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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1月13日浙江杭州“西泠印社”艺术品拍卖会上，晚清名流汤贻汾《爱园雅集图》画卷（纸本设色，纵47厘米、横161.5厘米）以27.5万元成交；又闻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内现藏有另一件汤贻汾等人所绘的《爱园图》（纸本设色，尺幅不详），这两幅画作所展现的都是当时南京私家园林——爱园景致，因此引起了我的关注。可惜随着历史沧桑变迁，该园踪迹不存。当代著名美术史论家高居翰等在《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著作中，尝据《爱园图》对金陵爱园做过小考。笔者在此基础上试图再通过散落尘封的历史文明碎片，对这一金陵名园自然与人文风貌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古城爱园溯源
中国传统绘画不仅富有艺术审美价值，而且不乏证史、补缺等作用，可以克服凭借昔人文字描写来揣摩历史图像的某些不足之处。如今，人们参照上述两幅金陵爱园图景，再结合相关典籍文献、爱园遗址以及地理变迁等来进行彼此弥补和印证，不断加深对该园墅的探寻与了解，不失为一种比较全面且值得大力提倡的历史研究方法。
明代南京城墙重新构筑，整个城区范围在五代、两宋时期城市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不过直至民国初期，广大市民仍主要聚居于土街口（今新街口）以南的秦淮河、运渎流域。愈往城北行，民居逐渐稀少，在城内覆舟山（今九华山）、鸡鸣山、五台山、清凉山一带，呈现出“城市山林”之幽雅境域。这一景况以往在我国其他一些都市中均比较少见。昔日一些文人雅士相继在此间构筑园墅，清代南京（时称“江宁”）爱园就是一座颇为典型的江南私家园林。
爱园前身为集园，乃晚清桐城（今属安徽）文人汪正鋆（生卒年不详）寓居南京时，在城内鸡鸣山南麓的进香河东岸、大石桥（清末时期该桥亦名“北石桥”）东北侧一带构筑的私家园墅。据清末《（同治）上江两县志》、《（光绪）续纂江宁府志》等记载：汪正鋆字钧之、均之，乃汪志伊（1743—1818，字嫁门，在乾隆、嘉庆年间为官至封疆大吏）尚书的第四个儿子。他“工八分（系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又称楷隶，是东汉中期出现的新体隶书。以下同），能诗善古文词……收藏书画极富”，其中有些藏品得自家传；又称他“善八行、魄力沈雄而别具流丽之气，如不经意而金石千声烟云万状，八分中别一门迳也”、“居（金陵）城北石桥（“北石桥”亦称“大石桥”）北，有园曰‘集园’”，集园内建有保澄轩、集台、潮音庵诸胜，“皆在水东”。民国陈诒绂《金陵园墅志》亦载：汪正鋆作为一介文人，尝为金陵城中薛家巷妙相庵以“分书集《楚辞》长联”。
清代文坛“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梅曾亮（1786—1856），在《题<汪均之集园图扇>》中记述了当时该园的一些景况：“深松茂竹是君家，白塔青山屋边遮。红板遍通三径水，绿亭高拥一园花。”当时集园附近尚有荆溪（今属江苏宜兴）文人周济【（1781—1839），字保绪、介存，晚号止庵】所筑的春水园、武进文人汤贻汾【（1778—1853），字若仪，号雨生、琴隐道人、粥翁】建造的琴隐园等。当时一些文人经常在此文宴雅集，诗画咏叹不绝。无奈集园尚未完全建成，汪均之便故世了。
清代道光二十七年（1847）集园易主，为文人曹秉仁（亦名士虎，字恺堂）所得，新园主遂取晋贤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诗意，在续建集园的基础上将之更名为“爱园”。据清代《武阳志余》卷十（之六）《行谊·国朝》载：曹秉仁能诗工文，“在江宁时筑爱园，与诸名流场合”，著有《江上草堂集》。太平天国兵燹后“访辑汤贻汾遗稿，编校付梓。其它好又类是”。但苦于史料缺乏，人们对晚清金陵爱园及其主人的知晓程度颇为有限。
丹青图画记忆
大英博物馆典藏的《爱园图》为汤贻汾在清代道光二十八年（1848）四月与陈学（生卒年不详，字岳楼，号静斋）、忘庵上人（生卒年等均不详），合作完成的一幅有关该园的实景山水画作，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形象直观的证史作用和意义，从而较好地弥补了昔日爱园史料记载较少的一大缺憾。
《爱园图》主绘者汤贻汾（1778—1853）乃江苏武进人，“少有俊才”，饱学不辍，天地经史、诸子百家等无所不通。后入仕途，为官清廉。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托病不任温州镇副总兵，后来退隐江宁（今江苏南京）。汤贻汾博才多艺，琴棋书画皆能，书法承继明末大家董其昌等人，绘事则受清初画坛“娄东派”影响较大，风格平淡出奇、自成一家，在清代画坛尝有“方（熏）、奚（冈）、汤（贻汾）、戴（熙）”誉称，存世著述有《琴隐园诗集》、《画筌析览》等。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陷金陵，秉持旧时文人操守的汤贻汾毅然在家不避，赋绝命诗后从容投池自尽。朝廷为表其“三世殉难之哀，谥贞愍、建专祠”，《清史稿》有传。清代文人杜文澜（1815—1881）在《憩园词话》中亦记述了汤贻汾的一些生平事略，其中提及“其诗词稿，为李子禄名鹾参军从间道携出。旧友吴平斋，其戚曹恺堂诸君，重为刊刻（《琴隐园诗集》），诗三十六卷，所附画梅楼倚声四卷，皆能抒情合度，绝无叫嚣靡曼之音，得词之正轨”。
从咸丰九年（1859）七月曹秉仁在汤贻汾《琴隐园诗集》跋文中的记述可知：汤贻汾乃曹秉仁“原配之族叔和次配之世父（即伯父）”。当代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专家余辉研究员赴大英博物馆考察后认为：这幅《爱园图》线条“纯熟老辣”，属于该馆典藏二百余幅精品级中国字画之一。因此应该是比较珍贵的。
悉心展开《爱园图》画卷，人们坐南望北静心品赏，远处的南京钟山、覆舟山和鸡鸣山，依次由东向西逶迤起伏。清澈碧幽的进香河（注：1950年代因城市建设需要已改建成“进香河路”地下的一条暗河），从鸡鸣山麓由北向南静静地流淌，两岸垂柳轻扬，风景优美如画。一叶舟艇驶过单孔石桥不久，便停泊在曹氏爱园的门前。人们依稀可见，这座石桥北侧正对着鸡鸣山巅上的北极阁，该阁东侧立有古刹鸡鸣寺塔；而鼓楼、钟楼等历史遗迹则依次分布于该山的西侧，其中钟楼上的楼阁已经圮废。
爱园依河而建，门朝西开。人们进入园门可见，迎面一泓清塘，其中植有不少莲荷，园门南北两侧皆有廊亭阁榭相连。入园东行不远，一座朱栏木桥架于水上，两位逸士正在这里悠闲地侃侃而谈。过桥东行，前方筑有假山，其上构筑一个草亭，周遭竹篁清幽，草木葱郁。由假山继续东行，再过一座廊桥，这才进入园内的书斋孔门。斋旁临水处还建有一座六角亭，这大概是供园主人读书思考或闲暇休憩时所用的吧。书斋庭院内，一双白鹤正欲飞舞，数块湖石点缀其间，斋屋北侧便是园主人的起居之所。当时文人陈方海（生卒年不详）还在该画卷左上侧题写《爱园记》，一吐真情逸趣，且从另一侧面揭示出该园的历史境况。 这幅《爱园图》与上述提及的另一幅汤氏《爱园雅集图》，尽管布景视角略有不同，但园林格局却非常相像，绘画风格亦颇为近似，皆为特定时代与环境中爱园的图景描述。虽然中国画创作亦有对客观物象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表现方式，并非如同摄影图片那么完全逼真意义上的写实，但历史图像和文字记录等之间总是可以彼此互为印证的，并且可以从不同视角再现昔日爱园的基本景况。
诗文吟咏互映
清代道光二十六年（1846），汤贻汾曾吟过一首《过均之故居感赋》，以怀友人汪均之。第二年他又咏一首《重过均之故居》，释怀再念友人：“读画论诗了岁华，当年同是癖烟霞。书声惯扰邻姬梦，山色平分野老家。秋去春来燕无恙，朝开暮落可怜花。平泉荆棘浑闲事，元度应知爱五车。”这年集园易主，新主人曹秉仁在完善该园构建的过程中，确实得到了长辈汤贻汾的悉心指点。据清代咸丰九年（1859）七月曹秉仁在《琴隐园诗集》跋文中记述，汤贻汾生前对其尤为关爱：“（汤）公名动海内，而爱士怜才。由于天性，尤喜奖掖后进。僚婿中待（曹秉）仁最优，多所启迪。（金陵）城北隅，（曹秉）仁有别墅，曰‘爱园’，凡一亭一池、一树一木，得（汤）公之题咏位置者，花鸟皆性灵，烟云皆笔墨也。”
爱园建成后，汤贻汾还特地吟诗《贺恺堂移居》（十首）以示祝贺：“莲花桥北石桥东，户外溪流曲曲通。天与安排好丘壑，待君来做主人翁。”……“筑山馆水愿成空，抱膝谁怜仲蔚蓬。纵有草堂资十万，经营不似少年工。”他还吟咏过《爱园消暑偕周子坚大使、严敬村明府，王竹安、马星斋两上舍，即题<爱园图>示主人曹恺堂典籍》：“渐见江潮逼四邻，多君开阁尚娱宾。不知粉黛当筵妒，其爱芙蕖出水新（《琴隐园诗集》原注：‘池涨荷尽没顷始见花’）。红友工留千里客（《琴隐园诗集》原注：“子坚、敬村皆远至”），苍官应忆六朝人。更无故燕知王谢，珍重青山数笔皴”……人们从中可以想象当时文人的雅集情境。
又据昔日图文记载，仅爱园中的清水塘面积就有10亩，足见它在当时尚属一座规模较大的南京私家园林；而水塘东面的一些建筑，大概就有保澄轩、集台、潮音庵等吧！恐怕亦与清代《（光绪）续纂江宁府志》中关于这些建筑“皆在水东”的记载相吻合；上述图画中所绘明代南京钟楼原先建于鼓楼西侧，与历史事实相符。由于钟楼后来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江苏南京）期间毁于战火，今人已经难觅旧影了，该图像因此便显得颇为难得。如今南京鼓楼东北侧的大钟亭则系晚清光绪年间重建，但其中所悬挂的大口铜钟仍为明代所铸大钟。
另据清末《（光绪）续纂江宁府志》记载，南京进香河从鸡鸣山麓由北向南流淌，河上依次曾跨有“西仓”桥、“北石”桥（该桥亦称“大石”桥）、“红板”桥、“严家”桥及“莲花”桥。笔者再结合1920年代这一带的航拍图片可知，由于爱园在大石桥的东北侧，上述画作中的单孔石桥应为“西仓”桥，而非“大石”桥。而高居翰等人大概不太清楚进香河畔的历史变迁，也未参考清末《（光绪）续纂江宁府志》中记载的汪正鋆“居（金陵）城北石桥北，有园曰‘集园’”这一史实，在《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中将《爱园图》中所绘的石桥误以为“大石桥”，因而错误地考证出爱园故址就是南京大石桥东南侧的清末“江宁罪犯习艺所”、后来的“南京监狱”所在地了。
可惜太平天国定都金陵期间，这一带的园林主人不得不逃往外地避居。由于社会动荡等缘故，爱园受到了不少毁坏。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三江师范学堂”（系民国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等校之前身）及其附属小学（系民国中央大学附属小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之前身），次年开始在南京大石桥东北侧一带兴建校舍，爱园终于消失不存在了。
在现代摄影术发明前，除了文字记载之外，包括《爱园图》在内的一些古画所提供的图像信息，诸如当时社会风貌、景物状况及人物形象等等，为世人研究历史提供了较为形象、客观、全面而丰富的实景印证，同时亦克服了文字记述中的某些表现不足。这正是人们在鉴识昔日丹青的画学和史学等价值时，应当予以留心关注之处。
古城爱园溯源
中国传统绘画不仅富有艺术审美价值，而且不乏证史、补缺等作用，可以克服凭借昔人文字描写来揣摩历史图像的某些不足之处。如今，人们参照上述两幅金陵爱园图景，再结合相关典籍文献、爱园遗址以及地理变迁等来进行彼此弥补和印证，不断加深对该园墅的探寻与了解，不失为一种比较全面且值得大力提倡的历史研究方法。
明代南京城墙重新构筑，整个城区范围在五代、两宋时期城市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不过直至民国初期，广大市民仍主要聚居于土街口（今新街口）以南的秦淮河、运渎流域。愈往城北行，民居逐渐稀少，在城内覆舟山（今九华山）、鸡鸣山、五台山、清凉山一带，呈现出“城市山林”之幽雅境域。这一景况以往在我国其他一些都市中均比较少见。昔日一些文人雅士相继在此间构筑园墅，清代南京（时称“江宁”）爱园就是一座颇为典型的江南私家园林。
爱园前身为集园，乃晚清桐城（今属安徽）文人汪正鋆（生卒年不详）寓居南京时，在城内鸡鸣山南麓的进香河东岸、大石桥（清末时期该桥亦名“北石桥”）东北侧一带构筑的私家园墅。据清末《（同治）上江两县志》、《（光绪）续纂江宁府志》等记载：汪正鋆字钧之、均之，乃汪志伊（1743—1818，字嫁门，在乾隆、嘉庆年间为官至封疆大吏）尚书的第四个儿子。他“工八分（系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又称楷隶，是东汉中期出现的新体隶书。以下同），能诗善古文词……收藏书画极富”，其中有些藏品得自家传；又称他“善八行、魄力沈雄而别具流丽之气，如不经意而金石千声烟云万状，八分中别一门迳也”、“居（金陵）城北石桥（“北石桥”亦称“大石桥”）北，有园曰‘集园’”，集园内建有保澄轩、集台、潮音庵诸胜，“皆在水东”。民国陈诒绂《金陵园墅志》亦载：汪正鋆作为一介文人，尝为金陵城中薛家巷妙相庵以“分书集《楚辞》长联”。
清代文坛“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梅曾亮（1786—1856），在《题<汪均之集园图扇>》中记述了当时该园的一些景况：“深松茂竹是君家，白塔青山屋边遮。红板遍通三径水，绿亭高拥一园花。”当时集园附近尚有荆溪（今属江苏宜兴）文人周济【（1781—1839），字保绪、介存，晚号止庵】所筑的春水园、武进文人汤贻汾【（1778—1853），字若仪，号雨生、琴隐道人、粥翁】建造的琴隐园等。当时一些文人经常在此文宴雅集，诗画咏叹不绝。无奈集园尚未完全建成，汪均之便故世了。
清代道光二十七年（1847）集园易主，为文人曹秉仁（亦名士虎，字恺堂）所得，新园主遂取晋贤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诗意，在续建集园的基础上将之更名为“爱园”。据清代《武阳志余》卷十（之六）《行谊·国朝》载：曹秉仁能诗工文，“在江宁时筑爱园，与诸名流场合”，著有《江上草堂集》。太平天国兵燹后“访辑汤贻汾遗稿，编校付梓。其它好又类是”。但苦于史料缺乏，人们对晚清金陵爱园及其主人的知晓程度颇为有限。
丹青图画记忆
大英博物馆典藏的《爱园图》为汤贻汾在清代道光二十八年（1848）四月与陈学（生卒年不详，字岳楼，号静斋）、忘庵上人（生卒年等均不详），合作完成的一幅有关该园的实景山水画作，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形象直观的证史作用和意义，从而较好地弥补了昔日爱园史料记载较少的一大缺憾。
《爱园图》主绘者汤贻汾（1778—1853）乃江苏武进人，“少有俊才”，饱学不辍，天地经史、诸子百家等无所不通。后入仕途，为官清廉。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托病不任温州镇副总兵，后来退隐江宁（今江苏南京）。汤贻汾博才多艺，琴棋书画皆能，书法承继明末大家董其昌等人，绘事则受清初画坛“娄东派”影响较大，风格平淡出奇、自成一家，在清代画坛尝有“方（熏）、奚（冈）、汤（贻汾）、戴（熙）”誉称，存世著述有《琴隐园诗集》、《画筌析览》等。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陷金陵，秉持旧时文人操守的汤贻汾毅然在家不避，赋绝命诗后从容投池自尽。朝廷为表其“三世殉难之哀，谥贞愍、建专祠”，《清史稿》有传。清代文人杜文澜（1815—1881）在《憩园词话》中亦记述了汤贻汾的一些生平事略，其中提及“其诗词稿，为李子禄名鹾参军从间道携出。旧友吴平斋，其戚曹恺堂诸君，重为刊刻（《琴隐园诗集》），诗三十六卷，所附画梅楼倚声四卷，皆能抒情合度，绝无叫嚣靡曼之音，得词之正轨”。
从咸丰九年（1859）七月曹秉仁在汤贻汾《琴隐园诗集》跋文中的记述可知：汤贻汾乃曹秉仁“原配之族叔和次配之世父（即伯父）”。当代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专家余辉研究员赴大英博物馆考察后认为：这幅《爱园图》线条“纯熟老辣”，属于该馆典藏二百余幅精品级中国字画之一。因此应该是比较珍贵的。
悉心展开《爱园图》画卷，人们坐南望北静心品赏，远处的南京钟山、覆舟山和鸡鸣山，依次由东向西逶迤起伏。清澈碧幽的进香河（注：1950年代因城市建设需要已改建成“进香河路”地下的一条暗河），从鸡鸣山麓由北向南静静地流淌，两岸垂柳轻扬，风景优美如画。一叶舟艇驶过单孔石桥不久，便停泊在曹氏爱园的门前。人们依稀可见，这座石桥北侧正对着鸡鸣山巅上的北极阁，该阁东侧立有古刹鸡鸣寺塔；而鼓楼、钟楼等历史遗迹则依次分布于该山的西侧，其中钟楼上的楼阁已经圮废。
爱园依河而建，门朝西开。人们进入园门可见，迎面一泓清塘，其中植有不少莲荷，园门南北两侧皆有廊亭阁榭相连。入园东行不远，一座朱栏木桥架于水上，两位逸士正在这里悠闲地侃侃而谈。过桥东行，前方筑有假山，其上构筑一个草亭，周遭竹篁清幽，草木葱郁。由假山继续东行，再过一座廊桥，这才进入园内的书斋孔门。斋旁临水处还建有一座六角亭，这大概是供园主人读书思考或闲暇休憩时所用的吧。书斋庭院内，一双白鹤正欲飞舞，数块湖石点缀其间，斋屋北侧便是园主人的起居之所。当时文人陈方海（生卒年不详）还在该画卷左上侧题写《爱园记》，一吐真情逸趣，且从另一侧面揭示出该园的历史境况。 这幅《爱园图》与上述提及的另一幅汤氏《爱园雅集图》，尽管布景视角略有不同，但园林格局却非常相像，绘画风格亦颇为近似，皆为特定时代与环境中爱园的图景描述。虽然中国画创作亦有对客观物象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表现方式，并非如同摄影图片那么完全逼真意义上的写实，但历史图像和文字记录等之间总是可以彼此互为印证的，并且可以从不同视角再现昔日爱园的基本景况。
诗文吟咏互映
清代道光二十六年（1846），汤贻汾曾吟过一首《过均之故居感赋》，以怀友人汪均之。第二年他又咏一首《重过均之故居》，释怀再念友人：“读画论诗了岁华，当年同是癖烟霞。书声惯扰邻姬梦，山色平分野老家。秋去春来燕无恙，朝开暮落可怜花。平泉荆棘浑闲事，元度应知爱五车。”这年集园易主，新主人曹秉仁在完善该园构建的过程中，确实得到了长辈汤贻汾的悉心指点。据清代咸丰九年（1859）七月曹秉仁在《琴隐园诗集》跋文中记述，汤贻汾生前对其尤为关爱：“（汤）公名动海内，而爱士怜才。由于天性，尤喜奖掖后进。僚婿中待（曹秉）仁最优，多所启迪。（金陵）城北隅，（曹秉）仁有别墅，曰‘爱园’，凡一亭一池、一树一木，得（汤）公之题咏位置者，花鸟皆性灵，烟云皆笔墨也。”
爱园建成后，汤贻汾还特地吟诗《贺恺堂移居》（十首）以示祝贺：“莲花桥北石桥东，户外溪流曲曲通。天与安排好丘壑，待君来做主人翁。”……“筑山馆水愿成空，抱膝谁怜仲蔚蓬。纵有草堂资十万，经营不似少年工。”他还吟咏过《爱园消暑偕周子坚大使、严敬村明府，王竹安、马星斋两上舍，即题<爱园图>示主人曹恺堂典籍》：“渐见江潮逼四邻，多君开阁尚娱宾。不知粉黛当筵妒，其爱芙蕖出水新（《琴隐园诗集》原注：‘池涨荷尽没顷始见花’）。红友工留千里客（《琴隐园诗集》原注：“子坚、敬村皆远至”），苍官应忆六朝人。更无故燕知王谢，珍重青山数笔皴”……人们从中可以想象当时文人的雅集情境。
又据昔日图文记载，仅爱园中的清水塘面积就有10亩，足见它在当时尚属一座规模较大的南京私家园林；而水塘东面的一些建筑，大概就有保澄轩、集台、潮音庵等吧！恐怕亦与清代《（光绪）续纂江宁府志》中关于这些建筑“皆在水东”的记载相吻合；上述图画中所绘明代南京钟楼原先建于鼓楼西侧，与历史事实相符。由于钟楼后来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江苏南京）期间毁于战火，今人已经难觅旧影了，该图像因此便显得颇为难得。如今南京鼓楼东北侧的大钟亭则系晚清光绪年间重建，但其中所悬挂的大口铜钟仍为明代所铸大钟。
另据清末《（光绪）续纂江宁府志》记载，南京进香河从鸡鸣山麓由北向南流淌，河上依次曾跨有“西仓”桥、“北石”桥（该桥亦称“大石”桥）、“红板”桥、“严家”桥及“莲花”桥。笔者再结合1920年代这一带的航拍图片可知，由于爱园在大石桥的东北侧，上述画作中的单孔石桥应为“西仓”桥，而非“大石”桥。而高居翰等人大概不太清楚进香河畔的历史变迁，也未参考清末《（光绪）续纂江宁府志》中记载的汪正鋆“居（金陵）城北石桥北，有园曰‘集园’”这一史实，在《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中将《爱园图》中所绘的石桥误以为“大石桥”，因而错误地考证出爱园故址就是南京大石桥东南侧的清末“江宁罪犯习艺所”、后来的“南京监狱”所在地了。
可惜太平天国定都金陵期间，这一带的园林主人不得不逃往外地避居。由于社会动荡等缘故，爱园受到了不少毁坏。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三江师范学堂”（系民国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等校之前身）及其附属小学（系民国中央大学附属小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之前身），次年开始在南京大石桥东北侧一带兴建校舍，爱园终于消失不存在了。
在现代摄影术发明前，除了文字记载之外，包括《爱园图》在内的一些古画所提供的图像信息，诸如当时社会风貌、景物状况及人物形象等等，为世人研究历史提供了较为形象、客观、全面而丰富的实景印证，同时亦克服了文字记述中的某些表现不足。这正是人们在鉴识昔日丹青的画学和史学等价值时，应当予以留心关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