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腐败一度造成国家之痛、民族之耻，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不仅加速了其自身衰亡，更导致中国长时期积贫积弱、山河破碎，国人深受残害、饱受屈辱，险些通通当了亡国奴；如今腐败未除，仍如“慢性毒药”一般，猖獗地侵蚀着国家肌体，给社会造成了有形的损失、无形的“内伤”。
　　党章和《公务员法》，都力倡廉洁自律，对执政党干部和政府官员而言，职务意味着责任，领导意味着服务，权力意味着奉献。但现实之中，我们为数不少的“人民公仆”，却在利用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攫取私利，疯狂经营权力，为所欲为。近年来，像“上海社保基金腐败案”这样的重大经济贪腐案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给国家和民众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反腐倡廉之声并未停息，何以腐败现象频发、大案要案屡现？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这些涉案官员和相关部门的权力失控。权力一旦失控，失去应有的监督和制约，处于毫无掣肘之情势下，必然发生异变，沦为少数权力拥有者牟利的工具。
　　权力发生异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权力越位，权力过分集中、没有边界或边界模糊，用权缺少规范，决策缺乏民主，干工作不能坚持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个人表态多，当场表态多，临时表态多，不能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二为权力错位，把权力当商品，搞权钱交易，力图权力的回报，同时把权力当工具，为亲戚朋友办事。在这类人看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为此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谋取私利，但最终他们是害人又害己，不光是家破人亡或妻离子散，还给自己经营了一副枷锁、一个牢笼，乃至掉了脑袋、丢了身家性命。
　　腐敗必然依附权力而存。任何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扭曲。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边界的模糊和运作程序的缺失，势必造成权力的膨胀和扩张，成为滋生权力腐败的“温床”。
　　笔者眼中的权力，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你一旦享有一定的权力，就意味着你同时负有相应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是权力的界限必须明确、权力的程序必须公开，只有权力明确才能责任明确。公共权力的行使，有其基本的规则：凡法律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法无授权即无权力”；相反，对于私权利或者说公民权利而言，应该是：凡法律未禁止的都是允许的，“法不禁止便自由”。尽管，在法律本身还不够系统和完备的前提下，这样的界定未免有些绝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公共权力是有限的，它应该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公权力与私权利，两权之间制衡博弈，力求和谐、避免冲突。因而，凡应由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决策的事情，政府不应“越俎代庖”，一旦越了界，会导致私权利受到侵害，正常的市场运作会受到干扰。因之，明晰权力的边界，使权力退出对经济的直接管理，方可从渠道上阻断“腐败链”的形成，使腐败及其催生的潜规则无从入手。
　　防范权力异变在于完善监督体系，一方面要加强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则需主动接受监督和制约，从主客观两方面努力，改变监督缺位的现状。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在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前提下，建立反腐保廉的长效机制,实行制度反腐，才能有效防止由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所导致的制度性腐败，从而使权力规范运行，真正实现一个现代化的民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