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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人物，武三思是以外戚身份被载入史册的。所谓外戚，即为皇亲国戚，也就是皇帝的母亲、妻子的娘家人。
武三思是武则天异母兄武元庆之子，凭此关系成为李唐王朝的皇亲国戚，所以，《旧唐书》也好，《新唐书》也好，无不将他纳入《外戚列传》。
在帝制时代，外戚、宦官比较容易接近皇帝，往往颇受帝王信任，乃至与皇帝分享权力，甚至控制皇帝。不难看出，进入史册的外戚、宦官，大都喜好弄权，换言之，大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或者说不是东西（当然，外戚、宦官当中也并非没有杰出人物，但比率极低）。综观武三思平生表现，几乎乏善可陈，倒是他曾说过的一句狂言，着实耐人寻味。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武三思权倾人主之际，常对人说：“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
武三思这番话，说得非常直白而狂妄，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的善恶观。武三思坦言自己不知何者为善何者为恶，竟然纯以个人好恶来评判善恶，无非是他当时权倾人主，有权就这么任性，就可以随心所欲，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较之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武三思的直白倒是有些难得，起码他让人们懂得：某些特权人物的善恶观是建立在自我中心之上，并依此构建他们的思维逻辑。个人利益，是他们评判一切的唯一尺度：凡是对我有利的，即为善或好的；凡是对我不利的，即为恶或坏的。进入生活实践，他们就会依照如此逻辑行事：凡是对我有利的人，就被视为善人或好人，想方设法讨好于他，毫无廉耻地阿谀奉承；凡是对我不利的人，就被视为恶人或坏人，想方设法打压排斥，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真实的武三思，既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做的。姑母武则天最有权势，无疑是他竭力讨好的第一对象，武则天当权之际，武三思对她百般奉承，刻意讨好。为了称颂武则天的功德，他强迫前来洛阳的使节、商人捐款，铸造名曰“天枢”的铜柱，立于洛阳端门之外。柱基由铁铸成，其形如山，周长一百七十尺。铜柱高一百零五尺，直径十尺，刻蟠龙麒麟围绕，顶上为承露盘，直径三丈。武则天亲笔题名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上面刻有武三思撰写的歌功颂德铭文，并将百官及四方国君的姓名附上。由于所需铜铁量大，募捐款项不足，武三思遂命人在民间强行搜刮，农民的农具、器皿均被无偿征调，害得无数农民家破人亡。
在竭力讨好武则天的同时，武三思对其身边男宠也极力巴结。薛怀义（原名冯小宝）本是市井无赖，受到武则天宠幸之后，常骑着马在街上横冲直撞，伤人无数，无人敢管。每当薛怀义骑马出行时，武三思便与武承嗣在旁边伺候，一人扶马鞍，一人握马缰，口中还不断叮嘱：“薛师傅小心，薛师傅小心。”俨然一副奴才嘴脸。
武则天失去帝位，唐中宗再次登基，武三思转而讨好唐中宗。他们原是表兄弟，后来又成为儿女亲家（武则天做主，中宗之女安乐公主下嫁武三思之子武崇训）。武三思曲意奉承，使昏庸的中宗把往日种种不快忘于脑后，将他引为知己与心腹；狡黠的武三思得寸进尺，为了扩大自己权势，不惜给中宗戴上两顶“绿帽子”：才女上官婉儿曾是武则天跟前的红人，协助过女皇处理奏章，参决政务；中宗复位后，纳上官婉儿为妃，加封婕妤，让她掌管起草诏令。武三思见上官婉儿颇受中宗宠信，刻意与她接近，一拍即合。当时皇后韦氏效仿武则天垂帘听政，朝中大权被韦氏掌控。上官婉儿为了讨好韦后，主动出面穿针引线，让武三思与韦后勾搭成奸。在送给中宗两顶“绿帽子”的同时，武三思则获得位极人臣的乌纱帽，官拜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武三思勾搭上韦后之后，权势益盛，更加骄横。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崔玄暐等人，因发动神龙政变，助中宗复位，而受中宗信任并晋封为王，故称“五王”。他们对武氏家族本无好感，对韦后与武三思专权颇为不满。按照武三思的逻辑，他们都是“恶人”，如眼中钉肉中刺，必须清除。为此，武三思与韦后在中宗面前进谗，将五人逐出朝廷，贬到边远地方为官；不久，武三思又使阴谋诡计，暗中指使他人张榜揭露韦后的秽行，然后嫁祸于张柬之等人，指控他们名为诋毁皇后，实则图谋不轨，要求予以族诛。除了张柬之忧愤而死、崔玄暐病逝之外，其他三人惨遭杀害。清除上述五人之后，武三思更是趾高气扬，逢人便抛出他的狂言：“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
在武三思看来，自己这番话可谓至理名言，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然，他的口气如此张狂骄横，无疑是源于权势的任性。正是犹如春药的权力，让武三思极度膨胀，唯我独尊，满以为权力可以摆平一切，只是任性想当然，全然不顾是非与善恶。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诚然，凡是权力缺乏有效约束与监督的地方，有权者都可能像武三思那样狂妄，并奉行其唯我独尊的善恶观——凡是对我有利的即为善的，凡是对我不利的即为恶的，如此逻辑，往往还在日常生活中演化为种种潜规则：“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坏你就坏，不坏也坏”……假如此类武三思式的善恶观盛行，整个社会必然陷入指鹿为马、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的境地；所以，文明选择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它在阳光下运行，并接受制约与监督，不能让它任性。
表面上看，让权力受到制约与监督，会给当权者带来诸多的不利，其实细究，对他们恰是一种保护：如果权力不受制约，全靠丛林法则说话，赢则通吃，输则一败涂地。今天你加害于他人，明天也可能被他人加害；究竟鹿死谁手，谁也说不清楚，因此，只有没完没了地明争暗斗，至死方休。不信？且看武三思的结局：为了让儿媳安乐公主当上“皇太女”，他竟然在中宗与韦后面前挑拨离间，极力诋毁太子李重俊，试图废除他的储君位置；李重俊被逼无奈，起兵政变，一举诛杀武三思父子。
若早料到如此下场，武三思还会那么任性那么张狂吗？
（摘自《月读》）
武三思是武则天异母兄武元庆之子，凭此关系成为李唐王朝的皇亲国戚，所以，《旧唐书》也好，《新唐书》也好，无不将他纳入《外戚列传》。
在帝制时代，外戚、宦官比较容易接近皇帝，往往颇受帝王信任，乃至与皇帝分享权力，甚至控制皇帝。不难看出，进入史册的外戚、宦官，大都喜好弄权，换言之，大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或者说不是东西（当然，外戚、宦官当中也并非没有杰出人物，但比率极低）。综观武三思平生表现，几乎乏善可陈，倒是他曾说过的一句狂言，着实耐人寻味。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武三思权倾人主之际，常对人说：“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
武三思这番话，说得非常直白而狂妄，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的善恶观。武三思坦言自己不知何者为善何者为恶，竟然纯以个人好恶来评判善恶，无非是他当时权倾人主，有权就这么任性，就可以随心所欲，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较之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武三思的直白倒是有些难得，起码他让人们懂得：某些特权人物的善恶观是建立在自我中心之上，并依此构建他们的思维逻辑。个人利益，是他们评判一切的唯一尺度：凡是对我有利的，即为善或好的；凡是对我不利的，即为恶或坏的。进入生活实践，他们就会依照如此逻辑行事：凡是对我有利的人，就被视为善人或好人，想方设法讨好于他，毫无廉耻地阿谀奉承；凡是对我不利的人，就被视为恶人或坏人，想方设法打压排斥，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真实的武三思，既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做的。姑母武则天最有权势，无疑是他竭力讨好的第一对象，武则天当权之际，武三思对她百般奉承，刻意讨好。为了称颂武则天的功德，他强迫前来洛阳的使节、商人捐款，铸造名曰“天枢”的铜柱，立于洛阳端门之外。柱基由铁铸成，其形如山，周长一百七十尺。铜柱高一百零五尺，直径十尺，刻蟠龙麒麟围绕，顶上为承露盘，直径三丈。武则天亲笔题名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上面刻有武三思撰写的歌功颂德铭文，并将百官及四方国君的姓名附上。由于所需铜铁量大，募捐款项不足，武三思遂命人在民间强行搜刮，农民的农具、器皿均被无偿征调，害得无数农民家破人亡。
在竭力讨好武则天的同时，武三思对其身边男宠也极力巴结。薛怀义（原名冯小宝）本是市井无赖，受到武则天宠幸之后，常骑着马在街上横冲直撞，伤人无数，无人敢管。每当薛怀义骑马出行时，武三思便与武承嗣在旁边伺候，一人扶马鞍，一人握马缰，口中还不断叮嘱：“薛师傅小心，薛师傅小心。”俨然一副奴才嘴脸。
武则天失去帝位，唐中宗再次登基，武三思转而讨好唐中宗。他们原是表兄弟，后来又成为儿女亲家（武则天做主，中宗之女安乐公主下嫁武三思之子武崇训）。武三思曲意奉承，使昏庸的中宗把往日种种不快忘于脑后，将他引为知己与心腹；狡黠的武三思得寸进尺，为了扩大自己权势，不惜给中宗戴上两顶“绿帽子”：才女上官婉儿曾是武则天跟前的红人，协助过女皇处理奏章，参决政务；中宗复位后，纳上官婉儿为妃，加封婕妤，让她掌管起草诏令。武三思见上官婉儿颇受中宗宠信，刻意与她接近，一拍即合。当时皇后韦氏效仿武则天垂帘听政，朝中大权被韦氏掌控。上官婉儿为了讨好韦后，主动出面穿针引线，让武三思与韦后勾搭成奸。在送给中宗两顶“绿帽子”的同时，武三思则获得位极人臣的乌纱帽，官拜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武三思勾搭上韦后之后，权势益盛，更加骄横。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崔玄暐等人，因发动神龙政变，助中宗复位，而受中宗信任并晋封为王，故称“五王”。他们对武氏家族本无好感，对韦后与武三思专权颇为不满。按照武三思的逻辑，他们都是“恶人”，如眼中钉肉中刺，必须清除。为此，武三思与韦后在中宗面前进谗，将五人逐出朝廷，贬到边远地方为官；不久，武三思又使阴谋诡计，暗中指使他人张榜揭露韦后的秽行，然后嫁祸于张柬之等人，指控他们名为诋毁皇后，实则图谋不轨，要求予以族诛。除了张柬之忧愤而死、崔玄暐病逝之外，其他三人惨遭杀害。清除上述五人之后，武三思更是趾高气扬，逢人便抛出他的狂言：“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
在武三思看来，自己这番话可谓至理名言，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然，他的口气如此张狂骄横，无疑是源于权势的任性。正是犹如春药的权力，让武三思极度膨胀，唯我独尊，满以为权力可以摆平一切，只是任性想当然，全然不顾是非与善恶。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诚然，凡是权力缺乏有效约束与监督的地方，有权者都可能像武三思那样狂妄，并奉行其唯我独尊的善恶观——凡是对我有利的即为善的，凡是对我不利的即为恶的，如此逻辑，往往还在日常生活中演化为种种潜规则：“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坏你就坏，不坏也坏”……假如此类武三思式的善恶观盛行，整个社会必然陷入指鹿为马、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的境地；所以，文明选择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它在阳光下运行，并接受制约与监督，不能让它任性。
表面上看，让权力受到制约与监督，会给当权者带来诸多的不利，其实细究，对他们恰是一种保护：如果权力不受制约，全靠丛林法则说话，赢则通吃，输则一败涂地。今天你加害于他人，明天也可能被他人加害；究竟鹿死谁手，谁也说不清楚，因此，只有没完没了地明争暗斗，至死方休。不信？且看武三思的结局：为了让儿媳安乐公主当上“皇太女”，他竟然在中宗与韦后面前挑拨离间，极力诋毁太子李重俊，试图废除他的储君位置；李重俊被逼无奈，起兵政变，一举诛杀武三思父子。
若早料到如此下场，武三思还会那么任性那么张狂吗？
（摘自《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