烧状态，这部分煤炭如何实现工业利用，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第三步需要完成的是提高工业耗煤向电力行业的集中度。中国发电耗煤占50%左右，而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发电耗煤则占到了85%以上，其余耗煤行业需要的能源则由发电提高。第三步是否能够实现是中国改善环境质量的关键。
所以，煤炭确实是中国形成当前环境问题的关键，但是作为一次能源的煤炭自身不是错误，能够产生错误的是对于煤炭的使用方式或消费思路。在煤炭消费占全球48.2%的中国，实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与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是应该的。但在此前提下，如何实现煤炭消费结构的合理布局？什么样的煤炭消费方式更有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这是煤炭消费的核心问题。为达到环境改善的目的，我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突破口应该在非电力行业，实现合理的煤炭消费流。
虽然中国在煤炭控制方面已经迈开了第一步，但是后面的路程还很艰难。当然，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需要实践检验的。只要在实践检验过程中，及时修正偏离实践的部分就可以。
美国莫要“照人不照己”
陈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将造成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责任的矛头直指中国，表面看在为全球利益着想，实际透出的是美国人“镜子照人不照己”的傲慢无礼。
近来，美国《纽约时报》连发多篇短文，关注中国的碳排放和雾霾问题。我们不应拒绝一份来自远方对仍受到诸多环境威胁的中国人民健康的善意关心，但也不得不指出在善意之外，某些说法以偏概全，有失公允。
例如，某文中断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紧迫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能做到放弃煤炭，甚至无关美国经济能多快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最紧迫的问题是，中国将以什么样的程度、在何种条件下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由此，世界必须说服中国减排。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其占全球份额也呈上升趋势，但就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和现实责任而言，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结论并未改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估算了1751年至2010年的历史累积二氧化碳排放，只考虑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工艺过程排放二氧化碳，发达国家占全球的比重将在70%左右，如果加上林业和土地利用排放的二氧化碳，发达国家比重下降到50%左右。实际上，林业和土地利用的二氧化碳排放估算不确定性巨大，学术界对将二者加总的做法存在很多争议。
一些人提出历史责任要从1990年全球第一次意识到二氧化碳已成隐患开始计算。在1990年启动政府间气候谈判之前，科学家早就提出了温室效应的危害。客观来看，二氧化碳有超过百年的寿命，无论人们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的二氧化碳仍存留在大气圈，影响着今天的气候系统。
事实上，中国不必世界来说服，已经深刻认识并自主选择了低碳发展的道路，一直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中国自主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目标，2013年该指标比2005年下降28.56%，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25亿吨。而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先批准而后又退出《京都议定书》，国内气候立法长期停滞不前，哥本哈根会议前公布的2020年相比2005年减排17%的目标也被指过于宽松，令国际社会大失所望。如果美国真的在思考“为了让中国在低碳的道路上加速，美国或其他国家能做点什么”，那么不仅中国，整个国际社会都期盼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拿出政治诚意，不仅减少燃煤电厂碳排放，更要全面履行各项国际义务，包括大幅度减排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
减排潜力不仅在生产领域，也在消费领域。某文作者以《中国速冻饺子加剧全球变暖？》为题，从中国家庭快速普及冰箱的事实得出“在所有威胁到这颗行星的环境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中，或许中国人饮食方式的改变是最重要的一环”的结论，似乎有些可笑。因为作者也承认“在美国，我们每年吃的食品中至少有70%是通过冷链运输的。相反，在中国，只有不到25%的肉食是在冷藏条件下被屠宰、运输、存储和贩卖。水果和蔬菜的数字只有5%”。冰箱作为家用电器对提高生活质量来说可以算必需品，家庭普及冰箱再正常不过。某些发达国家学者在谈论造成气候变化的排放责任时，往往重未来、轻历史，重增量、轻存量，重总量、轻人均，必然偏颇。中国人在快速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固然应提倡保持节俭的传统美德，避免炫富和“土豪”心态，但美国更应该检视一下自己习以为常的不可持续的高碳生活方式。 总之，将造成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责任的矛头直指中国，表面看在为全球利益着想，实际透出的是美国人“镜子照人不照己”的傲慢无礼。
破解气候融资难题，
中国在探索
吴昌华 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广东省承担了中国省份中最高的减排目标和任务。作为开展碳市场交易的七个试点之一，它成为一个区域低碳增长的领导者。
气候融资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在联合国层面，这些年的艰难谈判进程的“卡点”之一就是资金的来源问题。依据公约和协议，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的基础上，发达国家承诺向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援助，包括2010年至2012年的300亿美元（约合1840亿元人民币）的“快速启动资金”，还有到2020年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目前，“绿色气候基金”已经建立，但是钱从哪里来仍是纠结不清的问题。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今天的中国已经提交了一份令人振奋的答卷。根据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报告，2012年中国投资于节能减排产业和可再生能源的资金总量为5459.6亿元。同时，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中国过去三年，每年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援助为100亿元，用于提升應对气候变化、抗御极端天气的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在节能减排政策和清洁技术商机的驱动下，投向低碳领域的资金快速增加，推动了中国碳排放增速的下降。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政府用公共资金和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气候资金的来源和应用也开始变得多元化。
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承担了中国省份中最高的减排目标和任务。作为开展碳市场交易的七个试点之一，它成为一个区域低碳增长的领导者。广东省气候资金的主要来源包括：
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是气候相关项目的传统资金来源， 2013年这部分的总量为54亿元。
国际来源的公共财政，例如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主权贷款，是目前广东省气候相关活动开展的一个积极引导因素。
以主流商业银行贷款和直接投资资金为主要来源的私营资本是省内最大的气候资金流。2013年，私营资本提供了730亿元来支持该地区的中小企业气候相关的项目发展。
新建的碳市场（试点）成交量在第一年已经达到6亿元，是气候资金的新兴来源。只要碳市场在稳定的政策和适当设计的机制下按预计实现增长，它就能为国内外投资者和相关控排企业提供潜在的投资机会。
中国像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面临着如何依靠金融可持续性过渡到低碳经济的巨大挑战。对于中国而言，情形似乎更为复杂。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双轨并行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是逐步进行的。
目前，政府仍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角色，政府决策的明晰、稳定和可持续性是有效撬动市场资源的利器。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虽然政府性资金今天仍然是中国气候资金的重要来源，但与此同时，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清洁能源、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向污染挑战”等政策方向的稳定和持久，在气候融资领域，已经形成政府引导、市场积极参与的良好趋势。
今天，中国气候融资的规模对比政府设立的目标仍存在巨大差距。据气候组织主持研究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融资策略”估计，到202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年投资需求将超过24千亿元的规模。资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如何高效地投入资金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这些都是决策者们在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但是，可以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价值观的不断深入，随着政策激励的更加有效，随着金融行业的不断健全和人才能力的提高，可持续的金融一定会支撑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和升级。
煤炭自身不是错误
王圣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结合最近中国提出的业绩考核告别“唯GDP论”可以看出来，中国对于能源资源、环境保护已经开始实施顶层设计，这是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海纳百川的智慧的。
确实，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当前面临着资源过度使用而带来的环境问题，以灰霾为典型的大气环境成为环境问题的核心。而形成环境等社会问题的根源则是中国迅速增长的物质和能源需求与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能源枯竭、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
如何解決问题？如何化解矛盾？中国正在努力。
中国从进入“十二五”，就开始对煤炭消费强度及总量逐步实施控制，以期能够逐步改善环境，且从国家战略的层面考虑，计划以此为契机引领并促进能源结构调整，提高清洁能源比例，实现煤炭行业从量的增长到质的转变。目前最具有纲领性的文件是在2013年9月份国务院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中明确提出控制煤炭消费总量，要求制定国家煤炭消费总量中长期控制目标，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到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降到65%以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须知，要使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是需要付出经济代价的。结合最近中国提出的业绩考核告别“唯GDP论”可以看出来，中国对于能源资源、环境保护等已经开始实施顶层设计，这是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海纳百川的智慧的。
目前的煤炭总量控制只是完成了对于外部煤炭资源消费的削减。第二步需要完成的应该是对于“散煤”燃烧的控制。中国主要耗煤行业的耗煤占原煤的70%，与美国、德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98%以上相比，差距很大。也就是说，剩余的30%处于散烧状态，这部分煤炭如何实现工业利用，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第三步需要完成的是提高工业耗煤向电力行业的集中度。中国发电耗煤占50%左右，而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发电耗煤则占到了85%以上，其余耗煤行业需要的能源则由发电提高。第三步是否能够实现是中国改善环境质量的关键。
所以，煤炭确实是中国形成当前环境问题的关键，但是作为一次能源的煤炭自身不是错误，能够产生错误的是对于煤炭的使用方式或消费思路。在煤炭消费占全球48.2%的中国，实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与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是应该的。但在此前提下，如何实现煤炭消费结构的合理布局？什么样的煤炭消费方式更有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这是煤炭消费的核心问题。为达到环境改善的目的，我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突破口应该在非电力行业，实现合理的煤炭消费流。
虽然中国在煤炭控制方面已经迈开了第一步，但是后面的路程还很艰难。当然，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需要实践检验的。只要在实践检验过程中，及时修正偏离实践的部分就可以。
美国莫要“照人不照己”
陈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将造成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责任的矛头直指中国，表面看在为全球利益着想，实际透出的是美国人“镜子照人不照己”的傲慢无礼。
近来，美国《纽约时报》连发多篇短文，关注中国的碳排放和雾霾问题。我们不应拒绝一份来自远方对仍受到诸多环境威胁的中国人民健康的善意关心，但也不得不指出在善意之外，某些说法以偏概全，有失公允。
例如，某文中断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紧迫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能做到放弃煤炭，甚至无关美国经济能多快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最紧迫的问题是，中国将以什么样的程度、在何种条件下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由此，世界必须说服中国减排。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其占全球份额也呈上升趋势，但就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和现实责任而言，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结论并未改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估算了1751年至2010年的历史累积二氧化碳排放，只考虑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工艺过程排放二氧化碳，发达国家占全球的比重将在70%左右，如果加上林业和土地利用排放的二氧化碳，发达国家比重下降到50%左右。实际上，林业和土地利用的二氧化碳排放估算不确定性巨大，学术界对将二者加总的做法存在很多争议。
一些人提出历史责任要从1990年全球第一次意识到二氧化碳已成隐患开始计算。在1990年启动政府间气候谈判之前，科学家早就提出了温室效应的危害。客观来看，二氧化碳有超过百年的寿命，无论人们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的二氧化碳仍存留在大气圈，影响着今天的气候系统。
事实上，中国不必世界来说服，已经深刻认识并自主选择了低碳发展的道路，一直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中国自主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目标，2013年该指标比2005年下降28.56%，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25亿吨。而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先批准而后又退出《京都议定书》，国内气候立法长期停滞不前，哥本哈根会议前公布的2020年相比2005年减排17%的目标也被指过于宽松，令国际社会大失所望。如果美国真的在思考“为了让中国在低碳的道路上加速，美国或其他国家能做点什么”，那么不仅中国，整个国际社会都期盼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拿出政治诚意，不仅减少燃煤电厂碳排放，更要全面履行各项国际义务，包括大幅度减排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
减排潜力不仅在生产领域，也在消费领域。某文作者以《中国速冻饺子加剧全球变暖？》为题，从中国家庭快速普及冰箱的事实得出“在所有威胁到这颗行星的环境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中，或许中国人饮食方式的改变是最重要的一环”的结论，似乎有些可笑。因为作者也承认“在美国，我们每年吃的食品中至少有70%是通过冷链运输的。相反，在中国，只有不到25%的肉食是在冷藏条件下被屠宰、运输、存储和贩卖。水果和蔬菜的数字只有5%”。冰箱作为家用电器对提高生活质量来说可以算必需品，家庭普及冰箱再正常不过。某些发达国家学者在谈论造成气候变化的排放责任时，往往重未来、轻历史，重增量、轻存量，重总量、轻人均，必然偏颇。中国人在快速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固然应提倡保持节俭的传统美德，避免炫富和“土豪”心态，但美国更应该检视一下自己习以为常的不可持续的高碳生活方式。 总之，将造成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责任的矛头直指中国，表面看在为全球利益着想，实际透出的是美国人“镜子照人不照己”的傲慢无礼。
破解气候融资难题，
中国在探索
吴昌华 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
广东省承担了中国省份中最高的减排目标和任务。作为开展碳市场交易的七个试点之一，它成为一个区域低碳增长的领导者。
气候融资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在联合国层面，这些年的艰难谈判进程的“卡点”之一就是资金的来源问题。依据公约和协议，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的基础上，发达国家承诺向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援助，包括2010年至2012年的300亿美元（约合1840亿元人民币）的“快速启动资金”，还有到2020年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目前，“绿色气候基金”已经建立，但是钱从哪里来仍是纠结不清的问题。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今天的中国已经提交了一份令人振奋的答卷。根据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报告，2012年中国投资于节能减排产业和可再生能源的资金总量为5459.6亿元。同时，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中国过去三年，每年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援助为100亿元，用于提升應对气候变化、抗御极端天气的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在节能减排政策和清洁技术商机的驱动下，投向低碳领域的资金快速增加，推动了中国碳排放增速的下降。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政府用公共资金和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气候资金的来源和应用也开始变得多元化。
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承担了中国省份中最高的减排目标和任务。作为开展碳市场交易的七个试点之一，它成为一个区域低碳增长的领导者。广东省气候资金的主要来源包括：
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是气候相关项目的传统资金来源， 2013年这部分的总量为54亿元。
国际来源的公共财政，例如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主权贷款，是目前广东省气候相关活动开展的一个积极引导因素。
以主流商业银行贷款和直接投资资金为主要来源的私营资本是省内最大的气候资金流。2013年，私营资本提供了730亿元来支持该地区的中小企业气候相关的项目发展。
新建的碳市场（试点）成交量在第一年已经达到6亿元，是气候资金的新兴来源。只要碳市场在稳定的政策和适当设计的机制下按预计实现增长，它就能为国内外投资者和相关控排企业提供潜在的投资机会。
中国像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面临着如何依靠金融可持续性过渡到低碳经济的巨大挑战。对于中国而言，情形似乎更为复杂。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双轨并行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是逐步进行的。
目前，政府仍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角色，政府决策的明晰、稳定和可持续性是有效撬动市场资源的利器。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虽然政府性资金今天仍然是中国气候资金的重要来源，但与此同时，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清洁能源、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向污染挑战”等政策方向的稳定和持久，在气候融资领域，已经形成政府引导、市场积极参与的良好趋势。
今天，中国气候融资的规模对比政府设立的目标仍存在巨大差距。据气候组织主持研究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融资策略”估计，到202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年投资需求将超过24千亿元的规模。资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如何高效地投入资金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这些都是决策者们在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但是，可以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价值观的不断深入，随着政策激励的更加有效，随着金融行业的不断健全和人才能力的提高，可持续的金融一定会支撑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