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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婴儿手势作为一种融合社会认知技能和合作动机的复杂交际行为，出现在婴儿说出第一个有意义的词汇之前，可以预测婴儿语言发展。婴儿手势包括传统性手势、标志性手势、指示性手势，其中指示性手势与语言发展关系更为密切。为了进一步确定婴儿手势和语言发展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应通过实验探讨婴儿不同交际意图的指示性手势与其语言发展的关系，找出婴儿手势反映其语言学习的最佳状态的本质原因，明确婴儿手势影响语言发展的内在机制，探究自闭症等特殊婴儿手势对不同层次语言的预测作用。
[关键词] 婴儿手势;语言发展;前言语阶段
20世纪60年代，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人类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或者其他任何表达手段，而是完成一定的行为。[1]心理学家贝茨等人以“言语行为”理论为依据，以当时最新的语言哲学和语言语义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发现手势是婴儿早期表达意图的行为。[2]发展心理学家托马塞洛又将人类语言和猿类认知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人类婴儿在还不会说话以前，就已经会以手指物，引导别人注意不同的物品，以便进行各种复杂的社会意图的沟通。[3]婴儿手势作为一种基于社会认知技能和合作动机的复杂交际行为，先于词汇的产生，因此可以将婴儿手势对语言的预测追溯到言语的最初使用阶段，即前言语阶段。本文拟通过梳理前言语阶段婴儿手势与其语言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寻找婴儿手势预测语言发展的脉络，从而为如何更好地促进婴儿语言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婴儿手势的定义和分类
贝茨认为婴儿手势的操作定义应包括婴儿对成人的注视、实现目标的持久性和灵活性、行为的常规化三个方面。[4]高美朵扩大了手势定义的外延，她认为只要不涉及直接操纵物体或仪式化游戏的交流性手部动作，就均可以被认为是手势，包括点头、摇头。[5]婴儿手势可以分为传统性手势、标志性手势和指示性手势，其中传统性手势是指具有文化规定的形式和意义的手势;标志性手势是指通过手或身体的动作来描述物体的属性或动作的手势;[6]指示性手势是指个体伸展手臂、手掌心朝下、食指伸直、其他四指自然弯曲的手势，用以指向空间中的某个物体、处所、人物、事件等。[7]
有关手势分类的相关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贝茨等人关于婴儿交际意图的研究。贝茨等人最早详细记录了婴儿手势的发展过程，他们认为婴儿手势是基于原始命令和原始陈述的交际意图而产生的，如当婴儿请求成人为他们做某事时，他们的手势具有命令的交际意图;当婴儿想要成人和他们分享对一些有趣的事件或物体的注意时，他们的手势具有陈述的交际意图。[8]贝茨将婴儿手势分为表示、给予、伸手、指向等几类，并发现婴儿9个月左右出现表示、伸手和给予的手势，12个月左右出现指向的手势。
发展心理学家托马塞洛以社会—语用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比人类语言和猿类认知来研究人类沟通的起源。他认为要了解人类沟通的起源，不能从语言开始，而应以尚未编码的沟通为基础，人类自然的手势正是最佳起点。[9]托马塞洛将人类自然的手势分成象征性手势和指示性手势两类，其中象征性手势包括传统性手势和标志性手势，这些手势将具有一定意义的词汇通过动作表现出来，例如摆手表示再见，挥舞双臂表示飞翔。他还进一步将指示性手势的交际意图细化为命令、分享和告知。当婴儿要与成人分享对某物的态度时，他们的指示性手势具有分享的交際意图;当婴儿提供成人所需要或想知道的信息时，他们的指示性手势具有告知的交际意图。托马塞洛认为婴儿出现命令的交际意图比较早，在婴儿3个月时会用哭声来命令大人帮助他们做事，这是早期命令式手势的来源。9～12个月婴儿开始和成人一起关注物体，形成了共同注意的基础，这时婴儿出现了分享式手势。婴儿的告知式手势大约在12～14个月时出现。[10]
为了证实婴儿的指示性手势具有分享的交际意图，心理学家李斯科斯基设计了若干个实验情境，通过实验控制成人的反应，诱导婴儿做出指示性手势。实验证明12个月大的婴儿的指示性手势不仅是为了让成人看到某物，而且是为了与成人分享对新鲜事物的态度。[11]李斯科斯基还通过实验证实了婴儿的指示性手势具有告知的交际意图。婴儿出现告知式手势源于其想帮助成人，为成人提供信息，所以婴儿的这一交际意图具有亲社会性的特征。[12]此外，李斯科斯基等人还探究了12个月大的婴儿是否会正确地向知识渊博的成人做出指示性手势，以获得所需的正确信息。[13]他们的实验发现12个月大的婴儿出现指示性手势的频率是以理解的成人的知识是否渊博为前提的。[14]
索思盖特等人支持李斯科斯基的观点，认为婴儿希望成人提供“正面评论”，所以婴儿指示性手势的频率可能反映了其对成人所提供的信息是否满意。基于此，索思盖特等人提出婴儿指示性手势可能还具有疑问的交际意图。[15]贝格斯等人通过实验证明婴儿的指示性手势确实可以具有疑问的交际意图。疑问的交际意图是指婴儿会选择从知识渊博的成人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信息。[16]但是，由于该研究的被试是16个月大的婴儿，所以贝格斯等人不确定疑问意图是否在婴儿更早的年龄阶段就出现了。扎洛莫等人还通过跨文化研究确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婴儿手势类别，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婴儿的手势类别没有显著差异。[17]
综上所述，从有关手势分类研究的脉络来看，婴儿手势可以分为传统性手势、标志性手势和指示性手势。指示性手势还可以进一步分为4种交际意图：命令、疑问、分享和告知。这种更为细致的分类可以为我们探究早期婴儿手势和语言的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二、正常婴儿手势对语言发展的预测
近年来，婴儿手势与语言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婴儿手势对不同层次语言的预测，多模态视角下婴儿手势对语言的预测，以及婴儿手势偏好、姿势对语言的预测。这些研究都为明确婴儿手势对语言发展的预测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婴儿手势对不同层次语言的预测
语言表达的基本形式是句子，在句子的下面可分成短语、词等不同层次。婴儿手势不仅可以预测单字词的产生，还可以和单字词一起预测双字词的产生以及句子的复杂性。 罗韦等人对50名婴幼儿进行纵向观察，研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和孩子的手势与孩子词汇的关系。罗韦等人在孩子14个月时对其进行录像观察，54个月时对孩子进行PPVT①词汇测评，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手势显著相关，父母手势则可以显著预测孩子14个月时的手势和54个月时的语言能力，同时孩子14个月时的手势也可以显著预测其54个月时的语言能力。[18]罗韦等人认为，相比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偏低的婴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婴儿接触到的手势范围更广，所以他们会产生更多的手势，进而促进其词汇的丰富。这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婴儿手势，进而影响婴儿词汇的产生，因此对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占优势的婴儿来讲，提高家长的手势频率应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婴儿手势的增加，从而促进婴儿语言的发展。
埃文森等人对10名婴儿进行纵向研究，通过录像观察这些婴儿在10～24个月期间的语言发展过程，并重点考察了婴儿说出单字词和双字词的过程。他们的研究发现，每个婴儿最初用手势表示的单字词后来都变成了他们说出的单字词;最先做出手势 单字词组合的婴儿也最早说出双字词。该研究证明手势不仅可以预测单字词，而且手势 单字词还可以预测双字词的产生。[19]埃文森等人认为手势之所以对婴儿语言发展有帮助，是因为手势作为一种特定的动作信号，为婴儿语言发育做好了输入准备，所以手势可以通过影响婴儿本身来促进其语言发展。同时，手势还可以减少婴儿学习词汇的记忆负荷，从而促进其语言习得。可见，只有理解手势是儿童的字词系统发生变化的先兆因素，才能准确描述儿童词汇的发展轨迹。
罗韦和高朵美对52名婴幼儿进行纵向研究，通过录像观察他们在14～42个月期间的玩耍、读书、吃饭和吃零食时间。他们对录像中婴幼儿发出的所有单词、孩子和父母的手势进行编码，然后在孩子18个月时对其进行CDI②测评，在其42个月时进行PPVT词汇测评和句子复杂性（IPSYN）③测试。结果发现，18个月大孩子的手势 双字词的组合可以预测其42个月时的句子复杂性。该研究证明手势的变化不仅早于字词的变化，而且手势 双字词的变化也早于句子的变化。[20]罗韦和高朵美认为婴儿早期的手势之所以早于后来的词汇和句子复杂性，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婴儿的手势反映了两种独立的能力（单词学习和造句），婴儿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日后的语言能力;另一种原因是婴儿用手势表达词汇，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习得语言。可见，只有理解婴幼儿手势的变化是其词汇和句子系统发生变化的先兆因素，才能采取适当的措施促进婴幼儿的语言发展。
欧式卡和高朵美对40名婴儿在14、18、22个月时进行90分钟的录像观察，并对婴儿手势 单字词的冗余、辅助、消除歧义三种组合进行分析。所谓冗余组合是婴儿指着某物的同时，顺便叫出它的名字;辅助组合是婴儿指着某物，同时说出与这个物体有关的动词;消除歧义组合则是婴儿指着某物，同时说出指示代词，以表示他特指的是哪个事物。研究发现冗余组合、消除歧义组合不能显著预测双字词的产生，只有辅助组合可以显著预测双字词的产生。[21]欧式卡和高朵美认为，由于婴儿用手势 动词表达信息的要求低于语言 动词，所以通过手势可以降低婴儿语言学习的记忆负荷，从而简化其语言产生的过程。
（二）多模态视角下婴儿手势对语言的预测
婴儿交流手势的发展是由婴儿对人类动作的感知敏感性、声音和运动系统之间的结合以及婴儿的互动体验所驱动的。手势提供了将多种模式结合起来以表达更复杂的话语的可能性。
科克伦等人使用早期社会交际量表（ESCS④）对14名婴儿进行追踪观察研究，结果发现婴儿的语言发展与其传统性手势、指示性手势（尤其是告知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婴儿的语言发展与其命令式手势不相关。[22]由于传统性手势表示的是一种特定的、固定的语义内容，是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惯例，因此传统性手势本身就是语言的一部分，可以预测语言的发展。指示性手势是婴儿发展其认知和意图技能的宝贵途径，也可以预测其语言发展。尤其是婴儿的告知式手势为交流对象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其交流意图很强，因此可以更强地预测语言发展。该研究发现了儿童早期社会沟通能力（包括手势沟通）和语言发展之间的连续性，强调了儿童早期各种交际技能的重要性。
卢卡等人对36名12个月和18个月大的婴儿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婴儿的共同注意能力及其指示性手势都影响他们的语言习得。如果婴儿想通过指示性手势获得他们想要并期望得到的信息，那么此刻给他们提供信息，就是他们学习新信息的最佳状态。[23]由于婴儿通过指示性手势来获取信息，并且他们对获取信息的兴趣强化了他们对信息的记忆，所以婴儿的指示性手势是他们准备学习的信号，帮助他们在处于学习的最佳状态时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必然有助于促进其语言发展。
萨洛等人对53名12个月大的婴儿进行10分钟自由玩耍的录像观察，然后使用ESCS测量其共同注意能力，然后在其24个月时测量其语言能力，结果发现婴儿的共同注意能力和命令式手势是其后来语言理解能力的显著预测因素。[24]由于共同注意能力的测评指标包括婴儿眼神交流、目光转移和指示性手势的使用（婴儿的指示性手势被认为是更高级的共同注意能力），所以婴儿手势和共同注意能力的测量存在很多重叠，它们都反映了相似的潜在社交能力，即对潜在交际意图的理解，因此两者都可以预测语言的发展。该研究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具体测量了婴儿手势和共同注意能力是如何相互关联，并共同预测婴儿语言能力的发展的。
埃德娜对8名婴儿在8～16个月期间和1名婴儿在10～16个月期间进行家庭录像观察，记录了他们自发的手势、言语及象征性游戏行为，结果发现婴儿在8～16个月期间手势的使用频率与他们的發声、咿呀学语、语言显著相关;婴儿的分享式和告知式手势与多对象序列玩耍行为相关;婴儿发音、咿呀学语与分享式和告知式手势出现的时间是一致的。[25]由于婴儿的手势结合了多种系统的形式，所以婴儿通过手势可以填补沟通技巧的空白，同时也表明婴儿把手势作为一种思维工具，通过手势提高了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该研究采用多模态的微观分析方法，从婴儿手势的结构构建和语境框架来解释婴儿手势和语言的关系，前瞻性地探讨了分享式手势、告知式手势和命令式手势在语言发展和象征性游戏中的关键作用。 （三）婴儿手势偏好、姿势对语言的预测
已有研究表明婴儿手势的偏好和手部操作活动的利手性在其发育过程中遵循不同的发展轨迹，与手部操作行为利手性相比，指示性手势的偏好与语言的关系更为密切。
科克伦等人通过纵向研究，探究婴儿在13～17个月期间双手操作行为的利手性、指示性手势的偏好与语言习得的关系。实验中婴儿在陈述和命令的交际意图下完成指向任务和双手操作任务，实验结束后对婴儿进行MCDI语言测评。结果发现，伴随着婴儿词汇量突增的是其指示性手势的右侧偏好，而不是手部操纵行为的利手性。[26]这表明语言和指示性手势都与大脑左半球有紧密的联系，尤其是陈述的交际意图被认为与语言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
为了探讨语言习得与双手操作行为、指示性手势之间的动态关系，科克伦还对15～25个月大的婴儿进行家庭随访。结果发现在婴儿19个月和21个月大时，其手部操作行为的利手性和指示性手势偏好存在负相关，这表明手部操作行为和指示性手势可能是由大脑左半球的不同网络控制的，大脑左半球优先参与控制非交际行为和指示性手势的网络连接。[27]指示性手势右侧偏好之所以能预测语言，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婴儿的指示性手势调动大脑左半球的资源，从而促进其语言发展;另一个原因是婴儿语言学习的快速增长可能促进大脑左半球不断参与其语言习得的过程，从而激发其指示性手势的右侧偏好。可见，单词学习速度的突然变化可能与大脑左半球双模交流系统的高度动员有关。大脑要同时整合来自语言和交际手势的信息，故而促进了两者的共同发展。
芒福德等人通过实验探究28名10～12个月大的婴儿的词汇发展和手部操作行为的利手性之间的关系。实验中婴儿参与指向任务和抓取任务，以评估他们的指向和抓取动作。随后，家长填写了《牛津交际发展量表》（Oxford CDI）⑤以評估婴儿的语言能力。结果发现，婴儿右手指向显著预测其词汇的理解能力，但与词汇的表达能力无关;手部操作行为的利手性与词汇的理解能力和词汇的表达能力均无关。[28]这表明手势预测语言有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种是语言的理解能力激活大脑左半球，从而使婴儿指示性手势右侧化;第二种是婴儿右手指向有助于其语言理解能力的发展。这个研究支持自下而上的启动理论，为探究婴儿早期语言习得提供了线索。
拉克分析了59名12个月大的婴儿在陈述、命令的交际意图下的食指指向姿势，发现12个月时婴儿食指指向姿势可以较强地预测其24个月时的词汇量和语素、句法技能，即婴儿的食指指向姿势比交流意图更能预测其语言的发展。[29]由于婴儿的食指指向姿势是社会认知和沟通技能发展的基础，所以食指指向姿势说明婴儿为沟通和语言习得做好了口语表达的准备。基于此发现，拉克还开发了一种筛查工具，可以在婴儿学会一种语言之前识别出他们是否有初级语言延迟风险。如果有此风险，即可进行早期干预，以避免持续性语言障碍的出现。
三、特殊婴儿手势对语言的预测
近年来，高朵美等人开始关注特殊婴儿手势的发展阶段及其对语言的预测。他们发现特殊婴儿的手势同样可以预测语言的发展。
（一）脑损伤婴儿及聋哑婴儿的手势对语言的预测
手势发展迟缓是脑损伤婴儿语言延迟的早期标志，这表明手势发展迟缓是诊断持续性语言延迟的重要指标。已有研究发现，早期脑损伤婴儿的语言和手势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脑损伤婴儿的手势可以预测其语言发展。有关聋哑婴儿的研究也发现聋哑婴儿的手势对语言具有预测作用，因此对这些特殊儿童进行早期手势干预，可以降低其语言延迟的风险。
绍尔等人将11名脑损伤婴儿分为两组，在他们18个月时与53名正常婴儿进行手势对比，然后在他们22个月和26个月时进行PPVT-3的词汇测试。结果发现，18个月时手势数量在正常范围内的脑损伤婴儿在22个月和26个月时的词汇量也发展正常;18个月时手势数量低于正常数量的脑损伤婴儿在22个月和26个月时的词汇量则未达到正常发展水平。[30]欧式卡等人发现，脑损伤婴儿在双字词、句子结构方面也存在语言延迟。[31]这表明脑损伤婴儿的早期手势数量可以预测其随后的词汇量和句子结构。基于手势数量，也就可以识别出哪些脑损伤婴儿会出现随后的语言延迟。
高朵美对聋哑婴儿的手势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听力损失不仅使这些婴儿无法使用正常的口语模式，而且他们的家长也没有为他们提供手语模式。不过，这些孩子仍然可以借助手势进行交流，其手势同样具有自然语言的诸多形式和功能。[32]可见，聋哑婴儿的手势也是一种语言，可以和语言一起成为促进其学习的认知工具。该研究拓宽了语言习得的视野，为更深入地了解语言习得的过程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自闭症婴儿的手势对语言的预测
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技能的降低、社会交往的差异、限制性和重复性行为的存在，是自闭症儿童的核心特征。自闭症儿童大多语言发育迟缓，其手势发展一直也是研究关注的重点。查曼发现自闭症儿童手势的发展迟缓，且其手势发展迟缓更有可能发生在语言发展迟缓之前，并一直会持续到自闭症儿童发展晚期。[33]自闭症儿童命令式手势通常多于分享式手势。[34]欧式卡等人探究了23名正常婴儿和23名高风险自闭症婴儿在18个月大时的手势和随后的语言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只有指示性手势能显著预测高风险自闭症婴儿的词汇量;高风险自闭症婴儿的指示性手势的频率明显低于正常婴儿。[35]自闭症婴儿的指示性手势频率较低，导致其在早期建立共同注意框架时遇到困难，所以他们会出现语言延迟。这表明指示性手势可以作为自闭症儿童后期词汇发展的踏脚石。因此，为自闭症儿童提供机会，让他们在学会表达词汇之前练习指向物体，并帮助其建立共同的关注点，应有可能促进其语言发展。
埃文森等人纵向追踪了14名高风险自闭症婴儿、27名高风险语言发育迟缓婴儿、51名高风险无自闭症婴儿和28名低风险婴儿在8～14个月期间的语言发展轨迹。结果发现，低风险婴儿和高风险无自闭症婴儿的早期手势呈正增长的模式;高风险自闭症婴儿和高风险语言发育迟缓婴儿的初始手势发展水平较低，随后高风险语言发育迟缓婴儿的手势增长速度加快，而高风险自闭症婴儿的手势增长速度持续缓慢，其生长轨迹逐渐偏离其他各组婴儿。[36]婴儿手势会影响他们的学习环境，即照顾者的语言输入，而这种输入是可以为婴儿语言习得创造及时学习机会的。高风险自闭症儿童的手势发展持续缓慢，所以必然会影响照顾者的语言输入，从而影响其语言习得。研究结果表明，高风险自闭症婴儿和其他婴儿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8个月大时的起点上，而且随时间增长，差异会逐渐增大。因此，家长需要长期频繁地关注高风险自闭症婴儿的交际行为。对于那些在交际行为中表现出早期延迟的婴儿，家长应通过丰富交际环境来促进其语言发展。 弗兰基尼等人研究了482名高风险自闭症婴儿和178名正常婴儿的手势与语言发展轨迹，结果发现高风险语言延迟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高风险无自闭症儿童、高风险自闭症儿童相比，其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技能的增长轨迹都最慢。随着自闭症儿童年龄的增长，其手势始终落后于正常儿童，其语言发展也始终落后于正常儿童。[37]由于早期手势发展可以为后来的语言发展提供信息，自闭症儿童的手势频率和质量均较低，这必然会影响他们对信息的获取，从而制约其语言发展。该研究表明婴儿手势的频率和质量不仅有助于对自闭症的诊断，而且可以预测其会出现哪种特定的语言障碍。
四、对婴儿手势进行干预
以往的干预研究发现，提高正常婴儿的指示性手势频率会增加他们与父母互动时的口语表达能力。[38]勒巴顿等人把15名17个月大的正常婴儿和他们的父母随机分成三组。第一组由实验者向婴儿展示图片，然后指着其中一个图片，让婴儿指出图上的物体;第二组由实验者一边指着图片一边告诉婴儿图片的名称，但不让婴儿指;第三组由实验者直接告诉婴儿图片的名称，没有任何手势。干预训练持续6周，第一次训练前一周，由家长完成MCDI量表，用于评估婴儿在干预前的语言发展水平。之后每次干预训练之前，家长和孩子先进行30分钟的亲子互动游戏，以此衡量孩子在这段时间内交流能力的变化。亲子互动游戏之后，实验者会按照每组的干预要求和孩子进行30分钟的互动游戏。最后一次干预训练结束的两周后，所有儿童和家长进行30分钟的亲子互动游戏，以此测评干预训练的效果。
结果发现，被要求指出图上物体的婴儿比未被要求如此做的婴儿做出了更多的手势。此外，在亲子互动中被如此要求的婴儿做手势的次数也增加了。这说明孩子手势的增多会让父母增加更多的手势和有针对性的语言输入，從而提高婴儿认知能力，促进其词汇水平提高。早期手势可以预测孩子语言发展轨迹，家长可以通过增加婴儿手势的频率来增加婴儿的词汇量。[39]
五、未来研究展望
已有研究表明，前言语阶段婴儿的手势可以预测其语言发展。由于传统性手势、标志性手势本身就是语言的一部分，所以传统性手势可以预测语言发展。指示性手势的指向动机是预测语言发展的显著因素，所以指示性手势也可以预测语言发展。科隆纳斯等人使用元分析方法，具体研究了指示性手势和语言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关系。[40]结果发现，无论是横向关系还是纵向关系，指示性手势和语言发展都关系密切;分享式和告知式手势与语言发展显著相关，命令式手势和语言发展不相关。随着婴儿年龄的增长，指示性手势与语言发展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布鲁克斯认为指示性手势之所以可以预测语言，是因为指示性手势具有双向功能。一方面，它通过给婴儿提供交流工具来帮助他们习得语言，另一方面它促使看护人关注婴儿所指向的物体，从而增加看护人给婴儿的语言输入。[41]然而，对于前言语阶段婴儿的指示性手势究竟有哪些早期交际意图，与哪些或某一交际意图结合的手势会增强语言习得，至今研究者们尚未定论。此外，虽然拉莫斯卡博发现特殊儿童尤其是自闭症儿童的手势也可以显著预测后期语言发展，与正常儿童的发展轨迹相比，自闭症儿童手势的数量与质量都落后于正常儿童，[42]但是目前较少有研究基于自闭症儿童手势和言语的组合预测其语言发展。针对这些不足，未来相关研究可以关注以下方面：
首先，未来应加强对不同交际意图指示性手势与语言发展关系的探讨。如以往研究还没有明确疑问意图是否出现在前言语阶段，未来研究应该通过实验来证实前言语阶段婴儿手势是否会出现疑问的交际意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一交际意图的手势是否可以预测语言发展。其次，未来研究应继续探寻婴儿手势和语言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找出婴儿手势能够反映其学习的最佳状态的本质原因。在婴儿语言习得的最佳状态下，婴儿如何通过手势获得知识和储存信息;看护者如何在婴儿语言习得的最佳状态下给予婴儿有效的语言输入，都是非常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再次，未来研究要进一步探索自闭症儿童手势对不同层次语言的预测作用，如自闭症儿童的手势 言语的组合是否可以预测其以后的句子复杂性。麦塔发现前言语阶段多种技能发展缓慢，会导致后期语言发展迟缓，因为语言发展是一个持续积累的过程。[43]只有探明自闭症儿童早期手势发展轨迹和语言发展轨迹的关系，并在关键时期实施有效的手势训练和语言训练，才能提高自闭症儿童的词汇学习能力，促进其后期的语言发展。
注释：
①1959年，邓恩（Dunn）等人编制《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简称PPVT）。该测验适用于2.5～18岁儿童，主要评价儿童对感受性词汇的理解能力。此外，该测验也广泛用于语言障碍领域。
②1993年，芬森（Fenson）等人编制《沟通发展量表》（MacArthur-Bates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Inventories，简称CDI）。该量表包括8～16个月婴儿词汇和手势问卷，以及16～30个月婴儿词汇和句子问卷。目前已有10多个国家的研究者对该量表进行了标准化研究，并投入临床使用。
③1990年，斯卡嘉宝（Scarborough）提出用“产出性句法指数（IPSYN）”来衡量句子复杂度，以评价儿童在语言句法和形态方面的能力，适合于研究语言习得中的个体差异。
④1982年，塞贝尔（Seibert）等人开发了《早期社会沟通量表》（Early Social—Communication Scales，简称ESCS）。2003年，芒迪（Mundy）等人对其作了修订。实施ESCS需要进行30分钟左右的结构化观察，主要用于测量个体在非言语沟通技能上的差异，适用对象为8～30个月儿童。
⑤2000年，汉密尔顿（Hamilton）等人在CDI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了能够满足英国婴幼儿语言评估需要的“Oxford CDI”，一共包括4个版本。 參考文献：
[1]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4.
[2][4][8]BATES E， CAMAIONI L， VOLTERRA V. The acquisition of performatives prior to speech[J].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of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1975，21（3）：205-226.
[3][9][10]托马塞洛.人类沟通的起源[M].蔡雅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2，82，83.
[5]GOLDIN-MEADOW S， MYLANDER C. Gestural communication in deaf children： non-effect of parental input on language development[J]. Science，1983，221（4608）：372-374.
[6][38]LEBARTON E S， GOLDIN-MEADOW S， RAUDENBUSH S. Experimentally induced increases in early gesture lead to increases in spoken vocabulary[J]. Journal of Cognition
[关键词] 婴儿手势;语言发展;前言语阶段
20世纪60年代，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人类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或者其他任何表达手段，而是完成一定的行为。[1]心理学家贝茨等人以“言语行为”理论为依据，以当时最新的语言哲学和语言语义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发现手势是婴儿早期表达意图的行为。[2]发展心理学家托马塞洛又将人类语言和猿类认知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人类婴儿在还不会说话以前，就已经会以手指物，引导别人注意不同的物品，以便进行各种复杂的社会意图的沟通。[3]婴儿手势作为一种基于社会认知技能和合作动机的复杂交际行为，先于词汇的产生，因此可以将婴儿手势对语言的预测追溯到言语的最初使用阶段，即前言语阶段。本文拟通过梳理前言语阶段婴儿手势与其语言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寻找婴儿手势预测语言发展的脉络，从而为如何更好地促进婴儿语言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婴儿手势的定义和分类
贝茨认为婴儿手势的操作定义应包括婴儿对成人的注视、实现目标的持久性和灵活性、行为的常规化三个方面。[4]高美朵扩大了手势定义的外延，她认为只要不涉及直接操纵物体或仪式化游戏的交流性手部动作，就均可以被认为是手势，包括点头、摇头。[5]婴儿手势可以分为传统性手势、标志性手势和指示性手势，其中传统性手势是指具有文化规定的形式和意义的手势;标志性手势是指通过手或身体的动作来描述物体的属性或动作的手势;[6]指示性手势是指个体伸展手臂、手掌心朝下、食指伸直、其他四指自然弯曲的手势，用以指向空间中的某个物体、处所、人物、事件等。[7]
有关手势分类的相关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贝茨等人关于婴儿交际意图的研究。贝茨等人最早详细记录了婴儿手势的发展过程，他们认为婴儿手势是基于原始命令和原始陈述的交际意图而产生的，如当婴儿请求成人为他们做某事时，他们的手势具有命令的交际意图;当婴儿想要成人和他们分享对一些有趣的事件或物体的注意时，他们的手势具有陈述的交际意图。[8]贝茨将婴儿手势分为表示、给予、伸手、指向等几类，并发现婴儿9个月左右出现表示、伸手和给予的手势，12个月左右出现指向的手势。
发展心理学家托马塞洛以社会—语用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比人类语言和猿类认知来研究人类沟通的起源。他认为要了解人类沟通的起源，不能从语言开始，而应以尚未编码的沟通为基础，人类自然的手势正是最佳起点。[9]托马塞洛将人类自然的手势分成象征性手势和指示性手势两类，其中象征性手势包括传统性手势和标志性手势，这些手势将具有一定意义的词汇通过动作表现出来，例如摆手表示再见，挥舞双臂表示飞翔。他还进一步将指示性手势的交际意图细化为命令、分享和告知。当婴儿要与成人分享对某物的态度时，他们的指示性手势具有分享的交際意图;当婴儿提供成人所需要或想知道的信息时，他们的指示性手势具有告知的交际意图。托马塞洛认为婴儿出现命令的交际意图比较早，在婴儿3个月时会用哭声来命令大人帮助他们做事，这是早期命令式手势的来源。9～12个月婴儿开始和成人一起关注物体，形成了共同注意的基础，这时婴儿出现了分享式手势。婴儿的告知式手势大约在12～14个月时出现。[10]
为了证实婴儿的指示性手势具有分享的交际意图，心理学家李斯科斯基设计了若干个实验情境，通过实验控制成人的反应，诱导婴儿做出指示性手势。实验证明12个月大的婴儿的指示性手势不仅是为了让成人看到某物，而且是为了与成人分享对新鲜事物的态度。[11]李斯科斯基还通过实验证实了婴儿的指示性手势具有告知的交际意图。婴儿出现告知式手势源于其想帮助成人，为成人提供信息，所以婴儿的这一交际意图具有亲社会性的特征。[12]此外，李斯科斯基等人还探究了12个月大的婴儿是否会正确地向知识渊博的成人做出指示性手势，以获得所需的正确信息。[13]他们的实验发现12个月大的婴儿出现指示性手势的频率是以理解的成人的知识是否渊博为前提的。[14]
索思盖特等人支持李斯科斯基的观点，认为婴儿希望成人提供“正面评论”，所以婴儿指示性手势的频率可能反映了其对成人所提供的信息是否满意。基于此，索思盖特等人提出婴儿指示性手势可能还具有疑问的交际意图。[15]贝格斯等人通过实验证明婴儿的指示性手势确实可以具有疑问的交际意图。疑问的交际意图是指婴儿会选择从知识渊博的成人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信息。[16]但是，由于该研究的被试是16个月大的婴儿，所以贝格斯等人不确定疑问意图是否在婴儿更早的年龄阶段就出现了。扎洛莫等人还通过跨文化研究确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婴儿手势类别，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婴儿的手势类别没有显著差异。[17]
综上所述，从有关手势分类研究的脉络来看，婴儿手势可以分为传统性手势、标志性手势和指示性手势。指示性手势还可以进一步分为4种交际意图：命令、疑问、分享和告知。这种更为细致的分类可以为我们探究早期婴儿手势和语言的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二、正常婴儿手势对语言发展的预测
近年来，婴儿手势与语言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婴儿手势对不同层次语言的预测，多模态视角下婴儿手势对语言的预测，以及婴儿手势偏好、姿势对语言的预测。这些研究都为明确婴儿手势对语言发展的预测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婴儿手势对不同层次语言的预测
语言表达的基本形式是句子，在句子的下面可分成短语、词等不同层次。婴儿手势不仅可以预测单字词的产生，还可以和单字词一起预测双字词的产生以及句子的复杂性。 罗韦等人对50名婴幼儿进行纵向观察，研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和孩子的手势与孩子词汇的关系。罗韦等人在孩子14个月时对其进行录像观察，54个月时对孩子进行PPVT①词汇测评，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手势显著相关，父母手势则可以显著预测孩子14个月时的手势和54个月时的语言能力，同时孩子14个月时的手势也可以显著预测其54个月时的语言能力。[18]罗韦等人认为，相比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偏低的婴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婴儿接触到的手势范围更广，所以他们会产生更多的手势，进而促进其词汇的丰富。这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婴儿手势，进而影响婴儿词汇的产生，因此对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占优势的婴儿来讲，提高家长的手势频率应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婴儿手势的增加，从而促进婴儿语言的发展。
埃文森等人对10名婴儿进行纵向研究，通过录像观察这些婴儿在10～24个月期间的语言发展过程，并重点考察了婴儿说出单字词和双字词的过程。他们的研究发现，每个婴儿最初用手势表示的单字词后来都变成了他们说出的单字词;最先做出手势 单字词组合的婴儿也最早说出双字词。该研究证明手势不仅可以预测单字词，而且手势 单字词还可以预测双字词的产生。[19]埃文森等人认为手势之所以对婴儿语言发展有帮助，是因为手势作为一种特定的动作信号，为婴儿语言发育做好了输入准备，所以手势可以通过影响婴儿本身来促进其语言发展。同时，手势还可以减少婴儿学习词汇的记忆负荷，从而促进其语言习得。可见，只有理解手势是儿童的字词系统发生变化的先兆因素，才能准确描述儿童词汇的发展轨迹。
罗韦和高朵美对52名婴幼儿进行纵向研究，通过录像观察他们在14～42个月期间的玩耍、读书、吃饭和吃零食时间。他们对录像中婴幼儿发出的所有单词、孩子和父母的手势进行编码，然后在孩子18个月时对其进行CDI②测评，在其42个月时进行PPVT词汇测评和句子复杂性（IPSYN）③测试。结果发现，18个月大孩子的手势 双字词的组合可以预测其42个月时的句子复杂性。该研究证明手势的变化不仅早于字词的变化，而且手势 双字词的变化也早于句子的变化。[20]罗韦和高朵美认为婴儿早期的手势之所以早于后来的词汇和句子复杂性，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婴儿的手势反映了两种独立的能力（单词学习和造句），婴儿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日后的语言能力;另一种原因是婴儿用手势表达词汇，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习得语言。可见，只有理解婴幼儿手势的变化是其词汇和句子系统发生变化的先兆因素，才能采取适当的措施促进婴幼儿的语言发展。
欧式卡和高朵美对40名婴儿在14、18、22个月时进行90分钟的录像观察，并对婴儿手势 单字词的冗余、辅助、消除歧义三种组合进行分析。所谓冗余组合是婴儿指着某物的同时，顺便叫出它的名字;辅助组合是婴儿指着某物，同时说出与这个物体有关的动词;消除歧义组合则是婴儿指着某物，同时说出指示代词，以表示他特指的是哪个事物。研究发现冗余组合、消除歧义组合不能显著预测双字词的产生，只有辅助组合可以显著预测双字词的产生。[21]欧式卡和高朵美认为，由于婴儿用手势 动词表达信息的要求低于语言 动词，所以通过手势可以降低婴儿语言学习的记忆负荷，从而简化其语言产生的过程。
（二）多模态视角下婴儿手势对语言的预测
婴儿交流手势的发展是由婴儿对人类动作的感知敏感性、声音和运动系统之间的结合以及婴儿的互动体验所驱动的。手势提供了将多种模式结合起来以表达更复杂的话语的可能性。
科克伦等人使用早期社会交际量表（ESCS④）对14名婴儿进行追踪观察研究，结果发现婴儿的语言发展与其传统性手势、指示性手势（尤其是告知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婴儿的语言发展与其命令式手势不相关。[22]由于传统性手势表示的是一种特定的、固定的语义内容，是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惯例，因此传统性手势本身就是语言的一部分，可以预测语言的发展。指示性手势是婴儿发展其认知和意图技能的宝贵途径，也可以预测其语言发展。尤其是婴儿的告知式手势为交流对象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其交流意图很强，因此可以更强地预测语言发展。该研究发现了儿童早期社会沟通能力（包括手势沟通）和语言发展之间的连续性，强调了儿童早期各种交际技能的重要性。
卢卡等人对36名12个月和18个月大的婴儿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婴儿的共同注意能力及其指示性手势都影响他们的语言习得。如果婴儿想通过指示性手势获得他们想要并期望得到的信息，那么此刻给他们提供信息，就是他们学习新信息的最佳状态。[23]由于婴儿通过指示性手势来获取信息，并且他们对获取信息的兴趣强化了他们对信息的记忆，所以婴儿的指示性手势是他们准备学习的信号，帮助他们在处于学习的最佳状态时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必然有助于促进其语言发展。
萨洛等人对53名12个月大的婴儿进行10分钟自由玩耍的录像观察，然后使用ESCS测量其共同注意能力，然后在其24个月时测量其语言能力，结果发现婴儿的共同注意能力和命令式手势是其后来语言理解能力的显著预测因素。[24]由于共同注意能力的测评指标包括婴儿眼神交流、目光转移和指示性手势的使用（婴儿的指示性手势被认为是更高级的共同注意能力），所以婴儿手势和共同注意能力的测量存在很多重叠，它们都反映了相似的潜在社交能力，即对潜在交际意图的理解，因此两者都可以预测语言的发展。该研究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具体测量了婴儿手势和共同注意能力是如何相互关联，并共同预测婴儿语言能力的发展的。
埃德娜对8名婴儿在8～16个月期间和1名婴儿在10～16个月期间进行家庭录像观察，记录了他们自发的手势、言语及象征性游戏行为，结果发现婴儿在8～16个月期间手势的使用频率与他们的發声、咿呀学语、语言显著相关;婴儿的分享式和告知式手势与多对象序列玩耍行为相关;婴儿发音、咿呀学语与分享式和告知式手势出现的时间是一致的。[25]由于婴儿的手势结合了多种系统的形式，所以婴儿通过手势可以填补沟通技巧的空白，同时也表明婴儿把手势作为一种思维工具，通过手势提高了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该研究采用多模态的微观分析方法，从婴儿手势的结构构建和语境框架来解释婴儿手势和语言的关系，前瞻性地探讨了分享式手势、告知式手势和命令式手势在语言发展和象征性游戏中的关键作用。 （三）婴儿手势偏好、姿势对语言的预测
已有研究表明婴儿手势的偏好和手部操作活动的利手性在其发育过程中遵循不同的发展轨迹，与手部操作行为利手性相比，指示性手势的偏好与语言的关系更为密切。
科克伦等人通过纵向研究，探究婴儿在13～17个月期间双手操作行为的利手性、指示性手势的偏好与语言习得的关系。实验中婴儿在陈述和命令的交际意图下完成指向任务和双手操作任务，实验结束后对婴儿进行MCDI语言测评。结果发现，伴随着婴儿词汇量突增的是其指示性手势的右侧偏好，而不是手部操纵行为的利手性。[26]这表明语言和指示性手势都与大脑左半球有紧密的联系，尤其是陈述的交际意图被认为与语言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
为了探讨语言习得与双手操作行为、指示性手势之间的动态关系，科克伦还对15～25个月大的婴儿进行家庭随访。结果发现在婴儿19个月和21个月大时，其手部操作行为的利手性和指示性手势偏好存在负相关，这表明手部操作行为和指示性手势可能是由大脑左半球的不同网络控制的，大脑左半球优先参与控制非交际行为和指示性手势的网络连接。[27]指示性手势右侧偏好之所以能预测语言，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婴儿的指示性手势调动大脑左半球的资源，从而促进其语言发展;另一个原因是婴儿语言学习的快速增长可能促进大脑左半球不断参与其语言习得的过程，从而激发其指示性手势的右侧偏好。可见，单词学习速度的突然变化可能与大脑左半球双模交流系统的高度动员有关。大脑要同时整合来自语言和交际手势的信息，故而促进了两者的共同发展。
芒福德等人通过实验探究28名10～12个月大的婴儿的词汇发展和手部操作行为的利手性之间的关系。实验中婴儿参与指向任务和抓取任务，以评估他们的指向和抓取动作。随后，家长填写了《牛津交际发展量表》（Oxford CDI）⑤以評估婴儿的语言能力。结果发现，婴儿右手指向显著预测其词汇的理解能力，但与词汇的表达能力无关;手部操作行为的利手性与词汇的理解能力和词汇的表达能力均无关。[28]这表明手势预测语言有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种是语言的理解能力激活大脑左半球，从而使婴儿指示性手势右侧化;第二种是婴儿右手指向有助于其语言理解能力的发展。这个研究支持自下而上的启动理论，为探究婴儿早期语言习得提供了线索。
拉克分析了59名12个月大的婴儿在陈述、命令的交际意图下的食指指向姿势，发现12个月时婴儿食指指向姿势可以较强地预测其24个月时的词汇量和语素、句法技能，即婴儿的食指指向姿势比交流意图更能预测其语言的发展。[29]由于婴儿的食指指向姿势是社会认知和沟通技能发展的基础，所以食指指向姿势说明婴儿为沟通和语言习得做好了口语表达的准备。基于此发现，拉克还开发了一种筛查工具，可以在婴儿学会一种语言之前识别出他们是否有初级语言延迟风险。如果有此风险，即可进行早期干预，以避免持续性语言障碍的出现。
三、特殊婴儿手势对语言的预测
近年来，高朵美等人开始关注特殊婴儿手势的发展阶段及其对语言的预测。他们发现特殊婴儿的手势同样可以预测语言的发展。
（一）脑损伤婴儿及聋哑婴儿的手势对语言的预测
手势发展迟缓是脑损伤婴儿语言延迟的早期标志，这表明手势发展迟缓是诊断持续性语言延迟的重要指标。已有研究发现，早期脑损伤婴儿的语言和手势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脑损伤婴儿的手势可以预测其语言发展。有关聋哑婴儿的研究也发现聋哑婴儿的手势对语言具有预测作用，因此对这些特殊儿童进行早期手势干预，可以降低其语言延迟的风险。
绍尔等人将11名脑损伤婴儿分为两组，在他们18个月时与53名正常婴儿进行手势对比，然后在他们22个月和26个月时进行PPVT-3的词汇测试。结果发现，18个月时手势数量在正常范围内的脑损伤婴儿在22个月和26个月时的词汇量也发展正常;18个月时手势数量低于正常数量的脑损伤婴儿在22个月和26个月时的词汇量则未达到正常发展水平。[30]欧式卡等人发现，脑损伤婴儿在双字词、句子结构方面也存在语言延迟。[31]这表明脑损伤婴儿的早期手势数量可以预测其随后的词汇量和句子结构。基于手势数量，也就可以识别出哪些脑损伤婴儿会出现随后的语言延迟。
高朵美对聋哑婴儿的手势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听力损失不仅使这些婴儿无法使用正常的口语模式，而且他们的家长也没有为他们提供手语模式。不过，这些孩子仍然可以借助手势进行交流，其手势同样具有自然语言的诸多形式和功能。[32]可见，聋哑婴儿的手势也是一种语言，可以和语言一起成为促进其学习的认知工具。该研究拓宽了语言习得的视野，为更深入地了解语言习得的过程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自闭症婴儿的手势对语言的预测
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技能的降低、社会交往的差异、限制性和重复性行为的存在，是自闭症儿童的核心特征。自闭症儿童大多语言发育迟缓，其手势发展一直也是研究关注的重点。查曼发现自闭症儿童手势的发展迟缓，且其手势发展迟缓更有可能发生在语言发展迟缓之前，并一直会持续到自闭症儿童发展晚期。[33]自闭症儿童命令式手势通常多于分享式手势。[34]欧式卡等人探究了23名正常婴儿和23名高风险自闭症婴儿在18个月大时的手势和随后的语言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只有指示性手势能显著预测高风险自闭症婴儿的词汇量;高风险自闭症婴儿的指示性手势的频率明显低于正常婴儿。[35]自闭症婴儿的指示性手势频率较低，导致其在早期建立共同注意框架时遇到困难，所以他们会出现语言延迟。这表明指示性手势可以作为自闭症儿童后期词汇发展的踏脚石。因此，为自闭症儿童提供机会，让他们在学会表达词汇之前练习指向物体，并帮助其建立共同的关注点，应有可能促进其语言发展。
埃文森等人纵向追踪了14名高风险自闭症婴儿、27名高风险语言发育迟缓婴儿、51名高风险无自闭症婴儿和28名低风险婴儿在8～14个月期间的语言发展轨迹。结果发现，低风险婴儿和高风险无自闭症婴儿的早期手势呈正增长的模式;高风险自闭症婴儿和高风险语言发育迟缓婴儿的初始手势发展水平较低，随后高风险语言发育迟缓婴儿的手势增长速度加快，而高风险自闭症婴儿的手势增长速度持续缓慢，其生长轨迹逐渐偏离其他各组婴儿。[36]婴儿手势会影响他们的学习环境，即照顾者的语言输入，而这种输入是可以为婴儿语言习得创造及时学习机会的。高风险自闭症儿童的手势发展持续缓慢，所以必然会影响照顾者的语言输入，从而影响其语言习得。研究结果表明，高风险自闭症婴儿和其他婴儿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8个月大时的起点上，而且随时间增长，差异会逐渐增大。因此，家长需要长期频繁地关注高风险自闭症婴儿的交际行为。对于那些在交际行为中表现出早期延迟的婴儿，家长应通过丰富交际环境来促进其语言发展。 弗兰基尼等人研究了482名高风险自闭症婴儿和178名正常婴儿的手势与语言发展轨迹，结果发现高风险语言延迟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高风险无自闭症儿童、高风险自闭症儿童相比，其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技能的增长轨迹都最慢。随着自闭症儿童年龄的增长，其手势始终落后于正常儿童，其语言发展也始终落后于正常儿童。[37]由于早期手势发展可以为后来的语言发展提供信息，自闭症儿童的手势频率和质量均较低，这必然会影响他们对信息的获取，从而制约其语言发展。该研究表明婴儿手势的频率和质量不仅有助于对自闭症的诊断，而且可以预测其会出现哪种特定的语言障碍。
四、对婴儿手势进行干预
以往的干预研究发现，提高正常婴儿的指示性手势频率会增加他们与父母互动时的口语表达能力。[38]勒巴顿等人把15名17个月大的正常婴儿和他们的父母随机分成三组。第一组由实验者向婴儿展示图片，然后指着其中一个图片，让婴儿指出图上的物体;第二组由实验者一边指着图片一边告诉婴儿图片的名称，但不让婴儿指;第三组由实验者直接告诉婴儿图片的名称，没有任何手势。干预训练持续6周，第一次训练前一周，由家长完成MCDI量表，用于评估婴儿在干预前的语言发展水平。之后每次干预训练之前，家长和孩子先进行30分钟的亲子互动游戏，以此衡量孩子在这段时间内交流能力的变化。亲子互动游戏之后，实验者会按照每组的干预要求和孩子进行30分钟的互动游戏。最后一次干预训练结束的两周后，所有儿童和家长进行30分钟的亲子互动游戏，以此测评干预训练的效果。
结果发现，被要求指出图上物体的婴儿比未被要求如此做的婴儿做出了更多的手势。此外，在亲子互动中被如此要求的婴儿做手势的次数也增加了。这说明孩子手势的增多会让父母增加更多的手势和有针对性的语言输入，從而提高婴儿认知能力，促进其词汇水平提高。早期手势可以预测孩子语言发展轨迹，家长可以通过增加婴儿手势的频率来增加婴儿的词汇量。[39]
五、未来研究展望
已有研究表明，前言语阶段婴儿的手势可以预测其语言发展。由于传统性手势、标志性手势本身就是语言的一部分，所以传统性手势可以预测语言发展。指示性手势的指向动机是预测语言发展的显著因素，所以指示性手势也可以预测语言发展。科隆纳斯等人使用元分析方法，具体研究了指示性手势和语言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关系。[40]结果发现，无论是横向关系还是纵向关系，指示性手势和语言发展都关系密切;分享式和告知式手势与语言发展显著相关，命令式手势和语言发展不相关。随着婴儿年龄的增长，指示性手势与语言发展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布鲁克斯认为指示性手势之所以可以预测语言，是因为指示性手势具有双向功能。一方面，它通过给婴儿提供交流工具来帮助他们习得语言，另一方面它促使看护人关注婴儿所指向的物体，从而增加看护人给婴儿的语言输入。[41]然而，对于前言语阶段婴儿的指示性手势究竟有哪些早期交际意图，与哪些或某一交际意图结合的手势会增强语言习得，至今研究者们尚未定论。此外，虽然拉莫斯卡博发现特殊儿童尤其是自闭症儿童的手势也可以显著预测后期语言发展，与正常儿童的发展轨迹相比，自闭症儿童手势的数量与质量都落后于正常儿童，[42]但是目前较少有研究基于自闭症儿童手势和言语的组合预测其语言发展。针对这些不足，未来相关研究可以关注以下方面：
首先，未来应加强对不同交际意图指示性手势与语言发展关系的探讨。如以往研究还没有明确疑问意图是否出现在前言语阶段，未来研究应该通过实验来证实前言语阶段婴儿手势是否会出现疑问的交际意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一交际意图的手势是否可以预测语言发展。其次，未来研究应继续探寻婴儿手势和语言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找出婴儿手势能够反映其学习的最佳状态的本质原因。在婴儿语言习得的最佳状态下，婴儿如何通过手势获得知识和储存信息;看护者如何在婴儿语言习得的最佳状态下给予婴儿有效的语言输入，都是非常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再次，未来研究要进一步探索自闭症儿童手势对不同层次语言的预测作用，如自闭症儿童的手势 言语的组合是否可以预测其以后的句子复杂性。麦塔发现前言语阶段多种技能发展缓慢，会导致后期语言发展迟缓，因为语言发展是一个持续积累的过程。[43]只有探明自闭症儿童早期手势发展轨迹和语言发展轨迹的关系，并在关键时期实施有效的手势训练和语言训练，才能提高自闭症儿童的词汇学习能力，促进其后期的语言发展。
注释：
①1959年，邓恩（Dunn）等人编制《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简称PPVT）。该测验适用于2.5～18岁儿童，主要评价儿童对感受性词汇的理解能力。此外，该测验也广泛用于语言障碍领域。
②1993年，芬森（Fenson）等人编制《沟通发展量表》（MacArthur-Bates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Inventories，简称CDI）。该量表包括8～16个月婴儿词汇和手势问卷，以及16～30个月婴儿词汇和句子问卷。目前已有10多个国家的研究者对该量表进行了标准化研究，并投入临床使用。
③1990年，斯卡嘉宝（Scarborough）提出用“产出性句法指数（IPSYN）”来衡量句子复杂度，以评价儿童在语言句法和形态方面的能力，适合于研究语言习得中的个体差异。
④1982年，塞贝尔（Seibert）等人开发了《早期社会沟通量表》（Early Social—Communication Scales，简称ESCS）。2003年，芒迪（Mundy）等人对其作了修订。实施ESCS需要进行30分钟左右的结构化观察，主要用于测量个体在非言语沟通技能上的差异，适用对象为8～30个月儿童。
⑤2000年，汉密尔顿（Hamilton）等人在CDI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了能够满足英国婴幼儿语言评估需要的“Oxford CDI”，一共包括4个版本。 參考文献：
[1]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4.
[2][4][8]BATES E， CAMAIONI L， VOLTERRA V. The acquisition of performatives prior to speech[J].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of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1975，21（3）：205-226.
[3][9][10]托马塞洛.人类沟通的起源[M].蔡雅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2，82，83.
[5]GOLDIN-MEADOW S， MYLANDER C. Gestural communication in deaf children： non-effect of parental input on language development[J]. Science，1983，221（4608）：372-374.
[6][38]LEBARTON E S， GOLDIN-MEADOW S， RAUDENBUSH S. Experimentally induced increases in early gesture lead to increases in spoken vocabulary[J]. Journal of Cogn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