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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历史上，郑观应的确可以说是商界的“千手观音”。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在外资、官督商办及民营企业纵横捭阖。最风光时，同时担任五六家知名企业的总经理，绝对可称是当时的“打工皇帝”。
1936年，延安。毛泽东和美国人斯诺兴奋地聊起少年往事，为了读一本奇书，“在深夜里把我的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到灯光”，正是它，“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多年后，毛泽东在改天换地的革命中仍不能忘却的这本书，正是晚清明星CEO郑观应所写的《盛世危言》。
也许是这段谈话的影响太大，郑观应此后一直以“启蒙思想家”的地位，被史家反复诠释和解构。然而，郑观应的第一身份，并不是所谓的“启蒙思想家”，而是商人。先在太古轮船当总买办，后来又在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出任CEO的显赫商界履历，让他在100多年前名震天下，一言一行便可震动晚清商界。然而，他死后给的头衔，却是“启蒙思想家”，是个误人商界的书生。
作为一个误入商界的书生，郑观应以《易言》和《盛世危言》两本巨著，影响了中国几代人；而作为一个误入思想界的商人，他表面上游刃有余，实则步履蹒跚，这位晚清明星CEO，画出了一条疲惫的人生曲线。
千手观音呼风唤雨
在晚清历史上，郑观应的确可以说是“千手观音”。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在外资、官督商办及民营企业纵横捭阖。最风光时，同时担任五六家知名企业的总经理，绝对可称是当时的“打工皇帝”。
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那是一个盛产买办的地方。16岁那年(1858年)，郑观应“高考”落第。虽榜上无名，却脚下有路。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追随其叔叔，顺利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实习。当时，他的另一香山同乡、比他大4岁的徐润，也在这家公司当学徒。
郑观应的外企职场生涯相当顺利。两年不到，他就开始管理宝顺洋行的丝楼及轮船揽载事务。当1867年宝顺洋行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倒闭时，郑观应无论在经验还是资金的积累上，都已经可以单飞，展露其“千手”之能。他先在和生祥茶栈担任翻译，不久便盘下了这家茶行，经营两湖、江西、徽州等地的茶叶生意。同时，他还成为外资企业“公正长江轮船公司”的董事，并参与上海最早的外资驳船公司——荣泰驳船公司的经营。英资太古洋行成立太古轮船公司后仅两年，郑就出任该公司总买办。这一年(1874年)，他才32岁，登上了外企华籍员工的顶峰。
此时，郑观应的年薪已在7000两白银以上，还有不菲的办公津贴。当时，一亩良田的卖价，亦不过6两白银。郑观应的收入如果再加上佣金、分红和自己的投资，据估计年入银高达100万两以上，远远超出一般买办1万～5万两白银的年收入。
头上顶着外资名企(太古洋行绝对是当时的世界500强，至今仍在香港等地上市)的灿烂光环，兜里揣着叮当作响的真金白银，“千手观应”郑观应并没有成为一个守财奴，而是积极地将手伸向政界。他除了掏钱捐官外，还开始大力参与上海商界的筹捐赈灾活动。这个广东人，迅速融入了官场上的江浙帮派，并赢得了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青睐。
年轻的郑观应在政界的投资迅速结出果实。1880年，李鸿章邀请郑观应加入大清国第一家官督商办棉纺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担任副总(会办)。机器织布局权力握在官方代表手中，四川候补道、总经理(总办)彭汝琼和郑观应的关系总是不和谐，导致企业筹建进展艰难，甚至连房租食用都要付不出了。李鸿章见状不妙，便将彭汝琼调开。已经捐官混到了厅局级(道台)的郑观应，顺势成了新的总经理。他利用“一把手”的权威，压制了新调来的官方代表龚寿图、戴恒等，成功地在招股过程中规避了“姓公姓私”的无聊问题，以公开募股的办法，超额筹集到50万两股本。
有作为，自然就有地位。郑观应一炮走红，除了织布局总办外，他还兼任了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一人“千手”，统揽三大官督商办公司大权。当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经营的私人生意。
盛年退隐著书立说
但此时，“千手观音”郑观应播云布雨的好运走到头了，他在织布局栽了一个巨大的跟头。因为资金、设备等问题，织布局迟迟难以开工，等到终于动起来时，国际形势却风云突变。中国和法国因越南问题兵戎相见，法国军舰武装集结于上海港口，摆出进攻姿态，十里洋场泡沫破碎。机器织布局股票从原价100两跌破70两，并最终从《申报》的股价公告栏中消失。
在此艰难之际，“千手观音”却成了“千脚观应”，拼命逃离。郑观应成功说服了湘军名将、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以组织名义，将他调往广东，为抗法战争前线服务去了。机器织布局这块“鸡肋”就留给了经元善。经元善本和盛、郑是一伙的，接盘后，就使劲追查龚寿图等人挪用公款的“罪证”。龚寿图被逼急，反戈一击，抖出了郑观应利用公款炒股，“利则归己，害则归公”的丑闻，上海道台邵友镰奉命查办。结果是，台面上虽查无实据，却发现郑观应融进的股本金，很多居然是股票，有很多水分，最后还是郑自掏了2万两银子补账。
屋漏偏逢连阴雨。织布局的事件还未平息，郑观应又在香港被法庭扣留。原因是他在离开太古时推荐了继任者杨桂轩，这位杨总不仅不善经营，而且手脚也不干净，导致太古公司损失惨重。洋人们难咽被窃之气，便将担保人郑观应扣起来一起追债。
如此两番折腾，郑观应大为灰心。“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1884年，郑观应于42岁盛年退隐澳门，同时，修订早已经给他带来巨大名声的《盛世危言》(旧作名为《易言》)，改行做思想家了。
1891年，在盛宣怀推荐下，郑观应担任了开平煤矿粤局总办，第二年又成为招商局帮办。还担任了汉阳铁厂总经理、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等。复出之后，“千手观应”依然活跃在国有、半国有和民营企业里，因《盛世危言》的盛名，风头更胜当年，直到去世。
矛盾重重人格分裂
“千手观音”终其一生，似乎都一直显示着“人格”的分裂：
他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企业家，却几乎没有创办过属于自己的上规模的企业，说到底不过是一个高级打工仔。
他是一位很受“老板”们(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欢迎的职业经理人，却总是和自己的同事难以和谐。
他总是热衷于开创新业，也同样热衷于在遭遇困难时抽身离去。
他大声疾呼商战，却在骨子深处向往着当官。只要有机会，他就从商场溜到官场，尽管他做官的本事比经商的本事要差得多。
他高调反腐败，提倡有德行的生活，却也悄悄地大搞腐败，还毫不掩饰地沉溺于声色。
作为一位思想先驱，他的著作激发了后人的思考，至今，“郑观应××思想研究”的论文依然充斥着中国各大学术论文数据库。他被供奉上了政治和学术的双重神坛。他那些“激轮飞电收权利，织雾开山救困贫”的打油诗，“自知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也被后人郑重整理出来，并在史料价值之外上纲上线，他被塑造成一个伟大诗人的形象。
应该说，郑观应是较早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者。但这种动辄将一切经济问题都从政治层面找原因的思维方式，也令崇拜他的后人们成为上层建筑万能论的迷信者。中国最为缺乏的企业家精神，沦为政治的婢女，企业家从此可以方便地通过责难政治来逃避自己的应有责任，如同郑观应一样，永远批判他人、批判自己身外的一切……
1936年，延安。毛泽东和美国人斯诺兴奋地聊起少年往事，为了读一本奇书，“在深夜里把我的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到灯光”，正是它，“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多年后，毛泽东在改天换地的革命中仍不能忘却的这本书，正是晚清明星CEO郑观应所写的《盛世危言》。
也许是这段谈话的影响太大，郑观应此后一直以“启蒙思想家”的地位，被史家反复诠释和解构。然而，郑观应的第一身份，并不是所谓的“启蒙思想家”，而是商人。先在太古轮船当总买办，后来又在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出任CEO的显赫商界履历，让他在100多年前名震天下，一言一行便可震动晚清商界。然而，他死后给的头衔，却是“启蒙思想家”，是个误人商界的书生。
作为一个误入商界的书生，郑观应以《易言》和《盛世危言》两本巨著，影响了中国几代人；而作为一个误入思想界的商人，他表面上游刃有余，实则步履蹒跚，这位晚清明星CEO，画出了一条疲惫的人生曲线。
千手观音呼风唤雨
在晚清历史上，郑观应的确可以说是“千手观音”。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在外资、官督商办及民营企业纵横捭阖。最风光时，同时担任五六家知名企业的总经理，绝对可称是当时的“打工皇帝”。
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那是一个盛产买办的地方。16岁那年(1858年)，郑观应“高考”落第。虽榜上无名，却脚下有路。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追随其叔叔，顺利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实习。当时，他的另一香山同乡、比他大4岁的徐润，也在这家公司当学徒。
郑观应的外企职场生涯相当顺利。两年不到，他就开始管理宝顺洋行的丝楼及轮船揽载事务。当1867年宝顺洋行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倒闭时，郑观应无论在经验还是资金的积累上，都已经可以单飞，展露其“千手”之能。他先在和生祥茶栈担任翻译，不久便盘下了这家茶行，经营两湖、江西、徽州等地的茶叶生意。同时，他还成为外资企业“公正长江轮船公司”的董事，并参与上海最早的外资驳船公司——荣泰驳船公司的经营。英资太古洋行成立太古轮船公司后仅两年，郑就出任该公司总买办。这一年(1874年)，他才32岁，登上了外企华籍员工的顶峰。
此时，郑观应的年薪已在7000两白银以上，还有不菲的办公津贴。当时，一亩良田的卖价，亦不过6两白银。郑观应的收入如果再加上佣金、分红和自己的投资，据估计年入银高达100万两以上，远远超出一般买办1万～5万两白银的年收入。
头上顶着外资名企(太古洋行绝对是当时的世界500强，至今仍在香港等地上市)的灿烂光环，兜里揣着叮当作响的真金白银，“千手观应”郑观应并没有成为一个守财奴，而是积极地将手伸向政界。他除了掏钱捐官外，还开始大力参与上海商界的筹捐赈灾活动。这个广东人，迅速融入了官场上的江浙帮派，并赢得了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青睐。
年轻的郑观应在政界的投资迅速结出果实。1880年，李鸿章邀请郑观应加入大清国第一家官督商办棉纺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担任副总(会办)。机器织布局权力握在官方代表手中，四川候补道、总经理(总办)彭汝琼和郑观应的关系总是不和谐，导致企业筹建进展艰难，甚至连房租食用都要付不出了。李鸿章见状不妙，便将彭汝琼调开。已经捐官混到了厅局级(道台)的郑观应，顺势成了新的总经理。他利用“一把手”的权威，压制了新调来的官方代表龚寿图、戴恒等，成功地在招股过程中规避了“姓公姓私”的无聊问题，以公开募股的办法，超额筹集到50万两股本。
有作为，自然就有地位。郑观应一炮走红，除了织布局总办外，他还兼任了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一人“千手”，统揽三大官督商办公司大权。当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经营的私人生意。
盛年退隐著书立说
但此时，“千手观音”郑观应播云布雨的好运走到头了，他在织布局栽了一个巨大的跟头。因为资金、设备等问题，织布局迟迟难以开工，等到终于动起来时，国际形势却风云突变。中国和法国因越南问题兵戎相见，法国军舰武装集结于上海港口，摆出进攻姿态，十里洋场泡沫破碎。机器织布局股票从原价100两跌破70两，并最终从《申报》的股价公告栏中消失。
在此艰难之际，“千手观音”却成了“千脚观应”，拼命逃离。郑观应成功说服了湘军名将、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以组织名义，将他调往广东，为抗法战争前线服务去了。机器织布局这块“鸡肋”就留给了经元善。经元善本和盛、郑是一伙的，接盘后，就使劲追查龚寿图等人挪用公款的“罪证”。龚寿图被逼急，反戈一击，抖出了郑观应利用公款炒股，“利则归己，害则归公”的丑闻，上海道台邵友镰奉命查办。结果是，台面上虽查无实据，却发现郑观应融进的股本金，很多居然是股票，有很多水分，最后还是郑自掏了2万两银子补账。
屋漏偏逢连阴雨。织布局的事件还未平息，郑观应又在香港被法庭扣留。原因是他在离开太古时推荐了继任者杨桂轩，这位杨总不仅不善经营，而且手脚也不干净，导致太古公司损失惨重。洋人们难咽被窃之气，便将担保人郑观应扣起来一起追债。
如此两番折腾，郑观应大为灰心。“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1884年，郑观应于42岁盛年退隐澳门，同时，修订早已经给他带来巨大名声的《盛世危言》(旧作名为《易言》)，改行做思想家了。
1891年，在盛宣怀推荐下，郑观应担任了开平煤矿粤局总办，第二年又成为招商局帮办。还担任了汉阳铁厂总经理、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等。复出之后，“千手观应”依然活跃在国有、半国有和民营企业里，因《盛世危言》的盛名，风头更胜当年，直到去世。
矛盾重重人格分裂
“千手观音”终其一生，似乎都一直显示着“人格”的分裂：
他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企业家，却几乎没有创办过属于自己的上规模的企业，说到底不过是一个高级打工仔。
他是一位很受“老板”们(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欢迎的职业经理人，却总是和自己的同事难以和谐。
他总是热衷于开创新业，也同样热衷于在遭遇困难时抽身离去。
他大声疾呼商战，却在骨子深处向往着当官。只要有机会，他就从商场溜到官场，尽管他做官的本事比经商的本事要差得多。
他高调反腐败，提倡有德行的生活，却也悄悄地大搞腐败，还毫不掩饰地沉溺于声色。
作为一位思想先驱，他的著作激发了后人的思考，至今，“郑观应××思想研究”的论文依然充斥着中国各大学术论文数据库。他被供奉上了政治和学术的双重神坛。他那些“激轮飞电收权利，织雾开山救困贫”的打油诗，“自知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也被后人郑重整理出来，并在史料价值之外上纲上线，他被塑造成一个伟大诗人的形象。
应该说，郑观应是较早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者。但这种动辄将一切经济问题都从政治层面找原因的思维方式，也令崇拜他的后人们成为上层建筑万能论的迷信者。中国最为缺乏的企业家精神，沦为政治的婢女，企业家从此可以方便地通过责难政治来逃避自己的应有责任，如同郑观应一样，永远批判他人、批判自己身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