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会不时地走到十字路口。由于内部矛盾的积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发展的走向需要调整，已经习以为常的主流意识和行为方式必须改变。在晚近的中国，一九七八年是一次；最近的几年也许可以算作另一次。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思想界的认识，民众的意向，政治领导人的决断，大概都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当然，机遇也起作用。而决策一旦做出，影响会波及几十年。
　　路风先生的著作《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是中国学术界为最近的这次历史决断做出的代表性贡献之一。
　　与一九七八年不同，由于缺少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上的混乱，最近的这次历史决断在某种意义上要困难得多。在WTO的全球经济规则之下，韩国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至少在具体政策措施层面已经大部分不再适用。就我所知，在一定程度上WTO规则就是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对东亚后进国家成功追赶经验的一次反攻倒算，进口控制、地方配套、转移技术、保护国内市场、扶植幼稚工业等等，几乎所有韩国等东亚四小龙使用过的追赶政策，统统被WTO规则禁止。在中国，渐进式的市场改革释放了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能量，获得了二十年高速增长，特别是与俄国挣扎在休克疗法后遗症中的一蹶不振相比，尚有成绩可言，许多负面的问题因而被掩盖被忽视。当国际上学界、政界的有识之士，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世界，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已经高度警觉，中国却还沉浸在自由贸易、技术拿来主义和市场换技术的幻想中。
　　大约在二○○二年底或二○○三年初，我看到了路风先生关于数字视频播放设备（VCD和DVD播放机）的研究报告的手稿（本书第五篇），这是我从学术上真正了解路风先生的开始。对从事创新与发展问题的研究者来讲，自主创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发展的环境变了，在WTO规则和全球化的大环境之下，后进国家还有机会吗？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是WTO规则酝酿和定夺的年代，当时我正在国际机构工作，亲身感受了国际社会对“后进国家还有机会吗”这个问题充满着悲观情绪——这当然是关心全球发展前途人士的担忧，跨国公司和超级大国方面则得意洋洋，宣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工业政策已经过时，对独享科技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巨大利益一派踌躇满志。
　　在这样的焦虑面前，路风先生的工作开启了一线光明。数字视频播放设备的创新是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在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中的一次悲壮的搏击。机会恰恰来自中国市场的特殊性，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市场的落后性——与发达国家的市场不同，上一代磁带录像技术太昂贵，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中国的这个市场正等待开发。这项创新是建构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在技术积累增加和技术高度流动的今天，有了一定的创意（产品建构），创新者不必要样样事情从头做起，已经有的技术组件可以使得具有新功能的产品迅速地从创意走向市场。建构技术创新的概念是管理学领域在发达国家背景下概括出来的新的创新方式。而路风先生发现和解释了建构技术创新也同样可以是后进国家在新的发展环境下的切入点。
　　以后的三四年中国进行着一场发展战略的大辩论，路风先生大概是身处辩论的旋风眼里了。已经开始的工作愈发不可收兵，简单说来，路风先生的研究工作强调，自主创新的核心是自主产品创新。
　　这是一个独辟蹊径的观点，与流传很广、在这个研究界几成定论的说法针锋相对。流行的说法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要从过程创新开始。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能力有限，先把别人的整套技术拿来，在加工过程方面做点小改小革，这叫过程技术创新。我一直很怀疑这个说法，觉得证据不足。
　　路风先生论证产品创新的重要性，使用了许多创新经济学的理论和概念，他把这些理论和概念讲透、用活。例如“技术路径”，在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是找不到这个概念的。技术路径是指包含在一个技术结构当中的技术和知识的逻辑，它建立起这个技术的价值链关系，界定了在技术生命过程中企业学习和能力提升的范围与空间，指出技术经济指标改进的方向。假如新技术的出现是外生的、静态的，一旦出现就固定不变，并且可以方便地不必付出特别的努力就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那么就谈不上技术路径的问题，后进国家的追赶也不是困难的事情。但是技术创新是动态过程，创新产品最初常常很不完善，此后的改进永不停止，后来者企业和创新系统必须在改进的实践中获得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那么技术路径就意义重大了。
　　用技术路径来解释自主产品创新，可以开辟独立自主的新的价值关系，学习的空间较宽阔，对学习的激励较强劲；而过程创新则不得不被限制在已有技术路径规定的技术和知识的结构中。自主产品创新一定要实实在在从分析市场和工程设计做起，而加工过程的改进通常可以通过从外面购买较先进的生产线来实现——我们的许多企业就是这样做的。如此的做法，从表面上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后果却是更多的劳动被资本替代掉，而高端学习机会连同创新利润一并奉送给了外国供应商。在更加基本的层面，由于技术路径远不是单独由技术因素决定，它是技术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中选择的结果，因此只有自主创造的技术路径，才最符合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被动依赖引进技术，即便技术指标上先进，然而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仍然可能是低劣的技术。总之，强调自主产品的特别是资本品的创新是自主创新的关键，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摆脱价格竞争和出口越多越贫穷的“悲惨式增长”的陷阱，开启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升级的通道，保持我们的发展和追赶具有持久的动力。
　　由此，我联想到发展经济学中长期争论又不得其解的“适用技术”难题。发展经济学家长期以来观察到，发展中国家得不到适合本国要素禀赋的投资品技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是资本密集和节省劳动的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长期处在要素分配扭曲的状况下，极大地浪费了资源，败坏了发展的成效。发展经济学对这个难题没有给出解答。的确，如果不把发展看成根本上是变革和创新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与成熟市场经济相比有很多特殊的方面，如果不从自主创新入手，谁会来为你开发符合本国要素禀赋与需要的技术呢？反观日本、韩国的追赶（更不用说西欧和美国的追赶），他们的成功应该主要归结为追求自主产品创新，过分强调他们只做过程创新是错误的。韩国的现代公司花了二十年时间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品牌，而到今天，现代汽车已经跑在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上。
　　满足本土市场需求是自主创新不可分割的品格。路风先生的这个论断又与主流发展理论针锋相对，但在中国的情况下是绝对必须要强调的。市场需求是创新不可或缺的资源，在创新理论中没有争议。但是，东亚四小龙的起飞主要依托了美、欧市场，他们的经济规模小，又与西方经济有政治联盟关系，他们成功了。可悲的是东亚四小龙的“外向型”经验被国际机构总结成了教条，又被我们奉为教条。现在中国、印度的经济刚刚抬头，全世界一片叫喊，为什么呢？一个起码的原因是中国、印度的经济规模太大，动一动就“搅局”，这个全球市场是支撑不起这样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起飞的。
　　更进一步，市场和需求的多样性孕育着丰富多彩的创新机会。时至今日，我们的外向出口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基本已进入死局。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丰富多样、无限广大的国内市场，人们会感到前途柳暗花明，别有洞天。我相信，以满足内需和建设和谐社会为主要目标的自主创新新政，是保证中国和平起飞的重要战略决策。
　　科技部的梅永红先生希望这次关于自主创新的大辩论和最后中央的决策，使中国从过去一百多年的技术“洋务运动”怪圈中摆脱出来，真正走上现代化和民族自强之路。很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大辩论在历史上曾经处于后进的美国、德国、日本都发生过。以日本来说，其近代历史上这样的辩论发生过两次，一次在明治维新之初，一次在“二战”以后。争论的中心在于接受英国学派还是接受德国学派如李斯特和熊彼特的思想，换言之，是停留在现有的比较优势永远落后，还是发展先进的比较优势成为有独立能力的现代国家。结果是独立自主的观点占了上风，从而决定了国家此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