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写意画具有独特的民族审美和艺术特征。它不同于照相机拍照式的再现，而是依据作者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的主观审美认识，在“形与神”、“主观与客观”间进行艺术的提炼和概括，通过传统笔墨符号与创作者特有的艺术语言组合搭配，赋予其笔情墨趣，再现事物的特征和本质，揭示本源的深层意境。
　　景德镇明清民窑瓷器画片在含蓄内敛的传统文人雅士参与之下，画片代表着社会思潮，展现了多元化文化色彩。他们借助客观的“景”，营造和抒发着“情”，创造出寓意深刻、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境”。此三者交融、和谐递进，以此实现民窑瓷器画：景+情+意=妙境！
　　科举制是历朝历代选拔人才的一种基本制度，源于汉、创于隋、立于唐、完善于宋、盛于明清、终于清光绪三十年。据史籍记载，1000多年间经文考或武比，共计脱颖而出文状元654名、武状元185名；从民间选拔优秀者入仕为官，为寒门学子们进入仕途提供了途径；犹如《琵琶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踏莎行》：“足蹑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记。马前喝到（道）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对。”诸多耳熟能详的范例激励着无数学子们自强不息、励志登科；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积极向上、锲而不舍的读书之风长盛不衰，有力地推动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此类留存较多的神形俱佳的读书郎（图1）画片纹饰，以简洁流畅的笔墨，豪放朴厚地直抒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意蕴。
　　中国龙文化经过图腾和宗教艺术转化为审美艺术，其演进历史已超过五千年，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龙文化。自古以来多元化的龙纹与鱼纹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鱼化龙（图2）、鲤鱼跳龙门都具有逆流前进、人生转折、奋发向上等吉祥寓意，成为人生追求的标志。于是，科举考场的正门也被称为“龙门”。
　　要想在科举中成为幸运的佼佼者绝非易事。于是，不愿让子女输在起跑线的古人在加倍教育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对子女进行着多方位引导式教育。即便在儿童嬉戏的游戏中也蕴含着人生转变的鱼化龙课训。此块构图舒朗、勾线填涂较为认真、儿童身着里外一件衣、头顶翘起“天菩萨”、头圆面圆，天真活泼的“孩童持莲戏鱼图（图3）”就是在演练“鱼化龙”；异曲同工的“五子夺盔（图4）”或称“五子夺冠”（“冠”谐“官”）亦是同类题材。画片中充满活力的五个童子嬉戏于庭院，戴冠大童手持盔（“盔”谐“魁”）帽，四孩童争夺。寓意五子皆须勤奋努力、积极向上，争取各自都有所作为；此类望女成凤、望子成龙、庭院教子的题材历史遗存颇多，无不折射出古人渴望子孙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愿望。
　　相对以上较为含蓄的画片，还有一种用文字坦率表述人生追求和祝颂的纹样，即“状元及第（图5）”、“金榜题名”等吉语；众所周知，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中，殿试前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和探花，合称“三鼎甲”。一般新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之职，翰林素有“储相”之誉，而翰林院修撰易接近皇帝，高升的几率自然较多，亦不排除被召驸马或为权臣女婿的可能性。显赫的“状元及第”是古代读书人最高的荣誉，也是跻身仕途、光宗耀祖最炫之首。故，民间有“天上麒麟子，人间状元郎”之誉；虽然一甲第一名最为显赫，但退而求其次，只要能金榜题名，同样是学子们梦寐以求的夙愿。金殿隆重的科举唱名亦称传胪（“胪”谐“芦”）。明代二三甲第一为传胪，至清代专称二甲第一名为传胪。在明清瓷器及艺术品遗存中，常见一只壳硬如甲的螃蟹衔芦苇画片，其寓意即为“一甲传胪（图6）”，两只衔芦苇则寓意“二甲传胪”。均含有金榜题名的美好祝愿，为科举中第之吉兆；科举制即便在内忧外患、政权岌岌可危的朝代，世人仍然热衷于仕途的功名利禄、富贵荣华，其人生追求和社会价值取向可见一斑。
　　林林总总、或明或暗地寓意着幼教、读书、科考、升官的步骤，是不少旧时学子们的必经之路。在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背景下，有一类婴戏画片是纯粹的游戏？还是长辈处心积虑地暗喻催子奋进？则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例如：对弈图（图7）、庭院放纸鸢（图8）……周围有藏友见之，联想科举背景，分别解读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对未来的憧憬，寓意期盼高升”。此解读确有一定道理，但我以为：下棋、放风筝等活动既然是民间游戏，不妨就让它定格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成为不朽的快乐缩影，岂不更好！
　　在古人的思维中，万事万物皆有禅机妙理。要想成为状元，除了自身的发奋努力，往往还需要得到相关神灵的佑护。旧时考生在临考前必定会做三件事：烧香、问卜、拜神灵（时代、地域及信仰不同，公认考神为：文昌帝君、孔子、魁星）；其中，北斗七星中第一颗星，即“奎星”。“奎”谐“魁”、鬼+斗=魁，魁星又有“魁首”、“魁元”之称；而传说中的魁星（图9）金身青面、赤发环眼，头上还长有两只角。虽然世俗化的魁星体貌特征不入世俗，举手投足间也没有雅致和贵气，但他却掌管着文章兴衰、主金榜题名、主文运功名。故而，在科考定终生的考生心目中，魁星地位很高，被尊奉为点取状元之神，备受旧时学子们的崇敬和顶礼膜拜。
　　古人特别热衷于以物喻事。科举夺魁相伴而生的自然是高官厚禄（图10）（“鹿”谐“禄”），即使是大明王朝仅有六年历史的隆庆朝，民窑也不会忘记以那清逸的寥寥数笔，祝愿学子们殿试夺魁、光宗耀祖……；同样的题材在不同的绘制者笔下往往具有双面效应。高官厚禄的画片至明万历尤为盛产，但因诸多原因常见脑满肠肥、比例失调的高官，有的甚至连五官的点画都已舍去。如排除绘画者功力欠佳等原因，则无疑是民众对朝廷的不满、对高官的忧愤，具有强烈的讽刺寓意。
　　从绘画风格的角度赏析以上两块（魁星、高官）无背景渲染、线条简略的画片，以虚衬实的手法突出了主体，艺术形式具有一目了然的简笔漫画效果；此类画片构建在社会大基调之上，笔墨情趣孕育在情感之中、融入作者对生活的感悟，他们以朴实的笔法表述着社会思潮和思想内涵，这种从情境到意境的提升，往往给人较深的印象。
　　从考生走到官员，免不了出现一些只顾“冠上加冠（“冠”谐“官”）”、“荣华富贵”，而将“清政廉洁”置若罔闻，最终沦为贪官污吏，或变成为官不作为的庸官。而善良的民窑不会因为个体官员的瑕疵而摒弃对整体美好事物的向往，他们一如既往地对学子和官员给予美好的祝颂。最常见的画片以象征圣洁、出尘离染的莲（“莲”谐“廉”、“连”）与鹭鸶（“鹭”谐“禄”、“路”）相配，通过写意艺术语言祝颂：一鹭莲升（图11）、一品清廉，以寓仕途顺利、廉洁清政。此类蕴含：平步青云、马上封侯、指日高升、加官进爵的吉祥纹饰存量庞大，其美好寓意自不用多说。 　　景德镇明清民窑瓷器集陶瓷制作工艺、中国绘画艺术、社会人文思想于大成。其美学艺术具有民族绘画的底蕴，通过动植物、仙道故事、科举等题材纹饰，传承着气韵生动的中国写意画笔墨意趣，传递着社会意识形态和人文思想。其厚重的历史文化成为解读、赏析明清瓷器最直接的阅读器；此块描写唐朝宰相王允之女王宝钏为爱情入寒窑、薛平贵为求上进投军别窑（图12）画片，虽然不是民窑细路精品力作，但可称其为民窑瓷画“意象”与“意境”的代表作之一：薛平贵身背宝剑，在武家坡寒窑前辞别王宝钏。王宝钏温婉的神情和身旁的窑洞、薛平贵离别的无奈和身后曲折的道路交代清晰。衬景配以柳树、山石和流云，烘托新婚离别之情。而高低错落的站位，反映出男尊女卑的社会伦理状态；智勇双全的功夫书生薛平贵西征，平定边关屡建战功、番民慑服。传奇式人物薛平贵一别寒窑十八载，凯旋回朝后携王宝钏和春花公主重返边关……
　　换个角度审视此块生活化情景交融的画片。透过京剧、秦腔、越剧、川剧、二人转等多剧种大同小异的剧情，不难看出：文学、戏曲等艺术将流传于民间的“贵钏恋”融入到情理合一的传统理念之中，不仅讲述了不畏强权、可歌可泣的坚贞爱情故事，而且蕴含着古人社会道德和人格品行标准，同时也饱含着百姓多层次的人生追求。
　　尤其在时局不稳、战乱频发的社会，人们对“小者隐于野，独善其身；中者隐于市，全家保族；大者隐于朝，全身全家全社会。”有着本意和多版本的理解。在此不能不说：无论是品行高尚、超脱世俗的高士（图13）选择隐逸不仕，还是乐于追寻“琴高乘鲤”（图14）似的仙道神话；无论是善于游戏于繁华的市井社会，还是在喧闹的都市中寻求着心灵净土；无论是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官场，还是实现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这都是社会百态的真实写照，均无可厚非！
　　社会提倡的“渔樵耕读（图15）”以及“耕读人家”是社会主流群体，他们无所谓更多地面对仕途的诱惑、官场的勾心斗角、商战的尔虞我诈，随遇而安地过着淳朴而散淡的民趣生活，在知足常乐中遵循着平安是福；他们闲适时吟诗作画、携琴访友（图16）、踏雪寻梅，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愉悦，颇为惬意；闲来约几位好友畅论古今，痛快淋漓地猜拳豪饮（图17），任酒充填一份兴奋的快意。这样洒脱豪放的生活也不失为一种境界……
　　通过以上举例大体可以看出：在西方现代绘画概念和技法进入中国之前，明清民窑瓷器在文人雅士的参与下，瓷画融入了更多的文人艺术与民间美术，其精神内涵、审美取向等方面相互影响与吸收，展现着古人的审美观念、绘画理念、造型能力以及人生追求，承载着淳厚的社会人文信息；而民窑瓷画片意境、格调、气韵等方面的表现力与绘画者艺术境界、社会背景、人格品行、社会阅历、学识水平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典雅秀丽的瓷画总能给我们带来引人入胜的新课题，但鉴识、断代、解读也绝非轻而易举的事……
　　与时俱进，而任重道远（图18），就在于：为中国的代名词china，我们没理由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