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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是中国封建社会两个高度发展的阶段,社会、经济、文化都呈现出一个空前繁荣的景象。文化的繁荣推动了文房用具的发展,中国砚的制作也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两汉、魏晋时期以陶瓷制砚为主的局面得到了改变,端、歙、红丝、洮河等一批石质专用砚材被广泛使用,砚的造型艺术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中国制砚史也由此揭开了一个新篇章。
岩石结构的特性使石质砚的可塑性较陶瓷砚差,所以以动物式、多足辟雍式为代表的立体砚式在隋唐之后极少采用,取而代之的是以箕形、风字形为代表的几何形砚式。唐宋年间,风字形及其演化而出的长方抄手形是石材砚最为基础的砚式,也是后世斧式、履式、玉堂式、太史式等砚式的艺术源泉。而作为发现于唐、兴盛于宋的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其早期发展曲线和风字砚式的演化脉络较为重叠,因此唐宋时期的歙砚作品也多具风字式的典型特征。所以以歙砚为例考校风字形砚式在唐宋时期的演变和特点,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唐宋中国制砚的发展情况和工艺水平。
风字砚式的渊源及演变
风字砚式因其砚面形如汉字“风”而得名。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砚形。1985年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曾出土了一方彩绘嵌银箔漆沙砚,分砚盒、砚池两部分,整体呈上圆下方的布局。另1955年西安郭家滩唐墓出土的东魏武定七年(549)铭陶砚,其砚式特征也和风字砚十分相近,制作业已十分娴熟。考古发现所得的风字形石材砚实物最早为唐,但根据宋·米芾在《砚史》中记载:“有上圆下方,于圆纯上刊两窍置笔者,有如凤字两足者,独此甚多,所谓凤凰池也。盖以上并晋制, 见于晋人图画。世俗呼为风字……”《砚史》又云:“又参政苏文简家收唐画,唐太宗长孙后纳谏图,宫人于玛瑙盘中托一圆头凤池砚,似晋制,头纯直微凸,如书凤字,左右纯斜刊下,不勒痕摺,向顶亦然,不滞墨,其外随内势,简易其后。”这说明米芾认为唐凤字砚式是传承于晋制,且用了“独此甚多”一词来说明凤字砚式在晋代的流行,而凤字砚在唐时世俗就已将其称为风字砚。另外,宋代·李之彦《砚谱》和元·王恽《觅凤字歙砚诗赠侍其府尹》都同时记述了“书圣”王羲之“右军砚”的内容。《砚谱·右军风字砚》云:“会稽有老叟云:右军之后,持一风字砚,大尺余,色正赤,用之不减端石,云右军所用者。石扬休以钱二万得之。”《觅凤字歙砚诗赠侍其府尹》又云“尝闻右军砚,凤字琢手奢。”同一方砚前后却以不同的砚式名冠之,可见宋元时期的文人对这两种砚式的界限已堪模糊。
风字砚自隋唐时期的凤字砚演化而出,并在晚唐时期逐渐演变出风字形插手砚,究其缘由,是因由于古人生活习惯的改变而造成的。唐以前人们大多席地而坐,晚唐和宋时,才逐渐采用现今的桌椅,原先放置在地上或低矮案几上的砚,放置到桌上后形制自然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方便放置和手持的风字形插手砚逐渐流行,并在五代、宋初得到继承发展。《砚史》样品篇对宋代风字砚式的演变做了一定的描述,其中记载“仁宗以前赐史院官砚,皆端溪石,纯薄,上狭下阔,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犹有凤池之像……嘉祐末,砚样已如大指麤,心甚凸,意求浑厚,而气象益不古……”。这说明北宋仁宗之前风字砚式较唐时就已变化,砚堂逐渐开阔,线条已趋平直。仁宗之后,原本轻盈的风格则越发变得浑厚,后世的长方抄手砚式自此后渐趋成型。
唐代歙砚风字式的艺术特征
根据宋·唐积《歙州砚谱》和五代·陶谷《清异录》的记载,歙砚起源于唐开元年间,并在盛唐时期名声大显。这两部文献也分别记述了歙砚成为御砚并被赏赐给大臣的内容,说明即使在当时,歙砚也属于稀有之物。目前,可以明确的唐代歙砚更是极为罕见,在歙砚产地的黄山市境内,也仅是歙县博物馆有所收藏。
在该馆的唐砚藏品中,具有风字式早期的风格是一方出土凤字形歙砚(图1)。该砚为窖藏出土文物,出土地点不详。砚纵16.2厘米,横13厘米,厚2.5厘米。石色青中泛绿。砚首圆纯,大弧度的砚边自然外撇,犹如凤之二足,砚身略收窄。砚面开圆形墨池、圆形砚堂,间隔处有小孔,孔径0.3厘米,砚边唇围绕池、堂浅刻花纹。砚首端着地为一足,底边外撇处形成细长双足,背部打磨粗糙。从墨池和砚堂的圆形间隔布局、刻绘的纹饰和间隔处的小孔来看,此砚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两汉漆砂砚和魏晋陶瓷砚朴素的风格。同时,砚面与边墙间的过渡折角、砚面与边唇较大转折面和底部细长边足的出现,又具有了中唐时期的砚式特征,这说明了唐风字砚式承上启下的时代关联,也标示了凤字式逐渐向风字式演变的趋势。同批窖藏出土的另一方风字形插手歙砚(图2),则凸显了晚唐时期的风格。该砚石质极细润,色泽青纯,有细直眉纹。纵22.2厘米,横13.5厘米,厚3.3厘米。上狭下阔,瘦腰,如斧钺之状。砚面前低后高,砚堂自底边向砚首处逐渐内凹,在近首处陷形成墨池,砚堂(池)与砚首之间有褶勒痕。砚壁纯薄,并自面向背内收,砚边线条流畅,弧度柔美。砚背为插手式,砚首端以细边落地形成上部支撑足,两侧薄边形成二墙足,墙足与砚背亦有褶勒痕。此砚琢法娴熟,已明显经过精细的打磨工序,彰显出唐代晚期歙砚制作的高超工艺。
通过对以上两方窖藏出土唐代歙砚的观察,可以看出,歙砚风字形砚式在中唐时初见端倪,至晚唐已初步成型,但仍承袭了凤字式采用的大弧度外向曲线的特点,造型艺术风格也始终秉持着唐时华丽雅致、柔和优美风格,代表了唐代社会的整体审美取向。
宋代歙砚风字式的艺术特征
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在唐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崇文之风兴盛和巨大的社会需求,使歙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优质砚材不断涌现,砚式也呈多样化发展,仅《歙州砚谱》一书所刊宋代歙砚式就达四十种。从各种著述和传世实物来看,这一时期虽然砚式繁多,但最基本和最常见的是风字式,其他很多式样虽面貌各异,却多少带有风字砚的特点。得地利之便,前身为黄山市博物馆的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藏有诸多歙砚早期精品,其中尤以两方带有明确纪年的宋砚为显,这两方砚也很好地体现了宋代风字砚式的传承关系和演化轨迹。 一方是宋嘉祐五年款风字砚(图3),入藏资料显示来源为出土文物,出土地点不详。该砚石质细腻,色泽黝黑。纵20.3厘米,横13.3厘米,厚3.8厘米。砚首部较底部略窄,砚边挺直,砚堂开阔,自底边向砚首逐渐内凹,在近首部深陷形成墨池。背部为插手式,砚首部细边落地形成上部支撑足,两侧墙足纯薄。背部用锐器刻划出“嘉祐五年三月初六日/郭大送吴生记”两行铭文。嘉祐为宋仁宗第九个也是最后一个年号,嘉祐五年即公元1060年,郭大、吴生记为琢匠名和店铺号。另一方为宋天池浴日铭长方抄手形歙砚(图4、5、6),来源登记为1958年徽州文物商店收购后移交。该砚石色黝黑,质细腻。纵18.3厘米,横9.5厘米,厚4.5厘米。砚堂宽阔,上部深琢细窄一指墨池,宽砚边。砚背为抄手式,砚首端以细边落地形成上部支撑足,浑厚侧边为两墙足,底边呈门字形。砚背刻“天池浴日”铭,一侧刻 “政和壬戌七月二十日制于/潜玉斋,澹游老人” 两行铭文,下琢“时赏私印”方印,皆阴文。政和壬戌为宋徽宗二年(1112),澹游老人为王万庆之号。王万庆,字禧伯,号澹游。盖州熊岳(今辽宁盖县熊岳镇)人,生卒年不详,曾任金朝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其善画竹,学于其父黄花老人王庭绮,而王庭绮又从师于宋代画墨竹名家文同,根据文同生卒时间(1018—1079)推定,其应活跃于北宋末年和金初年,时间与文物款识相符。
从以上两方歙砚可见,宋仁宗时期的风字砚,保留了唐代薄砚壁、外倾砚边和插手的特点,但整体造型已不复从前。砚式已近方正,各处褶勒痕也几近直角,琢刻上讲求遒劲有力,线条简洁挺直。及至北宋末,长方抄手砚砚堂平直、三侧垂直、砚体敦厚稳健的特征就已经成熟。
结语
砚作为文人案头常用之物,它的艺术风格总是在第一时间反映出社会文化思想的变化。唐代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割据状况,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在历经“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后,繁荣的经济和富强的国力,使得文化思想趋向自信、开放,文风也趋向自然、清新和富有生活情趣。因此唐砚的造型一改魏晋拘谨、威严的风气,变得舒展和灵逸。风字砚如穹般的砚首和如凤般的砚边,正是这一风格的完美表现。及至宋时,尤是真宗、仁宗之后,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阶层,倡导“平淡自如、条达舒畅”的文风,理学上更是讲求“存天理、灭人欲”,因而砚式也逐渐变得严谨含蓄,不施浮华,力求实用。宋代风字砚挺直的线条、宽阔的砚堂、深陷的墨池和简洁的抄手,也正是这种实用思想的体现。
作为中国制砚史和歙砚制作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种砚式,风字砚或者风字插手砚的演化和发展,体现了唐宋制砚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对形制的把握、线条的处理,对明清乃至今天的制砚风格仍旧造成不可替代的影响。
岩石结构的特性使石质砚的可塑性较陶瓷砚差,所以以动物式、多足辟雍式为代表的立体砚式在隋唐之后极少采用,取而代之的是以箕形、风字形为代表的几何形砚式。唐宋年间,风字形及其演化而出的长方抄手形是石材砚最为基础的砚式,也是后世斧式、履式、玉堂式、太史式等砚式的艺术源泉。而作为发现于唐、兴盛于宋的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其早期发展曲线和风字砚式的演化脉络较为重叠,因此唐宋时期的歙砚作品也多具风字式的典型特征。所以以歙砚为例考校风字形砚式在唐宋时期的演变和特点,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唐宋中国制砚的发展情况和工艺水平。
风字砚式的渊源及演变
风字砚式因其砚面形如汉字“风”而得名。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砚形。1985年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曾出土了一方彩绘嵌银箔漆沙砚,分砚盒、砚池两部分,整体呈上圆下方的布局。另1955年西安郭家滩唐墓出土的东魏武定七年(549)铭陶砚,其砚式特征也和风字砚十分相近,制作业已十分娴熟。考古发现所得的风字形石材砚实物最早为唐,但根据宋·米芾在《砚史》中记载:“有上圆下方,于圆纯上刊两窍置笔者,有如凤字两足者,独此甚多,所谓凤凰池也。盖以上并晋制, 见于晋人图画。世俗呼为风字……”《砚史》又云:“又参政苏文简家收唐画,唐太宗长孙后纳谏图,宫人于玛瑙盘中托一圆头凤池砚,似晋制,头纯直微凸,如书凤字,左右纯斜刊下,不勒痕摺,向顶亦然,不滞墨,其外随内势,简易其后。”这说明米芾认为唐凤字砚式是传承于晋制,且用了“独此甚多”一词来说明凤字砚式在晋代的流行,而凤字砚在唐时世俗就已将其称为风字砚。另外,宋代·李之彦《砚谱》和元·王恽《觅凤字歙砚诗赠侍其府尹》都同时记述了“书圣”王羲之“右军砚”的内容。《砚谱·右军风字砚》云:“会稽有老叟云:右军之后,持一风字砚,大尺余,色正赤,用之不减端石,云右军所用者。石扬休以钱二万得之。”《觅凤字歙砚诗赠侍其府尹》又云“尝闻右军砚,凤字琢手奢。”同一方砚前后却以不同的砚式名冠之,可见宋元时期的文人对这两种砚式的界限已堪模糊。
风字砚自隋唐时期的凤字砚演化而出,并在晚唐时期逐渐演变出风字形插手砚,究其缘由,是因由于古人生活习惯的改变而造成的。唐以前人们大多席地而坐,晚唐和宋时,才逐渐采用现今的桌椅,原先放置在地上或低矮案几上的砚,放置到桌上后形制自然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方便放置和手持的风字形插手砚逐渐流行,并在五代、宋初得到继承发展。《砚史》样品篇对宋代风字砚式的演变做了一定的描述,其中记载“仁宗以前赐史院官砚,皆端溪石,纯薄,上狭下阔,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犹有凤池之像……嘉祐末,砚样已如大指麤,心甚凸,意求浑厚,而气象益不古……”。这说明北宋仁宗之前风字砚式较唐时就已变化,砚堂逐渐开阔,线条已趋平直。仁宗之后,原本轻盈的风格则越发变得浑厚,后世的长方抄手砚式自此后渐趋成型。
唐代歙砚风字式的艺术特征
根据宋·唐积《歙州砚谱》和五代·陶谷《清异录》的记载,歙砚起源于唐开元年间,并在盛唐时期名声大显。这两部文献也分别记述了歙砚成为御砚并被赏赐给大臣的内容,说明即使在当时,歙砚也属于稀有之物。目前,可以明确的唐代歙砚更是极为罕见,在歙砚产地的黄山市境内,也仅是歙县博物馆有所收藏。
在该馆的唐砚藏品中,具有风字式早期的风格是一方出土凤字形歙砚(图1)。该砚为窖藏出土文物,出土地点不详。砚纵16.2厘米,横13厘米,厚2.5厘米。石色青中泛绿。砚首圆纯,大弧度的砚边自然外撇,犹如凤之二足,砚身略收窄。砚面开圆形墨池、圆形砚堂,间隔处有小孔,孔径0.3厘米,砚边唇围绕池、堂浅刻花纹。砚首端着地为一足,底边外撇处形成细长双足,背部打磨粗糙。从墨池和砚堂的圆形间隔布局、刻绘的纹饰和间隔处的小孔来看,此砚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两汉漆砂砚和魏晋陶瓷砚朴素的风格。同时,砚面与边墙间的过渡折角、砚面与边唇较大转折面和底部细长边足的出现,又具有了中唐时期的砚式特征,这说明了唐风字砚式承上启下的时代关联,也标示了凤字式逐渐向风字式演变的趋势。同批窖藏出土的另一方风字形插手歙砚(图2),则凸显了晚唐时期的风格。该砚石质极细润,色泽青纯,有细直眉纹。纵22.2厘米,横13.5厘米,厚3.3厘米。上狭下阔,瘦腰,如斧钺之状。砚面前低后高,砚堂自底边向砚首处逐渐内凹,在近首处陷形成墨池,砚堂(池)与砚首之间有褶勒痕。砚壁纯薄,并自面向背内收,砚边线条流畅,弧度柔美。砚背为插手式,砚首端以细边落地形成上部支撑足,两侧薄边形成二墙足,墙足与砚背亦有褶勒痕。此砚琢法娴熟,已明显经过精细的打磨工序,彰显出唐代晚期歙砚制作的高超工艺。
通过对以上两方窖藏出土唐代歙砚的观察,可以看出,歙砚风字形砚式在中唐时初见端倪,至晚唐已初步成型,但仍承袭了凤字式采用的大弧度外向曲线的特点,造型艺术风格也始终秉持着唐时华丽雅致、柔和优美风格,代表了唐代社会的整体审美取向。
宋代歙砚风字式的艺术特征
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在唐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崇文之风兴盛和巨大的社会需求,使歙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优质砚材不断涌现,砚式也呈多样化发展,仅《歙州砚谱》一书所刊宋代歙砚式就达四十种。从各种著述和传世实物来看,这一时期虽然砚式繁多,但最基本和最常见的是风字式,其他很多式样虽面貌各异,却多少带有风字砚的特点。得地利之便,前身为黄山市博物馆的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藏有诸多歙砚早期精品,其中尤以两方带有明确纪年的宋砚为显,这两方砚也很好地体现了宋代风字砚式的传承关系和演化轨迹。 一方是宋嘉祐五年款风字砚(图3),入藏资料显示来源为出土文物,出土地点不详。该砚石质细腻,色泽黝黑。纵20.3厘米,横13.3厘米,厚3.8厘米。砚首部较底部略窄,砚边挺直,砚堂开阔,自底边向砚首逐渐内凹,在近首部深陷形成墨池。背部为插手式,砚首部细边落地形成上部支撑足,两侧墙足纯薄。背部用锐器刻划出“嘉祐五年三月初六日/郭大送吴生记”两行铭文。嘉祐为宋仁宗第九个也是最后一个年号,嘉祐五年即公元1060年,郭大、吴生记为琢匠名和店铺号。另一方为宋天池浴日铭长方抄手形歙砚(图4、5、6),来源登记为1958年徽州文物商店收购后移交。该砚石色黝黑,质细腻。纵18.3厘米,横9.5厘米,厚4.5厘米。砚堂宽阔,上部深琢细窄一指墨池,宽砚边。砚背为抄手式,砚首端以细边落地形成上部支撑足,浑厚侧边为两墙足,底边呈门字形。砚背刻“天池浴日”铭,一侧刻 “政和壬戌七月二十日制于/潜玉斋,澹游老人” 两行铭文,下琢“时赏私印”方印,皆阴文。政和壬戌为宋徽宗二年(1112),澹游老人为王万庆之号。王万庆,字禧伯,号澹游。盖州熊岳(今辽宁盖县熊岳镇)人,生卒年不详,曾任金朝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其善画竹,学于其父黄花老人王庭绮,而王庭绮又从师于宋代画墨竹名家文同,根据文同生卒时间(1018—1079)推定,其应活跃于北宋末年和金初年,时间与文物款识相符。
从以上两方歙砚可见,宋仁宗时期的风字砚,保留了唐代薄砚壁、外倾砚边和插手的特点,但整体造型已不复从前。砚式已近方正,各处褶勒痕也几近直角,琢刻上讲求遒劲有力,线条简洁挺直。及至北宋末,长方抄手砚砚堂平直、三侧垂直、砚体敦厚稳健的特征就已经成熟。
结语
砚作为文人案头常用之物,它的艺术风格总是在第一时间反映出社会文化思想的变化。唐代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割据状况,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在历经“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后,繁荣的经济和富强的国力,使得文化思想趋向自信、开放,文风也趋向自然、清新和富有生活情趣。因此唐砚的造型一改魏晋拘谨、威严的风气,变得舒展和灵逸。风字砚如穹般的砚首和如凤般的砚边,正是这一风格的完美表现。及至宋时,尤是真宗、仁宗之后,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阶层,倡导“平淡自如、条达舒畅”的文风,理学上更是讲求“存天理、灭人欲”,因而砚式也逐渐变得严谨含蓄,不施浮华,力求实用。宋代风字砚挺直的线条、宽阔的砚堂、深陷的墨池和简洁的抄手,也正是这种实用思想的体现。
作为中国制砚史和歙砚制作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种砚式,风字砚或者风字插手砚的演化和发展,体现了唐宋制砚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对形制的把握、线条的处理,对明清乃至今天的制砚风格仍旧造成不可替代的影响。