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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逃离大都市:趋势还是无奈?
编者引言:买楼太贵,养车太累,工作太忙,压力过大……有些不堪忍受大城市生存压力的白领,纷纷出逃移居二三线城市。相比大都市里每日疲惫抱怨的人,一个小镇上的卖花姑娘生活得却很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人生就是成功的。白领出逃,让我们重新定义成功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真谛。
近年来,有些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蚁族”和向上流动比较成功的白领在谋划甚至实施从大都市撤离,而新毕业的大学生也开始把谋职的目光从以前趋之若鹜的大都市投向中小城市。
这种精英人才反向流动的迹象虽然目前并未成为潮流,但仍然值得关注。特别是电视剧《蜗居》播出后,有舆论把这种反向流动迹象归因于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压迫,并提出了“撤离还是坚守”的发问和“进步还是倒退”的追问。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个由媒体设置出来的议题。
是什么打破了大都市梦?
我国自改革开放始,社会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规模性流动。大学扩招后,毕业生急剧增多,这种流动呈现出加速态势。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社会资源——包括与这些资源相关联的人的发展机会,长期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这就自然而然吸引了众多的精英人才向这些城市汇聚。但他们涌入心驰神往的大都市后,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着很多以前未曾料到的问题。
他们是从经济、文化相对弱势的“外地”进入都市的,对大都市有着先赋性的陌生感;而人口超多、强者云集、竞争激烈的大都市更具有丛林特征和江湖特点,又给外来者带来了后致性的疏离感。这种陌生感和疏离感使他们在这个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难以获得“家园体认”。加上户籍等方面的制度原因,他们大多数人在心理上处于守势,在行动上处于弱势,在生活上处于劣势,很难真正融入大都市。他们暂居在出租屋,游走在城市边缘,习惯把自己称为“打工者”,把自己的生存状态描述为“漂”,感到自己是在大都市的茫茫人海中漂浮。这种身无定所、心无皈依的状态,实际上根本就无所谓“坚守”。所谓的“坚守”本质上只是“挣扎”。
即使是他们中的少数人,因其超强的能力加上幸运,成功地在大都市里实现了自己的“向上流动”,成为了都市精英,在 “他乡”站稳了脚跟,但并不等于他们在价值取向上认同自己的都市生活。有一对在上海广告界打拼多年、月收入过万、买了房子、事业处于上升期的年轻夫妻,突然从上海“裸撤”,跑到江西婺源乡间定居。当事人告诉记者:“那种看似有很多机会的城市生活、饱受噪音、污染和竞争的人际关系的城市生活,真的令我们厌倦。”显然,大都市生活成本偏高只是让人撤离的浅表原因,甚至可能只是一个貌似合理的借口。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下的都市生活有悖于知识精英内心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
人们创造了都市,参与都市生活,但同时被都市异化。空气的浑浊、噪音的烦扰、交通的拥堵、物价的昂贵、信息的泛滥、人际关系的隔膜、生存竞争的残酷,凡此种种,造成了人们内心的焦虑和无力感、无助感。这样的生活与知识精英的内心理想相去甚远,与理想的价值追求相互抵牾,他们不仅感到身心疲惫,而且感到缺乏尊严和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对当下生活的意义提出怀疑。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则不得不选择逃离。
每个对都市生活感到不满的人,无论是否在形式上坚守,都是精神上的撤离者
相比大都市的喧嚣浮华,中小城市则宁静得多。虽然大都市所有的问题几乎在中小城市也存在,但程度上、力度上、广度上要小得多。尤其是中小城市的规模虽小,但功能齐备,街区与街区、建筑与建筑、人与人,边界清晰,距离切近,在精神上和行动上都易于把握,置身其间能够让人感到从容宽松,反而不像大都市那样狭窄局促。
此外,由于超强者都集中于大都市,次强者会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而次强者如果撤离到中小城市,则更有可能成为中小城市的超强者。这种“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竞争策略,也会在观念上被都市白领当做“退居二线”的文化依据。
毕竟,幸福感是一种内心感觉,功名与地位也具有相对性。何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便捷、物流畅通、资讯丰富、传媒发达,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方面,都为中小城市创造了并不逊色于大都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在某些方面,甚至相对优于大都市。在从大都市撤离的行动中,还有一些人直接回到了家乡。
这种选择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他们中独生子女越来越多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是富有竞争性,人就越需要亲情的抚慰。独生子女对父母、父母对独生子女,其感情依存通常是高于多生子女的。回到家乡,能够得到真正的家园体认,又能满足对亲情的需要。对于长期在“他处”漂泊,备尝生活艰辛、历经世态炎凉的人来说,这里似乎才是自己的青春安放之地。
个人与环境的对抗从来就是人类奋斗史的主题。从宁静的“外地”进入繁华的都市,是与环境的对抗;再从繁华的都市归隐宁静的“外地”,也是与环境的对抗。这是一个寻找和确立人之存在的真正意义的互动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变动、冲突、妥协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断调整自己与环境的关系,不断修正自己的价值目标,不断评估自己的机会成本。但是,如果最终在基本价值层面和人文精神上无法达成与环境的认同,撤离就在所难免。当然,对多数人来说,更可能选择苟且维持的路线。但都市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都市,就像一滴油,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与自己蛰居的都市既不同质亦不同构,精神上若即若离,存在上若有若无。这种“肉身”的此在并不妨碍精神的撤离。所以,每个对都市生活感到不满的人,无论是否在形式上坚守,都是精神上的撤离者。
退居“二线”:这种自由选择的反向流动更具理性
巴尔扎克在长篇小说《幻灭》中描写了一个外省青年诗人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地方”,来到巴黎,试图在这个世界之都实现自己的光荣与梦想,却发现这是一个“出卖一切,制造一切,甚至制造成功”的世界,“黄金是这世界的人要顶礼膜拜的唯一力量”。在用肉体和心灵的全部力量同这个大都市进行了一番残酷的较量后,他的梦想终于幻灭,被迫离开巴黎。“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
从千方百计进入都市,到千辛万苦在都市打拼,最后又从都市撤离,这看上去有点荒谬、有点悲惨,从个人价值追求的角度看确乎有几分悲剧性。但我认为这是否定之否定。用社会学理论来理解,这种自由选择的反向流动更具理性,因此,撤离者的内心是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虽然可能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的主动,但不管怎么说,这些离开都市的人,除了带走自己对都市的失望之外,还会带走都市文化的印记。
这些离开都市的人实际上将会成为一个传播者,把都市文化的印记传播到文化相对弱势、相对落后的中小城市,为这些中小城市带去一些新的气息。况且,知识精英从大都市疏散出去,有助于优质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优秀人才在大都市逼仄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生命力得以舒展、创造力得以释放。这无论对于个体或是社会,都是好事。(作者为华中农业大学传播学教授)
编者引言:买楼太贵,养车太累,工作太忙,压力过大……有些不堪忍受大城市生存压力的白领,纷纷出逃移居二三线城市。相比大都市里每日疲惫抱怨的人,一个小镇上的卖花姑娘生活得却很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人生就是成功的。白领出逃,让我们重新定义成功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真谛。
近年来,有些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蚁族”和向上流动比较成功的白领在谋划甚至实施从大都市撤离,而新毕业的大学生也开始把谋职的目光从以前趋之若鹜的大都市投向中小城市。
这种精英人才反向流动的迹象虽然目前并未成为潮流,但仍然值得关注。特别是电视剧《蜗居》播出后,有舆论把这种反向流动迹象归因于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压迫,并提出了“撤离还是坚守”的发问和“进步还是倒退”的追问。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个由媒体设置出来的议题。
是什么打破了大都市梦?
我国自改革开放始,社会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规模性流动。大学扩招后,毕业生急剧增多,这种流动呈现出加速态势。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社会资源——包括与这些资源相关联的人的发展机会,长期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这就自然而然吸引了众多的精英人才向这些城市汇聚。但他们涌入心驰神往的大都市后,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着很多以前未曾料到的问题。
他们是从经济、文化相对弱势的“外地”进入都市的,对大都市有着先赋性的陌生感;而人口超多、强者云集、竞争激烈的大都市更具有丛林特征和江湖特点,又给外来者带来了后致性的疏离感。这种陌生感和疏离感使他们在这个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难以获得“家园体认”。加上户籍等方面的制度原因,他们大多数人在心理上处于守势,在行动上处于弱势,在生活上处于劣势,很难真正融入大都市。他们暂居在出租屋,游走在城市边缘,习惯把自己称为“打工者”,把自己的生存状态描述为“漂”,感到自己是在大都市的茫茫人海中漂浮。这种身无定所、心无皈依的状态,实际上根本就无所谓“坚守”。所谓的“坚守”本质上只是“挣扎”。
即使是他们中的少数人,因其超强的能力加上幸运,成功地在大都市里实现了自己的“向上流动”,成为了都市精英,在 “他乡”站稳了脚跟,但并不等于他们在价值取向上认同自己的都市生活。有一对在上海广告界打拼多年、月收入过万、买了房子、事业处于上升期的年轻夫妻,突然从上海“裸撤”,跑到江西婺源乡间定居。当事人告诉记者:“那种看似有很多机会的城市生活、饱受噪音、污染和竞争的人际关系的城市生活,真的令我们厌倦。”显然,大都市生活成本偏高只是让人撤离的浅表原因,甚至可能只是一个貌似合理的借口。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下的都市生活有悖于知识精英内心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
人们创造了都市,参与都市生活,但同时被都市异化。空气的浑浊、噪音的烦扰、交通的拥堵、物价的昂贵、信息的泛滥、人际关系的隔膜、生存竞争的残酷,凡此种种,造成了人们内心的焦虑和无力感、无助感。这样的生活与知识精英的内心理想相去甚远,与理想的价值追求相互抵牾,他们不仅感到身心疲惫,而且感到缺乏尊严和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对当下生活的意义提出怀疑。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则不得不选择逃离。
每个对都市生活感到不满的人,无论是否在形式上坚守,都是精神上的撤离者
相比大都市的喧嚣浮华,中小城市则宁静得多。虽然大都市所有的问题几乎在中小城市也存在,但程度上、力度上、广度上要小得多。尤其是中小城市的规模虽小,但功能齐备,街区与街区、建筑与建筑、人与人,边界清晰,距离切近,在精神上和行动上都易于把握,置身其间能够让人感到从容宽松,反而不像大都市那样狭窄局促。
此外,由于超强者都集中于大都市,次强者会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而次强者如果撤离到中小城市,则更有可能成为中小城市的超强者。这种“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竞争策略,也会在观念上被都市白领当做“退居二线”的文化依据。
毕竟,幸福感是一种内心感觉,功名与地位也具有相对性。何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便捷、物流畅通、资讯丰富、传媒发达,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方面,都为中小城市创造了并不逊色于大都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在某些方面,甚至相对优于大都市。在从大都市撤离的行动中,还有一些人直接回到了家乡。
这种选择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他们中独生子女越来越多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是富有竞争性,人就越需要亲情的抚慰。独生子女对父母、父母对独生子女,其感情依存通常是高于多生子女的。回到家乡,能够得到真正的家园体认,又能满足对亲情的需要。对于长期在“他处”漂泊,备尝生活艰辛、历经世态炎凉的人来说,这里似乎才是自己的青春安放之地。
个人与环境的对抗从来就是人类奋斗史的主题。从宁静的“外地”进入繁华的都市,是与环境的对抗;再从繁华的都市归隐宁静的“外地”,也是与环境的对抗。这是一个寻找和确立人之存在的真正意义的互动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变动、冲突、妥协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断调整自己与环境的关系,不断修正自己的价值目标,不断评估自己的机会成本。但是,如果最终在基本价值层面和人文精神上无法达成与环境的认同,撤离就在所难免。当然,对多数人来说,更可能选择苟且维持的路线。但都市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都市,就像一滴油,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与自己蛰居的都市既不同质亦不同构,精神上若即若离,存在上若有若无。这种“肉身”的此在并不妨碍精神的撤离。所以,每个对都市生活感到不满的人,无论是否在形式上坚守,都是精神上的撤离者。
退居“二线”:这种自由选择的反向流动更具理性
巴尔扎克在长篇小说《幻灭》中描写了一个外省青年诗人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地方”,来到巴黎,试图在这个世界之都实现自己的光荣与梦想,却发现这是一个“出卖一切,制造一切,甚至制造成功”的世界,“黄金是这世界的人要顶礼膜拜的唯一力量”。在用肉体和心灵的全部力量同这个大都市进行了一番残酷的较量后,他的梦想终于幻灭,被迫离开巴黎。“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
从千方百计进入都市,到千辛万苦在都市打拼,最后又从都市撤离,这看上去有点荒谬、有点悲惨,从个人价值追求的角度看确乎有几分悲剧性。但我认为这是否定之否定。用社会学理论来理解,这种自由选择的反向流动更具理性,因此,撤离者的内心是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虽然可能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的主动,但不管怎么说,这些离开都市的人,除了带走自己对都市的失望之外,还会带走都市文化的印记。
这些离开都市的人实际上将会成为一个传播者,把都市文化的印记传播到文化相对弱势、相对落后的中小城市,为这些中小城市带去一些新的气息。况且,知识精英从大都市疏散出去,有助于优质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优秀人才在大都市逼仄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生命力得以舒展、创造力得以释放。这无论对于个体或是社会,都是好事。(作者为华中农业大学传播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